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这是一部史料非常充足的揭露文革时期上海社会生活还有潜规则的书籍，因为昨天刚刚找了一些，有机会大家可以去专家板块看看，有资料，我推荐给大家阅读看看！一直以来，有些给文革美容的一直在或明或暗的给大家一些错误的观念，这部书用非常详实史料和上海文革期间的档案数据给大家揭示了文革的另一个被遮盖的被掩藏起来的真实一面。
书籍的介绍文字：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套装上下册）》以丰富、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详尽地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市人口状况、红卫兵串联、破四旧、计划生育、婚姻状况、蔬菜生产和供应、粮食供应、水产品供应、群众报刊、毛泽东塑像、深挖洞等方面的情况，为读者提供了一幅这一特定时期上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景画面。《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套装上下册）》没有把对“文革”的研究停留在宏观的政治层面，而是把视野深入到社会结构的底层，使“文革”的研究不仅有政治运动的框架，也有社会生活、社会生产的血肉。《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套装上下册）》内容详细准确，观点鲜明，在细致的传叙中，还有一些中肯的分析和评论，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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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有观点说文革没有腐败没有不正之风，这种错误的误导在本书中间也用详实的数字和史料完全推翻，比如作者在凤凰网的访谈文字就说过：
这套67万字的书分为上下两册，详细描述了十年文革期间，上海普通市民生活的细枝末节。其中有对市民的衣食住行、粮油蔬菜供应以及猪肉是否凭票购买的记录；也有一片革命化纯洁化呼声下结婚率离婚率的分析；书中详细的史料和数字更揭开了文革“赤胆忠心”口号掩盖下潜藏的腐败和交易。如有些人利用大家对毛泽东狂热的崇拜，私自开发地下生产线加工毛主席像章并大肆贩卖，另一些人买来各类报纸，经过剪贴再送往外地隐蔽的地下印刷点造出地下文革报刊，雇佣上百报童出售以牟取私利……“文革时期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地下性交易这些都存在。绝不是像有些人怀念文革说的那样，文革不存在贪官。”金大陆挥挥手说。
研究文革，应该从史料出发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些人开始怀念文革，因为他们觉得文革期间没有腐败，贪官都被批斗没有人敢贪污。但是你的统计却表明文革中处处仍有腐败。
金大陆：当时想拥有毛主席像章的人都赤胆忠心的，他们交换或拿钱去买。他们怎么知道会有那么多倒卖、地下生产像章的。有的人赚钱把自己家的房子都造起来了，有的是坐飞机倒卖。有人做铝锭、有人做冲床、有抛光的、有买卖的，这是个地下生产链。当时集邮票集糖纸全部全封掉了，收藏的理念全部集中到像章了。当时的像章有多少就卖多少，这里面就有很多漏洞可寻。
上海还有地下报刊。利用革命需要和自己单位的方便，印地下报纸。永安公司到美术馆，500米路，每天街道两旁都是叫卖声。各种报纸2分一张或3分一张。有人就去买十张报纸，回家剪贴，拼成四版变成新的一张报纸。上海的印刷管理很严，他们就买了白报纸，到江苏宜兴和无锡的乡镇印刷点，印几千上万份。杭州、南京的当时就批发，再到上海来，2分3分再卖掉，雇佣一百多个小学生做报童。这样弄一份报纸可以赚三四百块钱。
那些在菜市场工作的人也利用职权贪污，虹口区中山北路菜场揭发的一个贪污盗窃集团，贪污达到好几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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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总序
序
题记
第一章 上海(市区)1266—1976年的人口状况
一、总人口与总户数
二、各区人口分布情况
三、人口自然变动
四、若干区的人口自然变动
五、人口机械变动
六、人口性别构成
七、人口年龄构成
八、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及其他
第二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婚姻管理
一、结婚登记情况分析
二、离婚登记情况分析
第三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
一、“文革”前的工作基础
二、“文革”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特点和状况
三、成效分析
第四章 1966—1976年上海的职业人口
一、职工人数的增长及其特点
二、职工的来源
三、职工的分布
四、职工分类和性别构成
第五章 上海接待外省市红卫兵
一、初始期与上升期
二、突破期、高潮期与回落期
三、组织与活动
四、管理与服务
五、角色与态度
六、一个关键问题
附一：上海市接待各地串联学生统计情况一览表(1969．8．15—12．12)
附二：上海市接待各地革命学生办公室直属接待单位一览表
附三：读******关于“大串联”的谈话史料
第六章 上海红卫兵外出大串联之一
一、正式的外出途径
二、诉求和企盼
三、抵御与挑战
四、非正式的外出途径
附一：寻找“蒋如毛”——我的大串联之
附二：三进山城——我的大串联之二
第七章 上海红卫兵外出大串联之二
一、徒步串联
二、曹锦清教授的故事
三、后期串联
四、钱粮往来与清理
附：从上海走到上饶——步行串联纪实
第八章 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建立和撤销
一、流产的“串联联络站”
二、10月以后的“顺产”
三、一项发现
四、短促的尾声
附：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在上海工总司文献中出现情况一览表(1966．12．3—1967．3．10)
第九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服饰演变
一、标树崇“武”的审美
二、悄悄启动的消解和蜕变
三、“一身军装”的变形
四、化解“千人一面”
五、“江青服”在上海v
六、所谓“奇装异服”
附一：上海确变啦!
