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各地水利兴修概况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北宋初年，度支判官陈尧叟等引用晋代傅玄“陆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力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也”的见解，向太宗进言，强调水利的重要性，太宗十分赞同 。宋神宗曾说：“灌溉之利，农事大本。” 陈耆卿认为：“夫稼，民之命也；水，稼之命也。” 南宋时魏岘在《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序》云：“民以食为天，然以滋以灌，生是百谷，而粒我蒸民者，非水之功乎？此六府养民，所以首水而终谷也。田而不水，虽后稷无所施其功。”以上都形象而又深刻地说明了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两宋君臣对水利重要性的认识不仅仅是停留在议论上，而是付诸于实际行动中。中央政府不时发表有关农田水利的诏令，而且把农田水利的兴建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大多数地方官员也对朝廷的诏旨遵奉不替，十分重视水利的兴建。在两宋君臣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古代水利事业又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两宋水利建设有两个高潮时期。第一个高潮时期，是神宗朝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在熙宁二年实行农田水利法，派人分路进行水利考察，在各地设置水利官，为振兴水利提供方便，对有功人员实行奖励。这些措施推动了全国水利的兴修。从熙宁三年至九年，全国总共兴建了10793处水利工程，受益田亩达361178顷 。第二个高潮时期是孝宗朝。政府积极运用国家政权进行干预，鼓励兴修水利，如在淳熙元年（1174）十一月二十七日，同意江东转运副使程叔达的建议，在番阳、广德（今安徽广德、郎溪县一带）两郡“诏守令遍行阡陌，有荒旷田亩无水源处，相视其宜，多创塘泺，以备灌溉”，“若民力不能独办，量行应副钱米，以助其役” 。淳熙元年，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潘甸上奏：江东就修治陂塘、沟堰22451所，可以灌溉田亩44242顷 。淳熙四年，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何偁向朝廷报告：他所管辖的浙东州县，创建河浦塘埭斗门二十九处，增修开浚浅狭塘埭、斗门、碶\闸、溪浦、河堰、砩潭、湖埂63处，总计灌溉民田249266亩 。水利的兴修有力地促进了宋朝农业生产的发展。下面本文拟就两宋各地的水利兴修情况作一大致的介绍。一、北方的水利兴修概况
1、京东水利的兴修概况。自秦汉以来，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逐渐遭到破坏，大量泥沙淤积于河中，在北宋一代黄河决溢达73次之多，为北方之一大患。鉴于黄河水患严重，宋王朝每年春季征调民夫数十万，加固河堤，种植桑枣榆柳等，以防水患。在郑州以下沿河十七州，实行地方长官兼河堤使的制度，负责对河堤的修缮工作。不过，由于技术水平的制约、缺乏有效的规划以及官员们在治理中的异论纷争等原因，终北宋一代，黄河的灾患无法从根本上得以治理。这一时期所积累的治河经验和失败教训，对元、明、清各代以至近代的治河活动都有一定的影响。
