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天下之贤而任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一年之计莫若树谷，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百年之计莫若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军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见也，如黑白之分。”
管子云：“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
“管理”一词与“Management”一词及其他英语同意词发音和形状都相差甚远，因此应当是中国的词语，但是这个词最早在中国出现却一直很模糊。再次笔者怀疑原始词义是否就是指：“管子所掌理经营的学问”
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有3个显著特征，是世界所有其他民族都没有的：
1）“使用表意符号来书写，而不是用拼音文字”；
2）“在受教育的阶层中，孔子的伦理学说取代了宗教”；
3）“执掌政事的不是世袭贵族，而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文人学士”。
在20世纪初西方语言文化大举进军中国之时，这三个特征便尤其突显，构成中国亟待解决的三大文化问题，即：文字问题，儒学问题，科考问题。
关于清末数学教育的研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已经发觉科技的落后，正在努力扭转局面。无奈当时的封建社会已经积重难返，感觉就像一片空白似的。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见了效果，虽然还是有些方面落后，但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要过好几关啊，大多数人只能望而却步
转帖国学的个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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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国近现代落后原因：浅读《利马窦中国札记》所得
余近嗜读历史书籍，犹喜论中西文化历史书。《利马窦中国札记》乃新购得述基督教徒传教中国之历史书籍。期间经历，其人眼光，颇具真意。全书甚长，余读未及一半，共二卷十七章。论及窦氏之眼中中国及传教经历。 《利马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利马窦，金台阁著。利氏，1552年生于意大利（明朝嘉靖年间），基督教徒。1557年参加耶稣会派印度传教团，同年，赴中国传教。窦氏乃来我国传西学之第一人，其不但首次正式将大量的西方宗教和科技传入我国，而且也曾将四书五经传到欧洲。其历史功绩在于：贯通中西文化，使国人得知西方科学启蒙。细品此书，有如下感想：
1）夜郎自大，不知世界
读罢有关文字，顿感吾国之落后由来以久。时众多国人尚不知地球为何物，以为中国乃世界中心，以老大自居。将世界其余民族视为蛮人。窦氏云”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读至此，余窃笑，西人擅幽默也。但旋为我国之闭关锁国而苦闷。堂堂泱泱大国，竟然禁令西人入境自由居住。任何西人如秘密进入中国，将会遭到拘禁。除非有国书。对西人担忧之甚过矣！盲目闭国，殊不知时西人已在天文，航海，水利，火器等方面领先我国。1660年《山海舆地全图》，1662年《坤舆万国全图》乃窦氏首次让国人从图上知道整个地球！望远镜，三棱镜（万花筒），钟表等物让国人大开眼界。于是，始相信地球另一端尚有智能生物存在。悲哉！！
2）伦理学（哲学）是中国的最高学问，中西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之大碰撞。
读窦文字，深感此西人对国学研究之深及对我国政体研究之精。
秀才，举人，进士当乎西方之学士，硕士，博士。窦氏谓。
“但中国的所有考试中，无论是军事科学还是医学或数学，哲学考试，主考和监考都是从哲学老师中选出，从不增加一名军事家或者数学家，医学家。擅长与伦理学（哲学）的人，其智慧受到极高地尊敬，以至于他们似乎能对任何问题作出正当的判断，尽管有些问题离他们自己的专长很远。————窦氏”
“标志着中西一大差别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治理的。————窦氏”
中国武者夺天下，文者治天下之说由来久乎？果如窦氏所云，吾国万事俱由文人治理，不分专工乎？？
吾察之于今，似有所似之处。当今，学而优则仕。仕乃学人之最终目的。君不见，学琴者，当文化部长，醉心政治；学文者，当法院院长，判官断案。甚多怪事，不一而足。
仕途者，钱途也。
西人之专工明晰，各司其工。故其科学也各畅其流，各开其途。而反观吾国，醉心所谓教条，恍恍惚惚，不知所以。用晦涩含糊之意曲解科学道理，万物皆用所谓“道理”释之。真乃桃源中人。
专者不专，能者不能。庸也！
3）腐败之巧，后辈之师
窦氏介绍，每到官府处拜见大人都要做准备。察中国人礼俗，非具礼不受也。民风犹甚。故皆备西洋奇器以供大人赏玩。时拜见广东省总督，奉上西洋衣料，水晶镜子等物。该总督大喜，但坚持说，决不能收了东西不给钱。且向译员询问礼品价值。当着下人的面吩咐秤出价值银子总数。不料后来，他又偷偷派人见洋人，告诉他们说，所付银子乃是另买一份也！！而且还要私下交付。盖因朝中有律令，不能私受贿金。
看来，《官场现行记》所言不虚！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中国官人之劣非在乎索银，受银。而在乎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内里乾坤非熟中国古文化精华者所能明！
中国官僚，坐之庙堂，则“公正廉明”；居之江湖则男盗女娼！
咦~~吾不忆四川变脸绝活乎？一个回头，一个样。真假难辨，琢磨不透。只觉得嘴脸狰狞，目光摄人都是一般模样！！
