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建国后百万内地居民逃亡香港的纪实文学《大逃港》
最近因为有关香港的话题展开的一个有趣的讨论，就是香港人的组成成分，这样找到一点资料，书里的结论就是上个世纪从五十年代起至八十年代，有超过100万的内地居民逃亡香港。《大逃港》
作 者： 陈秉安 著
丛 书 名：
出 版 社： 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
ＩＳＢＮ：9787218068305
出版时间：2010-07-01
版 次：1
页 数：349
装 帧：平装
开 本：16开
所属分类：图书 > 文学 > 纪实文学
正文语种：中文
本书披露的资料：
据统计，在上个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当中有40多个人都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逃港者”。
陈秉安：香港最简单的账，从1950年的232万人到1980的506万人增加了300万，这300万人呢中间除去批准移民的每天50个，另外呢，除了自然增长生孩子的，300万人中间至少有100万人是逃港去的。
《大逃港》“采用港督姬达的港英官方表述：香港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然而按香港“实际人数”减去“按自然增长所得的人数”便是“非正常增长”人数，这样“从1950年到1970年20年香港‘非正常’增加的居民是125万人，除去合法办证迁港的人数（每年1.8万人）外，20多中，逃往香港的群众总人数接近90万人”。同样计算，从1960年到1970年10年中，逃往香港的群众总人数在60万以上。
据历史资料记载，内地逃亡香港高峰有最少四次：
1957对应就是当年的反右
1962对应就是当年的三年自然灾害
1972对应就是文革
1979文革结束后由于两地经济收入差距巨大，这也是深圳特区成立的一个推动因素。
这是凤凰网的有关当年内地人逃港的图片资料链接（都是当时港方拍摄的历史影像）
http://k.ifeng.com/10040/13261?picshow=1_0
最轰动的内地人逃港的事件是文革期间马思聪逃港事件：
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马思聪先生。1949年12月被中共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马思聪遭到批斗。1967年1月，马思聪与夫人王慕理、次女马瑞雪和儿子马如龙出走香港，后由美国驻香港领事陪同飞抵美国。1968年，马思聪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这一罪名直至1985年才得以平反。
本书资料来源：
引自凤凰网的视频专访文字：
陈晓楠：从1842年清政府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之后，粤港两地的居民实际上是可以自由往来的，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防止境外的反华势力从香港渗透，1951年2月15号广东省政府颁布了禁令封锁河口，并且在深港边界设立了三道防线，私自前往香港的人将被视为“叛国投敌”。自此，在深港边界上竖起的铁丝网犹如10年之后的柏林墙，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根据陈秉安的统计，在此后的近来30年的时间里，通过各种方式从大陆成功逃往香港的人超过一百万，1962年，随着全国性大饥荒的日益严重，时任广东省第一书记的陶铸下令开放河口，给饥饿中的难民一条活路，一时间整个广东，乃至全国的乃民纷纷涌入了香港。根据《广东省志》的记载，1962年5月中旬以后每天外逃的人员达到数千人，仅是5月15号的一天就有4977人逃亡，而每天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伺机进入香港的也有四五千人，高峰期间，甚至达到八千多人，在广州火车站，还发生了大批外逃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一时间，1962年的深港边境成了饥饿的难民们求生的最后稻草。
解说：在一份当年出版的香港《星岛日报》中陈秉安查实，仅叶小明母亲遇难的那一天，香港落马洲一带就发现逃港者的浮尸126具。
解说：2007年4月，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1949年至1974年的一万两千多件档案，有关逃港事件的内容亦在其中，此时的陈秉安突然意识到，自己偷偷采访和整理了22年的“大逃港”，终于有机会公开了。2010年初，在补充了一些官方解密的档案和当年广东省领导的采访后，《大逃港》一书集结出版。
本书目录：
目录
楔子：20年前的寻找
一、发现径肚村
二、小松树下的孤坟
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一节 浅浅的界河
一、新中国成立初年，中共高层最初的决策
二、“隔岸村惨案
三、深港边境三道防线的建立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
第四节 荷叶塘故事——一个地主后代的回忆
第五节 强扭的瓜不甜——宝安县的合作化和“退社风
一、新中国的集体化尝试
二、宝安县的反“退社风”运动
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
第一节 三十年牛郎织女：文素巧寻夫
第三节 逃港的广州女大学生
第四节 “木脑壳”八次逃港传奇
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一节 “六二”大逃港为什么会发生
一、历史怎样让毛泽东失误——从莫斯科会议到“三面红旗
二、狂热的深圳河
三、从“反瞒产”到“大饥荒
第二节 逃港：饥荒中的出路
一、毛泽东尝到了“苦果
二、“六二”大逃港的形成
第三节 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
一、“陶铸派我去宝安
二、东莞和宝安的民兵排长为什么逃港
三、“不行，我们得去找省委
四、从陶书记手上要到了特殊政策
五、最早的“对外开放”是这样搞起来的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
一、大饥荒旋风刮过神州大地
二、中英士兵持枪对峙
三、大军区政委亲令撤岗哨
四、“钦差”密访香港
五、广州火车站告急
六、总理致电：赶快收
七、究竟逃了多少人？
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一节 涌过边界的洪流
一、被尘封的历史
二、逃港大军撼动香港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
一、华山救亲与港警大搜捕
二、万名市民以身阻车队
第三节 梁成功九龙寨奇遇
第四节 暴雨下的冤魂
一、边界大惨剧
二、饥饿，你懂得是什么滋味吗？
三、铁丝网下的冤魂
第五节 潮水冲击之后
一、狂潮是怎样平息的
二、逃港群众进入香港以后
三、港英政府失算了
四、台湾国民党政府和各国政府密切关注“六二”大逃港
五、港台“紧急援救
第六节 全港大审判
一、行善者被法处
二、非礼逃港妇女案
三、港警夫人“窝藏”案
第七节 从逃港者到“洋参大王
一、从“富农狗崽子”到“投机倒把分子
二、为活命挥泪别爱妻
三、深圳河上枪口逃生
四、从苦力熬到大老板
第五章 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第一节 北戴河的错误判断
一、毛泽东北戴河一夜未眠
二、“反对者”变成“支持者
第二节 在深圳河边筑起“铁壁铜墙
一、宝安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二、西乡大算账——两个制度的对比
第三节 西坑之战——社会主义阵地的争夺
一、“反偷渡”典型魏天粦
二、神奇的西坑俱乐部
三、梧桐山下的“红旗”倒了
第四节 “爱”也拴不住的“心
一、李美容揭发丈夫偷渡
二、美女罗秀姑轶事
第五节 刑场上的鲜血——老头与青年殊死血斗
一、有偷渡者被枪毙？
二、四青年密谋逃港
三、四千军民夜围羊台山
四、群众齐喊：杀、杀、杀——
尾声：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一、“群众外逃，我们总得想个法子呀！”
二、邓小平的话是什么意思？
三、省委书记与大队支书的一场辩论
四、宝安县等来了“尚方宝剑”
