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故事则是比较特殊，韦小宝的身份没有派系的属性特征，韦小宝属于依附于派系的代理商或者说是掮客。
江湖结构按照金庸的结构就是魔教（神龙教）还有正派两大基本对立派系，然后还有大量的所谓两面政权随风倒的小派系，今天魔教（神龙教）来了就挂魔教神龙教的牌子，明天江湖正派来了就挂江湖正派的牌子。
韦小宝身上挂着这么几个门派的代理证书：
天地会，康熙（保皇派），神龙教，铁剑门
那么韦小宝的代理商的属性决定了韦小宝的传承规律只能是人口再生产，于是鹿鼎记也只好写鹿鼎记韦小宝的几大女朋友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
魔教的传承可以参考的资料来源有这么几个方面，斯大林苏联传承历史和斯大林风格组织的文化历史。这是金庸当年搜集接触的最多的资料，前有西方整理出来的斯大林各种材料，后有苏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公开后全球补充整理更全面的材料。
具体分析笑傲江湖里面东方不败，就是两个人物的组合体，东方不败前半段是斯大林附身，后半段就是林彪附身。
先说斯大林风格组织的文化历史特点：第一信奉军事武装力量，最开始拒绝和西方妥协（后来赫鲁晓夫改变状况，开始进行和平竞赛，所以说某种程度上赫鲁晓夫其实是苏联的一个拯救者），第二纯粹的弱肉强食组织内部关系，胜者垄断一切，败者丧失一切。
笑傲江湖里面，东方不败用杨莲亭整肃全体，借用的就是斯大林重用酷吏进行了残酷的全苏联境内大清洗活动这个历史先例：
资料有云：
苏联负责肃反的内务机关，先后更换了好几任领导人。最早是捷尔任斯基，1934－1936年是雅哥达，1936－1938年是叶若夫，1938年12月以后才是贝利亚。
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曾出席过对右派分子的审判。据他亲眼目睹大多数被告精神委靡不振，非常消极。这些人用机械的语言交代，没有本人所特有的语调与风度。因此有人猜想，叶若夫可能利用药物或其他极端手段才获得了被告的口供，因为这些人毕竟是曾经出生入死的革命者。（这段引自百度百科 苏联 大清洗 肃反运动）
至于任我行重新夺回魔教执掌大权，杀上黑木崖那段，也是暗示东方不败身体不是正常状态，也不是正常执行日常工作的状态，暗讽的就是当时的林彪的状态。笑傲江湖起步于1967年，连载完成于1969年，此年林彪权势到达最高峰，但是金庸当时撰文预言林彪下场不好，这也是被当时文章和后来结论验证过的。
接着聊江湖博弈基本规律
这里声明一下，我取样只有金庸两部作品，就规律来说样本太小，规律这个词语不是很合适，所以只能说博弈要点归纳，请大家理解并且指教。
江湖博弈也有自己的基本结构：
底线
许诺
实现诺言的保证（最简单的就是笑傲江湖开头刘正风金盆洗手遍请江湖大门派来作证）
手段
笑傲江湖里面五岳剑派之间的博弈归纳：
首先五岳剑派博弈时候一定要高喊江湖道义这个大牌子，这是所有名门正派的一个共同约定，类似于美国的宪法，名门正派有着典型的西式民主的风范，先高喊公平正义，接着再做交易。
最典型是就是笑傲江湖开篇刘正风金盆洗手，嵩山派费彬出手阻止刘正风洗手这一段：
刘正风要洗手，费彬不许同时开出条件：杀曲洋公开宣布回归正派（许诺刘正风可以保留原有待遇），接着江湖各门派掌门劝说刘正风，其中华山派岳不群把嵩山派费彬开出的条件变形了一下，把双方彼此对立的条件各退一步同时用华山派的威望作保，但是因为触碰了刘正风的底线，刘正风不同意。
最后双方交易破裂，彼此动手！嵩山派费彬将刘正风全山头给灭门，刘正风最小儿子屈服嵩山派费彬这件事影射文革中间划清界限这个惨痛历史典故，这段是金庸对于文革的无限愤懑的一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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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不算本文正式内容，随段落文字补充解释）：
文革典故：划清界限
该词使用频率出现的第一个高潮是三反五反，第二个高潮是揭批胡风，第三个高潮是反右，第四个高潮是文革。如果说前三次更多是要求当事者对外与地富、资本家、反革命、右派划清界限，后一次就主要是要求当事者对内——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庭下手。走了一个从改造世界到改造自我（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从扫除外围到消灭社会细胞（家庭）攻坚战的圆圈。
当是时也，组织会大会小会地专题帮助，派人找他们谈心，忆苦思甜对其进行教育（和风细雨），要求他们相信组织（包括认识能力、处置公正得当），交出私人信件，详细汇报提供情况，交代社会关系，揭发罪行，一次又一次地从思想根源上重新清理、认识、忏悔过去的经历和生活细节、意识；不接受父母的金钱腐蚀，拒绝高档服饰、饮食，疏远自己的家人，断绝与家庭的日常来往，连父母生病或经济上窘困而可以照顾、资助的也绝不施以援手，生怕影响自己进步。有的被推上陪斗台，剃阴阳头，游街，打骂，监禁，遣返农村，触及身体（狂风暴雨），被迫或主动公开声明脱离父子母女关系以示决绝、清白，摆脱株连祸因，惟恐危及自身安全，急匆匆丢弃、烧毁以前的照片、书信、记录，甚至从心里抹去过去的记忆……
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彻底，他们往往比被要求的做的更多、走得更远。用对血缘、家族的背叛去讨好组织，完成亲社会行为，使当事人在德性上堕落为一个背德者、可耻的人、良心上的罪人。严重的心理障碍使他不得不无餍足地依附于组织。而当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有内疚负罪感产生，乃至鄙视自己时，只能更加依附于组织，从那里寻找类似亲情的代偿品、归属感。
1990年代以降，划清界限一词被视为侵犯人类尊严、践踏亲情的野蛮行径，渐渐被逐出日常语言，由严重的政治立场问题向真假的是非问题、技术性事务问题转移。（参考资料：新华社《最高人民法院宣判反革命分子杀伤外国朋友案件 枪决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罪犯杨国庆》，《人民日报》1966年6月14日；资中筠《钢琴与政治》，载《记忆1》，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资中筠《残缺的追忆》，《随笔》2005年第1、2期）
魔教的博弈要点归纳：
魔教博弈相对简单，就是服从或者毁灭，这点上从魔教内部博弈到魔教和外部门派博弈都是这个特点：
东方不败的魔教的底线就是对方不存在什么可以谈判的资格，要么服从自己，替自己做事，要么就是毁灭，相对来说任我行的魔教稍微退后了一些，给对方留出考虑的时间，但是也没有松动的可能，这点在笑傲江湖最后一部分，令狐冲坚决不同意参加魔教这段情节可以看出。
魔教的这种博弈文化有两个决定性因素，其一是魔教的混业经营的特点，上下通吃，所有利益尽量归于魔教自身这种经营冲动所致，其二就是魔教的洋文化背景所致，因为据金庸的安排魔教和后来的鹿鼎记里面的神龙教都是这样文化背景。
这点可以参考斯大林的历史事迹，斯大林执政后要继续完成苏联的工业化运动，但是苏联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能从海外殖民地获取启动的资金，于是只能安排从农业的剪刀差里面赚农民的钱来推进所谓的工业化，斯大林推进所谓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这样就造成了苏联历史上三次大饥荒。
按照苏联后来揭露的材料：
农业集体化开始就是苏联苏维埃派遣大量城市工作者到苏联农村，发动贫农起来对农村里面富农进行批斗，剥夺富农财产和土地，不听话的富农进行直接的肉体消灭，接着进行财产土地集体化运动，所有人都属于集体农庄，大家都是农庄的工人。集体化运动造成富农中农因为财产不再被承认是私人的，所以大量屠杀农村牲畜（因为当时苏联没有机械化还是靠牲畜作为劳动工具），这样第一个五年计划里面苏联就产生了大饥荒。大饥荒又带来斯大林更严酷的大清洗，为了抑制反对的声音，为了消灭不服从的阶层。
