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经济面临历史巨变
十八大后经济面临历史巨变(2012-10-03 16:22:31)转载▼标签： 经济史萧规曹随 分类： 财经论衡笔者按：此文正式发表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第427卷。经济史是用数字写就的历史。冷峻的数字常常令华丽的语言显得苍白。一个民族，勇于面对历史，才能真正勇敢地迎接未来。
十八大后经济面临历史巨变
——对十四大以来经济制度与政策的思考与总结
卢麒元
我国不重视经济史的研究，缺少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家，缺少一部具有说服力的经济史巨著。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几乎是空白的，经济学界习惯于跟随政治偏好进行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评价。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学界长期处于学术自卑的心态之中，我国经济学家习惯使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喜欢使用美国研究机构的数字，特别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诡异，他们的研究明显具有政治倾向，他们是中国现行经济政策的重要设计者和推手，他们竟然提供了中国3000年以来的GDP数据，我国经济学家们就是借助这些诡异的“历史数据”证明一些“历史性结论”。例如，“民国奇迹论”；例如，“崩溃边缘论”；例如，“黄金十年论”。如此奇谈怪论不一而足，充斥了我国教育、学术和传媒。历史是连续统一的，参不透经济历史，如何研究经济现实？事实上，由于失去了宏大的历史视野，我国经济学研究退出了道的层面，过度纠结于术的层面。经济学忽略了对经济现实的严肃批判，政治家得以无所顾忌地推行政府机会主义，经济问题得以不断累积并深化，最终酿成深刻的经济危机。尤为严重的是，政治家们一旦斩断了经济学的春秋史笔，政府机会主义就可以肆意泛滥。由于政府机会主义肆意泛滥，结构性经济问题被长期掩盖，利益集团在金丝雀们美妙的赞歌声中，轻而易举地洗劫了天文数字的国民财富。
十八大，正处于微妙的历史时刻。盛世的好戏还未落幕，危机的犄角已经露头了。如果，中国经济再不及时展开历史性的转变，深刻的政治危机将不可避免了。
一、让历史告诉未来。
十四大后中国经济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我们先回到二十年前。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大召开了。十四大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第一，第一次提出了“保八”的概念（GDP增长由6％提高到8％）；第二，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第三，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三项决策逻辑性极强，第一项是目标，第二项是经济保障，第三项是政治保障。
不熟悉二十年前中国经济史的经济学家可能会感到惊讶，一个政党的政治会议为什么会将“保八”这样的经济目标作为政治决策呢？当然，如果你不理解十四大决策的历史背景，就很难理解连续二十年“保八”的历史渊源，你也就无法理解二十年来的中国经济现象（包括当中的奇迹与危机）。
二十年前的决定，肇因于一九八九年的那场风波。受风波的影响，中国内部改革停顿，内部需求严重萎缩；中国遭到西方经济制裁，外部需求严重萎缩；中国经济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危险境地。如果，政府不能迅速启动经济，并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无法解决婴儿潮（六零后和七零后）带来的就业压力；不能迅速解决就业问题，意味着仍然会发生更严重的风波。执政党是非常现实的，他们知道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硬道理被数字化为“保八”。
如何“保八”呢？非常之事，期待非常之人。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性人物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就是极富个性魅力的朱镕基先生。朱镕基先生对经济治理有着敏锐的直觉，朱镕基先生准确地找到了启动中国经济的钥匙。这把钥匙的构造并不复杂，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解决资本稀缺问题；第二，解决市场空间问题。朱镕基先生发现，解决资本稀缺问题，可以通过改变人民币发行机制来实现，改变人民币发行机制以迅速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朱镕基先生很快就发现了解决人民币发行机制的窍门：建立联系汇率制度以重建人民币发行机制。朱镕基先生在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后，立刻着手解决市场空间问题。这个问题答案是现成的，加入WTO。于是，汇改和WTO就构成了朱镕基新政的两个重要支点。由此，大家也就能够理解，十四大中后两项战略决策的意义了，那就是为“保八”而提出的经济制度保障措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以及为保八而提出的政治制度保障措施（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客观地说，十四大是成功的。十四大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启动了中国经济，并使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国得以度过一九八九年之后得经济危机，并创造了惊艳世界的经济奇迹。