五、历史，在随时光远去
后记
本书的一篇读后感文字摘录：
习仲勋：生活水平搞不上去 开枪唱红也难挡逃港潮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special/xizhongxun/detail_2012_05/21/14699227_0.shtml
2012年05月21日 22:1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陆谷孙
核心提示：最早，对偷渡客是开火射杀的，深圳一带因此曾出现过“拉尸”的行当；后来，杀不胜杀，就建“反偷渡红旗村”，村屋墙上满满当当刷成“红海洋”，组织村民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红歌。可是偷渡潮还是遏制不住。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2011年3月20日TM05版，作者：陆谷孙 系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原题：《“用脚投票”和曾经的逃港潮》
经常看见网上“用脚投票”这样的用法，只知英文里有to vote with one's feet的说法，还真不知道中文里是谁率先用上这话的。最近读到《中国青年报》，始知有一本广东人民出版社去年7月出版的陈秉安著《大逃港》，这才知道，此话是最早意识到问题严重的老革命家习仲勋说的。
1978年，习主粤政，发现严防死守解决不了外逃问题，具有前瞻目光的他率先开始酝酿特区，这也才有了后来“一个老人在中国南海边画了一个圈”。1990年，特区成立十周年，陈秉安采访习仲勋，习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生动的实话实说和“洋为中用”，幽默中透出改革的担当！
偷渡逃港的事情早有所闻，除了“文革”时期的马思聪，还有陈独秀的女儿，还有不少今天香港的头面人物。最早，对偷渡客是开火射杀的，深圳一带因此曾出现过“拉尸”的行当；后来，杀不胜杀，就建“反偷渡红旗村”，村屋墙上满满当当刷成“红海洋”，组织村民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红歌。可是偷渡潮还是遏制不住，农民逃（1973年，上述“红旗村”逃了包括专门负责反偷渡的民兵队长在内的一大半人），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共产党员、军人和干部也逃。1978年，逃港成功的有183人，其中市直机关副科级以上的就有40名。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泅渡逃港的人当中，还有念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自己“给力”的。香港政府开始时是调集军警驱赶或追捕关押，后来实行“即捕即遣”政策，香港老百姓以卧地阻拦遣返巴士开动等方式，百般抵制，总算让逃港者之中不少人自己搭建“天台木屋”栖身，从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最底层的作坊劳动做起，出卖廉价劳动力，受尽白眼，一路奋斗，艰难融入主流社会，成了今天的“领带教父”、“期货大王”、“金牌编剧”等等。还有当年身上除了一条游泳裤一无所有的，现已贵为全国政协委员。有人做过统计，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
作家陈秉安把这样一本书献给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有些人可能会联想到“柏林墙”而认为不合时宜，觉得不光彩，迷信分子会觉得不吉利，更有的人已经开骂了。而实际上把“冰火两重天”的历史原原本本交代于后世，别闭着眼睛说乌有，引得读者流泪，给懵懂的小字辈震撼，恰恰证明过来人有责任对一代一代的新人打开通向民族记忆的大门，有良心的求知者尤其如此。
老革命家习仲勋“用脚投票”一语沿用至今，足见他说出了真相，而真相不死，今日不是还有“外逃族”、“移民潮”吗？民间还传颂习仲勋把毁誉荣辱置之度外，直不辅曲，屡挫不扑，途见不公会拍案而起。陈秉安为这样的高级领导人记下历史的一笔，也是这部书的价值所在。 本书的部分内容，有不少田间地头的鲜活深刻的资料和观感：
第一部分：解放初期
宝安县的“均贫富”是分成这样几步走的：
第一步，镇压反革命。首先把农村的反动势力打下去！
1949年，解放军工作队进深圳，人民政权获得高度拥护
1951年3月9日，宝安县政府分别在深圳、南头、西乡召开群众大会，判决了163名反革命和不法地主。一次就枪毙了大匪特首领林强、刘色风等16人。
1951年3月至6月，宝安县共扣押“反革命”1324人，枪毙180人。反动阶级的气焰被打下去了！
第二步，派出工作队进人农村“访贫问苦”、“串连扎根”。
一队队背包上挂着毛巾和漱口杯的工作队进人了农村。他们大都来自底层的劳动人民，与穷苦的“阶级兄弟”吃一锅饭，睡一张床。贫苦农民把他们当成了“贴心人”。
第三步，把农民组织起来，跟地主阶级势力斗争。
怎么把农民组织到一块呢？什么是农民的共同点呢？那就是他们在旧中国同样受地主豪绅的压迫、充满着对国民党旧社会的怨恨。
共产党在农村广泛开展“忆苦思甜”教育。
一次次的“访贫问苦”，一次次的“诉苦大会”，共同的遭遇，使分散的农民把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到“黑暗的旧社会”、“地主阶级、国民党”身上，农村的组织坚强了。穷人的心紧紧地同共产党连在了一起。
第四步，农村工作队顺势发动组织“农会”，并开始了中国农村革命的“重要”一步：划分“阶级”。
怎样划分阶级呢？
有关资料记载，1951年宝安县的土改工作队刚进人农村时，无法分清“阶级”，曾用过一个最朴素的“方法”：穿烂衣服的就是贫雇农，谁家壁上挂着腊肉腊鸭的就是地主。
同一个祠堂姓氏的子孙，按照经济状况被分成：贫（雇）农、下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等多个成分。前三者为人民政权的“依靠对象”，富裕中农为“团结对象”，富农、地主为“专政对象”。
“千年百代一姓人”的中国农民，从此有了不同的身份——“阶级”。
为什么要划分阶级呢？
有了阶级的划分，阵营就分明了，斗争的对象才能清楚，才能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人，进人“革命”的下一步。
第五步：斗争地主分田地！
而今互联网上网的年轻人常常不解为什么“斗地主”：地主和农民有深仇大恨吗？分了人家的田地得了，为什么还要“斗”他们呢？
事实上，斗倒地主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把地主阶级的威权打下去的过程，更是一个新生的政权在农村获得道德支持的过程。
做牛做马的贫苦农民翻身了，而当年压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阶级被斗倒在脚下了。是共产党来了，让他们扬眉吐气，“当家作了主人”。
在大会上被批判斗争的地主“交代了罪行”，穷苦农民上台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群众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口号喧天，群群激愤。
打倒少数，底得大多数，新生政权更加稳固了。
勇敢的农民冲进地主的高墙大院，强迫地主交出账本、地契，然后一把火烧了。地主所有的土地、房屋、牲畜都被充公，按农会的指定一一分给农民。
宝安县的历史记录充满了激动：“那些盖满官印的田契，从此随着整个封建剥削制度的灭亡而焚烧殆尽！”
我在宝安县土地改革有关的历史资料中发现了一张图，图中的说明写着：”1951年5月29日，宝安县举行土改没收典礼大会，做成猪栏形状的地主栏设在主席台的右边。低眉顺眼，垂头丧气的地主被一个个押上来，被定为不法地主的都戴一顶五寸的白色高帽，守法地主则蹲在地主栏的前面。献田契仪式开始，地主们一个接一个上台，向毛主席像叩头谢罪，然后双手向农民代表献上红纸包着的
地契……”
毫无疑义，50年代初的土地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20世纪90年代，深圳作家苏伟光、杨宏海主编了一部《深圳民间歌谣》，其中有一段《土改快板》，用宝安县农民的话，记录了土地改革后农民喜悦的心情：
我名叫亚福，今年五十六。
想起解放前，住个茅寮屋。
着个烂衫巾，食个盐傍粥。
解放翻倒身，分田又分屋。