魔教这种博弈特点极大的震慑了名门正派，百年的博弈结果就是名门正派同气连枝，对于魔教是痛下杀手，寸草不留，这也是因为魔教本身不给这些所谓名门正派博弈回旋的可能性之后，名门正派所做出来的必然的反应。
至于鹿鼎记的博弈归纳，请看我的归纳分析：
前面我说过了，韦小宝的赚钱模式就是做江湖门派的代理，遇到各种情况挂出不同的门派代理证书，韦小宝身上挂着这么几个门派的代理证书：
天地会，康熙（保皇派），神龙教，铁剑门
韦小宝的代理属性决定了韦小宝的经济运营成果很薄弱，必须出奇出新，不能严格遵守江湖规矩，也不能尊重江湖普遍约定，必须事事从自己财政状况出发尽量获取生存的资源。
大家如果换一个思路观察韦小宝，就能有更加新鲜的结论：
我们设想如果韦小宝被看成一个文革期间的红卫兵，那么韦小宝的鹿鼎记就完全有规律可循了，那么鹿鼎记的博弈其实也就是一个红卫兵文革期间遇到各种博弈的大集合，也带有必然的属性和宿命。
鹿鼎记起于1969年，终结于1972年，这个期间也是全国红卫兵运动从高潮到低落乃至最终消亡的一个关键时间段，可以想象随着大量逃港的各种成分的大陆逃港群众的汇集，金庸完全能够拿到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大量素材资料。
回到鹿鼎记，鹿鼎记起手就是文字狱和鳌拜被抄家，这就是讽刺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抄家事情。
作为一个社会运动，刚刚开始一定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启动资金，目标人群。韦小宝也必须面对这两个关键问题，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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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不算本文正式文字，随段落做定向解释）
历史典故：破四旧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他们把基于中共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 “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暴力行为成风。行动的狂热，使许多原本置身事外的学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的肯定性、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却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因此这股潮流迅涌速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私生活领域，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肆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神符魔咒。
这些活动在一些地方引起了反弹，工人、农民、军人与红卫兵发生冲突。中共中央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1967年10月16日 佛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了“破四旧”办公室《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搜查财物的处理报告》。它规定：凡枪械、凶器“四旧”物资等一律没收，其他物品酌情予以清退。但是被查抄的文物，多数被当时的外贸部门作为工艺品“收购”，用于出口换取外汇。以后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收藏家，其不少藏品都来自于当时的大陆外贸出口。还有不少珍贵的文物，或被毁坏，或在混乱中丢失。
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但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时，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无一幸免。（引自百度词语：破四旧）
最早读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里面，至今印象深刻的有俏黄蓉说过的这句话：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那么在鹿鼎记的里面，韦小宝也用的这套上古奇招，说的更直白一些就是：吃大户！
如果再看看文革初期红卫兵的历史就更清楚了，韦小宝如果作为红卫兵，就一定要抬出一个光明正大的招牌幌子，然后就开始吃大户了。目标人群清晰了，一小撮有钱的不听话的群众就是基本斗争目标，因为要有启动资金，也因为运动初期要杀人立威，这样才能保障运动有权威性和合法性，才能保障受到震慑的其他人乖乖的交钱消灾。
于是鳌拜就是第一个祭旗的大户，韦小宝弄到了今生最大的第一桶启动资金，这也是鹿鼎记类似红卫兵韦小宝启程的最佳开始，没有鳌拜的被抄家的启动自己，鹿鼎记也就是韦小宝京城胡同吃喝交女朋友的游记，有了鳌拜这抄家资产，韦小宝才能纵横江湖成就一夫多妻的美事。
因为前面说过，韦小宝的代理属性注定了经营持续能力很差，盈利不高，所以必须将类似红卫兵韦小宝的破四旧抄家吃大户捞浮财的活动持续下去，这样就必须给类似红卫兵韦小宝安排大串联。
就是本地的大户吃完了，就要安排公费旅行，就是所谓大串联，找其他的大户继续这个吃大户的经济开矿动作，否则红卫兵运动无以为继，类似红卫兵韦小宝就不能潇洒了。
后面的神龙教假太后，吴三桂，神龙教总部等等都陆续成为韦小宝大串联的运动目标，这也是鹿鼎记里面经济冲动占据上风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因为韦小宝经济运营自身造血能力很差，必须不断吸收外部他人的鲜血，要上手快来钱快，就只好委屈当年同时代的资产大户们给韦小宝红卫兵运动做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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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介绍：大串联 （不属于本文内容，随段落名词解释）
