致命接触
http://img3.douban.com/lpic/s27187224.jpg作者: [美] 大卫·奎曼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全球大型传染病探秘之旅
原作名: Spillover：Animal Infections and the Next Human Pandemic
译者: 刘颖
出版年: 2014-1
页数: 432
定价: 48.00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08642987
独秀有试读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995041&d=B1AB41AC6D9ACC8335A51841F9B348AE&fenlei=16041002
网上有kindle版本下载http://pan.baidu.com/s/1bnclhOb
阅读摘录以后随时补上。 目录
第一章 亨德拉病毒和马
第二章 埃博拉病毒和大猩猩
第三章 疟疾
第四章 SARS病毒的传播
第五章 Q热、鹦鹉热和莱姆病
第六章 毒性增强
第七章 空中的宿主
第八章 艾滋病的传播
第九章 所有一切都取决于人的行为 看过一点， 内容有点接近流水账，一直没看完。 第一章亨德拉病毒和马
1
亨德拉（Hendra）病毒并不是可怕的新病毒中出现最早的，也不是最厉害的一种，它的影响相对较小。
1994年，这种病毒第一次出现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市附近。开始的时候只有两例人患病例，其中一例致命。还有10多匹马也相继发病死去。
这种病毒的暴发有很多矛盾之处：这种病不常见，零星有感染病例，但是从大的方面看又非常有代表性。人畜共患病（zoonosis）。
人畜共患病是指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疾病，这种疾病的数量比人们想象的要多。艾滋病（AIDS）就是其中一种。流感（Influenza）包括一系列疾病，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畜共患病。
将这类疾病放在一起看待好像更能够证实达尔文所揭示的一个道理，即人类也是动物，和其他动物物种在起源和繁衍、疾病和健康方面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瘟疫——和万事万物一样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是事出有因的。 2
1994年9月，一场来势汹汹的疾病在布里斯班北部郊区暴发，感染了那里的马匹。这些马都是良种赛马。暴发疾病的地方叫亨德拉。
第一例生病的是匹红棕色、名叫戏剧侠的母马，它的训练师叫维克·瑞尔（Vic Rail）。它死得特别快而且很痛苦。
一周后，与其同住在一个马厩的其他马匹也相继发病。有发烧、呼吸困难、面部水肿、眼睛充血、痉挛和行动迟缓等症状。有些马从鼻孔和口腔里喷出泡沫状血液。有些马匹有面部水肿的现象。
接下来的几天里，还是有12匹马相继死去，有的痛苦地死去，有的被实施了安乐死。
这场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仅12小时内就有7匹马或疼痛而死或被实施了安乐死。
一匹5岁的马的尸检，发现它的身体器官当中有出血的迹象。
与此同时，维克·瑞尔生病了，同时发病的还有牧场的一个工人。开始他们俩的症状有点像感冒，重感冒。后来，瑞尔住进了医院，病情不断加重，住进重症监护室一周后不治而亡。他死于器官衰竭和呼吸困难。尸检表明他的肺部充满血液、其他液体（通过电子显微镜检查）和某种病毒。发病的牧场工人叫瑞·尤文（Ray Unwin），是个乐观的人，他独自回家养病，后来退烧并活了下来。
随着马匹死亡数量不断增加，昆士兰州政府也介入到这件事情当中，他们从负责全州的牲畜、野生动物与农业的农业和畜牧业部（Department of Primary Industries，DPI）抽调兽医和其他人员为牧民提供帮助，还从昆士兰州卫生部门抽调了官员到现场监察。农业和畜牧业部的兽医开始验尸，寻找线索。