涯阿福，涯阿福。不不忘共产党．水远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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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作者通过历史和现实的访谈总结出的当时的一手新鲜的资料，推荐给大家看看！ 第二段资料：
1956年前，逃港者主要为新政权的“敌对者”，地、富、反、坏，蒋介石遗留在大陆的国民党余部。而1956年后，逃港者中第一次出现了新政权的“受益者”：贫农、下中农、共产党员、农村干部……这显然同城市的反右，农村的强拉入社以及反“退社风”有关。
但是，这些“光明下的阴影”，是很难呈送到高层的办公台上被“看到”和被“知觉”的。
“退社风”被打退了，上报的材料写着：“宝安县上下出现了一片人人走社会主义路，个个爱社如家的喜人景象”
1957年末，宝安县委的一份总结材料更不无得意地称：“人民群众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团结、坚定、意气风发。真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有人对１９５７年宝安县的反“退社风”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牛不想喝水，按了牛头也不会喝。”
宝安县那些被强迫入社的农民，还有那些被镇压、被批斗的人们以及他们的亲属，在无法改变的现实面前，比起内地的农民来，多了一条出路，那就是：逃港。
逃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被定为“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并且认定造成逃港的原因不是大陆政府在政策上有什么过失，而是外部台湾、香港的美蒋特务煽动的结果，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结果。逃港者，就是“叛国”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３０年逃港的潮起潮落，可说是中国政治稳定与否的晴雨表。
我在笔记上，用红色的波纹线详细标明着30年来深圳河上偷渡的情况。
波纹线在1952年到１９５６年的一段，变化是平缓的。波纹线没有大的起落。在每天的记录上，甚至出现过“0”的记录。
很明显，国民党在大陆的势力基本被消灭、一部分持不同政见的人已被放出去香港。国内政治清明，人民群众满意。政局稳定。
这个态势在1956年下半年后出现了明显的改变：红色波纹线在1957年后更突然急剧动荡，随之上升。毋庸置疑，这表明国内政治斗争开始激烈，一部分群众对政治、经济的状况不满而开始“背叛”。
红色波纹线节节上升，开始是每月偷渡几十人，接着是每月出现数百人，到了1957年的６月以后，猛然上升到每月近千人，最高上升到7月的几千人。
这就有点反常了。
如果仅仅是因为不满“入社”而引起逃港，它应该是断断续续的，不应该形成集中的大规模的偷渡潮。
陡然上升的“水银柱”仿佛在提醒我，这后面有个什么事情在推动着“逃港”。
难道在1957年的六七月份，宝安县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堆积如山的有关宝安县的历史资料中寻找着。企图找到打开疑问的钥匙。我坚信，造成一个月几千人规模的大逃港，不会没有原因。
一份由中国共产党宝安县委员会所发的《边防字21号》文件，引起我的注意。
这是1957年6月8日，由王志任县委书记的中共宝安县委，向中共广东省委和惠阳地委呈递的一份报告，报告题为《关于对人民群众“放宽”来往香港问题的意见》。
我仔细地翻看了这份文件：果然不错，看来，１９５７年六七月群众逃港高潮的形成，与这份文件有着某种联系。
1957年，宝安县要求“开放河口”的报告（左）和广东省委同意“开放河口”的批复
这份文件主要谈的是深圳河上的偷渡的事，内容分为：偷渡情况的分析、矛盾的性质和意见和我们采取的措施三部分。
在谈到群众偷渡的原因时，报告中的认识同习惯的把“逃港”看成“叛国”的看法是不同的，而有其“新观点”。
报告称：
由于英方的坚持，1956年3月以来，中英双方实行了“出入平衡”政策。即香港每天过来多少人，深圳这边每天就只能放多少人过去。由于要求去香港的人数大大多于香港来大陆的人数，宝安、东莞、惠州一带成千上万要求去香港的群众，探亲的要求不能得到批准，造成了不少群众选择“偷渡”这条路。
报告说：“对于人民群众去香港的问题，采取放宽还是继续从严呢？我们认为放宽较好些。”
报告大胆提出了设想：“目前国内尚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我们既然不能包起来，去香港打工这条路就不应该堵死。”
在这里，作者把“逃港”改用了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做“出港打工”。十分聪明。报告还认为，与其造成群众与政府的对立，不如把“出港打工”的这道门打开得更大一点，更“放宽”一点。
“这样，就可将矛盾转向英帝国主义”对群众、对政府，都是好事。
表面看，这份报告没什么，而细看则柔中有刚，内含着要求“对港政策”改变的潜台词。
那么，广东省委是怎么样对待这份报告的呢？
广东省委很快就批准了这一报告，同意“放宽”。
广东省委为什么会同意“放宽”？
也许６５岁以上的广东的老百姓会记得，1957年的三四月，对于依靠田里的收成来填饱肚子的广东农民来说，是一个难熬的春天。一方面是政治运动，整风整社，开会斗争；一方面是青黄不接，粮食紧张，群众没饭吃。粤北地区更有甚之。
１９５７年春，粤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大的水灾，致使数以万计的农民失去了家园，大批农民自北往南避荒。
当时，广东的南部，宝安、惠阳一带没有受灾。于是，流浪到广州一带的成千上万的灾民，又像潮水一样流向广东南部。
广东省委（56）字第131号文件《中共广东省委批转宝安县公安局“关于外省、外县居民大量流落边防区的专题报告”》称：流亡到深圳边防线上来了的灾民，手里拿着乡里、社里开的证明，拖儿带女、哭哭啼啼，成千人围聚在罗湖桥海关一带，口口声声要到香港去“投亲”。说如果不让他们去，就躺在罗湖桥上不起来。
都是没吃没喝的贫下中农、阶级兄弟，边防军也不好硬性驱赶他们离开。
对于灾民流边，当地部门十分为难，因为数万群众来边，无论在治安上或者在食物的供应上，都成了问题。于是向上反映这种情状：“由香港返来的同胞看了十分难过，买东西给她们吃，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响。”希望引起上级的重视并尽快解决。
这种情况，立即引起了当时的广东省委的高度重视。
有关资料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
自2月1日至4月6日，据不完全统计，（涌来深圳的流民）计有21县3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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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看这段历史已经很模糊和很陌生了，生活已经到了现在这样，逃港有这个必要吗？
但是当时不少人为了逃荒或者为了躲避运动，最终无奈选择逃港的这个路径，作为个人来说，他们有自己的脚可以选择生活的区域，但是作为国家来说这些个体属于离弃自己祖国的一群。 相关新闻媒体对大逃港的相关主题报道：
编者按：2005年和2006年，深圳市及广东省档案馆分别向社会开放档案8万余件，通过阅读原中共华南局的机密材料，慢慢还原出当年数次“逃港潮”的历史图景。第一次大逃港发端于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然后分别是七十年代的初期和末期，主体是众多无法返城的下乡知青。他们有的人被抓获遣返，有的人则永远消失在了路上……而那些侥幸逃过巡查上了岸，在香港落地生根的逃港者，三十年后，他们的生活又是怎样呢？
http://feature.stnn.cc/historys/taogang/
粤港边界上的偷渡逃港事件，自1951年封锁边界以后就没有停止过。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境内外巨大的经济差距，是逃港者的动力所在。逃港风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改革开放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在香港与宝安县百余里的海岸线上，历史怎样错步向前，以致数万人铤而走险、蹈海求生？
后记