为了保障京师漕运，对黄河流域的其它水系也进行了治理整顿。黄河流域水利事业值得称道的是淤田。嘉祐年间（1056—1063），程师孟提点河东刑狱，兼管本路河渠事，曾出钱募人开渠筑堰，淤良田万八千顷。所淤田地“旧值两三千，所收谷五七斗。淤后其直三倍，所收至三两硕” 。所获效益之高，于此可见一斑。王安石对淤田极为赞赏，在其变法期间，将其作为《农田水利法》中的一部分，予以大力推行。熙宁四年（1071），设立总领淤田司，专门调集各州县厢兵，在黄、汴、漳、滹沱等河沿岸放水淤田，淤田范围涉及京东、京西、河北、河东地区。其中，京东、京西沿汴河流域淤田九千多顷，开封府地区淤田八千多顷。淤灌后的土质得以改良，“视之如细麫” ，“可以变斥卤而为肥沃” 。当时，沈括也对河北地区进行淤田的成绩作了概括，他说：“深、冀、沧、瀛间，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为良田，淤淀不至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
2、京西水利兴修概况。中原地区是唐末五代战乱的重灾区，长期的战乱使得这里历代所修的水利工程丧毁殆尽。入宋，结束了五代以来的纷乱，此地的水利建设才提上议事日程。太宗至道元年（995），度支判官陈尧叟等曾建议兴复陈、许、颍、蔡等州的旧有水利工程，并选择江淮下军散卒充役，开垦水田 。但在北宋前期，此处的水利工程基本无甚兴作。进入北宋中叶以后，此地的农田水利事业才开始发展起来。嘉祐时（1056—1063），唐州知州赵尚宽“得召信臣故迹，益发卒，复三大陂、一大渠”，皆可溉田万余顷，又教民为支渠数十，使“废田尽为膏腴”，因此受到朝廷的嘉奖，连任三届知州 。治平、熙宁间（1064—1077）赵尚宽的继任者高赋，在前任的基础上又续有兴作，在境内“作陂堰四十有四”，也受到嘉奖，再次连任 。鲁有开在确山县为官时，“兴废陂，溉民田数千顷” 。熙宁年间，史炤在襄州为官时，“劝诱六县民自备人夫物料，开修堙废渠堰共二十一处，浇灌水田一千八百余顷，农民获利”，又在京西诸县差夫开修古淳河，“计所浇民田六千六百余顷，见耕种次一千五百余顷” 。
两宋对位于湖北省襄阳与宜城两县交界处长渠和木渠进行了多次整修，使襄宜平原成为全国著名的粮仓。长渠又名白起渠，始建于秦国的秦昭襄王时期。木渠又名木里沟，据北宋人郑獬推断其始建于东汉王宠守南郡之时。因有二渠的浇灌，襄宜平原呈现出“沃土如膏瘠土肥，百里岁岁无凶灾” 的景象。但由于长期失修，至宋至和年间（1054—1056）长渠已是“田数苦旱，州饮者无所取” 。木渠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至和二年，宜城县令孙永组织当地人民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修复了长渠。为了管好渠的用水，“曼叔又与民为约束，时其蓄泄，而止其侵争”。这种管水制度深得群众的拥护，“民皆以为宜”，从而使长渠发挥了良好的效益 。熙宁元年（1064），襄州宜城令朱纮修复木渠，溉田六千余顷 ，数邑蒙其利。“靖康之难”，由于战乱的影响，长渠和木渠也随之湮塞。出于保边安民的需要，南宋孝宗在位期间先后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乾道九年（1173） 、淳熙十年（1183） 三次对二渠进行复修和维护。
3、关中水利。这一区域主要是修复郑、白二渠。郑、白二渠位于关中腹地，西汉时期可溉田44500余顷，但到北宋初年，溉田面积不及2000顷 。至道元年（995），度支判官梁鼎、陈尧叟等向太宗上《郑白渠利害疏》，建议修复工程较小的白渠，并“岁令渠官行视，岸之缺薄，水之淤填，即时浚治。严豪民盗水之禁” 。太宗接受了建议，但因工程浩大，不果而终。景德三年（1006）盐铁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马景盛陈关中水渠之利，请求修复二渠。真宗派太常博士尚宾负责，对白渠作了修复，“工既毕而水利饶足，民获数倍” 。尔后，陈尧佐任栎阳县（今陕西临潼）令时，尽去邻邑强族在郑、白二渠口所设雍遏，使“水利均及，民皆赖之” 。叶清臣在永兴军（今湖北阳新）为官时，曾“浚三白渠，溉田逾六千顷” ，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熙宁五年，神宗针对关中地区水利事业不振的现状，下诏曰：“灌溉之利，农事大本……然三白渠为利尤大……自可极力兴修。” 同年十一月，诏都水监丞周良孺主持由石门至三限口的引泾入渠工程 ，其大修结果如何，未见记载。大观二年（1108），朝廷派蔡溥等主持兴修，两年后完工，引泾水五尺入渠，灌溉泾阳、醴泉、高陵、栎阳、云阳、三原、富平七县田35093顷。
