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类原创】对皮明庥先生大著的一点䃼述（黄兴拜将）
对皮明庥先生大著的一点䃼述村学究
拜读皮明庥先生大著武昌首义文库第一卷《武昌首义始末》（与李怀军合著。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其中第七章之第二节黄兴拜将诵读再三。该节不足3000字（恕不录引），简要叙述“黄兴拜将”之经过，可谓言简而意赅，而皮老先生惜墨之文风亦凸然纸上。
辛亥武昌首义甫定，清政府即以大军压境，相继发生汉口、汉阳战役，史称“阳夏之战”（或阳夏保卫战）。“阳夏之战”对革命军而言，是极其残酷、惨烈而又生死攸关的一次大会战。“阳夏之战”涉及的一个重要人物是黄兴，而涉及的一个重要事件便是“黄兴拜将”。这正是皮老先生“略写”的情节。
首义之前的策划案中，革命党人拟有请黄兴等人来汉主持大计之议，至起义前的9月16日,居正、杨玉如始受命赴沪，于19日抵达上海。黄兴一行于10月28日下午5时乘船抵达武昌，其间形势瞬万变，首义已告成功，武昌全城光复，汉口之役正在进行之中……。黄兴与黎元洪短晤之后即率勇猛之士渡江作战。黄兴在汉口作为事实上的防军司令抵抗北军4天4夜，因力量悬殊战事不利，11月1日退回武昌，欲致力于汉阳防务。革命军亦退守汉阳。汉口失守，时人居正认为责不在兴：“以克强在汉口巷战数日，纯持革命党资望号令各军，终有名不正则言不顺之感。故各军有不受命者，克强无法驭之。今势必守汉阳，又非克强不胜任，若督师无名，则危险实甚。”( 居正：《辛亥札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161页)于是，对黄兴名位之安排，是湖北军政府迴避不了的问题。
湖北军政府内部就黄兴的位置安排问题展开了讨论。黎元洪、汤化龙、胡瑞霖（汤化龙亲戚）等人并不希望受黄兴节制，于是，驱黄的想法在军政府一帮旧官僚中形成黙契和共识。其时黄兴名望远非鄂军政府一干人等所能企及，驱黄谈何容易！然而不易之事竟然被他们很容易地办成。《新生月刊》第5卷第2期曾载文报道黎主导的这一幕：
11月2日，孙发绪曾对黎元洪等人说，驱黄“此事不难，驱黄出省可也。”
黎曰：“今日才迎，怎好便驱？纵驱之，其如黄不去何？”
孙曰：“可用阳尊阴逐之策，请都督（指黎）仿汉高祖登台拜韩信的故事，于明日就都督府前坪（阅马场）高搭将台，预备‘战时总司令’印信一方，令箭一枝，总司令大旗一面，届时集合全军将士，由都督亲捧印、箭、旗三物，拜授黄为战时总司令，请其率师北伐，并于汉阳设置战时总司令部，迨登台拜礼毕，即送黄渡江就职。这么一来，黄兴即被逐出于省垣了。尔后战争若利，则黄率师北上，自然离鄂日远。战事不利，则军法所在，纵不便持法相绳，黄亦无面见江东了。”（李喜所等著：《黄兴的军事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 1999.，189页）
黎元洪等人点头称善，于是星夜筹备，拜将一幕便顺当出台了。
以上情节并非孤证。黎重光在《回忆我父黎元洪二三事》一文中说：“都督府对黄兴应采取什么态度，大家曾进行商议。胡瑞霖出了一个主意，用汉高祖‘登坛拜将’的仪式，由都督请黄兴任总司令，大家都同意”。（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六）.北京：中华书局，1963.）
革命党人对黄兴的名位安排自然是十分关心的。11月2日“宋教仁、田桐、居正、胡瑛等，邀请一般同志开会。由居正提议，拟公推黄兴为两湖大都督，谓：‘可以兼领湖北湖南两省，节制各军。一俟湘省的援军到来，有了统一的指挥，必可以挽回战局。’凡属在座的同盟会分子，均极赞成。”（蔡寄鸥：《鄂州血史》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140页）虽然多数革命党人希望黄兴领军两湖革命，然而其中也不乏反对之士。吴兆麟反对推黄兴为两湖大都督，其理由为“六不可”，要害则在于黄兴原在黎元洪之下，倾刻间位置颠倒，会引起各方疑忌，内部不稳，为了加强团结，维护根本，不可如此行事。而杨王鹏则认为黄兴节制黎元洪，不会引起中外疑忌，内部不稳，他还列举江西、湖南权力更迭作为例子加以说明。最后，宋教仁等人居中调节，说黄兴“此来，是为奋勇杀贼而来，不是来争权位的。我们初到湖北来，于湖北的军队情形，不大熟悉。既是有利害的冲突，就作为罢论好了。”于是大家复议，决定推举黄兴为战时总司令（胡鄂公：《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黄兴传记资料（七），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54-55页）。当时还有让黄兴出任南方总司令的说法，但遭到刘公、孙武、蔡济民、吴醒汉、杨玉如、吴兆麟等人的反对。关于这次会议的讨论，所有记载并非一致。多数史料说明吴兆麟的主张是孤立的，但也有材料说，“时在座者都同意吴兆麟的主张”（李白贞：辛亥革命武汉战争实录，《武汉文史资料文库》第一辑，1999）。