由于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反差，内地民众想方设法要移民香港。也许我们可以说，是曾经汹涌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设立经济特区，做出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对于大陆政府高层的务实派领导人来说，逃港潮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了他们的敏感神经，促使他们竭尽全力扭转“极左”激进政策，并最终带出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大概是第二卷，也有关于当时这一情况的资料 环球网有关大逃港的历史资料：
http://history.huanqiu.com/photo/2011-04/1641990_14.html
http://himg2.huanqiu.com/attachment2010/110420/zip1303283492/1303283492_0.jpg
http://himg2.huanqiu.com/attachment2010/110420/zip1303283492/1303283492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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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img2.huanqiu.com/attachment2010/110420/zip1303283492/1303283492_9.jpg
http://himg2.huanqiu.com/attachment2010/110420/zip1303283492/1303283492_10.jpg
http://himg2.huanqiu.com/attachment2010/110420/zip1303283492/1303283492_13.jpg 央视网本书做的报道：
深圳作家陈秉安香港分享“逃港故事”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25日
深圳特区报讯 （记者 廖露蕾）２３日，深圳著名作家陈秉安在香港书展举办了题为“香港人的集体回忆――探索５０至７０年代的偷渡潮与逃港故事”专题讲座，分享他写作《大逃港》的历程之余，也邀请了三位“逃港者”讲述他们逃亡的辛酸日子。
《大逃港》是陈秉安耗费２２年时间收集大量资料和采访完成的长篇纪实文学，以第一手资料解密了几十年来一波接一波的“逃港浪潮”，鲜活生动地再现了这段历史。陈秉安此次在香港解读这部作品也颇具意义，他指出，上世纪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初从内地逃往香港的人数在２００万至２５０万之间，这群逃港者及其后代成为了香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认为，“逃港者”和这段历史至今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写作这本书就是想要为“逃港者”发声。“他们敢创敢干、吃苦耐劳的精神正是香港的根。”陈秉安说。
在陈秉安看来，为了生活而出逃香港的这群人不仅对香港的繁荣贡献了重要力量，他们身上所承载的历史也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关。“有人说改革开放是从小岗村开始的，我认为在当年的深圳宝安县就已经展开了，这一结论的缘由正是大逃港事件。如果没有大逃港，历史可能还停留在深圳河边的芦苇丛中。所以改革开放当代史应该写到‘逃港者’，应该写到宝安县。”
陈秉安说，《大逃港》有意只写到７０年代，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的逃港历史将在下一步作品里书写。“《大逃港》作为一次抛砖引玉，在出版之后得到了许多反馈和支持，也有不少朋友向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素材。我将在下一本书里从人的命运着手揭示这段历史，内容将会更加丰富。”
http://news.cntv.cn/20110725/108647.shtml 逃港知青艰辛往事
日期：
版名：[深港] 稿源：[南方都市报]
“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熟悉的歌声响起，香港狮子山下，曾经的偷渡者，72岁的香港前行政、立法局议员，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鹏飞朗声道：“失败二字，在他们的字典里是没有的。在某事失败，再干、再努力，哪里跌倒，哪里再站起来。这才是创造香港所谓经济奇迹的狮子山精神。”
2012年12月7日，一场关于中国知青的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来自美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和内地的逃港者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话题集中在逃港的中国知青。年逾花甲的逃港知青“群情激昂”，他们带来了各自写的书籍、论文乃至影像作品。
“我自己的同学中，就有8人在偷渡中死亡。逃港潮中死了多少人，没人知道。深圳有开荒牛，珠海有渔女，为什么不能有逃港者塑像呢？”一名逃港知青说，偷渡者不是改革者，没什么大理想，只是追求个人的幸福和人性的解放、自由，但确确实实是他们用生命撞开了中国开放的大门，“仅仅是同情、理解还不够，这段历史应该得到肯定！”
逃港知青不下20万
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起，因战争影响已有大批内地人逃到香港。新中国建立后，饥荒问题，加上大跃进、上山下乡以及后来的“文革”等政治运动，又造成了60到80年代的数次大规模逃港潮。1960年时香港人口只有301万，1979年时已增长至501万，逃港者正是香港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1966年人口比1965年增长3.2万人，但1967年一年却增长了9 .29万人，人口大量增长，不是生育或者正常移民，而是大量的偷渡人口输入。1968年9月，“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城市青年被号召到农村、边疆接受“再教育”，广东的知识青年中，插队到东莞、宝安一带的，惊讶地发现当地青壮年大多偷渡到了香港。
从1974年开始，港英当局实行“抵垒政策”，即抵达香港市区的偷渡者自首，可特赦获取居港权，到达郊区即新界者不足以获得居港权。政策使得上世纪70年代偷渡到香港的人数激增。据学者推算，1971年至1980年从内地偷渡到香港的人数约40万，其中又以知青为主体，估计不少于20万知青偷渡并留居香港。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珠三角一直有人偷渡，而且这一带几乎家家有亲属在港，通信来往，也知道香港的实情并非宣传所言。在大饥荒年月，港人不断邮寄或亲身带食物接济内地亲友，“不可否认，偷渡的知青往往较有反抗性，不甘于命运的安排和社会的不公对待。”逃港知青黄东汉说。
从“督卒”到“起锚”
黄东汉今年70多岁了，他1970年从宝安县蛇口偷渡至香港，一晃已经过去40余年。用他自己的话说，衣食无忧，每个月还能领政府给的生果金，确实是安度晚年的好日子。黄老先生身体硬朗，这几年的爱好就是写写当年逃港那批人的故事。从2009开始，平均每2个月可以写一篇。“约了很多当年逃港的人，有的愿意谈，有的就不愿意，可能勾起了伤心事。”他所写的这一系列文章，题目叫做“起锚”，为什么知青把逃港说成“起锚”呢？这还得回到1962年前的逃港潮说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地区的百姓，用“督卒”作为偷渡逃港的暗语。这个词语贴切又形象。当时的老百姓就像象棋里的“卒”一样，一心想着跨过深圳河这条“楚河汉界”，并且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督卒”这个暗语渐渐被“起锚”所代替。这首先是因为“督卒”用久，隐蔽性已经消失。其次，随着政策的收紧，边防措施和设施日益完备、现代化，翻越铁丝网过深圳河已不太容易，他们大多只能选择渡海而去。这正像是航海中的起锚。据说另一层含义，知青们不希望是一去不返的“卒”，而是盼望着如同航海之船，有返航的一天。