傳教士寫的報告很多，你再多看一些，就會發覺稱讚的居多。事實上後來耶穌會在歐洲被指責的原因之一就是太稱讚中國的文明，而歐洲人對中國的看法一兩百年間已經由高度讚揚越來越轉為貶低。
另外，東西雙方自古就曉得對方的存在，透過陸路海路的聯繫，漢唐元等時代東西方都相當有交流，所以我認為並沒有中國人﹝東方人﹞不曉得地球的另一邊尚有智能生物那樣的嚴重。其它更早到中國的宗教不論，就說基督教的各宗派吧，利瑪竇的耶穌會之前也還有景教。利瑪竇的話不是沒有道理，但閱讀時要體諒一下他們當時費盡心思才摸索出打入中國社會的門路的焦慮，不見得全然是客觀的。
利玛窦时代，中国在很多方面已开始落后于欧洲不假，但不过是刚刚开始落后的趋势，总体而言并不逊于西方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诸崛起中的强国。
中国传统之自大是由于历史上确实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对手所致。西方也未必没有把异文化都当成蒙昧或妖魔的思维。而且，西方在启蒙运动之前虽然比传统中国的经验思维要理性一些，但仍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理性思维，况且利玛窦是以传教为己任的。
我觉得中国落后了是由于西方从文艺复兴，尤其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突然加速了，中国，以及印度、阿拉伯等古老文明无法跟上。古老文明因此或瓦解或西化。而利玛窦时代，这一切都仅仅是苗头，而不是现实。
转帖的
要看这类记录，推荐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如果说利玛窦作为外人的观察或许还有未见之处，长期为官的张可是典型的内部人，对官场的那些把戏看的很透，记载详细。
在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里收藏的一件道光27年的小金榜很有意思，里面有好几位熟悉的名字，日后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甲第一名的张之万，是张之洞的兄长。
第二甲第三十六名的李鸿章和第三十九名的沈葆桢都是后来洋务运动的倡领者。
第六十名郭嵩焘后来是清朝第一位驻英法公使。
所以科举考试也是时代的产物吧，科举考试确实为中央政权补充进了一大批地方精英，至于后来到了晚清，科举考试的内容已经不适应于形势的发展。但是1905年取消科举之后，令一大批读书人读孔孟变成了无用之学，今天再看，心情也很复杂，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一朝改变，留下的更多的问题，不是单单取消科举所能改变的。
引用第29楼zhaosj89于2013-03-24 13:42发表的 :
所以科举考试也是时代的产物吧，科举考试确实为中央政权补充进了一大批地方精英，至于后来到了晚清，科举考试的内容已经不适应于形势的发展。但是1905年取消科举之后，令一大批读书人读孔孟变成了无用之学，今天再看，心情也很复杂，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一朝改变，留下的更多的问题，不是单单取消科举所能改变的。
1905年取消科举后，清廷没有对这些旧制度的老人做出一个合理的出路安排，于是这批人不少后来投入军队体系，并且在思维态度上倾向革命，最终这批人中间不少人拿起武器参加了各地新军的起义，最终成为促使清廷灭亡的一只主要力量。
还有上个世纪初期全球处于机械革命的大爆发时代，全球求新求变的思路已经传播到了中国内陆发达区域，不少家庭的孩子仰慕西学崇拜西方，这对清廷来说又是一个改变前的决定性因素，清廷的决策者没有很好的把握这个机会，还是沿用老习惯处理各种事情，这样导致最终选拔制度上没有做出吸收和改良的部分变化的步骤，趋势形成后却冒失的采用全盘废弃的不当措施，这样的前倨后恭的决策也是清廷的一个重大失误。
到了现在，其实我们也处于一个互联网变化的时代，所谓众包模式也非常流行，换句话来说就是个体的单打独斗模式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众人的集体贡献思路模式加上现在流行的计算机决策分析模式，这样我们实际也处于一个新的变化的时代的前沿了，如何看古代的历史演变的教训，这也是一个新的课题
谢谢楼主，长见识了。
楼主旁征博引啊，实在值得佩服
制度的最初设计者都是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来择优选录人才，而后世之人为谋一己私利，而使制度腐朽。科举制被淘汰，不是科举制选拔人才有问题，而是人要钻科举制度的漏洞导致科举制选不出人才。
李宗仁——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http://war.163.com/07/0612/15/3GQ2AK5D00011232.html
此文实际是唐德刚博士《李宗仁回忆录》口述历史中的一段，李宗仁在检讨抗战时，提到：
今先从敌人说起：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
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殊不知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二十世纪中叶，全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且已日益式微，继起的日本焉能后来居上？所以日本开明之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吞下一颗定时炸弹。再者，日本认为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从中国传去的，最近才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从事维新。中国也正以同样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识逐日提高。不过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有效罢了。恶可视为无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special/jiawu120zhounianji/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special/zhanhoupeikuan/