关中水利除对郑、白二渠进行了一定的修浚外，在西北边地的湟中今属（青海）、金城（今甘肃兰州），一些地方官也极力开凿渠道，引水灌溉，使许多荒凉的不毛之地变为良田。如何灌知湟州（今青海乐都）时，引邈川水溉决达原近千顷荒田，悉为沃壤。后迁河、泯二州为官，修葺汉唐旧渠引水浇灌田地，“才半年，得善田二万六千顷”。
二、南方地区的水利兴修概况
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宋朝的水利建设主要是在南方展开的。
1、淮南水利兴修情况。宋朝在淮南除兴复了古代的水利遗迹外，又新建了大量水利工程。明道年间（1032—1033），张旨在安丰县（今安徽寿春）为官时，曾疏浚渒河三十里，疏通支流灌注芍陂，并作斗门，溉田数万顷 。熙宁间，杨汲提点淮西刑狱，提举西路常平，修古芍陂，引汉泉灌田万顷，因兴修水利有功，召判都水监为大理卿，迁刑部、户部侍郎 。熙宁间，李竦在舒州临江（今安徽潜山）为官时，主持“筑成堤岸数处，次年积雨，溪江暴泛，赖新堤障，遂免漫溺” 。吕希道在和州（今安徽和县）为官时，率众修复麻湖，“数千顷皆为良田，岁收三百余万斛” 。熙宁变法期间，蒋之奇为淮东转运副使时，招募流民修复了扬州天长县三十六陂，宿州（今江苏宿县）临、涣、横斜多条水沟，“溉田九千顷，活民八万四千” 。还有王贯之导海州界石闼堰入涟水军溉民田；濠州定远知县江泽率部民修古塘堰，贮水溉田 ；这些都是造福一方的水利事业。此外，扬州江都县古盐河、高邮县陈公塘、天长县白马塘、楚州宝应县泥港与射马港、山阳县渡塘沟、龙兴浦、淮阴县青州涧 ，以及泰州捍海堰 ，通州捍海堤 ，也都在这一时期或兴置，或修复，做了积极的建设。绍兴年间，洪兴祖，知广德军（今安徽广德）视水原为陂塘六百余所，民无旱忧。
2、两浙地区的水利工程。两浙濒临大海，对当地农业生产来说，海潮浸灌问题是农业生产的大患。为了解决此问题，当时人们主要是兴筑海塘以拒咸潮，北宋水利专家赵霖曾说，“今濒海之田，惧咸潮之害，皆作堰坝以隔海潮。”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知杭州戚纶和转运使陈尧佐为加固杭州西北面城墙，改筑柴塘捍潮，“藉梢楗以护其冲”。由于柴草易腐朽，两年后发运使李溥改筑石塘，环亘七里。仁宗景祐年间（l034—l038），两浙转运使张夏专门设置捍江兵5指挥，共2000人，负责采石修塘，“随损随治，众赖以安。” 庆历四年（1044），转运使田瑜、知杭州杨偕在原有基础上续修2，200丈，“崇五仞，广四丈”，以后又有兴修扩展，不仅使杭州地区的农田得以里旱涝保收，而且使当地水上交通更加通畅。
在浙东地区，庆历七年（l047）谢景初在余姚县筑海堤，“自云柯至上林，为堤二万八千尺。” 徽宗祟宁年间（1102—1105）重修明州它山堰，不仅“易土为石”，而且在石缝间浇铸铁水，“冶铁而固之” 。后来施宿又延伸这段海塘，“筑自上林，以及兰风，为堤四万二千尺”，绍兴年间再次用这个方法重新加固 。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重新整修余姚海堤，共用人工12万，铜钱15000贯 ，工程浩大。浙南温州沿海，也有海塘兴筑。嘉定元年（1208），平阳县令汪惠在境内“建埭八十丈于阴均，障海潮，潴清流，又造石门于山之麓，以时启闭，以防涨溢” 。黄度在温州瑞安为县尉时，也曾率民筑堤以捍海潮。
除兴筑海塘外，也十分注重修复和改造塘堰河湖，以扩大土壤灌溉面积。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洪迈知婺州时，“命耕者出力，田主出谷，凡为公私塘堰及湖，总之为八百三十七所” 。范成大为处州知州时，率众寻通济堰故迹，横壅溪流，筑垒石岸，并置四十九闸，前后历经两年，修复废弃多年的通济堰，溉田达二十余万亩，为了通济堰的持续运用并“立詹南庙，作堰规，刻石庙中”，有力地促进了处州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前述淳熙四年，前提举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何偁曾报告，浙东路先后创建河浦、塘埭、斗门二十九处，增修开浚浅狭塘埭、斗门、碶\闸、溪浦、河堰、砩潭、湖埂六十三处，计灌溉民田249266亩 。淳熙七年，台州黄岩县令孙叔豹劝诱食利之家，自行兴工开浚八乡官河九十余里，置斗门堰闸五所，灌溉田亩 。淳熙十年，秀州海盐县境修筑堰闸八十八处，开浚运河一百四十九里一百步。