附二：领与袖的红色风情(文摘)
附三：1969—1976年上海报刊关于批判“奇装异服”专题文章目录
附录一 始信人间有鬼狐——从苏步青教授的《夜读<聊斋>偶成》谈起
附录二 复旦的“文革”资料哪里去了？一曹宠、秦邦廉访谈记
附录三 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准备
附录四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涉及和包含“文革”内容的情况简介
附录五 从巧合到圆满——陈国康先生(陈老头子)的“文革”资料收藏史
附录六 “文革”时期上海毕业生上山下乡及分配情况统计
下
欢迎大家去看看这部新书！ 作者家庭出身算是黑五类，这在文革里面属于政治的最底层的一群贱民，他们天生就是敏感受害的一群，所以这本书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作者的童年生活的一种曲折的体验，请看作者的一段自述：
金大陆和他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你看我的手。”金大陆笑呵呵地伸出胳膊，上面有很多小伤口和划痕。“我就戴着口罩到处爬梳资料。我有一屋子的史料，我每天都埋在资料堆里面。”他说。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金大陆在文革最癫狂的时期是以旁观者的身分度过的。一方面那时他只是初中生，另一方面他是“黑五类”的子女，这让他没有资格更深地卷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当时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非常信奉的。”他认真地对记者说，“到了后来我的思想就全反过来了。”
那是林彪案公开之后，金大陆至今还记得，他在一个冷风嗖嗖的夜晚，在复旦大学的门口听到了林彪案发的消息。“像天崩塌了一片，我浑身哆嗦着走回家。”他这样回忆。从那之后，他对高层政治产生了严重的恐慌，对文革开始质疑。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发生时，金大陆虽然人在上海，但是一直挂念着北京的情景。“那个时候，文革还没完全结束，我就决心要把那段历史记录下来。”金大陆对记者说。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b03900102dx2k.html
文革如果按照流行分类，应该分成林彪出事前和林彪出事后两段，其中林彪出事后算是文革的一个转折点，大家对这场运动彻底失望和严重怀疑，因为第二号林副主席叛逃，这场运动的这个结果是很多人根本想象不了的，但是文革运动就是这样，运动一起，谁都不能逃脱被整被运动的宿命，林彪的叛逃也是标志着文革运动的失败。
【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文革早期的学生大串联，这属于非正常的社会事件，在金大陆的本书中间也有大量描述：==========================================
几十万人乘车不要钱
红卫兵外出“串联”，在金大陆的社会生活路径 “文革”研究中占了将近一半篇幅，在他的“文革”记忆里也带着少年的兴奋。
1966年10月，金大陆还是年仅16岁的上海中学生、非红卫兵，却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连续三次去了山城重庆，名义和内容都是大串联。
第一次出发是1966年的10月10日。上午，与同学结伴先坐长途汽车到达松江，再花八角钱买一张去嘉善的火车票。“因为只要一踏上嘉善的地界，我们的身份立刻就变成了外地赴浙江串联的革命师生。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应该了解，这条线路是当时上海非红卫兵外出串联的主要通道。”
金大陆与伙伴们坐上了火车，火车停靠嘉善的时候，这群第一次冒险的少年紧紧拽住车票不敢喘气。不过行程出乎意料的顺利，傍晚他们抵达杭州，在马路对面的接待站凭学生证吃饭、凭学生证上车，过上了特殊年代欢天喜地的“金卡”生活。
原定的目的地是韶山。排队办票的时候，金大陆与来自重庆的学生攀谈，得知《红岩》中的“白公馆”、“渣滓洞”都是真的，可以参观，原定的走向立刻被心中对《红岩》的向往取代了。
“第二次去重庆是1966年底春节前，我是业余体校乒乓球班的，几个低年级的球友吵着要我带他们出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我就带上一个小同学直接买票从上海到了杭州。”金大陆说，当时正逢北京紧急通知全国，停止徒步串联，五百里以外的十天内办票回家，五百里以内的则一律走回去。杭州站围满了上海学生。
就在慌乱之际，一个矮小、看上去显得傻乎乎的重庆学生引起了金大陆的注意，因为他一人手上竟然有七八张学生证。“我们要求用一枚井冈山纪念章换他两张去重庆的车票，他拔腿就往车站跑，当天就喜滋滋地把票办来了。就这样，我又到达了重庆。”这一次，金大陆一心想的是过三峡。
等到1967年5月，全国已经燃起了武斗的战火，重庆是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而上海的两派则凭内功对峙。学生停课在家，开始无目的地寻找欢乐和刺激。“这一次我并不想去重庆。但球友班级的同学中，有一位年龄稍大的不顾我们的讪笑，直言不讳要去重庆找在北京串联时相好的女朋友，我很容易被人说动。”