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要有人“冲锋陷阵”，先把中学生和大学生“串联”起来，通过“旅游”的方式组织一支“先头部队”，以此来冲击“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好办法，比起动用工农兵来“成本”更低。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向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取“文革造反经”，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红外围”学生，大串联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小学生跟着哥哥姐姐走的。那时各地都成立了很多“接待站”。红卫兵满天飞，不管“飞”到哪里都有人接待，接待站就像现在的旅行社一样搞全程服务，以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流程”顺利进行。各地政府生怕招待不周会“引火烧身”，因为得罪了红卫兵就是“破坏革命”，其结果自然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红卫兵来了，当权派就可能变成了“走资派”，他们明知对方气势汹汹，来者不善，明知红卫兵危险也得欢迎。红卫兵所到之处有吃有喝，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别人没有粮票就寸步难行，而红卫兵没有粮票却能在食堂里畅通无阻；城里的公共汽车也成了他们的“旅游公车”，不管到哪里都可以随便乘坐，不用买票爱到哪儿就到哪儿；至于火车就更是成为“红卫兵专列”了，一分钱不交就可以周游全国。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串联”的“盛况”，也是改革开放以前唯一的一次“旅游高潮”。大串联是特殊时代难得的一次“消费机会”，多数学生外出是因为机会难得，他们想用“革命的名义”出去逛逛。当时我们国家穷老百姓更穷，大家都不具备外出旅游的条件，连吃饭都成问题谁还敢想别的？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场就让学生“周游列国”，这个“大串联”很快就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了，红卫兵所到之处都可以“横冲直撞”，他们“炮轰”、“火烧”、“揪斗”、“游街”，从“为所欲为”发展到后来的“无法无天”。
大串联带来了大浪费，当时是不能算经济账的，“算账”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漫画里和舞台上凡是和算盘打交道的没有好人，不是资本家、地主就是所谓的“狗腿子”。在那个时候谁如果只会算“经济账”不会算“政治账”，算来算去都把自己给“算倒了”。再说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账”，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可那个时候时间一点儿也不值钱，挣工资的人每月几十元，农民挣工分就更惨了，干一天几毛钱甚至几分钱，丢掉一点儿时间谁还心痛？
可以说，大串联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给国家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开支，还浪费了学子们的学习光阴。
那么大家看韦小宝按照1967-1969年红卫兵运动的基本轨迹初期运行后，基本消灭了当年的资本大户和官场大户（鳌拜，吴三桂，神龙教假太后（算小资产阶级），神龙教总部（算大地主）），韦小宝还是面临更加严重的资金缺口，这个时候康熙皇帝高瞻远瞩接着安排韦小宝进行上山下乡活动了！毕竟红卫兵运动吃大户吃光了城市乡村的有产者，运动资金无以为继，于是就只能安排守边或者自耕农的活动形式了！这样韦小宝两次上山（五台山少林寺）两次下乡（云南俄罗斯），替康熙继续铲除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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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介绍：上山下乡（不算本文内容，随段落名词解释）
起源
上山下乡
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 而在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毛泽东政府对这场运动的解释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另一种解释是：毛泽东政府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口号，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失业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没有失业问题。可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农业在大跃进和文革后完全停滞，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要目的，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 “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
意义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传。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陆星儿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对人民的愚弄和变相迫害。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反对毛泽东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引自百度词条 上山下乡
鹿鼎记里面韦小宝身份其实就是康熙的红卫兵，作为康熙的政治抹布，擦完了官商两个道上的大户，解除了康熙江湖上黑道的威胁（天地会，沐府，神龙教），消除了边患（台湾，沙俄），按照中国老话来说就是狡兔死走狗烹，韦小宝就跟当年红卫兵一样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虽然金庸给韦小宝编排了众多老婆作为安慰，不过政治运动就是这套博弈逻辑：敌人在，工具存在。
韦小宝博弈的手段非常简单，就是匕首和银票，这也是金庸经历长期商战后的经验总结，博弈过程就是一个交易过程，要么出匕首你死我活，要么出银票彼此做个利益交换，什么口号幌子其实目的都是为了夺权夺钱。
总结一些，笑傲江湖讲了门派的博弈，鹿鼎记聊了代理商的夹缝的博弈，背后都是大量的前苏联历史和当时文革历史作为穿插对应。但是笑傲江湖里面五岳剑派其实也是白手套，也是更大门派的一个对抗魔教的代理，所以笑傲江湖故事层次其实更大更多。
举例来说：笑傲江湖里面，少林寺其实才是所有纠纷的根源的龙头，葵花宝典是福建少林保存的，所有笑傲江湖的渊源起于福建少林，魔教不敢去福建莆田少林找事，五岳剑派还时长有少林特供，比如易筋经，比如什么少林方丈排忧解难，这些线索背后金庸安排了无穷的一个故事体系，给后人更多的遐想。
武侠江湖的不同层次这一节暂时告一个段落，其他的细节以后有时间再开贴聊聊，下面开始准备第三节有关武侠小说的国际大视野和大背景了。
武侠江湖的层次，在金庸的两部作品里面体系出两个趋势：
笑傲江湖里面少林寺隐身幕后，用过各种物件（葵花宝典，易筋经等等）操作白手套五岳剑派联合其他江湖正派恶斗魔教，成功的把魔教的战火集中在五岳剑派这类崛起的江湖派系上面，一个时期内保住了少林寺天下第一派系的地位，魔教作为暗面的第一帮派，也是经历几次更换教主的运动内部元气大伤，加上少林寺用葵花宝典作为诱饵，不但把东方不败弄成一个不男不女的病残，而且借助东方不败的助手在魔教内部大开杀戒，加上向问天的脱逃加速了魔教内部裂变的趋势，所谓令狐冲偶然遇到向问天这件事背后，我怀疑也是有某种力量促成了向问天和令狐冲的联盟，同样看守任我行的四位管理员身份背后也是大有蹊跷。这种叫大家眩晕的变化，其实对应的就是两段历史：斯大林治下的前苏联历史和林彪的文革历史故事，期间不难找到对应的事件和人物，金庸的笔锋着墨最多就是派系活动。