然而，经济史是冷峻的。历史地看，经济政策从来都是双刃剑，发一利，必留一患。不错，朱镕基先生对经济问题有敏锐的直觉；但是，朱镕基先生仍然缺乏综合经济问题的理论高度，朱镕基先生也尚未形成系统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揽子战略规划。在匆忙的摸石头式的经济政策试验中，大量的临时性和权宜性的经济政策出台了。很多政策，仅仅是考虑了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并未考虑后果和退出机制。所以，朱镕基新政解决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但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些更严重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朱镕基新政带来的问题，一点儿也不比解决的少。首先，中国在获得国际金融资本的同时，大规模让度了国家经济管理主权、国有资产和国民福利；其次，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制造了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公平的结果，普通国民遭到了国内外利益集团残酷地剥夺。
肤浅的政客和学者容易走入极端，他们在赞扬和歌颂改革开放成果得时候，喜欢将阶段性成就无限放大，一些并不高明的经济政策被刻意神化了，他们故意遮蔽了阳光背后的阴暗面。于是，原本是权宜之计的朱镕基新政，被赋予了过于浓厚的神话色彩（科学发展观），甚至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不改革就死路一条）。很可悲，原本一个在特定时间勉强正确的东西，被人为地拉入了另一个时间段，正确的东西变成了错误的东西，甚至酝酿成为一场灾难。
十六大后的萧规曹随。
在十四大召开十年之后，朱镕基先生基本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中国已经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中国已经解决了市场发展空间问题。并且，由于经济政策的前冲特性，到了二零零二年，已经出现了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先兆。客观地说，十六大的主要工作，应该放在修正朱镕基新政带来的各种问题方面。应该将朱镕基新政中合理的东西制度化，应该将朱镕基新政中不合理的东西摈弃掉，应该将权宜性策略转变为长期策略。不幸的是，中国的政、学、商三界均无反思的道德勇气，他们太依恋朱镕基新政带来的既得利益了。十六大之后，朱镕基新政反而被固化、强化、扩大化。十六大经济决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积累了天量的外汇储备，发行了天量的基础货币，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开始极度扭曲；我国的外需发展到了畸形的程度，我国的内需被压缩到了畸形的程度，国民经济结构陷入极度扭曲。此后，中国经济进入畸形发展阶段，经济效率每况愈下，经济危机步步逼近。
熟悉经济史的经济专家应该懂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效能递减甚至效用逆反的现象。也就是说，通晓经济史的专家，特别关注经济政策的时间边际。笔者手上缺乏精确数据，就有限的数据作判断，朱镕基新政效用的时间边际应在二零零二年。换句话说，十六大理应成为朱镕基新政的转折点。通晓经济史的专家也应该懂得，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政策惯性。任何经济政策都会带来既得利益，当既得利益集团拥有政策决定权的时候，政策的改变就会变得极端困难。继任者在食髓知味后，自然选择萧规曹随了。很无奈，由于我们不尊重历史，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一笑就是十年。
历史从来就不是线性发展的，完全的萧规曹随是不可能的。就经济史的经验而言，十六大之后经济政策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既得利益集团食髓知味之后，任何改变既定经济政策的决定都阻力重重。于是，机会主义者开始投机取巧了，他们用新经济政策去稳固既定的经济政策。十六大和十七大新经济政策的“稳固工程”，就是持续十年的房地产新政。从管理层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他们必须吸纳严重的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房地产新政几乎是“保持政策连续性”的不二选择。于是，御用的经济学家们就编造出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理论。笔者对中国特色城市化理论感到愤怒，城市化原本是指三农三化，意即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哪里是指城市钢筋混凝土化？我们是在筑城，而远非城市化！在轰轰烈烈的十年城市建设高潮中，数以百万亿计的农民财产（土地出让金）被转移了，这虽然是具有现代性的土地兼并，但仍然是土地兼并。很无奈，人性在历史惯性中堕落了。