这一类外出“串联”经历并非个案。“第二次从重庆回上海的船上，有许多和我们一样回家的串联师生，他们有的从峨嵋山来，有的从西双版纳来，有的甚至从敦煌来，他们背着从各地采购的土特产，还背着照相机—他们比我们更精明，更潇洒。船过三峡的时候，上海虹口区的一位教授看我们心馋，为我们拍了两张照片留念。”
当然，也有例外。后来写出《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曹锦清教授，就是上海外出串联学生中老老实实真正响应徒步串联号召、沿着铁路步行的“少数派”，这在金大陆后来通过搜索档案、报刊、回忆录等大量资料，以及口述访谈中，都属于鲜有的案例。而回忆起这些，曹锦清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笨蛋”。
http://hi.baidu.com/rjhsg/item/e1b3a25ee855273b95eb05f7
串联的结果就是直接的上山下乡运动，孩子们最终为了自己的自由付出整整一代人的代价，农村的天地里面留下了知青的泪水，这是那个时代青年的痛苦的一段过程吧 好文，揭露了真相
【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引用第3楼金枪鱼于2012-10-08 23:05发表的 :好文，揭露了真相
其实还有很多资料，但是目前都属于零散状态，比如下面这个：
文革学习班：遍地牢笼
作者：张杰 来源：《财经文摘》2012年第7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10ce23010183ha.html
1986年3月初，北大老教授朱光潜先生脑血栓病发，家人为其找车送医。临上车时，朱光潜已经神志不清，迷糊中反复说着："我不要上学习班！"可见当年"学习班"的骇人之处。
"学习班"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简称。1967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于是，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学习班"纷纷涌现，蔚然成风。
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学习班"最终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以"学习"之名行洗脑和囚禁之实，极尽迫害之能事。即使至今，遗毒犹存。"学习班"如何产生、变质和流行，不得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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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重点谈到干部问题，"干部问题，要从教育入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而且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这也是"文革"公开资料中所到见的毛泽东最早关于"学习班"的倡导建议。
毛泽东在视察过程中的讲话迅速得到下层响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要求全市立即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学习运动，"让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全上海开花结果"。
《人民日报》在10月12日的社论中对"上海掀起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群众运动"热情颂扬，并且号召"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此文引用林彪在国庆节的讲话："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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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8月20日，张志新因批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判处无期徒刑，1975年惨遭杀害。尸骨未寒，沈阳法院给张志新的家人办了个"死囚家属学习班"，让女儿曾林林及儿子曾彤彤与"罪犯"母亲划清界限。这次学习班的"笔录"后来在张志新的案卷中被找到，摘录如下：
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
这一年，彤彤不满10岁，而林林也未满18岁。来源:《财经文摘》201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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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文革对整个民族来说绝对是一场最严重的浩劫，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都被用来内斗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人心，这样的悲剧确实不能再发生了! 那时的英语课教什么 文革时期的“特殊”教育(1)
