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史研究之心得
地方史的研究必须要正史为依归，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以往的观点都认为地方史的研究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这是因为地方史没有形成一个十分成熟完整的体系。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认识逐渐得到纠正。清代章学诚就特别重视地方史的研究，并提出著名的《方志立三书议》，即地方史的修撰应该仿照正史体例设立“志、掌故、文征”三书。我对此是十分认同的。但是地方史的研究毕竟受众比较狭窄，因此扩大地方史研究的受众就是其首要任务了。对此，众多的地方史专家都提出当代地方史的学习既要服务于地方的政治、经济需要，也要以正史为依归，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地方史研究的受众，使地方史研究如正史一般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体系。这才是地方史研究长久发展的根本之道。 地方史始终成为史学研究中的软肋，原因复杂，见仁见智，非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我只谈其中一小点，那就是“地方史研究”到底研究些什么？希望有识之士指教一二。
第一，中国自秦代统一以来，各中央王朝长时间奉行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传统历史语境中，“地方”一词常与“中央”相对应，“地方”一词当时所指代的对象概括来说有两种，一是中央王朝权力能够直接牢固控制的、除京畿以外的广大地域（如清代除直隶等地区之外的其他内地省份和关外东三省、新疆、内外蒙古、西藏等地区），或是通过分封、朝贡等手段进行形式上控制的地域（如清代的各藩属国朝鲜、安南、琉球、缅甸等等）。随着近代国际关系的确立以及中国历史发展等复杂因素，历史上的中国和当代的中国，其疆域变动很大，曾经的“地方”，有的现在还是中国牢固版块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另外一些地方，已经成为了不受当今中国政府管辖的区域，比如外蒙、琉球、朝鲜、越南、缅甸等等。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地方史研究，如果单单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以内的各省区，那么这种研究就是单独的、割裂的、片面的研究，有违历史研究的本意；如果今天的地方史研究以传统中国曾经管理过的广大地域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地方史研究就会与国别史研究和近代国际关系研究相重叠，不但对研究工作造成了某些障碍，甚至会引起周边兄弟国家的反感。所以，如何界定“地方”二字，明确其在今天的所指范围，使得研究工作不受牵绊，显然需要下一番大工夫。
第二，中国历史上的“地方”，很多时候指的是广袤的边疆，以清代为例，边疆领土已占清政府统治区域的一半以上。而这广袤辽阔的“地方”，是各少数民族兄弟的聚居区，现在的很多“地方史”研究，其实是挂着历史研究的牌子，做着民族史研究的工作，如何区分与界别地方史研究和民族史研究，或者将二者有机地做部分融合，是一个急待解决的盲点。
第三，中国历史不断演进的同时，中国境内各民族也在不断地融合。地方史研究，如果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某一地，忽略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有政治经济上的，也有文化上的），研究就会不可避免地堕入狭隘、偏颇的境地。
第四，地方史研究一定要以正史为依归吗？我认为这是需要商榷也值得商榷的问题。保留到今天的传统史籍大多为内地汉族所著，囿于古代中央与地方的交流不便，传统史籍中对于边疆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的记载是远不能满足今天研究需要的，很多地方的历史，在传统史籍中都是一片空白，即便有相关记载，也很可能是古人的道听途说和妄自揣度。廿四史中对边疆地区的记载有是有，但那些成天在官府之中写书的士大夫们，究竟有几人亲自去到过边疆实地踏访，这是一个未知数。比如关于蒙古族的来源上这一问题上，至今仍有东胡说、西来说、土著说等观点，各方专家争来争去，谁也不能说服谁。对于这些正史本无记载或语焉不详而考古研究又无突破的情况下，地方史的研究如若不设法跳出传统正史研究的模式，势必走入束手无策的窘境，对于此，须赖当今的研究者发挥所长，开辟一条研究的新途径。
第五，地方史研究难登大雅之堂吗？答案是否定的。历史研究本无雅俗之别，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过去不被关注的问题，今天逐一变为了焦点。有的学者甚至开始研究起中国的娼妓史、同性恋史等课题。过去对地方史研究的不够深入，才造成了我们今天对一些问题把握的不足，比如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在国际政治纠纷中各国自持一套观点、自说自话的时候，历史研究往往是中国人在国际上掌握话语权的重要利器，没有历史研究作为铺垫与支撑，中国还要长时间在领土纠纷问题上吃亏伤脑筋。 按：见楼主之贴，有感而发，写成此篇，初载国学数典，现转于此。