农业和畜牧业部的兽医将死马的血液和组织取样、打包、冰冻之后送到坐落在墨尔本南部小镇吉隆（Geelong）的澳大利亚动物健康实验室（Australian Animal Health Laboratory）。一群微生物学家和兽医对样本进行了一系列检测，找到了一种新型病毒。从它的大小和形状来看，和副黏病毒（paramyxovirus）非常相似。这种新型病毒和这个病毒家族中已为人知的病毒有所不同，每个粒子都有两个碱基对。基因排序发现这种新型病毒和副黏病毒家族中的一科病毒有着微弱的联系。这正好证实了微生物学家的视觉判断。麻疹病毒（morbilliviruses），包括感染动物的牛瘟病毒（rinderpest virus）、犬瘟病毒（canine distemper virus）（只感染人类以外的动物）和感染人类的麻疹（measles）被归入该类病毒。这种在亨德拉发现的病毒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马类麻疹病毒（equine morbillivirus，EMV），简单地说即为马类麻疹。
几乎同时，AAHL的研究人员从维克·瑞尔的肾脏细胞样本中也检测出一种病毒，和从马身上发现的病毒一模一样。这就证实了这种马科麻疹病毒不仅仅感染马科动物。后来，随着这种病毒的独特性不断为人所知，人们不再使用EMV这个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以病毒发生地的名字来称呼它：亨德拉病毒。
发现这种新病毒只是揭示亨德拉病毒奥秘的第一步。第二步是找到病毒的藏身之所。在没有危害马匹和人类的生命安全时，它在哪儿？第三步是找出一系列问题的答案：病毒是如何从藏身之处出来危害动物和人类的，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出现？ 3
传染疾病就在我们的身边，在神奇的生态系统中，它就像自然的黏合物，将不同的生物个体和不同的生物物种紧紧联系到一起。
偶然事件、变异时有发生。环境会变，需求和机遇也会变。当病原体从某种动物身上感染人并作为感染源寄居在人的身体当中，有时使人染病或者死亡时，就导致了人畜共患病的发生。
几乎所有的人畜共患病都是由以下6种病原体中的1种感染所致，即病毒、细菌、真菌、原生生物，以及蛋白感染素和蠕虫。
疯牛病（mad cow disease）就是由蛋白感染素引起的，一个蛋白质分子变异后引起其他分子变异。
非洲昏睡病（sleeping sickness）是被一种叫作布锥虫（Trypanosoma brucei）的原生生物感染后所致。这种原生生物寄居在采采蝇（tsetse flies）身上，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哺乳动物、家畜和人之间传播。
炭疽病毒能够在土壤中潜伏数年，一旦条件适宜，可以通过放牧的牲畜感染人类。
弓蛔虫病（Toxocariasis）是一种弓形蠕虫（roundworms）引起的危害不大的人畜共患病，这种病可以由狗传染给人。幸运的是，像狗一样，你也可以将这种蠕虫排出。
病毒引起的问题最多。它们进化得非常迅速，不会受到抗生素的影响，难以捉摸，也有多种危害，有非常高的致死率。
人畜共患病：猪流感（swine flu）、禽流感（bird flu）、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登革热（dengue）、黄热病（yellow fever）、埃博拉病毒（Ebola）、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西班牙流感（Spanish influenza）、猴痘（monkeypox）、牛结核病（bovine tuberculosis）、莱姆病（Lyme disease）、西尼罗河热（West Nile fever）、马尔堡病（Marburg virus disease）、狂犬病（rabies）、汉坦病毒肺综合征（hantavirus pulmonary syndrome）、炭疽病（anthrax）、拉沙热（Lassa fever）、里夫特裂谷热（Rift Valley fever）、目镜幼虫病（ocular larva migrans）、恙虫病（scrub typhus）、玻利维亚出血热（Bolivian hemorrhagic fever）、夸赛纳森林病（Kyasanur forest disease）、立百病毒（Nipah）、艾滋病、亨德拉病毒等
著名的病毒学家斯蒂文·S·摩尔斯（Steven S. Morse）说：“病毒不会移动，但是很多病毒都到过世界各地。” 极度威胁----致命接触，吓死个人啦！ 4