当然，问题远远不止于此。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了，中国经济政策必然与其他国家经济政策形成某种互动。中国在让度了一部分经济管理主权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受到外部势力的操控。我们所看到的中美经济政策的完美配合，就是中国经济政策被外部操纵的最好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中国在经济政策上的完美配合，或者说，没有中国提供天文数字的间接补贴，美国经济早就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了。事实是，美国将通货膨胀转嫁到了中国，中国动员了几乎全部国力承接了美国通胀，中国为美国提供了修复次贷危机的时间和空间。与之相对应，中国开始承受恶性通货膨胀的悲惨结果。毋庸置疑，这也就给即将到来十八大埋下了巨大的经济隐患。
经济史研究从来不讨政治家喜欢。毕竟，数字会说话，无论多么美丽的言辞，一旦碰到冰冷的数字，立刻会变得毫无颜色。
政府机会主义同样存在明确的时间边际。显而易见，十八大之后，再也无法萧规曹随了。
二、我国经济问题概述。
一般而言，经济问题主要是效率问题。一般而言，效率问题主要是分配问题。我国的经济问题也不例外。
当前，影响中国经济效率的核心问题是分配结构扭曲。中国分配结构扭曲包含了两个部分：首先，是国际分配结构扭曲，中国国民福利被大规模地向外进行了横向转移；其次，是国内分配结构扭曲，权力和资本强行将国民福利在内部进行了纵向转移。分配结构的极度扭曲，使得脆弱的社会再生产无法持续下去了，导致了资本不断从生产领域溢出，正常的生产流通濒于瘫痪。
首先，我们分析国际分配结构扭曲问题。
国际分配结构扭曲主要源于三个价格扭曲：
第一，人民币价格扭曲。为了吸引国际金融资本进入中国，朱镕基新政采取了低估人民币的权宜性措施。笔者估计，人民币被低估的幅度超过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50％或以上。在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下，人民币硬性地与美元挂钩，形成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补贴。这种大规模的汇率补贴，形成了对外汇的虹吸现象，外资开始大规模涌入。朱镕基新政的汇率改革，有效解决了中国资本稀缺问题，但同时也转移了本应形成内需的国民福利。这就带来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外汇储备规模失控，带来国有资产的巨大的经济风险（也存在成为政治抵押物的政治风险）；二是导致内部消费严重不足，使得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投资拉动。
第二，要素价格扭曲。为了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朱镕基新政采取了压低国内要素价格的权宜性措施，各级政府都在通过贱买资源招商引资。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的土地、矿产等资源的价格，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尤为严重的是，中国不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甚至不惜破坏自然环境以达到降低商品价格的目的。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使得几乎所有“中国制造”都具有价格优势，中国产品得以迅速占领国际市场。要素价格的扭曲，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占领国际市场的技术条件，但也带来了严重后果：一是中国的有限的自然资源被野蛮地开发，国民财富大规模流失；二是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未来的政府埋下了巨大隐患。
第三，劳动力价格扭曲。由于中国存在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由于中国底层国民权利意识淡薄，中国在特定时间内有压低劳动力价格的空间。中国底层国民，在承受人民币低估和要素价格低估的双重压榨之后，还直接承受了劳动价格的残酷剥削。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中国没有及时形成稳固的中产阶级，社会进一步严重分化，形成了极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内需严重不足，严重滞后了产业升级的步伐，最终拖累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其次，我们分析国内分配结构扭曲问题。
国内分配结构扭曲源于三个太高了：
第一，制度成本太高了。如果，按照笔者广义财政理论来分析，中国实际的制度成本远远超出了政府财政报告中的提供的资料。中国按照三色财政的逻辑（白色财政、灰色财政、黑色财政）计算，政府的总支出已经超过GDP的50％了，应该接近或达到世界税赋（指实际而非名义税赋）水平的上限了。中国政府的隐性负债水平达到甚至超过了GDP的100％，中国实际财政状况并不比希腊乐观。宏观地看，近二十年来，社会分配不断在向权力转移。制度成本极大的压缩了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收入，造成经济结构极度扭曲。事实上，中国的生产效率，被高企的制度成本打残了。