鹿鼎记里面，金庸用韦小宝这样一个小人物眼睛活脱脱给大家展示了一副文革红卫兵的历史运动轨迹，说白了就是用康熙年间的历史大框架填充上了一个类似红卫兵的历史活动轨迹，韦小宝从抄家破四旧弄到了起家的第一桶金子，然后就开始不断的卷入到了各种政治势力的漩涡中间，起家的那点银票不断被无端消耗掉，于是只能走上当年红卫兵一样的大串联，上山下乡，最终被康熙抛弃的处境，展示了一个边缘代理人物韦小宝的经济运动历史，不断吃大户，不断的赎买属下和门派人物的忠诚，不断的被各种江湖高层威胁，不断的使用匕首和银票两种韦小宝博弈利器，最终当威胁康熙的势力都消失的时候，也就到了韦小宝退场的时刻，金庸展示了一个类似红卫兵运动的历史，并且最终预言了红卫兵运动的下场，如韦小宝一样被康熙抛弃的下场。
第三节有关武侠小说的国际大视野和大背景
有朋友会说金庸武侠小说有国际大视野和大背景吗？
我举出两个例子：
1）匈牙利事件
笑傲江湖里面第三十二回并派里面，嵩山封禅台前泰山派天门道人被左冷禅和泰山派玉玑子算计，最终被杀这件事对应的国际事件就是：
匈牙利事件，其中关键的匈牙利事件苏军第二阶段干预过程完全就是天门道人被算计的翻版。
简述一下匈牙利事件苏军第二次干预事件过程：
匈牙利事件在苏军第一次干预撤出后，纳吉成立新政府，但是短期内纳吉没有控制住局面，赫鲁晓夫在得到全球主要盟友中国支持后决定军事干预匈牙利，纳吉获悉苏军干预的信息后，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宣布匈牙利中立脱离华沙条约组织，并且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通报匈牙利政府中立脱离华沙条约组织，要求联合国除苏联外其他四个大国来保卫匈牙利的中立。
苏军逮捕了前来谈判的匈牙利代表团成员，同时扶持了卡达尔为首的新的匈牙利政府，匈牙利军队没有做任何抵抗，纳吉被推翻下台最终被处决。
笑傲江湖里面左冷禅合并五岳剑派，泰山派做了祭旗的第一个榜样，当年波匈事件也是如此，华沙条约组织用匈牙利做了祭旗的榜样。天门道人是在五岳剑派各个掌门都在场的情况下面，被左冷禅和玉玑子联合逼下掌门位置，最后被左冷禅安排的江湖杀手给处理，这暗指就是当年匈牙利事件里面的纳吉呼吁联合国其他四大国没有得到回应的旧事。
2）洗+脑+术
金庸武侠小说里面，对于人的思想控制技术做了好几次升级，最后两次同样出现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里面：
笑傲江湖里面，任我行冲出地牢重出江湖里面有一段：
（早就知道这“三尸脑神丹”中里有尸虫，平时并不发作，一无异状，但若到了每年端午节的午时不服克制尸虫的药物，原来的药性一过，尸虫脱伏而出。一经入脑，其人行动如妖如鬼，再也不可以常理测度，理性一失，连父母妻子也会咬来吃了。当世毒物，无逾于此。再者，不同药主所炼丹药，药性各不相同，东方教主的解药，解不了任我行所制丹药之毒。）
鹿鼎记里面神龙教控制下属的豹胎易筋丸也有同样的作用。
洗+脑+术是对于脱胎于二战前希特勒思想控制技术的总结，二战中间盟军因为打败希特勒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出现不少研究希特勒思想控制技术的专业人员，总结了不少有关希特勒洗+脑+术的内容：
常见的报纸广播宣传外，对于教育科学的思想控制，还有就是对青少年的思想控制，比如德国青少年必须参加希特勒青年团和少年队，必须常常宣誓效忠元首。
笑傲江湖任我行冲上黑木崖夺回帮主位置时候遇到的东方不败招募的年轻会员和鹿鼎记韦小宝第一次上神龙教总部遇到的五龙门少年团队，这些忠诚于魔教和神龙教教主的青少年就是洗+脑+术培训出来的产品。
金庸一直与时俱进的把五六十年代最新研究社科成果应用到武侠小说里面。
金庸小说上面两个例子之外，还有不少随处可以拾得的西方事件影射。
比如笑傲江湖里面第二十六回围寺，令狐冲带领群豪冲进少林寺然后被围困，最后还是桃谷六仙发现一个偏殿有地道，最终设计破解了地道口的机关，群豪最终突围全体下山，这用的就是当年二战英法联军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典故。
还有一个最典型的影射对照，就是笑傲江湖和西方魔幻小说《魔戒》的惊人对应。请听我说明：
资料云：
《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又译《指环王》）是英国作家约翰·罗纳德·鲁埃尔·托尔金的史诗奇幻小说，是现代正统奇幻文学小说的开山鼻祖。《魔戒》最初在公元1954年至1955年之间出版。
我的比较：
第一全书关键线索：
魔戒里面最关键的串联线索就是至尊魔戒，可以控制其他所以魔戒，法力无穷。
笑傲江湖里面最关键的串联线索是葵花宝典，可以修炼成最高武功，连令狐冲的独孤九剑都要在最后才能靠着运气胜出。
第二好处和坏处
魔戒的好处就是号令天下，坏处就是戴上了魔戒受到魔戒的蛊惑，人成为魔王的奴隶
葵花宝典号称武功第一，坏处就是欲练神功必先自宫
第三关键结局
魔戒在指环王最后是被小人物给毁灭的
葵花宝典最后结局也是被毁灭（最少原书练功的有名有型的都死了，魔教保存的葵花宝典也被撕碎了，岳不群和林平之的葵花宝典失踪和毁灭）
第四开头
佛罗多和巴金斯携带魔戒开始上路，准备毁掉魔戒，遇到追击，结果被未来中土国王阿拉贡所救
林平之一家被觊觎辟邪剑谱（葵花宝典的精简版）追杀，结果被令狐冲所救
第五暗黑背景
在魔王索隆（Sauron）崛起，天下大乱，白袍巫师甘道夫却在艾辛格被已经倒向黑暗势力的萨鲁曼囚禁。
魔教东方不败崛起，到处杀戮，任我行被东方不败囚禁在杭州西湖底。
第六相同的医疗过程和奇遇
佛罗多被魔戒幽灵刺伤后，阿拉贡一群人遇到精灵王族国王埃尔隆德，佛罗多疗伤至于阿拉贡拿到了当初砍下魔戒杀死魔王的宝剑复原品，埃尔隆德召集全中土正义力量讨论如何毁掉魔戒，最后护戒大军护送魔戒往厄运火山口销毁魔戒。
令狐冲第十三回被体内真气紊乱性命垂危后，巧遇任盈盈，到处找治疗大夫，前往少林寺搭上少林方丈这层关系（日后有用），接着巧遇向问天，搭上任我行这个线路，接着闷在西湖底学成吸星大法，然后出山继续锻炼独孤九剑，巧遇武当掌门，提升了功力，最终锻炼加聚集人脉，先攻上黑木崖毁掉了魔教修炼葵花宝典的东方不败，后来又华山消灭了全部左冷禅岳不群布置下来的修炼葵花宝典精简版辟邪剑谱的有名有姓活人。
第七相同的主角结局
魔戒里面流浪人间的阿拉贡最终成为中土的国王
笑傲江湖里面令狐冲最终成为横跨正派魔教两边的最高人物
更叫人感慨就是，《魔戒》（又译《指环王》）作者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部书明确就是对于世界大战的一种魔幻化的展现，也反应了作者反对残酷战争的深刻反思。而笑傲江湖，则是金庸根据当时中国文革残酷内斗的大量现实结合国际发生的苏联历史故事变化构建一个带有预言的武侠小说巨著。
声明：本段文字是我本人对比分析发明的结果，如有需要采用本文我发明观点的朋友，需要指出引用我原文出处，即指出本文作者ID名称和论坛名称和文章链接即可。
看看论坛里面的文字才知道，自己也是被洗脑的。要想重新把自己调整回来，还真是不容易啊。
引用第31楼fzwwppoo于2013-07-14 15:44发表的 :
看看论坛里面的文字才知道，自己也是被洗脑的。要想重新把自己调整回来，还真是不容易啊。
确实，洗+脑技术源于希特勒对于斯大林的宣传工作的研究，是为了解决德国境内左翼和希特勒争夺群众的问题，希特勒的组合措施成功的将德国人洗+脑，而二战后东德又延续了希特勒的控制体系，并且推陈出新，同样的经验也被广泛传播在华沙条约组织里面作为先进经验发扬光大，最后在六十年代同样作用在东亚某国的一次大运动里面
第三段：
金庸武侠小说中间的中国历史某些问题的金庸自己朴素解决方案
金庸自己经历过的战争类型有：
抗击外敌的全民族战争
全面内战
冷战
其中抗战中间，金庸随着学校外迁到处避难，还换了几个学校读书，所谓颠沛流离，艰难困苦，朝不保夕，生死一线，这些战争直观的感觉，金庸都完整的经历过，射雕英雄传里面寥寥几笔的开场，两宋之间靖康之难的大样就全部写出来了，后几代的写手们都没有一步步走着逃难走着躲避轰炸饥肠辘辘生不如死的战争体验，所以就不用跟金庸比着写战乱了。
再比如金庸写美食，也是寥寥几笔，洪七公流着口水看着俏黄蓉做饭的场景就出来了，如果没有战争年月几周没有油星，天天水煮菜，长时间吃不到肉这样深刻的体会，对于美食的那种饥渴也是写不出来的。大家如果不信，可以做实验，一个月不吃肉，同时不沾油（可以用黄豆豆腐做肉食替代品），然后放出房间去美食一条街，再看看怎样写美食!