将亨德拉病毒分离出来，成为在AAHL这样严格保密的实验室里工作的病毒学家需要面临的工作。“分离出来”是指捕捉到这种病毒并且在实验室条件下培养出更多的病毒。分离出来的病毒是病毒中被捉住的活体细胞，这样的细胞一旦扩散出去是有风险的，但是对现在的研究非常有用。病毒的粒子非常微小，只有将其杀死才能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到，所以分离出来的病毒只能通过间接的方法观察到。先从感染的动物或者人的身上提取一小块组织、一滴血或者其他提取物，希望能够从中得到病毒。像添加酵母一样，将接种体加入到有活体细胞的营养液中。接下来就是孵化、等待和观察。一般来讲，不会有什么发现。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会有所发现。如果病毒开始大量繁殖，并对病毒培养液中的细胞造成可以用肉眼观察到的伤害，试验就成功了。
在自然环境下和在实验室条件下发现病毒的寄居之地是截然不同的。这是项户外工作，面临着不可控的风险。在野外寻找病毒的人非常细心、谨慎，其谨慎程度仅次于实验室的专家，因为他们的工作也马虎不得。他们的工作环境是自然界，更加嘈杂、混乱，有更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如果怀疑某种新的病毒是人畜共患病毒（绝大多数新病毒是人畜共患病毒），科学家就要深入森林、沼泽、田地、废旧的建筑、下水道、洞穴或者养马的牧场去寻找。寻找病毒的人得是个有野外工作经验的生物学家，受过人类医学、兽医学、生态学，或者综合这三个学科的高级培训——通过捕捉和观察动物他能够发现问题，并痴迷于寻找问题的答案。所有的这些特质，一个叫修姆·菲尔德（Hume Field）的人都有，他三十多岁，又高又瘦，说话轻声细语，那时正在研究亨德拉病毒。
通过回顾指标病例（index case），他开始了寻找亨德拉病毒的过程——回顾第一匹感染的马匹，以及它的病史和发病地点。这匹马就是戏剧侠，在峡谷山的牧场发病的那匹怀孕的母马。他仅有的线索就是这种病毒属于副黏病毒，一种昆士兰州的另一位研究人员几年前曾经在啮齿类动物（rodent）身上发现过的新的副黏病毒。菲尔德在牧场上建起了一个捕捉系统（trapping regime），旨在抓住每个小型和中型的脊椎动物（vertebrate），比如啮齿类动物，负鼠（possums），袋狸（bandicoots），爬行动物（reptiles），两栖动物（amphibians），鸟和古怪的野猫。然后从每个动物身上提取血样，并且将啮齿类动物作为重点怀疑对象。血样送到DPI的实验室进行筛查以便测定是否含有亨德拉病毒的抗体（antibody）。
筛查抗体和分离病毒，就像脚印和鞋子的区别一样，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抗体是宿主的免疫系统产生的来对抗生物入侵者的分子。它们和入侵宿主的病毒或细菌或其他微生物形状相似，与其融合并且使其失去作用。它们的这种特性和杀死入侵微生物后仍然留在血液当中的事实，使其成为现在或者过去宿主感染病毒的宝贵证据。这也正是修姆·菲尔德希望找到的证据。但是在峡谷山抓到的啮齿类动物身上没有发现亨德拉病毒的抗体。其余的动物身上也没有检测出亨德拉病毒的抗体，这让菲尔德百思不得其解。工作陷入了僵局，直到1995年10月，菲尔德和他的同事在此事上还是毫无进展时，一个不幸的事件给他们提供了新的线索。 一位叫马克·普莱斯顿（Mark Preston）的年轻甘蔗种植户突然发病，他住在马克雷镇（Mackay）附近，距布里斯班北部大约600英里。他妻子把他送到医院。普莱斯顿的症状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因为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的身体出现了两次问题。1994年8月，他得了一种怪病，当时被诊断为脑膜炎（meningitis）且病因不明——其症状为头疼、呕吐、脖子僵硬——后来恢复了健康。或者说看起来是恢复了健康。脑膜炎是指头部或脊髓（spinal cord）部位的黏膜（membrane）发炎，可能是由微生物、病毒或者是药物反应引起的，也可能突然发病，不知不觉就痊愈。普莱斯顿又回到农场辛勤地耕作。这个农场为他们夫妇共有。他妻子叫玛格丽特（Margaret），是一名兽医，主要给甘蔗和马匹治病。
马克·普莱斯顿这次的病是不是以前病因不明的脑膜炎复发了？入院后，他被诊断为严重脑炎（encephalitis）——也就是大脑黏膜发炎，病因仍然不明。药物控制住了病情的发展，但是医生们在脑电图仪（electroencephalograph）上看到情况不妙。后来的医疗报告称“他持续高烧且没有恢复意识”，“入院25天后不治而亡”。