第二，金融成本太高了。中国金融特权在2008年后极度膨胀，民企融资成本直线攀升，已经形成了举世震惊的超高融资成本。金融特权者，依靠金融特权牟取暴利（各种形式的高利贷），除了金融机构外，连大型国企的收入来源都极度依赖变相放贷的收益（可以查阅他们的年报）。金融特权极度膨胀，挤压了民企的利润空间（融资成本普遍翻两番到三番），民企的微薄利润被金融暴利蚕食殆尽。民企老板们别无选择，首先压缩科研，然后压缩规模，尽量挂靠国企，最后送给外资。笔者的一个民企朋友，数次在电话中哽咽，他们即将完成产业链整合和产品的升级了，然而在最近的两三年里，十余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中国正在重演拉丁美洲半个世纪前的悲惨故事！
第三，生产要素成本太高了。中国主要的生产要素全部被大型国企垄断，中国缺乏反垄断的制度安排，要素价格成为国企向民企牟利的利刃。近十年来，中国生产要素的通货膨胀要比寻常人理解的严重得多，普通民企根本无法应付连番上涨的生产要素价格。几乎所有生产要素价格都在反复上涨，而民企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调整往往严重后置，为了维持生产，他们耗尽了自己的原始积累，他们只能接受金融特权者的残酷压榨，直到榨尽最后一滴血。国企的生产要素价格垄断，本可通过《反垄断法》进行制度性的约束。但是，利益集团无意于制度建设，他们正在积极推动将国企卖掉。事实上，中国正在经历由行政垄断向资本垄断的过渡。当然，国企现象并不孤立和偶然，中国也正在经历政治权力向资本权力转换的历史过程。所谓的“顶层设计”，所谓的“深化市场化改革”，目的无非就是“两化”：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全体国民正在为一些人的无知和无耻付出历史性的代价！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国际和国内分配出现严重扭曲呢？或者，我们必须找到造成双重扭曲的深层次原因。
笔者使用广义税赋的概念给出基本的解释。一般而言，政府的最核心的权力就是征税权。理论上讲，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赋税来解决政府和国民面临的一切经济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直接增税是非常困难的。在中国这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增收税赋一向极为敏感。所以，政府机会主义者就选择了让度征税权的卑劣技巧。简单地说，政府将征税权转变成了利益集团的商品定价权。
请注意笔者的阐释。如果，依照笔者广义财政理论中广义税赋理论的逻辑，前文所述的各种类型的分配扭曲，大体可以理解为不同主体（利益集团）对中国国民的非法课税行为。此文，无法完整地展开广义财政理论以及广义税赋理论的讨论，笔者只能简单介绍这两个理论的实际运用，笔者想通过香港案例做简单说明 对经济不懂，但是很感兴趣。
目前的经济状况应该很严重吧，货币超发，让大家都把钱投到房地产了，实体经济严重缺血，为啥？利润都被政府银行盘剥走了。现在房地产就是一个大海绵，把超发的货币给吸住了吧。如果挤干，像某些人叫嚣着崩盘，那这股水会流往哪里去呢？目前中国的投资渠道很在限，股市又是这个鸟样。
现在的当权者就是权贵资本。
胡言乱语几句……睡觉，唉 历史不会按照一些既定的规划顺利走向目标的，经济状况现在其实也是这样，中国立国的根本还是中国制造，不是中国房地产，没有一个国家能靠着房地产撅起，时间会慢慢证明给我们看一个制造强国是不能靠着地皮来生存下来的 要有头脑，不要被洗脑 钱越来越不值钱了 引用第4楼mjkillly于2012-10-09 17:25发表的 :
钱越来越不值钱了
美国QE3一出，大家都得跟着印钱啊，哈哈
美国大选现在天天上央视晚间报道主要时间段，这就是美国的软实力 回winnerwzs ：你这篇文章没转载全，后面部分是值得商榷的。
回hhtree 和金枪鱼 ：学习经济学有一条理由就是为了明辨是非不受蛊惑用的。
回henry2000888 ：应该没好好看这篇文章，只是在自己说自己的。
回mjkillly ：你只是在阐述你的看法和本篇文章毫无关系啊
这篇文章好是好在，有清晰的系统梳理了过去发生的经济史，而不是现象解释现象。但后半部分，对未来推测还是不足，没看说中约束条件的要点。导致展开的那三条可能性不够全面，可能还有其他的可能，以及当中什么其实是最大可能。所以有些牵强。 现在的发展真的是不好说了哟！！！ 经济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若不启动政治体制与公民社会改革，经济改革将步履维艰 引用第6楼ereree于2012-10-12 17:41发表的 :
回winnerwzs ：你这篇文章没转载全，后面部分是值得商榷的。
回hhtree 和金枪鱼 ：学习经济学有一条理由就是为了明辨是非不受蛊惑用的。
回henry2000888 ：应该没好好看这篇文章，只是在自己说自己的。
回mjkillly ：你只是在阐述你的看法和本篇文章毫无关系啊
这篇文章好是好在，有清晰的系统梳理了过去发生的经济史，而不是现象解释现象。但后半部分，对未来推测还是不足，没看说中约束条件的要点。导致展开的那三条可能性不够全面，可能还有其他的可能，以及当中什么其实是最大可能。所以有些牵强。
您的看法不错，我确实没有细看本文，因为我认为：
第一指望一个会议能扭转经济，这属于运动式的幻想，经济的规律不会因为一个会议改变，而我们总是用计划经济和运动方式来做经济，指望能脱胎换骨，我不信。
第二当前我们经济的瓶颈不是召开一个会议改变所谓思路就能行的，庞大的总量，交织在一起复杂的关系，已经远远不是分蛋糕这么轻松简单了，一个会议最多最多就是组织上结构做个微调，指望大改动不现实也不可能。
第三从历史看，不折腾不干涉不严厉管制，这样宽松环境下面我们经济尤其是民间经济反而发展更好，所以我相信真的改变在于我们民间各种艰难的转型，不在于这个会议 这次会议将是个标志性事件，以后政策和力量资源将向无产阶层和无权无钱无人脉无经验财富积累的新兴社会群体，政权自然也是他们的，以后社会也将是他们的。 引用第10楼linem于2012-10-12 23:56发表的 :