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议决后，是否由黎元洪委任还是以公推方式又起波澜。革命党人多主张公推，少数人如孙武等不予认同。立宪派汤化龙对于战时总司令的名义“亦是其议，但公推后，仍由都督委任，应系统不紊。”居正说：“可，然需郑重其事，请都督登台拜将，授以全权，庶几号令严肃，收指挥统一之效。” ( 居正：《辛亥札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161页)至此，黄兴名位终有定论。
关于登坛拜将情形，胡鄂公在《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中记载最详。11月3日上午，“雨霁风清，朝阳光辉” （胡鄂公：《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黄兴传记资料（七），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31页）。拜将台在今阅马厂喷水池处，不是立碑所在地（杨霆垣：《记鄂军政府的初期外交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七），中华书局，1963，53页）。
拜将之情形亦颇多记载：早6点以前拜将台“已筑成，高可一丈，纵横约四丈余，坛上置一案，战时总司令之印信、令旗、令箭咸在其上，坛后立二柱，扩张长方白布一方，上书战时总司令五字，坛之四角，树立军旗，威严整肃，得未曾有。步兵约一标之众，已先集阅马场四周，各军官长，均已到场。约少时许，军乐队亦至，文武威集。有顷，（黎）都督与黄兴并辔由都督府出，一时军乐队大作。各长官各队伍均举刀举枪致敬。都督及黄兴升坛后，乐止。” （胡鄂公：《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黄兴传记资料（七），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31页）王振民在《参加独立将校决死团经过》一文中说，拜将台是“在鄂督府前阅马场的土岗子上，用杉木搭起一座正方形的将台，四面遍插十八星的军旗，中间悬挂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见全国政协文史委：《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辑）拜将时观礼的“各军官长”为“各军自营长以上”者( 居正：《辛亥札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161页)。除了军队一标与各军官长外，四周环绕观礼者甚众，如有记载说：“我（即杨霆垣）以离职人员，不曾上台观礼，只和三五友人跋足遥望。” （杨霆垣：《记鄂军政府的初期外交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七），中华书局，1963，53页）张国淦在《辛亥革命史料》中说，坛“中立‘战时总司令黄’六字大旗”（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151页）。《鄂州血史》第141页上记载与此同。拜将仪式上，“都督、黄兴在坛上左右立，礼官呼读委任状，都督授委任状李国镛，命李宣读。委任状系一篇典丽文字，长约七百余言，文中大意，首先是叙述满清无道，武昌因而首义；次言推倒清廷，率师北伐，须有统领三军之人；再次言黄兴革命奋斗之光荣历史，以及拜黄兴为总司令之意义；最后是勉励黄兴勉励将士努力完成革命。李读毕，呈还都督，都督双手捧授黄兴，黄兴向都督军礼致敬，双手受委任状；次都督授印信，黄兴受印信；都督授令旗、令箭，黄兴受令旗、令箭，礼如前。每一节目，均有礼官呼读。都督退，乐作，文武长官军队行礼，乐止。