普莱斯顿最后一次发病时提取的血清中亨德拉抗体测试为阳性。一年之前他第一次发病时，血清样本被储存起来，这次测试，发现也是同样的结果。第一次发病时他的免疫系统打败了亨德拉病毒。对他大脑组织的尸检和其他检测都证实了亨德拉病毒的存在。很明显，亨德拉病毒攻击过他一次，败下阵来，在其体内潜伏一年后又重新攻击，并致其死亡。这是病毒全新的攻击方法，让人听后毛骨悚然。
他是在哪儿被传染上这种病的？调查人员发现，1994年8月，普莱斯顿的农场曾死了两匹马。两匹马突然得了重病后，马克·普莱斯顿帮助妻子照顾过这两匹马，在他妻子对马进行尸检时也曾经从旁协助。玛格丽特·普莱斯顿从两匹马身上提取并保存下来的样本中的亨德拉病毒检测也呈阳性。尽管自己也曾接触过亨德拉病毒，玛格丽特·普莱斯顿却没有发病——和彼得·瑞德一样，维克·瑞尔的牧场马匹死后数周，他也接触过这种病毒，却没有发病。这两位兽医的安然无恙让人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新型病毒是如何感染人畜的。普莱斯顿发病的地方和这种病第一次暴发的地方距离这么遥远，这个情况使专家们开始思考和担忧这样一个问题——这种病毒传播多远了？以第一次疾病暴发的地点为圆心，以亨德拉到马克雷的距离为半径画圆，所覆盖的地区作为疾病可能传播的区域，大概涉及1 000万人，多达澳大利亚人口的一半。
这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这种病毒传播得多远了？由感染疾病专家约瑟夫·麦考马克（Joseph McCormack）率领的研究小组进驻了维克·瑞尔去世的布里斯班医院，进行了更大范围的研究。他们筛查了昆士兰州5 000匹马的血清和298份人体血清，这些人都和亨德拉病毒的案例有过某种程度的联系。所有的马匹和人的血清中亨德拉病毒抗体检测都呈阴性。麦考马克的研究小组总结说：“这种疾病需要通过密切接触才能从马传染给人类。”但这只是一种推测。事实是：密切接触、运气不佳或者其他一两个因素才能使人感染这种疾病，然而没有人知道其他因素是什么。
马克·普莱斯顿的案例给修姆·菲尔德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地图上的第二个疾病暴发点和疾病暴发的第二个时间点。1994年8月在马克雷发现亨德拉病毒；1994年9月在峡谷山牧场和瑞尔的马厩中发现亨德拉病毒。菲尔德动身去了马克雷，用上了他以前用过的方法：捕捉动物，抽取血样，将血清送回实验室检查是否存在抗体。又是一次无功之举。他还从各种受伤或者体力不支的野生动物，或者捕获后还未放归野外的动物身上提取样本。可恶，还是没有发现亨德拉病毒的踪影！
1996年1月，由于寻找亨德拉病毒贮存宿主的工作陷入僵局，菲尔德参加了一次病毒研讨会。会上人们提出一个非常有用的思路：使用生物地理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很明显，贮存宿主（或者说宿主），不管它（或它们）是哪种生物，肯定生活在马克雷和峡谷山——至少每年有一段时间以某种方式生活在这两个地方，这段时间包括8月和9月。这就将矛头指向了那些在昆士兰州分布非常广泛或者在这个州活动范围非常广泛的动物。这种想法将怀疑的对象锁定在鸟类和蝙蝠身上。
当时，菲尔德和他的同事基于以下两点理由排除了鸟类是病毒宿主的可能性。第一，他们还不知道有什么副黏病毒可以通过鸟类传染人类。第二，鉴于这种病毒传染人类和马匹，哺乳类动物更可能是这种病毒的贮存宿主。宿主之间的相似性极大地增加了病原体在两者之间传播的可能性。蝙蝠是哺乳动物，也能移动。更重要的是，尽管当时澳大利亚没有狂犬病，但是众所周知，蝙蝠至少可以成为一种可怕病毒即狂犬病的宿主。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抓住会飞的蝙蝠或者在巢穴抓住蝙蝠可不像在草地上抓住啮齿类动物或者负鼠那么简单。昆士兰当地最著名、飞的最远的蝙蝠就是狐蝠，它们分属于四个不同的种类，每一种都是体型巨大、以水果为生的蝙蝠，翼展能够达到3英尺多。狐蝠通常生活在红树林（mangroves）中、白千层植物（paperbark）沼泽里或者热带雨林中巨大的树枝上。抓到它们需要特殊的工具和方法。由于准备不足，菲尔德首先找到了野生动物守护者。他们手中有捕获的蝙蝠。在罗克汉普顿靠近马克雷的海岸的一个动物庇护所里，他发现受伤的动物中有黑狐蝠，即食果蝠（Pteropus alecto）。成功了！从黑狐蝠身上提取的血样表明其亨德拉病毒抗体呈阳性。
