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搬运工——写在中国翻译协会成立3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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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的原则
12月的第一天，寒风凛冽。像每天一样，91岁的许渊冲坐到写字台前，开始愉悦之旅。“《大中华文库》中的《诗经》《楚辞》我翻译的英文版已经出版，法文版的翻译又交到我手上，《诗经》已译完1/5，两部书明年底之前交稿。”
中译英、译法难，唐诗、宋词、元曲译成英法韵文更难，记者好奇，许渊冲为何偏偏选择了这条险径去走呢？
原来，这是无奈的选择。
30多岁上，许渊冲已经翻译出版了3本译著。“‘反右’一来，这3本书都受到批判，翻译的路子一下子全堵住了，只剩翻译毛泽东诗词这一条路了。”许渊冲说。
许渊冲喜欢毛泽东的诗词：“他是第一个把人民作为英雄写进诗词中的诗人。”他看了所有能找到的毛泽东诗词的英法译文后，说，“翻得不好，诗词翻成了散文，毛泽东诗词韵律的美感荡然无存。”他要来一个颠覆性的开始。
翻译创作是艰苦的，甚至近乎折磨。但是，许渊冲却让英法文读者分享到了毛泽东诗词的壮美：
《如梦令·元旦》中有一句“山下山下，风卷红旗如画。”他译作：Below/Below/The wind unrolls/Red flags likescrolls。
《清平乐·六盘山》中那句“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他译作：The sky is high /The clouds are light/The wild geese flying south out of sight。
中国诗词的音韵之美被许渊冲用另一种语言呈现，英文的音韵之美被他创造出来。
上世纪80年代，许渊冲开始把他的诗词翻译范围扩展至唐诗、宋词、元曲。他满怀信心，要把中国古典诗词比喻、借代、拟人、对仗等诸多精彩移译进英法韵文，让国外的读者分享。他的老同学杨振宁说，“他特别尽力使译出的诗句富有音韵美和节奏感。从本质上说，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好的事，但他并没有打退堂鼓。”
“中文与英文对等的词不超过50%，大量的词语意丰富、多元，与英法文互译难度很大。”对此，许渊冲心知肚明。中国诗词讲究意境。这意境是“精妙”，是灵感，有时中国人自己也不得不说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可许渊冲执著地要在翻译时，将这意境以画面、声音、韵律在字母词中展现。
“钱锺书、朱光潜认为‘从心所欲，不逾矩’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我的翻译原则也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不逾矩’是前提，‘从心所欲’是在此基础上的创作。译文不等于原文，原文也不等于现实。但译文可以超越原文，更接近现实。我在翻译中，始终强调创造性翻译，努力译出原文后面的东西，把原文字面上没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
许渊冲在翻译界是一个论争缠身的人，锋芒毕露，自信满满。在中国翻译批评稀缺、翻译理论急需建构的当下，论争的意义与价值自不待言。而在许渊冲的自信中，充盈着对中华数千年文明的自豪。“我的探索，就是力图将这中国文化的‘精妙’呈现万一，与英法语言的读者分享。文学翻译是为人类再创造美的艺术，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另一个国家的美，把一种语言的美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美。”
李文俊的节奏
65岁时，李文俊病倒了，严重的心肌梗塞。两天翻译一个句子，头一天翻译，第二天改定，每天下午，他都会去玉渊潭公园在“水中散步”。行内人知道，他此时翻译的是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工作强度是看不见的。
心肌梗塞还是发生了，医院的病危通知下了5次。
像一个登山者，李文俊憧憬着冲刺顶峰的快乐。在向那里进发的途中，前行中的艰难犹如路标。开始译《喧哗与骚动》，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李文俊人到中年。翻译中遇到问题，他写信向钱锺书请教。钱锺书复信说：“翻译（福克纳）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
带着前辈的祝福，李文俊继续向前走去。从《喧哗与骚动》到《我弥留之际》，再到《去吧，摩西》，渐渐地，李文俊面前的福克纳，已不再仅仅是英美重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成了李文俊的“世界同乡”。
在65岁的时候，李文俊发起了对《押沙龙，押沙龙！》的冲锋。长达几页的句子比比皆是，剪不断理还乱。整整3年，李文俊行进在这险峻的小径，每天仅能译数百字。有时，一个词，一个句子，折磨得他几周无宁日。不幸的是，这每天的几百字，最终还是生生压垮了一个知难而进的硬汉。
《世界文学》现任副主编高兴钦佩李文俊的担当，他说，李文俊的节奏就是一天翻几百字，以这节奏，向译作精粹的高地冲刺。高兴说的，就是译《押沙龙，押沙龙！》的那段时间。
李文俊的节奏，是一个翻译家责任的担当，又何尝不是智力创造尊严的体现。
李文俊和其他翻译家带着福克纳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福克纳内在、独特的艺术魅力，还是顽强地融入了中国作家的创作之中，在异域开出鲜艳的福克纳之花。在福克纳通过自己家乡那枚“小小的邮票”，生发出一个“自己的天地”之后，中国作家莫言经由老家高密东北乡，创造出“自己的文学共和国”。
走在翻译的路上，李文俊心中有许多不甘与孤寂。“我特别欣赏加拿大钢琴演奏家格仑·古尔德。他弹奏的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极富个人特色，简直能令人心驰神往。他宁愿专心安静地在录音室中工作，而不爱在音乐厅里抛头露面，去享受众多观众的大声喝彩。”这告白，让我们看到了李文俊内心的另一处风光，这是一片属于李文俊个体的田园，与在他的翻译中展现出来的天地同在。只因为，他是翻译家，有他的使命。
高莽老更少作
每天坐到桌前，拿起译笔，对86岁的高莽来说，已非易事。不仅是因为岁月残酷地剥蚀了他的健康，还因为他坚持呵护相伴一生的妻子。双目失明的老伴床前的按铃，是他敏感神经的延伸。“那铃儿一响，最先出现在母亲床前的，经常是动作已经十分迟缓的父亲，虽然有我们，还有保姆在。”女儿宋晓岚说。