2005-04-14
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在统一意志指导下的全民运动，是一种普及性的政治教育。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然而，由于它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又带有“特殊”的教育性质，这种性质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是“文化大革命”赋予它的特殊印记。笔者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教育背景下度过了中学时代。
“千万颗红心在剧烈跳动”
1968年3月吉林省和长春市革委会成立之后，形势的发展真可谓迅猛异常。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全面铺开，那些被两派武斗期间所“冷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黑帮”分子，重新被拉出来批斗，被办学习班、关“牛棚”、蹲“小号”，备受折磨。这还不算，暗藏的“阶级敌人”不断地被挖出来，私设的羁押场所人满为患。在打击敌人的同时，出现了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颂扬”的热潮，这是继“文革”初期领袖崇拜的第二次高峰。广播电台、报纸、杂志等一切宣传工具和手段，都充满了对领袖人物的赞誉之声、溢美之词。
196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了向门合同志学习的命令。门合是青海省军区某部二营副教导员，1967年9月5日在执行支左任务中，由于装置土火箭时炸药意外爆炸，门合为保护在场的27名阶级兄弟，猛扑到炸药上，献出了生命。
《命令》中称：门合同志“二十年如一日，一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此即“三忠于”——笔者注），“以他光辉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为了表彰门合同志无限忠于人民，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此即“四无限”——笔者注）的崇高品德，决定追授门合同志‘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的光荣称号，并号召全军指战员向门合同志学习”。自此，一场“三忠于”、“四无限”的表“忠心”活动席卷全国，深入千家万户。
这年夏天，我到长春市某中学报到。学校完全按照部队建制编班，有向解放军学习、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含义。我被分到“一连八排”。
长春“武斗”时期，我已有一年时间未踏进中学校门了。重新回到课堂，学习内容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政治教育的内容几乎占据了二分之一，其他课时被大大压缩。以学习时事政治、进行思想教育为主的政治课，往往成为衡量学生优劣的尺度。语文课也多以政治内容为主，被称为“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成了必修课，要求每个学生都要背诵如流，烂熟于心。就连有限的几篇古文，也不遗余力地向学生们灌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平民意识，以体现阶级的差异。
第一堂英语课，学生们接触的单句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chairman mao is our great teacher……（删节，意为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即“四个伟大”）。每天的课间操，就是大跳“忠字舞”。数百名学生在操场上像做操一样散开，这时，广播喇叭里传出《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歌曲，师生们随着曲调手舞足蹈。有一天，由于我做得不认真，被站在高坎上领舞的体育老师看见，他非常生气，把我狠狠地训斥一番，又叫我跳了一个“独舞”，算是对我的惩罚。有一位姓蒋的同学，是部队干部子弟，对这种全民“竞舞”的活动颇不以为然，事后对我说，搞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有什么用处？简直是在歪曲毛泽东思想。我当时听了感到很惊讶，他竟能说出多数人连想也不敢想的话来，我急忙劝告他，你可千万别当外人说，这可够“上纲上线’了！