但是，只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对修姆·菲尔德这样追求完美的科学家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表明黑狐蝠可能感染了亨德拉病毒，但不一定是感染马匹的病毒的贮存宿主之一——更不要说就是感染马匹的病毒的贮存宿主了。他和同事们继续寻找。几周之内，在其他三种狐蝠身上也发现了亨德拉病毒的抗体，灰头狐蝠（gray-headed flying fox）、眼镜狐蝠（spectacled flying fox）和体型较小的红色狐蝠（red flying fox）。DPI的团队也检测了十几年前从狐蝠身上采集的旧的样本。这一次，样本中再次检测出亨德拉病毒的痕迹。这次发现表明在亨德拉病毒传染维克·瑞尔的马匹之前蝙蝠早已携带了这种病毒。1996年9月，瑞尔的农场暴发亨德拉病毒后两年，一只怀孕的灰头狐蝠被金属篱笆缠住了。
它所怀的双胞胎胚胎流产后，被实施了安乐死。不仅它的亨德拉病毒抗体测试呈阳性，它也使科学家第一次从蝙蝠体内分离出了亨德拉病毒。在它的尿液样本中发现了活的亨德拉病毒，后经证实和在马匹和人类体内发现的亨德拉病毒一模一样。因此，即使是在注重审慎的科学范围内，这也足以说明狐蝠是亨德拉病毒的贮存宿主的可能性非常大。
菲尔德和他的同事观察越久，发现的关于亨德拉病毒的证据就更多。经过了对蝙蝠的初步调查，大概15%的狐蝠体内亨德拉病毒抗体呈阳性。样本个体的抗体呈阳性的百分比，即表明蝙蝠或过去或现在有过感染的历史的百分比，也叫血清阳性率（seroprevalence）。根据取样，可以推测整个蝙蝠群体中感染的百分比。随着团队对更多的蝙蝠进行检测，血清阳性率的数字在不断上升。两年内，他们总共从1 043只狐蝠身上取样，菲尔德和同事们报告亨德拉病毒的血清阳性率为47%。简单地说：在澳大利亚东部天空中飞行的几乎一半的大型蝙蝠都是或者曾经是这种病毒的携带者。看起来有点像亨德拉病毒从天而降。
科学家们将这些发现发表在《普通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以及《柳叶刀》（The Lancet）等杂志 确定狐蝠为亨德拉病毒的贮存宿主后，加上蝙蝠中的高血清阳性率，使这些本来就让人们印象不佳的动物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蝙蝠在人们心中的认可度从来就不高，现在在澳大利亚，蝙蝠的认可度就更低了。
随着证据不断增加，有些不是非常坚定的绿色环保者、蝙蝠守护者也逐渐焦虑起来。他们主要有两个担心之处，且这两点很难平衡：这种病毒会使蝙蝠更加不为人所接受，导致消灭蝙蝠的呼声高涨；他们自己在从事喂养蝙蝠这项善举的过程中也会被感染上这种病毒。第二种担忧刚刚出现。这肯定会使某些人重新审视自己曾经做出过的要照顾动物的承诺。毕竟，他们是蝙蝠爱好者而不是病毒爱好者。病毒也算是野生动物吗？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可能不是。几位动物守护者要求筛查体内是否有亨德拉病毒的抗体，这使得调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项调查由昆士兰大学的一位年轻的流行病学专家琳达·赛尔维（Linda Selvey）迅速地组织和领导起来。
赛尔维深入澳大利亚东南部的野生动物守护员当中，最终有128名蝙蝠守护者愿意或者希望接受测试。她和团队成员一起采集血样，并请每一位参加者填写一份调查问卷。这些调查问卷显示这128人当中的很多人都和狐蝠有过长时间的密切接触——喂狐蝠、护理它们、经常被蝙蝠抓伤或咬伤。有一位守护员的手曾经被感染了亨德拉病毒的蝙蝠咬过一个很深的伤口。赛尔维的调查最让人意想不到的结论就是这128名蝙蝠守护者中抗体呈阳性、即感染病毒的比率为0。尽管长年累月喂养蝙蝠，尽管有各种抓伤和咬伤，尽管抱过狐蝠或者接触到了口水和血液，没有一个人免疫系统表现出感染了亨德拉病毒。
赛尔维的报告是1996年10月出炉的，当时她还是一名在校的研究生。后来她成为昆士兰州卫生厅传染疾病处的处长。蝙蝠和人类有这样亲密的关系，蝙蝠的病毒感染率又如此之高，赛尔维的研究中竟然没有发现一例守护员被感染的病例，我觉得不可思议。128名守护员中一例抗体呈阳性的都没有吗？我问她，这样的事实让你如何看待这种病毒的性质呢？
她说“需要某种放大器”，她指的这种“放大器”正是马。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