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书香满园读书交流赛分季赛之八——读《戊戌变法史事考》
书影【作 者】茅海建著
【出版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05
【ISBN号】7-108-02195-1
【页 数】 571 ; 23cm
【原书定价】37.00
【主题词】戊戌变法(学科: 研究) 戊戌变法
【中图法分类号】K256.507 (历史、地理>中国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1949年）>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时期（1860~1900年）>戊戌变法（1898年）)
【参考文献格式】茅海建著. 戊戌变法史事考.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内容提要】 本书内容涉及戊戌变政的时间、过程与原委；戊戌年张之洞召京与沙市事件的处理、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
内容简介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相关的研究已经很多，本书的研究仍能使人耳目一新。大量档案材料的披露，包括收藏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东京的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台北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故宫博物馆文献处。重大史实的精心考证与重要场景的细密描述：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中下层官员与民众对变法的建策；张之洞调京主持朝政与机会错失；光绪皇帝的对外观念；日本政府的观察与反应。旧说的认知、补证与修正，新说的展开、论证与建立，作者集五年半的全部精力于此。 读《戊戌变法史事考》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虽然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对它的研究仍是近代史研究中的常青树。但此事毕竟是以密谋下的宫廷政变收场的，因此同时存在着多种结论。茅海建先生这本书的可贵之处是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详细考证和精密分析，使得这段历史的许多有争议、模糊的细节，清晰地展现出来。由于对戊戌变法的研究一直是近代史的热点之一，有关的重要事件、人物、思想和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性质、地位、影响等都已经被深入研究过，要再挖掘新史料，探索出新观点很是不容易。这要求研究者要具备精深的学术根基、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研究分析能力，而茅海建先生正做到了这一点。
《戊戌变法史事考》这本书是作者对大量史料档案研究得到成果的汇总。通过对大量史料档案的研究，不仅有针对以往旧说的补正，也提出了自己许多新的见解。作者在序言中讲到“学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手中已并不缺乏结论，相反的是，我们的思考却为各种各样相互对立抵牾的结论所累。其中一个大的原因，即为各自所据的‘史实’皆不可靠。因此，到21世纪，我个人以为，在我们这一专业中，最重要的工作似为‘史实重建’”。[①]此书所收五篇文章正是在使用大量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缜密考证的成果。作者几乎查遍了中国各大档案馆的资料，包括录副奏折、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洋务档、明发档、寄信档、电寄档、交片档等较少被利用的档案资料。
本书由五篇论文构成。
第一部分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第一部分实为本书精华所在。作者指出，“确认政变前光绪帝与慈禧各自权力有助于认清哪些权力政变后由光绪手中归于慈禧太后。”[②]为此作者将百日维新期间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重要折片、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至百日维新前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重要折片，列在本部分结尾。这是极费功夫的，但对于研究光绪帝与慈禧的权力分配却很有帮助。作者把从七月二十九到九月初四，光绪帝每天活动的情况都作了详细考察。比如作者发现政变前，虽然有光绪帝对重大事件要向慈禧报告的制度，但是慈禧本人“还不能掌握廷寄谕旨、交片谕旨的全部和原文……表现在政治权力分割上还不是那种监督关系”。作者指出政变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包括开懋勤殿、召见袁世凯、上谕康有为离京、军机四章京权力受限、杨崇伊的奏折和慈禧突然决定回西苑、到伊藤博文觐见等一系列重要事件，并对这些事件作了详细的考证。比如，作者考察了参与新政军机章京“签拟”权力受限的原因，指出新任参与新政军四机章京与原有章京分工不同，他们的权力更大有如内阁的“票拟”，慈禧对此不满，但“光绪帝并没有失去单独决策和处理政务的全部权力，而是失去了单独对新军机签注的司官士民条陈的决定权力。至于其他权力，光绪帝一如其旧”。[③]