吾虽未从事地方史研究，但一向耳闻目睹，长期熏染，且多聆听教诲，得前辈高见，仅叙一二，供大家一笑。
地方史的研究，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有长久的传统，地方志的编撰，即是明显一例，并且成为如今地方史研究的基本与核心资料载体。同时，地方史研究的兴起，也是史学界“眼光向下”的一种趋势使然，成为摆脱“宏大叙事”的一种学术转向。
然而，当史学家转向地方史研究时，发现其实对地方最熟悉与了解的是当地的地方文史工作者，无论是地方上的地名与人名，以及当地的一些基本史迹，他们都了如指掌，而这些文史工作者，更多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或兴趣着手研究，其中携带了满腔的热情，关注于当地的文化事业。如果史学家想从事地方史研究的话，首先就是要与这些地方文史工作者关系搞好，他们就会告诉你，这个地方哪些地方有碑，哪些地方有庙，哪些地方曾经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从而，引领你进入地方史的文化脉络。但是，重要的是，史学家一定要认清，自己与地方文史工作者，最大的不同在哪儿？简言之，文史工作者，为地方而地方，而史学家则试图以“地方”而透视“整体”，即以小见大。将地方史放入大的历史脉络中去考察，从而丰富我们对大历史的了解。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地方史的研究与中国学术界本土化有莫大的关系，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无不钦慕日本学者的史料考证功夫扎实与英美学界的角度新颖别致，而中国学者多无可观者。中国学术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不是在此可以讨论的，但是，史学界地方史研究的转向，其实无意间暗合了中国学术本土化的发展方向，即扎根于地方，关注中国文化中最本色的部分，回归中国乡土，找寻中国的文化根基，而地方史无疑是可行之道。最合适的研究地方史的学者，就是本地出身的历史学者，因其能够通晓本地方言，理解当地日常生活习俗，可以深入挖掘日常生活背后的文化意涵，这也是所谓“华南学派”兴起的一些内因，杨念群多次强调此点。
为什么要从事地方史的研究？其根本目的是理解历史上的老百姓是如何生活的？历史上，朝代更替频繁，但乡村历长久而少变，中华文化的根源所在，不在庙堂之高，不在博学宏儒，而在乡村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正是文化传承的一种基本载体，研究这种载体，最终要搞清楚的正是中华文化历代传承的东西，正所谓文化源自民间，即试图通过研究民间历史文献探讨中华文化的传承流变之道。 引用第0楼sheishiwo于2013-04-22 23:02发表的 地方史研究之心得 :
地方史的研究必须要正史为依归，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
以往的观点都认为地方史的研究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这是因为地方史没有形成一个十分成熟完整的体系。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认识逐渐得到纠正。清代章学诚就特别重视地方史的研究，并提出著名的《方志立三书议》，即地方史的修撰应该仿照正史体例设立“志、掌故、文征”三书。我对此是十分认同的。但是地方史的研究毕竟受众比较狭窄，因此扩大地方史研究的受众就是其首要任务了。对此，众多的地方史专家都提出当代地方史的学习既要服务于地方的政治、经济需要，也要以正史为依归，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地方史研究的受众，使地方史研究如正史一般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体系。这才是地方史研究长久发展的根本之道。
记得哪位历史学家说过，正史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应该多读野史才能知道平民百姓的生活。。。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关于地方史和民族史及区域史的联系，可以参考一下彭慕兰的《大分流》。书中选取江南地区，而不是整个中国作为东西资本主义发展比较的关键对照点，是有着区域/地方研究的特质的。但他同时又特别注意江南与周边其他地区，以及江南在十九世纪全球经济史中的地位，这无疑又跨越了一般的地方史和国家史学的范畴。 论坛里真是人才济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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