在两浙，太湖流域的水利一直受到统治者的极大关注，故在此重点论列。早在淳化年间（990—994），太宗就诏：“（赵）贺与两浙转运使徐奭兼领其事（按：浚治太湖），伐石筑堤，浚积潦，自吴江东赴海。” 仁宗宝元元年（1038），两浙路漕臣叶清臣主持了盘龙汇的截弯取直工程，消除了华亭（今江苏松江）水患 。景祐年间（1034—1038），范仲淹“亲至海浦，开浚五河，以疏导诸邑之水，自东南入于淞江，东北入于扬子与海”，在常熟与昆山之间疏浚了五大浦：茜泾、下张、七丫、白茅、苑许等浦，减缓水势，数州获利 。至和年间（1054—1055），修筑至和塘，嘉祐间（1056—1063）又大加修治，“民得因依立塍堨，以免水患” 。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两浙路提举常平赵霖主持苏、湖、秀三州的治水工程，工程于宣和二年（1120）竣工，这次工程对通江塘浦进行了系统浚治，并于“常熟之北开二十四浦，疏而导之江；又于昆山之东开一十二浦，分而纳之海”，使太湖之水可以从两条水道顺利宣泄，进入江海 。陈襄在常州为官时，因“运渠横遏，震泽积水不得北入江”，而率众削望亭古堰，民害遂除 。湖州知州胡宿率众“筑石塘百里，捍水患，民号为胡公塘” 。丁安仪在海盐为官时，率民浚治陶泾，“自是并泾高仰之田无旱岁” 。宋室南渡以后，太湖平原的水利事业更为兴盛。高宗朝曾多次组织治湖浚浦，如绍兴二十四年（1154）九月高宗接受大理寺丞环周的建议，“开决白茅浦故道，俾水势分派流畅”进入长江，使“安平、江、湖、秀四州低下之田”免受“积水浸灌” 。绍兴二十九年又“浚平江三十六浦以泄水” 。在同一时期，两浙转运副使赵子潚进一步疏浚“常熟东栅至雉浦入于泾谷。又疏凿福山塘，至尚市桥北注大江，分杀其势，水患用息。” 至孝宗时，浚浦治湖的工程进一步扩大。如乾道初年（1165），平江守臣沈度、两浙漕臣陈弥作“疏浚昆山、常熟县界白茆等十浦”，“通彻大海”。二年秀州守臣孙大雅“于诸港浦分作牐或斗门，及张泾堰两岸创筑月河，置一牐”，“启闭以时，民赖其利” 。淳熙前后，常州、平江府、江阴军等地开浚了多处港浦 ，其它州府也都有建树，整修浙西兴修水利2100余所。
3、福建水利。福建路山多田少，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水利建设较他处更为重要。在两宋，福建不仅兴修了许多新的水利工程，而且对旧的水利设施不断进行维修和改建。嘉祐二年（1057），蔡襄在福建作官时，组织长乐、闽县、连江三县之民疏导渠浦，至嘉祐五年，疏导渠浦六十九处，延袤125里 。熙宁八年（1075），莆田百姓在“农田水利法”的激励下，建成了木兰陂，它下能御海潮，上能截永春、德化、仙游三县流水，可灌田万顷 。后来莆田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木兰陂这一水利工程的建成可谓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福州长乐县有拦海工程150余所。其中“大者为湖，次为陂、为圳，垾海而成者为塘，次为堰”。这类工程虽多，但“每岁蓄溪涧，虽不泄涓滴，亦不足用……农事毕天雨止，向数十里皆为无用之地”，水利纠纷不断，建炎初（1127—1130）陈可大为长乐令时，大修塘垾陂湖。后继者徐謩修筑斗门及湖塘陂堰104所，溉田2023顷 。郎简为福清令时，募民浚筑岁久湮塞的石塘陂，溉废田百余顷 。赵瞻知永昌县，筑六堰灌溉民田，“岁省科敛数十万，水讼咸息，民以比召、杜。” 高宗朝刘才邵知漳州，在城东开渠十四处，设闸与斗门“以潴汇决，溉田数千亩。” 嘉定三年（1210），闽县知县朱定率民开淘负城河浦176处，总长计21974丈，溉田3600余顷 ，淳熙十年（1274）赵汝愚又进行了全面的兴复开浚。工程完工后，周围三县“承食水利民田总计一万四千四百五亩”。