这次会议将是个标志性事件，以后政策和力量资源将向无产阶层和无权无钱无人脉无经验财富积累的新兴社会群体，政权自然也是他们的，以后社会也将是他们的。
历史是有力量的群体来把握引导的，无产者和无权无势的这个阶层最多就是跟随而已，您的看法过于理想化了，呵呵
经济活动也是这样，资本启动，人群加入壮大，但是引导的还是有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和智力优势的群体 “十八大后经济面临历史巨变”？不容乐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些年来，经济改革的步伐可谓空前，但是同时制约，甚至是障碍经济前进的因素，也是不少。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和其后经济如果真的要实现历史的巨变，那非要在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上面，尤其是在前者应当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否则这一切会无从谈起。 你们都是在想往好的发展方向去想，为什么不从坏的方向去想呢？ 引用第13楼ereree于2012-10-19 17:45发表的 :
你们都是在想往好的发展方向去想，为什么不从坏的方向去想呢？
再坏能坏到哪里去，如果文革都经过了，中国人早就练成金刚不坏之身了，呵呵 其实，三个扭曲中，人民币扭曲导致其余两个扭曲。所以，关键是汇率扭曲！表明作者对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很透彻。 引用第15楼长的用于2012-10-25 14:16发表的 :
其实，三个扭曲中，人民币扭曲导致其余两个扭曲。所以，关键是汇率扭曲！表明作者对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很透彻。
今天最新新闻，准备对四类人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包括国企内退人员 中国经济如何转型：十八大后的十八项改革
新阶段的改革，其核心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所谓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主要是实现两个转变：从制造向创新转型，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
过去十年，中国充分享受了“入世”红利，“中国制造”的全球市场份额从7%猛增至15%左右。但依然难以摆脱“低价格、低成本、低质量”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不能一味抱怨企业不争气，而要反思制度环境。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动物，企业行为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导向。而现有的制度环境存在诸多不利于创新的“负向激励”：1)知识产权保护不力；2)央企靠行政垄断做大做强，市场经济的“费厄泼赖”难以保障；3)土地、资金、劳动力、环境等主要生产要素价格被显著扭曲，致使企业可以靠“扭曲的成本优势”赚取利润、获得生存空间；4)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审批权，寻租成为企业最快捷的“商业模式”；5)由于法治尚不完善，再加上企业家寻租成为常态，这导致企业家安全感缺失，重庆打黑更是充分彰显了企业家在公权力面前的脆弱性。于是乎，富人移民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花钱消费其实是人的动物本能，无需刺激，关键是有没有能力消费。眼下中国储蓄率升至50%的历史高位，除了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大幅度上升之外，居民缺乏消费的安全感亦是关键原因：首先，虽然居民收入有所增长，但在经济增长“蛋糕”中所占的份额不断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92年至2008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其次，由于长期的利率管制，居民财富保值存在很大挑战。2004－2011年中国一年期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平均为－0.3%，按照目前超过30万亿的居民存款规模，每年损失即高达1千亿。再次，由于中国股市目前仍然是财富掠夺而非价值创造为主的市场，居民难以通过股权投资分享经济的成长性。第四，房价高企，严重透支居民未来20年收入，导致“中产阶级贫困化”的奇怪现象。最后，中国在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发展滞后和历史欠账，导致居民严重缺乏安全感。
理解了上述经济转型的“症结”所在，就不难给出十八大之后的“改革任务清单”：
1.利率市场化
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以价格杠杆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率就是资金的价格。在现行的利率管制下，一方面贷款利率被压低，刺激了对贷款的过度需求，鼓励了过度投资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利率不能反映供求关系，大量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刺激了地下高利贷的蔓延，威胁到金融稳定。此外，利率的管制也不利于居民财富的保值增值，本质上是居民(存款人)对企业部门(贷款人)的补贴。目前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减税
