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的方法：读《大分流》
前几天在一个贴子里讨论中国作为方法的问题，引来众多学友参与。有些话没说完，现在在这里接着说。把中国作为方法，中国学者自古至清末都是这么做的。认为天朝的规范放之四海而皆准。而随着清的灭亡，原来已有的批判中国弊病，即把中国当做问题的争论甚嚣尘上。当然，这里的中国指的是旧中国了。到了八九十年代，中国作为问题又多了新内涵，就是建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初入中国时，引起偌大争议。当然，这里的以中国作为方法，就不再是以中国为标准了，而是从日本的立场出发，探讨为什么日本和中国同样经历现代化进程，中国没有成为法西斯国家，而日本成了这样的问题。
彭慕兰的《大分流》讨论的也差不多是这样一个问题。只不过，沟口的是一个思想史的问题。而彭慕兰的则是经济史的问题。彭的问题是这样问的：为什么英国没有向中国的江南地区那样，走上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的道路，进而在封建式市场经济的圈子里徘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第一，它是对黑格尔及韦伯式“为什么中国没有成为欧洲”这样的问题的反问。黑韦氏 的问题预设了西方中心论，所以讨论的过程自然就是寻找中国如何没有成为欧洲的过程。彭的问题反转了立场，它问的是为什么欧洲没有成为中国。第二，它突破了原来的把英国和中国相比的比较方式。这里，它把中国和整个欧洲相比，把英格兰和江南地区相比，注重地区间的互动与协作，也注意区域内的经济差异。
彭的主要观点如下：欧洲在十八世纪中期开始赶超亚洲，主要的经济动力来自以暴力方式对殖民地的财富掠夺。不同于其他学者的地方在于，彭将欧洲发展的外因作为决定性因素，并强调暴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欧洲本土理性主义作为资本发展的内在动力的神话。 今天读Harootunian的追踪恐龙一章，看他狠命批评后殖民批评，心里十分鄙视。如此简单理解后殖民，还敢如此武断下结论，真是胆子包天。无非是把日本经验转化成一个模型，重新进行普遍化，还以为别人认不出来。。。 上周就该读Smith, the Agraria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 结果到今天才开始看。真是罪过。
S这本书主要观点是日本的农业基础为现代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顺从的劳动力。他们即使在强烈的国家压榨之下也不会反抗，从而促进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 书是59年出的，现在读起来未免有些过时。不过，用来了解学术史脉络，还是有帮助的。书中提到的日本社会的特征，完全可以放到明清时期的中国。让人不禁好奇，如果日本是靠着幕府时期的精神发展资本主义的，那么中国为什么没能发展起来呢？这个问题的中心不是中国，是日本。也即是说，所谓的强力政府和顺民的结合在幕府时期的日本根本不像S书中所说的那么明显。一二百年间大大小小上千次的民众起义，S全部忽略掉。不能不说这是其有意为之。资本主义发展的暴力，在这里被掩盖的完美无瑕。 还是从经济史说起。彭慕兰和王国斌对中国区域经济的重视，和早期施坚雅对中国区域和城市类型的划分有着继承的关系。施坚雅中国城市研究的学术史意义在于其对韦伯所提倡的欧洲中心式的城市发展模式的质疑和挑战。施坚雅（1964-5，1983）不同意韦伯对中国城市政治中心论的评断，认为中国城市有着清晰的经济和政治职能。在一些地方，城市的经济职能甚至大于其政治职能。罗威廉（1984）则将施坚雅的理论进一步发展，对汉口做了一个细致的分析。罗威廉指出韦伯式批评的不足，同时重视对中国本土城市发展历程和特色的探索。从施坚雅分出彭慕兰与罗威廉两支，一支导向区域与全球化，另一支导向城市。 王铭铭对费孝通研究方法的继承，其实不多。更多是受现代化理论，如吉登斯以及杜赞奇的影响。文集很多，专著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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