当年为了堵截内地人“起锚”，当局在东莞县和宝安县交界处，即樟木头以南建起了第一道封锁线。在封锁线以南的宝安县境内，是路路设卡，村村设防。当年“起锚”的多数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生活经验不足，凭着手中简单的地图、指南针及少量干粮，白天不能走，只能躲藏在山上草丛中，晚上依靠微弱星光缓慢前进，往往一个晚上走不了几里路。从第一道封锁线到边境，“起锚者”不能走大路，不能靠村，只能在夜间翻山越岭，还要时刻躲避军警的追捕、毒蛇野狗的袭击，再加上饥饿，几十里的山路往往要走上一星期左右。
为了在翻越梧桐山时免遭警犬追赶，有知青事先到动物园收集老虎粪便。要泅渡海峡，必须强身健体，练一身过硬的游泳技能，许多知青会集中在广州越秀山公园中山纪念碑下的百步梯进行体能大练兵。练习游泳，可以先在池子不挨边游数十圈来回，然后再去珠江实练。
历尽艰辛 警犬咬、囚狗笼
有观点认为，当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不堪迫害，于1967年经深圳水域偷渡香港并转赴美国定居，是掀起知青逃港潮的导火索。在马思聪抵港后几天，几乎所有香港媒体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正是从1967年起，知青长达10年的逃港潮拉开了序幕。
如前所述，这时知青要逃港，远不如先前边民逃港那么容易。大多数知青“起锚”的路线有三条：西路，从东莞进入宝安、南山一带，渡过深圳湾，或者从蛇口渡过后海湾；中路，从梧桐山、流浮山到沙头角，翻越铁丝网到香港；东路，从惠州到龙岗，渡过大鹏湾到香港。这三条路线各有其利弊，但风险都是巨大的。除了自然环境中的海蠔、鲨鱼、洋流，还有人为的铁丝网、警卫、警犬等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把抓住的逃港者遣返。
像黄东汉那样，第一次逃港就成功的知青毕竟是少数。许多人都经历了多次“起锚”，经历千辛万苦才到达香港。张宇德就先后经历了三次逃港，终于成功到达。张宇德1952年生于广州，家庭成分是资本家，自然逃脱不了被抄家、上山下乡的命运，他被分配到了海南省。17岁的年轻人，终究不想这样过一辈子，为了前途，他决定趁回广州探亲之时逃港。
1971年，他们一行5人“起锚”了。不过，经过半个多月的翻山越岭，却在海边沙滩上，被边警发现了，就是在这里，他被警犬咬伤大腿，经过近一个月才好转。40多年后的今年，张宇德的腿上仍留有当年被狗咬的伤疤。
1973年第二次“起锚”，又在山上被民兵抓住送回。
1974年，张宇德和女友，及另一位朋友一起，又再次“起锚”。没想到走到第九天时，天黑山路难走，张宇德的女友摔下山断了一条腿。怎么办呢？继续走肯定是不行了。商量过后，张宇德找来两根树枝固定住女友摔断的双腿，将她抬到路边。张宇德躲在山上看着女友被巡逻的民兵抬走，才和朋友继续赶路，情侣就这样分别。
不过，这次他成功了。他和朋友在小梅沙下水，经过一晚渡海，终于渡过大鹏湾，在香港新界的吉澳岛上了岸。幸运的是，张宇德的女友一年多后也逃港成功，在香港团聚。而他在香港认识一位同是当年逃港的女士，和弟弟一起“起锚”，其弟却在渡海的途中被鲨鱼撕成了碎片。
每名逃港者的背后，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沈强的故事，发生在1971年，做了万全的准备之后，第二年，朋友3人开始“起锚”。由于要翻越大山，跟其他逃港者的方法一样，他们只能白天睡觉，晚上赶路。走了几天之后，沈强先去探路，没想回来却被边警抓住，五花大绑押回拘留所。而他却一直没能见着那两个同伴，“怪事，直到现在也没有那两个同伴的消息”。
第二次沈强决定一个人走，走了七八天，到了海堤旁，没想到又被潜伏着的边警发现，带回了营部。满身是泥的他，没人肯用绳子来捆，于是有边警就提出，将他关入关警犬的狗笼子里。1米6几的身高，身材瘦小的沈强蜷缩着身体正好关了进去。第三次“起锚”终于成功到达香港，顺利拿到香港身份证。这段被囚入狗笼的经历，成了沈强逃港路上，最难忘的经历。
泳裤渡香江 翘首望神州
在偷渡的这批知青中，有一个人，30多年前，他“一条泳裤渡香江”，在金融界传为美谈，他就是有“香港壳王”之称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刘梦熊是广州人，1966年，原本上大学，当评论员的梦想被打破。1968年，他响应号召，到东莞长安镇上沙大队插队落户。
刘梦熊说起当年，他努力工作，年年被评为优秀知青，但是付出却得不到回报，由于父亲是“摘帽右派”，家庭出身有问题，始终无法得到信任和重用，几年下来，刘梦熊心灰意冷，就起了偷渡逃港的念头。当年突然学游泳的人，都会被认为是为偷渡做准备，因此，他就趁回广州休假的时候在珠江学。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1973年9月，刘梦熊踏上了逃港之路。走了6天6夜，从东莞到宝安，在现在深圳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位置下水了。天黑就下水，跨越深圳湾，天亮还没到对岸。刘梦熊清楚记得，当时是看着对面“尖鼻咀”水警码头上的5盏水银灯游过来的。他说，“又划了386下水，念着毛主席语录鼓励自己，一口气游到了对岸”。爬上岸只有一条游泳裤，马上到警察局去登记，证明是偷渡过来，就可以领到永久居民身份证。1973年到香港，8年后，刘梦熊才第一次回广州，和母亲团聚。
逃港的知青，其实许多都怀着对祖国大陆的由衷热爱和深切感情，到港后，他们时刻思念还在大陆的亲人。黄东汉说，每年重阳节，一帮逃港的知青都会相约到香港沙岭“北望神州”。
黄东汉抵港之后，消息传到广州家里，家里人高兴地办了一桌酒席。很多年后，随着政策的放宽，黄东汉回广州置了业。张宇德更是回内地创了业，当了老板。受访的逃港知青都说，他们到香港后，每天都要关注媒体上关于内地的消息，一是因为亲人在内地，二也是心系祖国的命运。“并不是叛国，只是到香港为自己的前途，为了自己的明天而拼搏”，这是逃港知青对自己的评价。
讲述
中国知青问题研究专家潘鸣啸：
逃港知青
让我认识到全新的世界
2012年12月7日，一场关于中国知青的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来自美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和内地的逃港者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话题集中在逃港的中国知青。
这场研讨会的组织者叫潘鸣啸，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逃港知青亲切叫他“老潘”———事实上，老潘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大名M ichel B onnin。40年前在香港传奇般遇上渡海而来的逃港知青，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和人生轨迹。
年轻时，老潘是一个热血的“左派”学生，参与了1968年的巴黎“五月风暴”，这是他自称“法国老三届”的原因。1971年至1976年，出于对法国革命的失望，潘鸣啸到香港半工半读。上世纪70年代，老潘和朋友到东坪洲玩，半夜时分有人敲门，老潘开门一看，一个精神高度紧张的中国人，压低声音求救，“我是从那边过来的，能否在这里住一晚。”对方指向北方。老潘看来者衣服是干的，有点怀疑，但一握手，就相信了对方，“他的手给我感觉是在水里泡了很久的。”
当时中国内地很封闭，对于老潘这样的汉学家，很难得到内地的第一手资料，彻夜长谈，让老潘受益匪浅，兴奋异常，“我在北京留学的同学感叹说，我一晚上得到的关于内地的信息，比他一个月得到的还多。”
让老潘惊讶的是，在与这名逃港者长谈时，又听见窗外有人呼喊救命。逃港者说他有同伴在中途失散，于是赶紧到海边搜索，最后救上来的是另一名与他不相识的逃港者，“我那时才感觉到，逃港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第二天，老潘将两名逃港者安全送达香港市区。他开始接触从内地来的偷渡者，听他们讲述在内地的故事，“跟他们谈话，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时在香港的知青还创办了一份杂志，叫《黄河》。”