根据福布斯的研究，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排名第二。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从1978年31%下降到90年代中期10%的水平，近些年又回升到的20%的水平。膨胀的三公经费、年底的财政突击花钱引发舆论鞭笞。由于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涉足不断深入，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政府立即、大幅度减税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根据经济学上著名的“拉弗曲线”，在税负过高的情况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活动、扩大税基，甚至可能出现减税带来税收增长的“官民双赢”局面。
3.开征遗产与赠与税
市场经济的竞争，必然会带来贫富差距。但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合法致富，而非靠寻租致富。否则，仇富几乎等同于“仇腐”。第二，对贫富差距必须有适当的纠偏机制，特别是遗产税。当前中国贫富差距已经过于悬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把财富转移给子女。开征遗产税，缩小贫富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举措。
4. 打破央企垄断
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虽然中国在2008年就实施了《反垄断法》，但在打破央企垄断方面却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虽然2011年发改委曾对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宽带接入问题进行反垄断调查，但亦无下文。其实，央企垄断的本质是进入壁垒的行政限制。虽然国务院先后出台了打破央企垄断的36条、新36条，但民企投资的“玻璃门”依旧。打破央企垄断，消除所有制歧视，是建设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5.央企改革
在上一轮的国企改革中，借助股份制、上市等步骤，国企实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亏损大户变成了如今的盈利大户。但是，研究表明，国企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国企在土地、贷款、补贴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如果剔除这些因素，很多国企将转为亏损。下一轮的国企改革应着力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国企必须退出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第二，必须落实“政企分开”。特别是，党的组织部门应放弃对国企管理层的任命权，还权于董事会，取消国企领导的行政级别，逐步实现国企管理层的职业化和市场化；第三，遏制国企腐败和高福利。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日均消费4万元、中石化天价吊灯、中石化广东茅台事件，揭示了国企腐败的触目惊心。 2008年垄断行业员工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而工资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0%。根据《南方周末》的调查，过去20个月时间里，太原这个中国最重要能源城市开工的“集资建房”，占到其保障房套数的60%以上，是太原2011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的2倍以上。这是一种严重的集体腐败。遏制央企腐败的出路在于央企去行政化、破除垄断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6.以央企利润弥补养老金欠账
根据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的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 .3万亿元。在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大的今天，如何弥补养老金欠账，已成为现实的挑战。幸运的是，中国央企的利润和股权价值可以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国家应利用目前央企良好的财务状况，将央企利润主要用于弥补养老金空帐，并逐步把央企股份减持变现投入到养老金。如此一来可以一箭双雕：既解决了养老金来源，又实现了央企的逐步退出。
7.废除IPO审批制
尽管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但过去20年的实践表明，IPO审批制不仅没有发挥保护投资者的作用，而且导致了供求关系扭曲、寻租盛行、上市公司行为短期化等一系列痼疾，可谓证券市场乱象之源。吴敬琏先生批评中国股市还处在强盗贵族时代，这是很深刻的。上市本应是企业的基本融资权利，现在却演化成了特权，扭曲了资源配置。要让创业板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惟有废除IPO审批制，还选择权于市场，同时证监会必须回归“抓坏人”的监管主业。