这种政治狂热的内容不断丰富，形式灵活多变，并且被推而广之。从首都到边疆，从南方到北方，全国变成了“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无论是机关、学校，还是厂矿企业，每天早晨要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然后要进行“天天读”，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时事政治；大量的金属材料被用来制作毛主席像章。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上街宣传，集会游行；晚上还要进行“晚汇报”。
那些被打倒的“牛鬼蛇神”们，是没有资格参加这些活动的，他们只能跪在地上，对着毛主席像“请罪”，口中或念念有词，或嘟嘟嚷嚷，忏悔自己的“罪行”，表示自己痛改前非的决心。
我家住的大院里也开始活跃起来，常有街道组织的宣传员到居民委，教老头老太大们跳“忠”字舞。几个女宣传员是副食品商店的，“文革”初期就很活跃，推着卖菜的车上门服务，同时不忘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文艺“阵地”，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她们胸前的毛主席像章，从最初的纽扣儿大小，变成了“小碟儿”，别在用红色绒布做成的红心上，挂在脖子上。
每次表演开始，都有几句时髦的开场白：“永昌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现在开始战斗”，真像坚守“阵地”似的，手捧“红宝书”，昂首挺胸，十分虔诚的样子。
打那以后，宣传阵地扩展到了每家每户，邻居有办家庭学习班的，有坚持“早请示”、“晚汇报”的。母亲每天哼着从街道学来的歌曲：“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贫下中农瞧着你，心中升起红太阳。”这首有点东北民间小调韵味的歌经她一唱，就像是哄小孩睡觉一样。
这年秋天，军宣队进驻学校，队长姓贾，是部队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据说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有一篇叫《红箭射黑靶》，是批刘少奇的，班级里还组织过阅读学习。由于他经常参加市里组织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巡回讲用，师生们对他很是敬畏。队员里有一位姓李的战士，常在学校集会时高谈阔论，“最高指示”随口即来，运用得恰到好处，因此，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李大嘴”。还有一位队员是江苏兵，忘记了他的姓名，常在体育课时，代替体育老师上“军训”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叫丁宁（化名——笔者注）的军宣队员，和我的年龄相仿。据说他12岁当兵，除文艺兵之外，这在步兵连队是极少见的。
一天下午没课，我和几个同学到乒乓球室打球。李华仲坐在一旁看《南方来信》，这是一本书信体纪实丛书，反映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不知什么时候，丁宁推门进来，问李华仲在看什么，李说是《南方来信》，丁一把抢了过去说，哼，胆子够大的，你还敢看黄色小说，没收了。
李华仲一边争辩，一边上去抢。丁把脸一沉大声地说，你还不服哇，那就和我到“军宣队”走一趟吧。同学们知道去军宣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只好把李华仲拉走。李愤愤地说，什么狗屁军宣队的，一个小“鼻涕孩儿”，懂什么香花、毒草？你肯定是看过了，要不你怎么知道是黄色小说呢。
我知道丁宁所说的“黄”，是指书中几处美国大兵蹂躏越南妇女的描写。那个时代，除了毛主席著作之外，任何书籍，都有被视为毒草的可能。
12年后，我竟和丁宁不期而遇，在大连陆军学校共事5年。当我向他提起那段往事时，他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
1968年，长春市兽医院的孙焕钧，在一份“检查交代”材料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在他们被作为“专政对象”到某工地进行劳动改造的时候，就在工地旁边一栋新建宿舍里，一位12岁的女孩子，在跳“忠字舞”时，不慎一脚踏空，从4楼阳台上跌到地面，不幸身亡。交代材料里把小女孩的死亡称做“牺牲”，说她是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心”而“牺牲”的。它纪录了一个年代的“特殊”政治氛围，也在一些人的心里投下了阴影。
“忠馆”——“大颂扬”的里程碑
1969年2月，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在长春市动工“敬建”（当时的敬词）“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馆址选在红领巾公园（“文革”初期儿童公园的新名称）的西南端，靠近人民大街大专院校较为集中的地方。
按照当时的设计构想，建筑面积为24500平方米，南北长170米，东西长为112米。展览面积为12000平方米，展览路线总长2000余米。主楼高3层三面附楼为2层，主楼正面为“柱廊式”造型，近似于首都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广场中央，矗立高达14.5米的毛主席全身塑像，两侧建筑工农兵形象的群雕。因整体风格呈“忠”字形，故在当时又被称为“忠馆”。展名是林彪的亲笔题词。