自此，潘鸣啸放弃当代儒学再评价的博士论文课题，转而集中研究“上山下乡”运动。1978年，他和法国的记者朋友合作出版了较早关注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20岁在中国农村》，在欧洲引起不小反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潘鸣啸出任在香港成立并由法国政府资助的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创办杂志《神州展望》法语版及英语版。2010年，他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为其奠定中国知青问题研究专家的江湖地位。
黄东汉
今年70多岁，他1970年从宝安县蛇口偷渡至香港，这几年的爱好就是写写当年逃港那批人的故事。
张宇德
1952年生于广州，家庭成分是资本家，自然逃脱不了被抄家、上山下乡的命运。他先后经历了三次逃港，终于成功到达。
刘梦熊
30多年前，他“一条泳裤渡香江”，在金融界传为美谈，他就是有“香港壳王”之称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
专题策划：普德法 谢江涛 亚牛
专题统筹：南都记者 庄树雄 张璟 陈以怀
采写：南都记者 吴怿 王睦广 庄树雄
摄影：南都记者 赵炎雄
http://roll.sohu.com/20121220/n360977947.shtml 大逃港之路：水尽粮绝 丢下至亲 坐以待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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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参与大逃港报道的香港记者梁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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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不少香港市民自发拿着面包等食物到华山接济逃港者。(翻拍历史图片)
夏天的南国是多雨的季节，暴雨对于长途跋涉、饥寒交迫躲在深山的逃港者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甚至是致命的。1962年5月底，在连续几天的暴雨之后，深圳河湍急的水流中，出现了20多具逃港者的尸体。尸体顺着水势一路漂流，像一根根原木，毫无生气，与远处灯红酒绿中的香港市区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触目惊醒的景象，不是电影情节也不是小说片段，而是真实且深刻地印在当年亲眼看到逃港故事的香港村民眼中。
1962年5月，在香港新界上水区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由于毗邻深圳，由梧桐山、黄贝岭、打鼓岭逃出的3万多名逃港者均聚集在此。为躲避追捕，他们都藏匿在深山中，犹如惊弓之鸟。这些逃港者绝大多数来自惠州、淡水、东莞、石龙、太平、虎门及三水四邑等地。50年过去了，2012年12月的一天，我们重新踏上这座绵延在深港间的山头，跟随当年逃港者们的脚印，再次走过他们“来时的路”。
华山：一座被历史遗弃的荒山
从香港上水地铁站出来，经过约10分钟车程，眼前出现华山虽不威武但却沉重的身影。载我们的的哥万厚德已经60多岁，小时候就住在离华山不远的打鼓岭，他告诉记者，如今的华山方圆几里内已无人烟，与当年逃港时每天山头都有两三千人的场面相去甚远。
华山脚下，有一道破烂的铁丝网，旁边竖着的斑驳牌匾印满了时间的痕迹。走近一看，才发现牌匾上面写着“华山公立小学”，这间乡村小学于2006年停止运作，杂草丛生的遗址里学校的屋顶已被拆毁。
12月的香港，气温微凉，沿着山路一直走，四周全是以前村民的坟墓，大大小小一路蔓延。“当年逃港的人就是从这座山头翻山过来的啦”，出租车司机万厚德指着远方的山头说道，我们顺着万师傅指的方向步行爬向山顶。爬上山顶，我们到了最接近当年逃港者的地方。放眼望去，一望无垠的华山山腰，一侧是高楼林立的香港市区，而另一侧则可以清楚地看到深圳最高的两座高楼——— 京基100和地王大厦。左边是饥饿，右边是面包;左边是绝望，右边是希望。或许，这就是当年逃港者在华山聚集时的心情。
50年后的华山，就犹如大逃港这段历史，遗落在了人们记忆的角落里，遗落在了华山的土壤里，但还有一部分，却被珍藏密敛在了一个小小的抽屉里。
至亲的人也无法相救
梁林荣，是当年亲历大逃港的港媒《成报》的记者。今年已经92岁高龄的梁林荣，依然身体矫健，头脑清晰，提到“大逃港”三个字时，梁老伯缓缓站起身，径直走向房间，拉开柜子的最后一格屉，从塑料袋里拿出了一件“压箱底的宝贝”———一本用工整的毛笔字写着“大逃亡”的牛皮纸本子。
就在这个不大的本子里，收藏剪贴着当年逃港路上的点滴故事和真实场景……
香港物业大亨叶小明的母亲就葬身于逃港路途之中。当年年仅11岁的叶小明至今还记得，母亲在被洪水包围时，把他推到了一棵大树上，但在混乱之中，有人蹬踏在了他母亲肩上，树上的他眼看着母亲重重地摔进了洪流之中。两天之后，水退了，侥幸逃生的他在离那棵大树一里多远的地方，找到了母亲的遗体。母亲被卡在两棵小树之间，手指紧紧地抠住一截树干，树干上都被抠出了一个小洞。
在逃港途中，饥饿与求生的自私也无情地侵蚀着逃港青年黄良满兄弟俩的同情心与怜悯心。黄良满与哥哥在跟随逃港人潮翻越深圳梧桐山后，被一直哀啼不止的婴儿啼哭声拉住了前行的脚步。一个几月大的婴儿正躺在妇人身边，妇人因为摔伤和饥饿，已晕死在路旁多时。黄良满说，路过的逃港者很多，但前面险阻重重，自身难保，人性的自私最终战胜了怜悯，没有人向婴儿施以援手，他们也没有，无尽的自责与内疚让他不禁失声痛哭。
“许多偷渡的老弱妇孺，在山上跌伤、患病，他们水尽粮绝，坐以待毙，至亲的人，也无法相救，于是夫弃其妻、兄舍其弟……”一位逃港老人因为不堪长途奔袭之苦而病倒在山中，老人为了不拖累他的两个侄儿让侄儿离开不用管自己。两个侄儿途遇港媒的记者，便不断向记者求助，希望老人能够得到救治，但记者自己也是历尽艰辛才躲过警察的防线得以上到山上，实在无能为力，两个年轻人只能抱头痛哭，忍着生离死别的巨痛无奈丢下了自己的亲叔叔。这样的插曲，在那个年代的独特背景下比比皆是。
华山村民、媒体、港人自发救援
香港媒体统计，1962年是“大逃港”的一个高潮，而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发生在华山的血泪故事，牵动绝大多数港人的心。当年，梁林荣一连20多天，每天都到华山山头，他见到的大多数是单身的年轻人，当他问逃港者“为什么要逃亡来香港?”时，所有人只有唯一的一个答案：“没有吃的”。
在逃港者聚集的华山坳附近就是通往上水的公路，但公路旁军警林立，逃港者只能走崎岖偏僻的山坳小径。他们大多经历了连日奔波，干粮早已吃光，躲在山中只能以饮水充饥。警方间歇性地对山上逃港者进行驱逐和围捕行动，让逃港者精神高度紧张、缺粮缺水，不断有逃港者在躲避追捕的过程中晕倒。
华山坳附近的村民听说后，许多人带着粮食、茶水等自发去山上救助逃港者。在山中，村民看到逃港者大多“疲惫不堪、神色沮丧”，见到村民携带的食物，“即不问来历、蜂拥上前、一抢而光，而食物已经到手，即狼吞虎咽，凄惨情形，可谓闻者伤心，见者流泪。”
根据事后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的掩护下逃入市区。梁林荣说，警察对逃港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来是“逃港者太多，抓也抓不完，今天你把他遣返回去，他明天又来了”;二来，面对这些只是想吃饱饭的逃港者，“此乃恻隐之心，谁人无之，看了那样凄惨场面，就算铁石心肠，亦为之感动。”。甚至有香港警察不听命令，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每天都有两三千人集聚在山头，有逃港者、有警察、有港人……”，梁林荣翻着自己亲手剪贴的牛皮纸本子告诉南都记者，当年看到这些场面觉得“很是辛酸”，所以他自己尽己所能地带着干粮到华山接济他们。《明报》在当年5月份的多期报纸上，还登载了“本报读者捐款芳名”，号召读者向被困的逃港者捐款或提供食物、医药。当年《新报》的老板也自己出钱买吃的，然后用车运到华山接济逃港者。
“逃港梦”被碾碎
一边是逃港者的凄惨状况和普通香港居民对逃港者的同情、怜悯，一边是香港政府、警察对偷渡的打击。每天都数千逃港者偷渡至香港，香港政府再也坐不住了。1962年5月14日，香港政府开始对偷渡逃港者实行“即捉即解”的政策，即对拘捕偷渡逃港者，立即遣返回内地。