8.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
中国仍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间接融资所占比重高达78%。金融体系是市场经济的血液，其核心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但由于目前银行以国有资本为绝对主导且新设银行审批困难，导致银行业出现了“准垄断”格局，以致于“利润高得不好意思”(民生银行(6.02,-0.07,-1.15%)行长语)、“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温总理语)。可以说，金融体系功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异化，成为实体经济的沉重包袱。民生银行、浙江泰隆银行等民营银行的表现证明，以风险为借口阻止民营资本开办银行是站不住脚的。国家应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既可促进银行业的竞争，也可以实现银行体系的多层次化，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
9.鼓励居民境外投资
中国房价、股市等长期处于泡沫化状态，重要原因在于货币超发和资本账户管制。大量资金需要寻求投资出路，但又只能局限于国内。这使得居民财富保值增值变的非常困难。与此同时，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能购买美国国债等低收益资产，机会成本巨大。国家应放宽居民海外投资限制，可以一箭三雕：减缓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风险积聚；实现居民财富的多样化配置和有效保值；减少外汇储备，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10.知识产权保护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企业普遍处于学习和模仿的阶段，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客观上加快了中国企业的成长。但如今，创新和转型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主要瓶颈，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严重削弱了企业从事研发和创新活动的激励。保护知识产权，已不再是仅仅保护跨国公司的利益，而是要保护中国企业的创新之路。
11.地方政府退出经济领域
由于GDP至上的发展思路，地方政府日益“公司化”，热衷于招商引资，大搞基础设施，甚至涉足PE等领域。地方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也易诱发严重的腐败行为。此外，也导致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严格执法，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有，地方政府的拆迁和征地，已经成为诸多群体性事件的源头。中央亟需进行顶层设计，严格界定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防止地方政府公司化愈演愈烈。
12.财政民主化
近年来，在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土地财政现象日益突出。201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2.9万亿。地方政府掌握了惊人的财务资源。在当前人大制衡虚化、地方财政不透明的背景下，地方财政存在极大的腐败和浪费风险：三公经费、官员腐败、形象工程问题日益突出。在缺乏制衡与透明度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收入永远处于饥渴状态，甚至在“四万亿”刺激计划后出现了普遍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只有对财政支出实行彻底的阳光化，接受纳税人的监督，才是确保财政资源使用的正当性与高效率的根本出路。
13.环境保护
在GDP崇拜的推动下，环境保护执法被不断边缘化。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的背后，是惊人的环境污染。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中国的污染成本》报告，水和空气污染的成本高达GDP的5.8%。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在即期而污染成本在远期，我们很容易陷入经济奇迹的幻觉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污染引发的疾病已经日益显现，如不及时改善环保执法，势必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甚至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发因素，对此必须有足够的危机感。
14.抓贪官压房价