再比如金庸武侠小说里面总要有个孤岛情节，不是到了孤岛疗伤，就是孤岛遇到奇人，或者孤岛养生，或者孤岛避难，这也是金庸长期孤悬于香港弹丸小岛，长时间回不去家乡，那种乡愁那种对于家乡亲人的渴望（金庸父亲解放初就是被镇压的反动地主，金庸长期有家难回，只能困居香港），也是今天乘飞机做火车的朋友体会不到了。给自己武侠小说安排一个孤岛，既是情节需要，也是自己困境的曲折表现。
参考资料：
金庸是怎么起家的，摘录金庸传两段材料给大家做个参考：
与《大公报》笔战
虽然金庸因不满其左派的方针而离开了《大公报》，但终究是有感情的。他自立门户办《明报》以后，一向坚持中立的原则，不偏不倚，不搞对立，在社会事件和大陆问题的报道都比较温和。“灾民逃亡潮”发生后，《明报》的立场引起了《大公报》为代表的左派报纸的不满，但双方矛盾的公开化要等到一年多后才爆发。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当时的中国，北有强邻，虎视耽耽，南有印度，战火刚熄，与美国等西方大国都没有外交关系，台湾仍居有联合国的席位，国家安全没有保障，为了增强军备，最高层决心不惜一切力量发展核武器。苏联嘲笑中国无能，中国人民连裤子都不够穿，竟妄想制造核武器。对此，1963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在北京对日本记者团发表了著名的“核裤论”，驳斥苏联的嘲弄，并郑重声明，不管中国有多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不少外国传媒纷纷报道。
听到“核裤论”以后，金庸立即在《明报》发表《要裤子不要核子》的社评，从经济角度，反对在贫穷情况下造原子弹，他不留情面，毫不客气地批评大陆时政这还是第一次。此论一出，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香港商报》、《晶报》等左翼报纸立马群起而攻之，猛烈围攻《明报》，对他进行大肆的人身攻击，骂他是“汉奸”、“走狗”、“卖国贼”，骂《明报》“造谣生事”、“反共反华”、“亲英崇美”、“背叛民族”等等，一时“红云压报”，大有不把金庸和《明报》骂跨誓不罢休的架势。不料左翼报纸的大规模围攻反而成全了《明报》与金庸，《明报》的发行量在他们的一片叫骂声中急剧上升，金庸社评的读者与日俱增。在香港市民眼里，左翼报纸与《明报》之间的这一轮笔战，如同一幕精彩的戏剧，大大引发了他们的好奇心，他们热切地追看报纸，就像看连载的武侠小说一般。有人以不无调侃的口吻说，《明报》之所以有今天，全靠了《大公报》他们的帮忙，如果不是这场围攻，以及以后的论战，《明报》是不是能成为香港的大报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明报》虽然孤军应战，他的对面是强大的左翼报纸阵营，但金庸没有低头，他在社评中逐一还击、反驳。11月2日，他发表《我们关于裤核问题的十点立场》社评，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为了反击左派的围攻，有一天他甚至不惜以《明报》的全部版面，阐述对“核裤论”自始至终坚持的立场。奇怪的是，之后，左翼报纸猛烈的炮火突然停止了。“五家左报的爱国热情很可贵，但方法上忽略了用事实和道理去说服人，所以开战不久就受到主管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同志的批评，陈毅也告诫爱国报纸要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各报于是暂时偃旗息鼓了。
左翼报纸对金庸的毒骂提高了他在新闻界的知名度，国际新闻界开始关注这个挨骂的报人，邀请他参加国际新闻界的活动，他迈进世界的大舞台，可以说是因骂得福。
1964年10月22日，因为《明报》 刊登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影片《血手印》的宣传广告中，有一些血淋淋的吓人词句，同时漏印了“广告”二字，而被人误以为是新闻，《大公报》抓住这一把柄发起连番炮轰，指责《明报》发表“妖言和妖术”言论，连续发表陈凡（“张恨奴”）等《明报的妖言和妖术》、《再谈明报的妖言和妖术》、《略揭最恶毒反华的明报的画皮》、《明报主笔的罪恶》、《明报何以妖言惑众》、《光荣轮不到这些人头上》等大批文章，攻击《明报》和金庸，还翻出了“核裤论”的老账，指责他“造谣生事，大发反华妖论”。 从一开始《大公报》单独叫阵，到后来《文汇报》、《新晚报》、《商报》、《晶报》、《正午报》、《香港夜报》、《新生晚报》等联合出击，向《明报》展开了新一轮的围攻。
从1964年11月27日到12月22日，金庸主动反击，以“《明报》编辑部”的名义，每天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文章：《敬请〈大公报〉指教和答复》。这一系列反击文章，包括“核子与裤子”问题、人民公社问题、“一中一台”问题，要不要向外国输出粮食问题，要不要民主自由问题，“修正主义”问题等等，向《大公报》发起了连珠炮一般的还击。
在这次笔战的最后一篇文章《有什么不对，请原谅！》中，金庸指出“你们辱骂《明报》的口气很恶毒，用的字眼很难听，我们完全没有回敬。然而，我们的语气和辞句，还是有许多不够有礼貌、不够忠厚的地方，这一点，请你们原谅。”
如此密集的笔战，在整个《明报》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经过这次全面出击，《明报》与《大公报》之间旷日持久的论战也终于接近了尾声。停战原因是受到北京高层的阻止，主管港澳侨务工作的廖承志要求香港左派不要再攻击《明报》。11月底，副总理陈毅也说“请香港新华社对《明报》的那个查良镛先生高抬贵手。”“《明报》那个社论，要中国人有裤子穿，那还是爱中国人嘛！”
在这场历时多年的笔战中，《大公报》做了《明报》的义务宣传员，不仅大大提升了金庸在报界的身价，而且大大提高了《明报》的发行量，从笔战前平均每天62075份，到1964年 12月10日达到70516份，跃居《文汇报》、《大公报》之上，可谓异军突起，成为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之一，经常卖到断市。作为商人，金庸开始日进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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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预测
1964年，《明报》版面从日出对开一大张扩充为对开两大张，具备了中型报纸的规模。1965年以后，日发行量稳定在8万份以上。
1966年3月1日，金庸在社评《黄克诚复出任职》中分析：“林彪久不露面，这次出现，相信也有特殊意义。可以想象，中共内部正在酝酿着一种相当重大的变动。” 这是他最初预感到大陆政局的微妙变化。“文革”前夕，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后，4月19日，《明报》在香港报纸中率先报道了这一重要消息，金庸大胆预测这是一场更大的运动即将来临的信号。
5月6日，“山雨欲来风满楼”，海外舆论普遍没有意识到中国将会发生什么，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郭沫若认错求饶》指出“从各种迹象看来，中共内部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剧烈的权力之争。这一次对吴晗、田汉等著名文人的清算，只是这场大斗争中的一小部分。斗争的真相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为世人所知，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中共军队在这场斗争中起到重大作用，而且目前是颇占上风，但距离最后的决定，还遥远得很。”事后看来，这一预测当然是一语中的，但当时，很多人并不相信，还有人对他提出批评。
5月中旬，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一起受到批判，金庸连续发表《彭真出了事么？》、《彭真之头疼矣！》、《大老板是谁？》等社评，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些批判的真正目的是要揪出他们后面的支持者彭真。
