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对段芝泉的评价
在翻阅天津《益世报》时，偶然发现一则社论《盖棺定论的段芝泉先生》。从这篇社论的文笔来看，应该出自罗隆基之笔。这篇社论发表于段祺瑞去世后第4天，社论对段祺瑞评价非常之高，认为：“段芝泉先生的功业与人格，此日固彰彰在人耳目，将来且永垂史册，……”社论对段祺瑞的贡献概括为五点：
（一）宣统三年，武汉起义，段芝泉先生奉清廷命统率第二军南下，旋在前敌领衔通电请清室逊位，中华民国因以诞生；（二）民国四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件，举国惶恐，莫知所措，段芝泉先生，为陆军总长，力持“军人天职，是在卫国”之论，力主对日宣战，是年五月九日中国接受日本要求，事先政府秘密中确曾下动员令作最后万一之准备，主其事者为段芝泉先生；（三）袁世凯居总统地位，背叛民国，帝制自为，一班文武官吏，设筹安会，组请愿团以促成帝制，段芝泉先生对袁氏受提拔之恩，有私交之谊，却断然去职，洁身自爱；（四）民国六年，张勋挟溥仪复辟，变起仓卒，祸在首都，段芝泉先生以李长泰少数军队，誓师马厂，直指北京，讨平叛逆，三造共和；（五）民国二十二年邻邦势力侵入长城以内，华北自治之谣甚炽，外之强邻，内之宵小，都欲利用段氏资望，造成国家分立局面，段芝泉先生轻车简从，毅然南下，蛰居沪埠，以避谣诼。
从这五点来看，段祺瑞自诩的“三造共和”，在当时是得到普遍认同的。特别是其中的第二点，我感到非常的诧异。当日本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时，段祺瑞首先是“力主对日宣战”，其后是积极备战，准备与日一战。
这样的描述、这样的行为与我们普遍认知的亲日派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有着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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