近年来，房价的飙升引发公众强烈不满，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甚至超过20倍。房价居高不下的背后，是“房叔”的崛起：番禺城管局政委蔡彬仅为一处级“小吏”，拥有21套房产；“土地奶奶”罗亚平拥有27套房子，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有36处，其中35处在北京；上海外高桥(8.01,-0.13,-1.60%)保税区处长陶建国29套房产；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14套房产。贪官，才是最大的“刚性需求”。虽然短期内房地产存在空置率高的现象，但由于少数人已极低成本控制了大量房源。结果，对普通民众而言，房地产依然供不应求，房价调控屡屡成为“空调”。要想真正实现房价的合理回归，加大反腐力度并将贪官的房产进行拍卖，当属有效的方法。
15.城市化
中国经济如何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将是新一届政府必须直面的课题：2012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5.5%，欧美市场的需求明显复苏仍需时日；中国自身高达50%的投资率，宣告过去政府主导大搞基础设施投资的时代迫近尾声；消费需求启动有赖于艰难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的城市化被寄望为下一轮增长的引擎。从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仍然较低(不到50%)来看，城市化潜力巨大。但是，城市化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启动户籍、教育、医疗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棘手的难题。
16.撤销发改委
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各个市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开展有效的竞争和创新。政府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即公平竞争规则的维护者。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更不能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否则带来的只能是扭曲和寻租。目前的发改委，主要职能已经蜕化化“审批”，与当年的计委神似，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格格不入。要想在下一个十年取得体制改革的突破，一个可行的做法是撤销发改委，恢复当年的体改委，专门致力于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
17.司法独立
吴敬琏教授警告说，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法治的市场经济。没有法治，迟早会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现阶段，由于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加上司法体系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导致选择性执法和弹性执法现象突出。其结果是，民众对司法体系缺乏信任，屡屡将问题诉诸于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社会稳定堪忧。要加强司法独立，首先要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把树立宪法的尊严作为起点。同时，要实现司法体系在财务和人事上的相对独立，这是独立司法的必要基础。
18.政府“瘦身、放权、让利”
目前，政府规模太大、权力太大、控制的资源太多，这将逐渐扼杀市场经济的活力。各类领域的改革，都基本可以归结为政府要“瘦身、放权、让利”。最近，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并指出：1)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2)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期盼新版“两个凡是”照耀下一个十年的改革之路。
改革知易行难。改革之路，将遭遇诸多敌人：叶公好龙、皇帝的新衣、击鼓传花、囚徒困境、民粹主义、既得利益、好好先生。要突破层层障碍，通过改革来释放新的增长动力，领导者必须具备强烈的危机感、历史的责任感、强大的意志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如果下一个十年能成为改革的十年，中国应能顺利驶过“历史的三峡”，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http://money.163.com/12/1024/08/8EIO1RV400254IU4.html 总之，要进行全面洗牌。现在是急需实现消除两极分化相关事业的时候了，建设和紧缩的相关事业已退居次要，每个人为单位的公平事业将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包括调整分配机制。 值得看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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