5月15日下午4时，香港警方率领数百名警察赶到华山坳，“兵分三路开始对山上逃港者进行包围追捕，已成惊弓之鸟的逃港者再次如狼奔豕突，在深山中与警察展开追逐战。当天，有数百名逃港者被警察截获，之后被用8辆大车遣返至粉岭训练营，其余逃港者多向打鼓岭山区逃去。”在此后的“华山事件”中，港英政府对逃港者的政策也更为严苛，香港警方对华山坳地区采取了封锁的措施，救济逃港者的附近村民、逃港者的亲属、甚至想要救济的教会都被警方阻挡在华山坳外。
5月20日，时任港英总督颁布命令，不仅将边界禁区的范围大为扩大，还重申1958年的移民条例，严告香港市民不得进入禁区，对于任何唆使及劝导别人非法入港者，依例可以罚款2000港元或者入狱一年。针对“华山事件”中逃往其他地区的逃港者，香港政府开始对新界的居民区进行搜查，寻找藏匿其中的偷渡逃港者。
据港媒记载，仅5月20日一天，华山被捕逃港者达两三千人，他们当天就被大车押送，重新被遣返回河对岸的内地。5月21日，当押解车通过文锦渡驶入内地后，周围的群众纷纷开始将手中的粮包、石块砸向警车，以图泄愤，直到晚上7点，部分军人下车拿出手枪、冲锋枪，并将刺刀上好，才慢慢止住骚乱。
明报在其5月份的一篇社评《巨大的痛苦和不幸》中写道，“最近我们很少写社评，因为事实上，许多问题我们感到不安。大陆同胞来到香港而又被打回头。港府当局给他们吃饱，有礼貌地遣回，站在人道立场，似乎合情合理。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束手无策。”
“现在都不敢去想以前的这些情景”，对于现在已鲐背之年的梁林荣来说，再次重温这些情景，让他觉得就像在看大银幕的电影。
讲述
香港禁区内塘坊村村长万志锐
当年逃港者络绎不绝如今港人羡慕深圳生活
“那时候每天半夜听到村里狗吠，就知道他们(逃港者)又来了。”这是当时仅十几岁的万志锐对当年逃港潮最深刻的印象，“有的时候我阿爸会开门给他们点吃的，但是人实在太多了，家里的狗到了晚上就叫个不停。”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万志锐是香港打鼓岭区塘坊村的现任村长，大半辈子都在这个位于深港禁区内的小村子里度过，“我阿爸是日本侵华那个时候来的香港，之后我们就一直住在村里。”
塘坊村位于打鼓岭坪輋路禁区警岗旁，是现今打鼓岭的禁区村落之一，站在村内抬眼便可看见仅有一河之隔的深圳罗湖关口，200年前深圳莲塘的居民移居于此建立了这个村子，当年的居民以种植甘蔗与水稻为生。
万志锐说自己的祖籍是深圳莲塘，爷爷是早年被卖到牙买加的“猪仔(早年被贩卖到海外做苦力的华人)”，后来父亲和几个兄弟回到了广东并在上世纪40年代举家迁移到了香港，万志锐一家都是大逃港的目击者。
“其实逃来香港的人一直都有，印象最深的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人多得都数不清。”说起往事，万志锐打开了话闸子，“狗开始乱叫，不停地有人敲门，就是他们(逃港者)。村里经常会有穿迷彩服的港英士兵来询问，会进到家里来问是否有内地逃来的人，要是被发现了他们就会被抓走。”
万志锐说他的父亲有时会拿些食物给敲门的逃港者，但是却不敢收留他们，“那段时间村子里多了好多人，警察也多，我看到好多人都被赶到村子附近的一片空地上，那些士兵用铁丝网围了一块区域一抓到偷渡者就把他们往铁丝网里面赶，之后再一车一车地送走。”
万志锐说父亲在莲塘留给他的一层楼房现在已经租了出去，每个月能为家里带来1000多元的收入。说起深圳，万志锐说自己很羡慕多年前回去，并在那边长期定居的堂兄弟，“早上起来喝喝早茶，下午约见一下朋友逛逛街，他们的生活不知多好。深圳现在比香港好了，各方面都有很好的发展，香港这两年经济不景气，港纸不如‘人仔’(港人对人民币的别称)啦，不像十几年前100港元可以换到100多人民币。但我已经习惯了在香港的生活，而且现在内地的消费也不低，所以没有考虑过要回去。”
http://focus.szonline.net/Channel/201212/19/710522_2.shtm 环球网的相关报道：
美拍1962年大逃港（第一部分）
http://history.huanqiu.com/photo/2011-12/2285753.html
1962年，美国杂志《LIFE》拍摄的大逃港难民，拍摄者：Larry Burrows拍摄地点：香港
http://himg2.huanqiu.com/attachment2010/111221/ffe2700c52.jpg
文字来源：《看历史》2011年3月刊：抵抗失忆—民间历史记录者的中国叙事 口述 | 陈秉安 整理 | 杨东晓
逃港的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进入 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深圳特区报》工作，当时，深圳已经被设立为经济特区了。我听到当地（宝安县)的人常说：“改革开放最初是在我们民间先搞起来的”，采访和调查中又听说民间的开放同建国三十多年来宝安县的几次大的逃港事件有关。我很惊讶，以前只知道特区是邓小平要办的，原来邓小平的决心后面，还有一幕大戏。我就决心弄出个究竟，开始一点点地进行调查。
■ 木讷与恐惧
事情的进展却并不顺利，因为那时候，逃港这件事还是禁区。1988年我开始调查时，被调查的人往往都否认宝安县发生过逃港事件。当年，当地的人因为逃港普遍被压制过，有的还被关起来、被狗咬伤过、甚至被边防军打伤过。这些往事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主流意识中，是不能放到案上说的。
但是在私下里、饭桌上，大树下，我发现他们相互之间却经常谈逃港经历的酸甜苦辣。但当我再去找他们时，发现我手中的纸和笔，他们又不说话了。这些说法和现象很触动我。
我认识宝安县万丰村的经济带头人潘强恩董事长，他倒是说得很明白，他说，改革开放是我们用血写出来的，没有大逃港，哪有改革开放啦，“我们死了多少人哪，淹死的，打死的，狗咬死的，枪毙的，都有，在我们村里就有。”
于是，我通过潘强恩董事长的关系，来到万丰村。他安排我住在村里，我在那里住了四天，想见见逃港者和他们的家人。但是，一般男的不敢出来说话，只有一些妇女出来应付我。后来经过潘强恩的再三动员，才来了六七个女人，她们的男人都是逃港的，有的从山上掉下来，有的在海里淹死了。
我们在公司的会议室见面，当时的农民企业家办公室很简陋，就是一间农舍，地是泥土地，踩得多了，都是黑色的。有的妇女牵着孩子来，孩子们还很小，全是孤儿寡母的，很可怜。那些没了父亲的孩子还不懂事，满屋子跑。这些受访的妇人很迟钝。对我的询问没有什么热情，问一句答一句。
虽然潘强恩对她们进行了动员，但她们看上去还是很木讷，谈不出什么内容来。看来，她们对这件事没有多少认识，只是因为潘总交待了，来完成一下任务罢了。
当时这种不敢讲话的现象很普遍，不光万丰村。我去沙井镇了解渔民冲击派出所的事件时，村民听说记者来了，也都很紧张，谁都不答话。1979年，刚搞改革开放时，这里的农民以为“改革开放”就是可以自由去香港了，要出海，结果派出所把船没收了。渔民就冲击派出所要抢回渔船，还要抓出封船的人。但是在潘强恩介绍情况之前，沙井镇没有人承认这里发生过冲击派出所事件，所有逃港者的家属都说，这里没有逃港的人，没有抢船的事，好像啥都没发生过。
我也曾彷徨过。单位的领导好意地劝我：“不要碰这个事了，引火烧身哪，你还年轻，正事不管，管这些干嘛？”
我采访的那些村子的领导也认为，你搞这个干啥，(这些事)绊我们脚的，都过去了，不要再纠缠旧事了，不是都要求我们向前看了吗？
因为我是党报的记者，村里人往往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一般都回答说没这个事情，干部就说，陈记者，我了解一下再向你汇报。可是后来我多次把电话打去，他们又敷衍推托了，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那句：朝前看嘛。
这种讳莫如深的现象一直到90年代初，都没有改观。 环球网的相关报道：
美拍1962年大逃港（第二部分）
http://history.huanqiu.com/photo/2011-12/2285753_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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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与不再逃港
逃港者真正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了。
那时改革开放给深圳宝安带来的富裕，使他们有一种自豪感。“改革开放是我们最先搞起来的”，就是这些伸直了腰杆子，在有了经济地位后，也要求明确自己的政治地位的普通农民“喊”出来的话。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是同这些逃港的农民很有关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改革开放前，全国每年只允许50个人去香港，分到宝安县，连一个名额都没有，但宝安县至少有20万人的亲人在香港。有的是父母，有的是丈夫、儿女。所以老百姓就只有“逃”