又如，以往研究者大多认为政变的决定是慈禧八月初四日早晨临时作出的，而作者经过对大量史料的考证，证明了这种说法的错误。作者根据内务府的杂录档和赏恩日记档，发现初四日并没有政变迹象。接着考察了八月初四日光绪帝移居瀛台在记录上是有例可循的，“不能凭借八月初四日光绪帝移居瀛台以证明次日即被囚禁；反过来说，也有同样的问题，即不能以光绪帝按旧例移住瀛台来证明其未被囚禁”。[④]内务府的记录中光绪帝对第二天的安排和八月初五日上午光绪帝仍然单独处理政事，这进一步说明了此时光绪帝的自由没有受限，八月初四日政变应当尚未发生。作者在考察慈禧八月初四突然回西苑的原因时指出，“其目的是针对伊藤博文的而不是针对光绪帝的”。[⑤] “八月初四日光绪帝移居瀛台非为囚禁”。y&fid=83&tid=5637550&pid=3385617&article=1#_ftn6][⑥]
作者所有分析都是建立在非常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的，以上这些都是在对大量档案作了缜密考证后得出的结论，所以很有说服力。作者最后认为，“戊戌政变是一个过程，是由相关的诸多事件组成，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经历了紧张、对立、决裂，最后发展到慈禧太后企图废帝。其中若要明确一个具体的时间，仍是八月初六日。开懋勤殿，设议政官，即光绪帝企图重用康有为及其党人，引起了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对立。光绪帝召见和提升袁世凯，似未引起慈禧太后及后党的激烈反应，荣禄并未造谣、调兵以图制袁。戊戌政变虽未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⑦]
第二部分为，戊戌年张之洞召京与沙市事件的处理。作者指出“清廷召张之洞入京与沙市事件，原本是两件毫不相关之事，历史的偶然性将之联结在一起，结果造成了历史进程的曲折。”[⑧]作者认为张之洞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当时最具实践意义，如非历史的偶然，戊戌维新很有可能在张之洞的主持下展开。而且由于张的机敏圆滑，很可能会避免戊戌政变这种结局。
本书第三部分为，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市民上书研究。作者通过对二百多件上书内容的分析，指出在所谓新气象的背后，戊戌变法并没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多数上书都是要求在君臣父子纲常伦理的基本框架下追求维新。
第四部分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作者详细地叙述了光绪帝为德皇威廉二世制作宝星多次改动的经过，点出了光绪帝实际上是“不了解近代外交的实质，将程式当作内容”，“尽管力图冲破旧的羁绊，但他所走的路，既未必与近代外交的方向丝丝吻合，也还不可能走得很远”。[⑨]作者在考察派出赴韩使节问题时，指出尽管甲午战争之后天朝大国的观念已经被完全打破，可仍旧阴魂不散，通过看待中韩建交最能直接体现这种变化。不过，清廷派徐寿朋出使韩国，至少表明了昔日的宗主国开始学习以对等的方式与昔日的属国相交往。但在外患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光绪帝手头竟然仍没有一张合适的世界地图，这又充分暴露了令人震惊的事实，清廷是如何的封闭与保守。而光绪帝，虽然力图维新，仍只是一个“力图从传统迈入近代，处在两边交界处”[⑩]的统治者。
本书的第五部分为，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映。作者对于日本政府援救梁启超，同意康有为赴日等事件上，都有非常详尽的史料考证。对九月二十日政变发生一直到十月中旬康、梁赴日彻底脱离危险，几乎对每天日本政府公使，清政府官员，康、梁的处境都有着细致的描述，为我们勾勒出戊戌政变后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在戊戌政变前后，日本驻华使团的活动最为积极和主动。文章详细考察了中日关系的大背景、日本对华政策和方针、政变后日本营救维新人士的一系列行动乃至控制中国政治局势的企图，以及日本新内阁上台后日本外交政策的转变。并认为戊戌政变后，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大为加强了。
通读全书，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大量档案资料的使用。中国近代史的特点是资料丰富，这就更要求研究者尽量广泛地占有相关的史料。作者运用了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故宫博物馆文献处的大量史料，并特别注意对细节的考察和叙述，从而精心构建了重大历史场面，令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本书所有结论无不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作出的。对于前人研究观点的质疑，也无不列举大量史料。《戊戌变法史事考》不仅细节考证严谨，而且眼光独到，不受旧说束缚。分析问题能以小见大，对史料不足的地方则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对一个个小注脚都能做到说全说完，更说明作者对自己研究认真负责的态度，身体力行为中国近代史亟待解决的重大事件的史实重建工作作出了表率。
[①] 茅海建著：《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自序。
[②] 同上，第10页。
[③] 同上，第79页。
[④] 同上，第105页。
[⑤] 同上，第93页。
[⑥] 同上，第101页。
[⑦] 同上，第161页。
[⑧] 同上，第218页。
[⑨] 同上，第435页。
[⑩] 同上，第462页。
好文章，顺便捉个虫，“指出新任参与新政军四机章京与原有章京分工不同”，似乎应改为“参与新政军机四章京”。 从原档搞研究最是吃功夫，这是本好书 有理有据，分析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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