初握译笔，是1943年，17岁的高莽，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玫瑰》。“那时候我在哈尔滨的一所外国学校念书，觉得自己能看懂俄文了，又能用中文表达就可以翻译了。胆儿特别大，那时，给我别的东西我大概也敢翻译。初生牛犊啊！”
高莽是把保尔·柯察金带进中国的人。“《保尔·柯察金》是我22岁时翻译的，很快就印成了书，哈尔滨教师联合会的一个剧团把它搬上了舞台，演出很成功。不仅是在哈尔滨，在全国这个剧本也是第一次上演。”
翻译《保尔·柯察金》剧本时，高莽还不知道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这部书。“我和保尔的生活经历差不多，看到剧本，觉得保尔是一个完全的新人，知道了人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就是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即使残了、瞎了，还要工作。出于这种感动，我翻译了剧本。”
后来，《保尔·柯察金》在北京青年剧院上演。坐在观众席上的高莽看到观众时常发出窃笑。“我把一个苏联剧本翻译成东北话的剧本了。”这成为老年高莽重译旧作最直接的原因。
高莽说，“‘文革’我又长出一个脑袋来，重新看人的关系，重新看世界。”在高莽眼中，翻译不再是语言的转换，而是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心灵与心灵的碰撞。他开始关注那些可以进入人的心灵深处、拷问人生的作品。就在那时，他读了前苏联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选，难抑心潮。
后来，高莽译了阿赫玛托娃的诗集。“我特别喜欢她的作品。每次去苏联或者俄罗斯，我都要去看她的墓，给她献上一束花。”
从事翻译50多年后的1997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将“友谊勋章”佩戴在高莽胸前。那一刻，高莽异常平静。在此之前，他已是普希金、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奖章的获得者。
“我不会停止，会一直这样做下去。”佩戴着勋章的高莽说。
林戊荪的行路与读书
2008年4月，80岁的林戊荪重做记者，来到浦东。
林戊荪是为翻译赵启正与人合作完成的《浦东奇迹》而来。60多天里，这位老者的足迹踏遍浦东大地，科研院所、证券交易所、码头、工人驻地……一处又一处涌动蓬勃生机的地方留下了他的身影。
林戊荪做了一辈子对外宣传。1950年7月，留学美国学习哲学的林戊荪回到北京，做了《人民中国》的编辑、记者，一干就是58年。这当中，他用英语写作国际问题专稿，在亚洲和太平洋和平会议及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做过同声传译，也在抗美援朝前线做过翻译。他说：“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毫无例外都经受过战争，经受过被侵略和被歧视的年月。所以，看到祖国解放了，都非常兴奋。希望尽早买船票回国。”
林戊荪信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古话。他认为光读书还不行，还必须要到现场去看。到现场，是林戊荪职业的坚持，做记者如此，做翻译亦然，80岁上仍坚持。林戊荪说：“做一个翻译，两种语言的功底都要深厚，同时还要进一步学习两种文化。要想做好翻译，就要真实地表达原作的意思和它的文化内涵。”为此，读书，成了林戊荪生活的一部分。
1994年，从外文局局长岗位离休的林戊荪终得时间全心全意做起了翻译。第一本书，他翻译的就是《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书，林戊荪已经读了几十年，学哲学的他，对《孙子兵法》的兴趣与众不同。“在我看来，《孙子兵法》充满了智慧。它不单是一本军事著作，里面还贯穿了辩证法，启迪你应对军事的瞬息万变。”
翻译过程成了学习的过程，林戊荪找来国内外的军事书籍一通恶补。在孙子兵法学会副会长吴如嵩的帮助下，开始翻译《孙子兵法》的林戊荪，已不再是军事学的门外汉，翻译起来，已颇有怡然自得之感。
翻译完《孙子兵法》，《论语》翻译又约上门来。其间，约稿不断。于是，《论语》竟一译15年。虽然，《论语》林戊荪很熟，但为译得更好，他还是读了50多本书，从头到尾改过5遍，可谓下了水磨功夫。
林戊荪面前的翻译，因充满创造性而魅力无限。每一本书的翻译，都似一步阶梯，将林戊荪送上对世界、对人生认识的新高。
尾 声
翻译家们充满着自豪。因为，世界因他们的工作而更加色彩斑斓，人类因他们的努力而增进着理解与沟通。“翻译就像水和电一样，它的存在人们是不注意的，但是它消失了，没有了它，世界就没法生存。”国际译联主席贝蒂·科恩所表达的理念，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
就在即将搁笔的那一刻，李文俊描述的一个场景浮现在眼前。1978年的“全国外国文学工作会议”，尚是翻译界小字辈的李文俊躬逢其盛。“季羡林、冯至、梁宗岱、朱光潜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印象更深刻的，是冯至和梁宗岱四手相扶，简直不敢相信居然还能再重逢时的那种又惊又喜的面容。我想起了宋人陈与义的词：‘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30年后，李文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随口吟出的是杜甫的诗句：“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想到12月6日召开的全国翻译工作座谈会暨中国翻译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来者又会是谁人？
如今，64万人从事翻译的中国，似乎已是一个翻译的大国，但要真正成为一个无愧于五千年文明泱泱大国的翻译强国，我们的路还有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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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翻译工作座谈会暨中国翻译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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