“忠馆”于当年2月破土动工。此处原有一座建于30年代的露天音乐堂，由钢筋混凝土浇筑，阶梯型石凳能容纳千人。日伪统治时期，曾在这里举行过大型的“纪念”活动，我们在一幅历史照片上还能看到日本关东军为所谓“海军纪念日”举行音乐会的场面。为了给展览馆开辟一块地基，成千上万的长春市民参加了“敬建”义务劳动，拆除了露天音乐堂，砍伐了一片茂密的林带。省革委会号召各大专院校学生为这座里程碑式的建筑添砖加瓦，并专门成立了“敬建”指挥部，负责“忠馆”建设期间的统一调度和任务落实。新闻媒体称：“‘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的‘敬建’，是吉林省1700万军民政治生活中的最大最大的喜事，是全省人民最大最大的幸福，最大最大的光荣”。许多院校都承担了采砂和挖土方的任务，各中小学还组织学生捡拾废铜烂铁、砖石瓦块，说是废物回收和再利用。建筑工地出现了热火朝天的景象。从我家居住的院子向东望去，即可看到建筑工地红旗飞舞，人潮涌动，成片的杨树林被伐倒，爆破时崩起的土块飞到百米开外的人民大街上，隆隆的阵响持续了半个月。
“文革”期间，在长春人民大街两侧，靠近解放大路与自由大路一带，是长春大专院校集中的地方，东北人民大学、吉林财贸学院、吉林师范大学，以及吉林工业大学都位于此。这里是“文革”期间政治运动的中心，思想激进的大学生们，为历次全民性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
当时长春大专院校红代会主办的《春城红卫兵》刊登如下报道：接受了省“敬建” 指挥部交给的1500立方米掘运砂子的任务后，吉林农业大学校革委会连夜召开常委会议，提出“热爱毛主席，胜过一切；为了毛主席，舍得一切”的口号。浩浩荡荡的采砂大军在战地指挥小组的率领下，高举红旗，手捧宝书，高唱革命歌曲，英姿飒爽开到了伊通河畔。“大干十四天，誓把忠心献，为建忠字馆，宁愿流血汗”。东北人民大学、长春地质学院革命师生员工，一直紧张地战斗在怀德县大榆树车站和长春车站，提出了“春节不休息， 突击运‘金砂”’的倡议，得到了吉林师大、吉林工学院、兽医大学等单位的响应。汽车厂革委会得到消息后，立即调来了五台汽车，参加运砂会战，长春铁路局调动车皮，保证“金砂”的及时转运。走进建筑工地，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革命的生气、劳动的欢乐，这里是红色的海洋，劳动的海洋，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海洋……
到了这一年底，地面一层的水泥框架已经落成，如从空中下望，“忠”字形的主体结构已具规模。
“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的兴建，把“三忠于”、“四无限”式的“大颂扬”推向了极致。然而到了1969年，这项声势浩大的“敬建”工程却停顿下来，或许是因为资金短缺？或许因为中苏边境武装冲突，酿成了“珍宝岛”事件，“敬建”工程与战备的形势不相适应？总之，“忠馆”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胡子工程”。直到80年代末期，这项工程才断断续续地完工，成了吉林省文化活动中心，它与最初的建筑构想已大相径庭。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国策实行之后，长春市开始了又一场军民大会战，全体动员，人人参战，挖起了人防工程，一条蜿蜒曲折、纵横交错的地下通道，从地质宫广场，辐射到解放大路，新民大街、斯大林大街，经“忠馆”的南侧，到平阳街一带。我们曾经参观了吉林省医院的人防工程，能容纳四五百张床位的地下“战备医院”，医疗设备齐全，食宿条件优越，地下地上，几乎看不到差别，称得上“备战、备荒”的典范工程。
然而，数年之后，这些地下工程和“忠馆”一样归于沉寂，没有人会想起我们的脚下，还有一条空空荡荡的地下长廊。
“学工”教育
还是在“文革”初期，毛主席发表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五七指示”，其中针对学生的论述称：“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从那时起，老师们不再“传道、授业、解惑”，学校也容纳不下一张安稳的课桌了。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我1970年参军前的两年中学期间，从来没有背过书包。
那年秋天，我们在长春车站送走了第一批下乡知识青年。回来的路上，我第一次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第一次为自己的前程感到忧虑。看来，无论你在课堂上学到多少知识，今后只有下乡一途，别无选择。
http://culture.china.com/zh_cn/history/files/11022841/20050414/12240531_1.html 现在关于文革真相的书太少了。 这本书现在国内能够买得到吗？ 引用第7楼fzwwppoo于2013-04-19 20:56发表的 :
这本书现在国内能够买得到吗？
肯定能，都是解密了的上海当时的社会生活资料归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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