4、成都平原水利。宋朝时，对都江堰水利工程进行了全面的修治，并制定了一套管理都江堰的办法。规定每年冬季断流，春季淘淤。要求详细记载施工中的河道高低、宽窄、深浅，参加施工的人数，使用材料的名称和数量，主持官员的姓名，以及浇灌的面积等，以便年终考核。完成任务者奖，工程不合要求而被冲毁者罚。并把“深淘滩、低作堰”六字诀言刻在灌口处 。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其它一些水利工程建设。北宋开宝年间（968—976），成都守臣刘熙古在成都扩建唐朝高骈修的縻枣堰 。同时，刘熙古还重修九里堤，以捍水势 。北宋天圣间（1023—1032），韩亿为益州知州时，率民疏通九升江口，溉民田数千顷 。北宋中期，怀安军三江堰灌渠被豪猾侵占达四十年之久，常珙奉命察治，“归所侵田，而复共堰，灌润之利，凡四千顷” 。神宗熙宁七年(1074)，蜀州守臣黎希声在天旱饥荒之时，以工代赈，组织饥民三千余人修蜀州新堰。“凡溉田三万九千亩”，五千余家农民获灌溉之利 。南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眉州守臣勾龙庭实修通济堰，“于是前日荒野，尽为沃壤” 。绍兴十七年至二十一年(1147—1151)，李璆为四川安抚制置使时，率官民合力修复荒废已久的三江堰，浇灌眉州田达百万顷之多 。绍兴末年，王刚中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疏浚淤塞的万岁池，广袤十里，可以灌溉三乡之田 。孝宗乾道四年（1168），九龙知县梁介率众修复彭州、九龙等三县岁久失修的十余堰，堰长七十余里，“田亩霑之，溉及旁县” 。宁宗嘉定年间(1208—l224)，魏了翁复修蟇颐堰，灌眉山、青神田共七万二千亩有奇，又在武阳(彭山)石垒堤，“其利尤溥” 。以上这些水利工程的兴修，使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农业更加欣欣向荣。
5、汉中平原水利。汉中平原的重要水利工程是兴元府山河堰，此堰相传为汉相萧何所修，至宋已使用了一千余年，汉中平原南郑、褒城等县四万余顷良田，全凭山河堰一水灌溉。北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许逖知兴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成岁谷大丰” 。嘉祐年间（1056—1063），提举常平史照奏上堰法，获降敕书刻石堰上。每春首随食水户田亩多寡均出夫力修葺。北宋末年，金人南下，山河堰也随之废毁。为了恢复汉中的农业生产，绍兴年间在兴置屯田的同时，吴玠（1093—1139）、杨政（1098—1157）、吴璘（1102—1167）、吴拱等相继对山河堰进行了七次大规模的修治，基本恢复了其原有的功能，对汉中一带的农业生产恢复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 除山河堰外，当时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还有杨填堰和五门堰。
6、江西水利。江西最有名的水利工程为唐元和间（713—741）开凿的“李渠”。李渠长几十里，宋至道、天禧、宣和、淳熙、宝庆年间，多次浚治修整，“引仰山水至郡城，灌田二万亩” 。绍兴年间（1131—1162），李燔请求修复洪州的唐朝韦丹所筑旧堤，“自是田皆沃壤” 。淳熙年间（1174—1189），程大昌为江西转运副使，修复清江县破坑桐二堰以捍江，护田及民居地近二千顷 。庆元中（1195—1200），卓洵知吉州泰和县，访求水利，营创六闸，务潴洩以救早涝，共灌田一万余亩 。赵崇宪在瑞昌时，“修陂塘以广溉灌，凡数千所”。
7、其它地区的水利建设。在岭南，比较著名的水利工程，有琼州度灵塘与雷州大塘两项。度灵塘为北宋兴建，可溉“水田三百余顷” 。雷州大塘兴建在南宋中期 。在湖南，著名的水利工程有绍兴七年(1137)潭州太守吕颐浩募民修复的龟塘，溉田万余顷。
从上文可知，宋代的水利建设是卓有成效的。傅筑夫称：“宋代是汉以后大力兴修水利的鼎盛时代，其炽热程度较之西汉殆有过之无不及。” 这看法是十分精当的。水利的勃兴，为宋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我是脚注，为何不显示？）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好文！似缺江汉平原。 只是写了个大概。江汉平原在“5、汉中平原水利。”有所涉及。 好东西，学习一下！ 身处八百里秦川，可惜再也找不到郑、白渠的辉煌踪迹。 稼，民之命也；水，稼之命也 拜读了！好文章！ 这是楼主论文的片段么，有全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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