5月26日，金庸发表《是谁发给营业执照？》社评，进一步指出，拿“三家村事件”大做文章，目的还不仅是要揪出彭真，而是要揪出给彭真这个开“三家村黑店”的大老板发营业执照的更大的“老板”。尽管没有点名，刘少奇已呼之欲出。
7月3日，《明报》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受到批判，部长陆定一实际上也失去了权力，并预测远在广东的陶铸可能接替部长一职。7月7日，《明报》报道陶铸已离开广州，正滞留北京，可能有一项新的任命等着他，预测他可能接替彭真、陆定一等人的职务。8月13日，《明报》的报道预测中共高层领导内部将发生人员变动，林彪得势，仕途不可估量。有意思的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报道和预测几乎都是准确的。
9月1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红卫兵的新行动将是什么？》社评，一语道破了红卫兵运动的本质， 如果认为红卫兵的“目标只是在砍永安公司的招牌，拆大佛寺中的罗汉，那当真是‘等闲视之’了。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消灭各地各单位中的黑帮黑线’。” 香港的左派报纸因此纷纷抨击金庸和《明报》，不料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言。
12月6日，他发表社评《江青是毛泽东路线的代表》，指出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在就是确立江青的政治地位。果然不久，江青就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炙手可热，金庸却发表社评《不知往哪儿躲》，“推测在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很快就会被逮捕甚至被处死”，“江青目前权势熏天，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但毛泽东一旦逝世，江青就‘不知往哪儿躲’了，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
1967年底，举世皆知林彪是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接班人”。金庸却在12月3日发表《林彪渐露跋扈相》社评，后来又发表《自来皇帝不喜太子》社评，预言林彪没有好下场，将死无葬身之地。当时林彪正如日中天，他竟作出了如此惊人的判断，最后被事实所证明。
由于对“文革”的出色报道与评论，1968年，《明报》日发行量迅速突破十二万份，以后稳定在十万份以上，在香港日报中稳居第三位（仅次于大众化的《成报》、《东方日报》），成为香港最具有代表性的严肃报纸。
1979年，中国对越南交战，他“预测中国占领若干土地、对越南当局给予教训后必定撤退，对于进军到何地为止，何时撤兵，都有大胆预测”，结果都被言中了，东南亚一带的报纸每天转载他的社评。 对于香港的前途，他在1981年2月的《明报》社评中说，中国决定收回香港，大概会在收回之前十五年左右正式宣布，同时并宣布香港现状今后不变。果然，1982年中国政府宣布，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恰好相隔十五年。
他对国际时事的预测、判断也常常准确。 对此，他自己说：“《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的”。“未来情况是很难预测的，……我在报刊上撰写政论，历时三十余年，最大的特色是‘喜作预测’，常常公开对未来事情的发展提出明确而肯定的判断”，“我作的许多大胆推断，后来事实大都应验了，并没有重大失误。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运气不错。”在《明报》工作多年、与金庸关系密切的董桥说得更到位：“......利己之心的确是人类秉赋之自然也。查先生当年在《明报》天天写社评议论世局国事，有口皆碑，不少人想知道他判断政情为什么都那么准。查先生私底下总爱说，人是自私的，推测个人或政府的用心和行动，必须推己及人，先从其自私的角度衡量其得失，然后判断其下一步之举措，一定不会离题太远。”
这样的社评自然为知识分子所欢迎，有些人买《明报》就是为了读他的社评。金庸一般大约晚上10点回报馆工作，秘书已下班，工人送上一杯清茶，他先是翻阅当天的电讯、新闻，然后关门写社评。千把字的社评常常字斟句酌，还要翻书查资料，写得很慢、很辛苦。写完，还要翻来覆去看几遍，不满意的地方或修改，或重写。往往要等到字房副领班翁荣芝来敲门，大喊：“你的‘粉肠’搞掂未？”[稿件到排字房先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好似剪粉肠，所以他们把稿件叫做“粉肠”]他才会文思泉涌。所以他自称是“字字皆辛苦”。
http://news.sohu.com/79/15/news211921579.shtml
金庸朴素的对中国某些问题解决方案之一：
胡虏无百年国运 熬着就是胜利
金庸在鹿鼎记里面很明确的喊出了“胡虏无百年国运”，而且本书就是在中国和苏联的珍宝岛战斗后写出的以康熙朝全球大背景的武侠小说，很明白的告诉所有中华读者，自己的朴素的方案就是：胡虏无百年国运 熬着就是胜利！
这是专门针对中国这个有着长期诗书传统的农耕民族的解决方案：
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晴耕雨读的农业文化传统，我们中国民族文化的精华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中间保留的中华文明的种子，而这些种子靠的就是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层知识分子来传播下来，并且一次次复兴中国的也是这些底层的中国知识分子，曾国藩左宗棠都是近代历史上拯救危局的脊梁，这也是最后湖南能成为中国复兴运动基地的最原始的因素，有曾国藩和左宗棠这样带路人，后面才有：
民国时有言：“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即是普鲁士”。
岳麓书院的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大家可以看看承载这些重任的都是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层知识分子。
第二：只有最凶狠的敌人才知道消灭普通中国知识分子是完成侵略中国和奴役中国人的最优先的任务，比如前苏联斯大林制造的消灭波兰知识分子的著名的卡廷森林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资料曰：
卡廷事件（Katyn Massacre），又称卡廷惨案、卡廷森林大屠杀，指二战期间，1940年春，大约2.2万名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在卡廷森林、加里宁等地遭到苏联军队杀害的事件。有学者认为：因为苏联与波兰是世敌，有报复的意味，卡廷惨案是为了消灭波兰的精英，便于其对所占波兰领土的统治，为以后祛除潜在麻烦。
而在金庸的认识里面，前苏联还是一个邪恶的帝国：
第一：前苏联对内横征暴敛，残酷镇压迫害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既然对本国国民都如此，这样的胡虏也就没有任何延续统治的正当性。
案例一：苏联三次大饥荒，饿死上千万苏联本国人民：
1918年-1921年苏联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派出武装征粮队下乡，连农民的种子都搜罗，结果造成1921年遍及苏联大部分地区的大饥荒，据俄罗斯2008年数据，饿死500万。
1932年斯大林推行农村集体化，要求上交农民手里的牲畜和财产，结果大量农民罢种罢收，于是酿成1932年-1933年超级大饥荒，2000年乌克兰展示的克格勃档案显示：仅乌克兰就饿死700万至1000万人。