黄兴演说，演说毕，黄兴与阅马场四周阅兵，下坛挽辔徐行阅马场一匝，礼成，众三呼中华民国四万同胞、黎都督、黄总司令万岁，礼毕，黄兴退。” （胡鄂公：《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黄兴传记资料（七），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31页）据李国镛自述：“镛宣读委任状时，军民皆呼民国万岁。”（见《李国镛自述》）据《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中说：拜将时，授印者为邓贤才，黄兴曾赠其对联一幅：腰间宝剑冲宵起，座上阴符对酒看（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中华书局，1982，649页）。
“黄兴拜将”是一幕闹剧，也是一齣悲喜剧。所谓“闹剧”，因为拜将是一场不伦不类的表演，所谓“喜剧”，是黎元洪等借拜将而行“瞒天过海”之术，赚得各派心理之满足，黎氏之阴谋却遮蔽于其中。而饮下这杯苦酒的却是黄君克强。诚如皮老先生在笫四节血战汉阳中所述，11月27日汉阳全部沦䧟，黄兴是日傍晚率部撤离汉阳，参加了湖北军政府紧急会议后，夤夜乘船至汉口，翌晨东下返沪。“驱黄”之谋竟以如此惨烈的代价而实现，不胜悲夫！
在历次反清起义中，黄兴“屡战屡北”，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黄兴“屡北屡战”，不减英雄豪气，更成就了他的声威。
黄兴与革命军人关系十分密切。据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介绍：“黄先生在日本代理同盟会总理时，陆军留学生的人员特别多。第四期陆军士官生有七十五人，第五期陆军士官生有五十七人，第六期陆军士官生有一百九十八人。其中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生不下百余人。”（田伏隆主编，湖南省政协文史委：《忆黄兴》。岳麓书社, 1996，79页。）黄兴将他们组织成丈夫团，“辛亥武昌起义后，在南北各省举兵响应、充任都督及军、师、旅、团长的人，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较高的威信。”（戴逸，李育民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 辛亥革命 5。红旗出版社, 1997，441页。.）而且“克强在两湖书院读过三年的书，不仅对武汉情形异常熟悉，所接纳的朋友和同志也不在少数，其后他留学日本及回湖南组织‘华兴会’，也仍与武汉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中华民国建国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华民国建国文献》民初时期文献 第2辑 史著一。台湾国史馆出版，2001.11.，121页。）因此，黄兴任职民军领袖是具备资格和条件的。“黄兴以同盟会实际之副领袖身份，且以黄花岗之役英雄之盛誉，赴汉督战，无论人、地，本极相宜，黄兴又与两湖革命党人有历史渊源，新军将士均仰慕其威名，二则黄兴与各省均有联络，易于促进响应，三则黄兴与海外及日本志士早有接洽，且有日人萱野长知等莅汉助战。”（中华民国建国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华民国建国文献》民初时期文献 第2辑 史著一。台湾国史馆 出版，2001.11.，121页。）这说明黄兴对武汉情势十分熟悉，在当时条件下，尚没有比他更合适人选充任军事指挥。阳夏之战的失败，原因众多，其中最重之一条是黎元洪导演的热烈、隆重的“黄兴拜将”，却并未对黄兴授以实际节制之权（例如湘军甚至孙武所部，黄兴均难实际节制），黄仅是以其名望指挥战斗，这岂有不败之理！而责任在谁，其理昭然！
《武昌首义始末》由官方襄助出版，该书地位无异于一部地方之“正史”。窃以为皮老先生以执武汉史学界牛耳之泱泱大家，何不仿史迁之“太史公曰”而“皮公曰”，以其入木三分之了了数语，揭橥精华，臧否人物，引领我未出茅庐之辈，领悟历史之壶奥，岂不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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