《过清论》，写的不错，当然具体观点和具体缘由还值得商妥，需要自己去判断。
http://mil.sohu.com/s2014/jwzzjn/index.shtml
百年甲午
http://history.sohu.com/s2014/jiawuguomin/index.shtml
荒唐、昏庸的晚清海军教育
甲午战争120周年系列策划第15期。
http://view.news.qq.com/original/legacyintouch/d205.html
视野里只有操作技术，清国水师学堂只培养出一大批优秀技校生
人才培养，乃海军建设至关重要的一环。在这件事情上，晚清与日本在近代起步时间大约相同，但结局却迥异。试分别述之：
如第198期短史记《北洋海军将领的素质有多烂》所述，福建船政学堂在课程设置中没有体育课，以至英国海军军官寿尔说学堂学生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他们毕业后成为北洋海军的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和炮位人员。这些没有接受过体能训练的毕业生，显然不是合格的军人。
此后建立的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和广东水师学堂等海军学校，有所改进，大都开设体育课。如天津水师学堂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足球、跳栏比赛、算术比赛、三足竞走、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双杠及爬山运动等”①；威海水师学堂也有步兵操法、舰炮操法、柔软体操、劈剑刺枪、泅水等。
但这些新建的水师学堂，依旧着重于外语、数学等基础知识，与航海、驾驶等技术能力，而忽视军事课程。有的话，也像江南水师学堂将《左传》《战国策》《孙子兵法》作为军事教材。因此这些学堂的毕业生，只是技术人才或初级军官。天津水师学堂办学20年，培养管驾专业6届毕业生125名，管轮专业6届毕业生85名,满足了北洋海军对驾驶和管轮人员的需要而已。②
其实李鸿章开办天津水师学堂的期望不止于此，他用福建船政学堂的例子，“从前闽省水师学生皆世家子弟，学成之后，皆任各轮船将领，荐保二三品官阶，并加勇号”，以后“此间学生若果卓有成就，本大臣定当从优奏奖，破格录用”③。李鸿章既想在学堂培养高级将领，又不教授军事战术，岂非怪事？
1880年，由船政学堂学生组成的少年洋枪队队员列队站立，手持洋枪，其中还有两位法国教官。1880年，由船政学堂学生组成的少年洋枪队队员列队站立，手持洋枪，其中还有两位法国教官。
重视海战理论，日本海军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指挥官和参谋人才
相比之下，日本的海军教育在明治维新后，就区分了军事指挥学校和军事技术学校。在训练指挥官方面，日本建立起高、中、初三级的近代军事教育体系：在海军兵学校培养初级军官，在海军大学培养高级战略人才。至于军事技术学校，日本建立了海军轮机学校、海军财会学校、海军炮兵学校、海军水雷学校、海军通信学校等，各有侧重。④依照规定，海军兵学校、水雷学校、驾驶学校等毕业生可进入海军大学高级科学习, 以获得充任中高级军官的资格。
建于江田岛的海军兵学校，在英国军官道格拉斯的主持下，将皇家海军学院的课程全部复制到了日本。⑤在日军海军学校，必读书为英国的《海军兵法要略》《舰队运动指南》《海军战术讲义录》等书。在《海军战术讲义录》一书中，作者强调“蒸汽时代的舰队运动以单纵阵为有利”，阐释了增加舰船速度和使用速射炮的重要性。这种思想的应用，成为后来日本在甲午海战制胜的关键。⑥
甲午战争时联合舰队的各级军官中，由海军学校毕业的尉官即有400余人，占甲午战争前海军学校700余名毕业生总数的60% 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天津水师学堂的教学成果，曾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二十年之久的严复，也并不看好。他在1918年总结说，“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伍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二者之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才也。”⑦
严复进而为晚清海军人才匮乏而痛心疾首，“吾国大患，自坐人才消乏。盖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即有一二，而孤弦独张，亦为无补。”事实上，日本海军教育起步与清朝几乎同时，而后来两国海军一强一弱，与严复这些学堂主持者设置课程失误，有着莫大关系。
威海水师学堂旧址。威海水师学堂旧址。
注释：
①王恩溥：《谈谈六十三年前的体育运动》，《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三辑），人民体育出版社1958年，第121页；②④史滇生：《十九世纪后期中日海军教育比较》，《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③张焘：《记北洋水师学堂及招考章程》，《洋务运动新教育思潮与教育论著选读（第四辑第八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⑤俞天任：《浩瀚大海是赌场》，语文出版社2010年，第15页；⑥韩文琦：《论晚清军事变革的内在制约因素》，《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⑦严复：《与熊纯如书》，中华书局1986年，第687页，转引自刘晓琴：《严复与晚清海军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