1946年-1947年二战后大量苏联复员军人不愿意当农民，造成农村劳动力奇缺，加上天灾，于是又是遍地饿殍。
案例二：苏联契卡发明的古拉格制度：
这是列宁时期由前苏联契卡开发的一种处理不服从管理，或者思想上不同调，或者敌对阶级身份人员的劳动教育制度，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古拉格群岛里面做了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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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解释：古拉格 契卡 前苏联劳教
为了处理“不拿枪的敌人”
列宁时代的“契卡”——肃反委员会，是出于对维护苏维埃政权、镇压敌人的需要而建立的组织，由捷尔任斯基负责领导。“契卡”即以后的克格勃——安全委员会的前身。
普京任总统后，曾重新树立起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从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革命理论而言，对反革命敌人的镇压是理所当然而比较简单的，但对于党内外、干部队伍中种种其他的异己分子，即不拿枪的敌人应该如何处理却是一个难题。
于是，苏共（布）捡起了俄罗斯时代及国际对一般的流浪者、盗窃行骗者、破坏社会治安等不劳而获者收容教养的办法，在劳动改造营中另建“劳动教养”单位。除收容一般社会不容的人员外，在具体实践中，把各类不宜公开镇压的反党集团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集中起来，类似于流放地进行长期的劳动改造。
死亡谷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除了沙皇时代的监狱，苏维埃政权没有修建正规监狱，契卡在1918-1920年间修建一定数量的劳动营，这个时期没有系统的对在押犯进行区分，小偷、强盗、少数被俘的白卫军、反对苏维埃的地主富农等等都在列。
到了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苏联开始实行“集体化政策”，政治犯的人数急剧增多。这时政治犯被单独登记，不再与其他犯人关押在同一所监狱，全部政治犯被关押在由最高苏维埃安全部门控制下的监狱。
随着斗争的升级，早期修建的内务部监狱已经人满为患，苏联当局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修建了规模更大的劳动营，大批犯人被转移到劳动营，参加矿业开采、伐木、养护道路、修建大型建筑等等劳动。科雷马河的一处矿场，这里开采铀矿石，因为得不到相应的劳动保护，总共有3万8千名犯人死在这个矿场，这仅仅是整个科雷马河矿区死亡人数的一小部分，这里成了死亡谷。
根据俄罗斯当局解密的文件，苏联曾经存在过最多476座独立的集中营， 每一个都由最多上千个更小的惩戒营体构成。在1929年到1953年的三十四年间，至少一千四百万人被监禁于古拉格，多于七百万的苏联公民被流放到苏联的垦荒地区进行垦荒。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除了沙皇时代的监狱，苏维埃政权没有修建正规监狱，契卡在1918-1920年间修建一定数量的劳动营，这个时期没有系统的对在押犯进行区分，小偷、强盗、少数被俘的白卫军、反对苏维埃的地主富农等等都在列。到了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苏联开始实行“集体化政策”，政治犯的人数急剧增多。这时政治犯被单独登记，不再与其他犯人关押在同一所监狱，全部政治犯被关押在由最高苏维埃安全部门控制下的监狱。
http://cul.sohu.com/s2012/laodongjiaoyang/#brief1
第二前苏联对外到处侵略，到处在占领区域进行文化上的垄断压制迫害知识分子，在金庸看来胡虏苏联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更加证明了胡虏苏联的非正义的本质。
大家熟知的捷克著名的作家米兰昆德拉，1967年出版自己长篇名作《玩笑》而到了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后，《玩笑》被列为禁书。最终米兰昆德拉被迫流亡海外。
在金庸作品里面，特定安排了一个角色，作为反抗外国侵略和压迫的正派典型，这就是《笑傲江湖》中的衡山派掌门人，江湖人称“潇湘夜雨”。莫大的原型我认为应该是当时风头最劲的南斯拉夫的铁托。
为啥铁托是莫大的原型呢？
请听我说：
第一莫大先生是笑傲江湖里面正派十大好手之一，武功顶级，最终在华山左冷禅和岳不群安排的辟邪剑谱剑队的夹击下安然离开，这就是实力，同样铁托也是有赫赫战功，二战中间算是游击队中的王牌。
第二莫大先生独自抗击魔教的侵略和左冷禅的并派威胁，魔教连着两位教主都有斯大林和希特勒的风格，左冷禅有着鲜明的斯大林侵吞小国的特点，那么同样铁托同样成功抗击了希特勒斯大林的双重夹击，最后也生存了下来，就是说莫大和铁托的角色可以认为是一致的
第三莫大从来不跟任何派系结盟，同样也不搭理令狐冲，最多就是偶尔帮忙，铁托是二战后全球不结盟运动的发起者，同样也是不巴结世界列强，同样走独立自主的路径。
金庸用莫大的例子告诉大家，胡虏无百年国运，世界上既然有铁托这样的正派人士成功案例，那么对抗胡虏就一定要熬下去，坚持就是胜利，铁托也是坚持到了最后最终把希特勒和斯大林都给熬掉了，剩者为王，铁托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金庸用衡山派掌门人莫大这个例子还有一层含义：
衡山派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合奏了名曲《笑傲江湖》，这是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里面两条主线之一，曲谱笑傲江湖串起来风清扬，任盈盈，莫大掌门，隐隐背后是金庸向近代拯救中国危局的湖南人致敬，从曾国藩左宗棠到金庸喜欢的刘少奇，最少金庸认为民国时期流传的“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这些说法是被印证了，把中国从鸦片战争危局拯救出来牺牲最多成果最大是最终还是湖南人，也是衡山派的所在地。
至于金庸赋予莫大以铁托的原型则是有这样的含义，当年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互相对峙，而铁托发起了不结盟运动，独立自主的开始国家建设（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中间最早和苏联斯大林决裂开始自主的国家），金庸自己也认为以中国现实环境和体量，中国必须也是一定能走上独立自主发展道路，莫大先生就是不依附于魔教和左冷禅独立自主的游走江湖，而衡山派的刘正风和魔教曲洋也合作出笑傲江湖传世名曲，这也暗合金庸本来的意思，中国的路最后一定是不依附于苏联斯大林也不依附于美国的独立光荣的道路。
之所以为笑傲江湖小说，之所以用衡山派的笑傲江湖曲，金庸向着近代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以湖南人为代表的中国独立救亡人士致敬，并且预期中国的前途会恢复曾经的荣光，恢复当年的强盛自主的路线，所以笑傲江湖既是世界历史片段和中国历史片段的展示，也是对于中国前途的一种预言，虽然当年（1967-1969年）是中国大陆混乱不堪的文革年代，金庸仍然对中国抱着充分的信心，因为这个国家传统文化的精神还存在于民间（而且肯定还会出现礼失求诸野的历史传统，这是这个国家几千年的救亡传统，深藏于我们民族精神内核中间），这个国家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底层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是文革这样大混乱无法永远抹去的，同时也是国际间还有独立的力量作为榜样，比如铁托这样人。
金庸朴素的对中国某些问题解决方案之二：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