当地的县委，就只好搞一些“土政策”，划出十四个公社的范围，允许老百姓去香港做些生意，也允许逃过港的人带物资回来，并允许他们回来办工厂，解决农民就业的问题。
陈秉安：“如果说写第一本《大逃港》时，我的采访像挤牙膏，那么现在时代变了，逃港者的顾虑在逐渐减少，能主动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资料了。”
《大逃港》19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说过这样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陈秉安的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即记录了深圳30年百万人越境香港的那段历史。
60年代，逃港者回乡主要是带食品，猪油、面粉这些生活必需品，后来慢慢地开始带回来糖果、时装、香烟，能够提高生活品质的东西。到了70年代末，“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香港已经成为小老板的逃港者，纷纷回到宝安来开办来料加工厂，比如胶花厂，把塑料的叶、花瓣，一片片地成箱从香港运过来，再用这边便宜的人工，把它们组装成花束。
这些由逃港者们带过来的小型企业，你说是工厂也行，说是车间也行，就是内地“引进”的第一批外资。就是说，在1978年12月安徽省的小岗村农民要求“包产到户”之前，宝安县的农民早已经在搞“引进外资”办三来一补企业和养鸡养鸭养鱼出口香港了。这样，生活改善了，老百姓也不往香港跑了。这就是特区的先声！
宝安县的这些“对外开放”的土政策，60年代得到了陶铸的支持，70年代得到习仲勋的支持。1978年的7月，习仲勋来到了宝安县的中英街，观摩这些由逃港者办起来的胶花工厂，这时的胶花厂已经在使用工缴费、计件工资这样的劳动付酬方式了。带他去的是“冒险”在宝安县搞改革开放“土政策”的县委书记方苞，习仲勋不但没有批评方苞，还肯定和支持了宝安县委大胆搞起来的“土政策”，并叫方苞打报告交省委讨论。1979年3月，广东省委正式以《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批准了宝安县的做法。后来，习仲勋去北京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才决定在宝安县创办深圳经济特区。
这些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更不愿把办深圳经济特区，搞改革开放同宝安县的外逃联系起来对外人说。1990年代中期后，一部分比较担心的企业小老板，还反问我“你问这个搞什么事情？”进入 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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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在《大逃港》中没有写过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我在采访中发现，1987年，深圳发生了一桩很大的逃港未遂事件：有人制造谣言说英国女王到了香港，凡去了香港的人都可以特赦，成为香港公民。于是，五六万人冲击特区防线。
后来我在调查中得知，这次与宝安县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无关，逃港者不是宝安人，而是惠东、惠阳、揭阳县的老百姓。这与土地承包后农村剩余了大量劳力有关。 当时深圳市政府很紧张，调动了上千武警在路上堵。
这件事我一直在追踪，我要找出谣言是怎样起来的。追到惠阳县良井镇，我找出了谣言的“制造者”，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名叫魏汉辉。才弄清了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
那个煽动的人叫魏汉辉。开个小店，拖着拖鞋、穿个短裤、光着脊梁，说客家话。他说原由是这样的：他的老表(他的一位亲戚)看电视，新闻中说英国女王要到香港来，老表就说女王以前来香港时还搞过特赦啦。
不料他们二人的对话被正在屋外做活的木工瓦工听去了。工匠一回家就把这段对话放大了。于是在两天之内，出现了五六万人的冲关行动。我曾经怀疑，在当时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情况下，只是通过人际传播，就是再快，也不可能煽动起几万人啊？后来才发现，谣言传出去的第二天正好是赶集的日子。谣言是通过赶集的群众传开的。因为土地承包后，大批劳动力闲置，都盼望搞一个出路，一旦听到风吹草动，就像一点火星掉在干柴堆上，煽动出几万人的冲关事件。
事情过去多年之后，我再次来到魏汉辉住的惠东县良井村。发现这个原来十分穷困的小村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许多家庭都盖了新房。魏汉辉现在也没开店了，常在外跑生意。我问他是否还记得当年那件事情，他坦然自若地说，日子过得这么安乐，你让谁跑谁也不跑了。他有个荔枝园，园中一群土鸡在悠闲地跑来跑去。
《大逃港》在国内出版之后，在海外引起了广泛反响。香港中和书局迅速在香港出版了这本书，向海外发行。不少海外的华人报纸、刊物摘载了书中章节。最近我也收到不少来自国外的信件，其中有一封是美国旧金山著名的原电视台主持人汪伦先生的，很有代表性，他说： “我们当年就是逃港者。这是一段不应该被忘却的历史。可是长期以来，没有人记录它，再过一些年，很可能会被人遗忘了。谢谢你为留下历史做了一件好事！我们周围的朋友最近也正在热议这件事说，你书能够出来了，说明大陆真是开放了，进步了。我们都很激动！”
汪先生还想把在海外的当年的外逃者组织起来，大家经常在一起叙叙这段难忘的经历，作家张抗抗也向他们进言：“你们可以把这段历史写下来，很有价值啊。”最近，汪先生组织了现居旧金山、夏威夷等地的华人，想搞一个逃港者网站。这些当年的逃港者说：这段经历不写下来我们不甘心。他们鼓励我写《大逃港》的续本，他们说，“我们一定为你提供更多的资料。”
http://himg2.huanqiu.com/attachment2010/111221/zip1324447413/1324447414_5.jpg 期待解密更多的事实 引用第11楼nssn于2013-03-15 23:47发表的 :
期待解密更多的事实
有关文革逃港潮的相关资料可能在本书第二部系列里面披露，这样也好，给那些给文革美容的人好好一个提醒 一段历史，留给后人启示。
记录建国后百万内地居民逃亡香港的纪实文学《大逃港》
引用第13楼zhangfsyt于2013-03-26 10:39发表的 :一段历史，留给后人启示。
确实，这段历史需要给大家更多的思考，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建国后这几十年逃港 这本书还不知道有没有删节，也许看港版的会更好。这段历史已成了过去，即使是看了书也难以真切体会那段悲哀。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后革命时代进行反思 引用第15楼scc1248于2013-04-19 20:30发表的 :
这本书还不知道有没有删节，也许看港版的会更好。这段历史已成了过去，即使是看了书也难以真切体会那段悲哀。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后革命时代进行反思
看新闻报道，本书的香港版本获得轰动，作者也好几次去香港访谈，据说本书还有第二部有关文革期间逃港的细节，其中所谓华山大营救应该是逃港潮的一个小高峰了，希望能看到更精彩的续集吧 一念之差，人间悲欢绵延几十年，福兮祸兮，个人的生活总处在动荡中。 引用第17楼一片叶于2013-04-21 10:02发表的 :
一念之差，人间悲欢绵延几十年，福兮祸兮，个人的生活总处在动荡中。
历史就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海，人在其中不过就是须弥一颗尘粒 引用第13楼zhangfsyt于2013-03-26 10:39发表的 :
一段历史，留给后人启示。
现在有些极左分子不希望大家知道这段历史，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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