金庸之所以一直在香港坚持办明报，就是他经历过二战，国内内战，冷战，早就看到了历史规律，所谓：大乱之后必有大治。
那么金庸为什么对文革有这么透彻的预言和研究呢？
根子还在国际共运中间前苏联的经验上面，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做的秘密报告在全球揭开了前苏联大清洗的盖子，而当年以色列特工搞到了这个秘密报告，几个月后美国得到了这份文件，报告内容披露后，引起全球哗然，秘密报告披露直接导致波匈事件，西欧国家共产党组织基本瘫痪瓦解。
前苏联的大清洗是斯大林为了巩固统治基础，消除苏联境内人民对于大搞个人崇拜的厌恶情绪，还有就是清除斯大林前期强推农村集体化导致的苏联大饥荒等等工作失误的埋怨情绪，动员全体组织深挖潜藏内部的敌对势力做出的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大清洗，大清洗的成果据资料反映：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联共（布）十七大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清洗；出席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半数以上被清洗；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沉重打击,仅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军队也难逃厄运,1937年5月,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批高级将领被指控犯有组织"反苏军事中心"的叛国罪而被逮捕并遭处决,随即在军队中进行了全面清洗,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做替罪羊。"大清洗"前期领导内务部的亚哥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大清洗”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1940年4月1日被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枪毙。
但是就是强如斯大林这样铁腕领袖，推行这样强度的大清洗运动，在大乱之后，经过赫鲁晓夫的纠正，苏联渐渐走上正规，换句话来说就是家大业大的苏联也受不了大清洗这样的大乱，最终必然回归正常秩序，所以金庸坚定的相信文革这样的大混乱也必然会回归正常秩序，那些有才华和实际工作能力的领导人还会重新出来纠正问题，恢复正常的运作秩序。
所以金庸在笑傲江湖最后直接点明了江湖在大乱后回归正常的结局，在鹿鼎记中康熙快刀斩乱麻处理了俄罗斯问题，吴三桂问题，台湾问题这些乱局后也是康乾盛世的大结局，这样强力的预言，也是金庸作为今天大家公认的大侠的豪气和胆气的一个展示。
1972年金庸完成鹿鼎记后宣布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此前一年文革红人林彪折戟沉沙命丧蒙古，直接宣告了文革的失败（运动的第二号人物变成叛徒人民公敌而且公然外逃，证明了这个运动无以为继和彻底失败），同时全国范围传达的批判林彪的《571工程纪要》全文为1972年人民日报发表，这更给了当时香港的文革研究者鲜活的资料，同年美国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联手抗击苏联，金庸深信自己国家必将迎来大治，自己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回归故乡，所谓思乡的武侠小说确实到了一个尽头，可以封笔，就像当年笑傲江湖刘正风梦想一样金盆洗手退隐江湖了。
写这篇读书笔记为了纪念一些金庸给我们最美好的武侠江湖旅游片段，也是纪念当年冷战夹在大国博弈和文革内乱的香港金庸经历的一些历史片段，也是追溯当时金庸写书时刻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同时也是回顾一些我们都拥有过的读武侠逍遥的日子。
补充说明：
有朋友会问你的解读里面比如莫大，他属于名门正派，不属于魔教体系，按照此前你的描述名门正派带有西方民主妥协色彩，魔教有斯大林体系特点，怎么又扯上铁托这重身份了呢，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回答：
笑傲江湖写于1967年8月，终止于1969年。
香港左派暴动起于1967年5月，高潮是1967年8月。1967年五月暴动发生后，商业电台率先起来抨击左派人士的暴行，打头的就是林彬，那时候全港最少有一百万人每天到时到候聚在收音机前听林彬的节目。1967年八月二十日下午，暴徒在北角清华街摆放炸弹，炸死两名幼童，林彬痛骂左派暴徒是野兽，于是触发了左派暴徒的报复，八月二十四日林彬和同事被暴徒泼洒汽油焚烧死亡，这引起全香港普通市民的愤怒。金庸也被迫暂避短期离开香港。所以金庸提笔写笑傲江湖时候，那还是香港情况高危时间，金庸绝对不想让观众对号入座，只能采取组合拼凑的办法来指代某类人群，比如把希特勒的一部和斯大林的一部分捏到左冷禅身上，比如东方不败身上就同时存在着斯大林的做法和林彪的命运预言等等情况（金庸对林彪的预言是自1966年开始），比如莫大有传统名门正派掌门的风格其实也有铁托的影子，金庸这么做是为了报馆和自己的安全，把各种指代杂糅起来，不希望引起大家对号入座后某类人士攻击。
至于鹿鼎记写作环境相对宽松，同时香港已经平息了震荡，经济开始腾飞，鹿鼎记里面假太后大家一看就知道说的是谁，神龙教一看也知道指哪些，环境不一样，金庸写作的顾虑也就不一样，我们需要理解当时写作的环境条件，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金庸。同时当年的铁托也是全球不结盟运动的一个旗帜，南斯拉夫铁托和印度尼赫鲁也是当时响当当的全球著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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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民族独立国家为摆脱大国控制，避免卷入大国争斗，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发展民族经济，采取了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1955年的万隆会议本着“求同存异”原则，通过了团结反帝的纲领，显示了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巨大力量，给不结盟运动以思想启示和政治推动。1956年南斯拉夫总统J·B·铁托、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在南斯拉夫布里俄尼岛会晤，正式提出了不结盟的主张。随后，印尼总统苏加诺、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加纳总统K·恩克鲁玛等政治活动家也积极倡导不结盟运动。
1961年6月由埃及、南斯拉夫、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富汗5国发起，在开罗举行了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筹备会议，有20个国家参加。
第二次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1964年10月5日至10日在埃及开罗举行，此时的成员国已经增加到47个，大部分是来自亚洲和非洲新取得独立的民族国家。这次会议除了重申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立场外，将焦点放在了巴以冲突以及印巴冲突之上。会议通过了《和平和国际合作纲领》。
引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