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开：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作为《收获》杂志的编审，一位职业文字工作者，他以笔为飞刀，掷向中国的语文教育。“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说，“我们只能自我教育，让孩子读到世界上最好的文字。”本刊记者/ 刘炎迅 (发自上海)录音整理 / 刘响 陈希 姜婉君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廖增湖有过三次难忘的作文经历。
第一次，女儿乔乔的班主任要求，各位家长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我看考试》，优异者选登在校园报纸上。
42岁的男人挠破头皮，将自己对考试的恐惧和绝望，写成文章，改了两遍，交给老师。之后，就没了下文。
很久以后，女儿拿回报纸，他“拜读”了被选上的家长文章，都是对考试热情洋溢的歌颂。他这才知道，此类应景之作，是有格式的。
第二次，学校作文竞赛，题目是《我的无烟童年》。女儿乔乔被老师要求参加，而父亲则得到老师暗示，必要时可以帮孩子捉刀。
廖坚持让女儿自己写，末了帮了点小忙，给200字的作文增删了一些句词。
后来竞赛成绩揭晓，女儿作文名落孙山。
第三次，2007年，他应江苏《现代快报》之邀，写了一篇江苏省同题作文《怀想天空》，结果被资深语文教师判定离题。
三次经历不仅难忘，也颇让他尴尬。
廖增湖还有个身份——作家。在圈子里，他笔名叶开，素来以阅读面宽阔文章不落俗套著称，几部长篇小说，口碑很好，被评论界称为“上海的王朔，中国的拉伯雷”。如今是知名文学杂志《收获》的编审。
他苦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算是个职业文字工作者，每年不知要和多少名家大作过招，编改之间，从来都应付自如，颇受好评。但一旦应对女儿的语文课业，他似乎总显得捉襟见肘。
后来，女儿学到三年级第七单元48课《智烧敌舰》时，遇到一个问题：“三国里谁最有智慧?”女儿刚看过《三国演义》彩图本，觉得答案应该是：“孔明和庞统”。叶开在一旁看了，颇开心：“孩子是真看明白了。”但次日老师批改此题时，给了女儿一个大红叉，因为标准答案是：“诸葛亮”。
这太荒诞了。叶开有些愤怒：“这么干，简直误人子弟!”
从那时起，他花更多时间留心女儿的语文课本，一看吓了一跳，很多课文品质低劣，入选名作亦遭大量篡改，“这样的课本简直是一堆垃圾。”
他坐不住了，决定向语文课本和惯性的教学方式开战。“牛奶的三聚氰胺伤害孩子的身体，不好的课文则败坏他们的智力和精神。”他说。
2009年，他的朋友，《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晓苏请他开个专栏，叶开正憋着一肚子话，于是一口气写了12篇专栏文章，批判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现状。他给专栏起名“语文之痛”，引起各方关注，而今年前不久，又出版新书，题目直截了当——《对抗语文》。
随意篡改“更光明”
42岁的叶开浓眉大眼，头发浓密，微胖，说起语文课本，他的言谈总游离在调侃和愤怒之间，笑容在眉头稍纵即逝。
他是福建廉江县人，客居沪上多年。叶开这个笔名，取自古龙小说，是个放浪不羁武功高强的侠客，用的是小李飞刀，“这种刀的力量是爱，不是恨”，“大家只知道一件事——刀一定在它应该在的地方。”
古龙的描写似乎恰好暗合了现实中的作家叶开。
他以笔为飞刀，掷向语文，熟悉他的朋友都说，这无非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罢了。
他最初在博客里写下：“语文不除，教育已死”。一时广为流传，与另一句“小学语文教材比三聚氰胺奶粉还要危害深远”一起，声名远播。
而现在，博客大标题则更进一步：“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只能自我教育，让孩子读到世界上最好的文字。”
叶开女儿乔乔使用的是上海本地编写的教材。1993年之后，原来人教版教材一统江湖的局面被打破，各地陆续启用多个地方版本的课本。
叶开看到的这些语文教材，每本按照不同的主题门类，分成若干个单元，然后往这个道德概念先行的框框里塞文章。很多文章停留在粗糙的说教层面，语文课变成了思想品德课。
叶开说，语文教育的核心，不是意识形态的道德教化，不是思想改造，不是给孩子们的头脑“洗澡”，核心思想应该是认写文字和阅读经典。
而好友晓苏则公开说：“我们觉得，现在的语文里，非语文的因素太多，太多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因素，老师又教得太保守太落后，学生不喜欢。”
在道德说教单元的框架下，能套进去的名篇经典其实很少，仅有的几篇，又会被编撰者削足适履，加以低劣的改造，这样一来，课文的很多文章变得毫无营养。孩子们学到的课文，都是已经掺假的作品，原文的精髓和准确优美的文字都被抛弃和歪曲。
巴金的《鸟的天堂》被选入教材后，叶开花了两个晚上，将原文和课本中的修改版做了对比，并一一列出被改动之处。他的结论是，改得很糟糕。
比如，巴金写清晨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树梢上，“一切都显得非常明亮”，进了课本后，却被改成“一切都显得更加光明了”。相比之下，叶开觉得，“光明”远不如“明亮”自然，有故意拔高意境之嫌。
再比如，巴金写小船缓缓动了，“向河中间流去”，这里的“流去”在课本里被改成“移去”，两者意味微妙间迥异，叶开直呼，“这样随意篡改，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思维?”
而后，巴金写自己乘船离开，还回头去看“留在”后面的“鸟的天堂”一般茂盛的榕树，课本中将“留在”改成“被抛在”，叶开说，这个篡改更荒唐，榕树都“被抛”了，你还“感到一点儿留恋”?
类似细节还有很多，叶开说，原本巴金用得很精妙的一些词句，被改动后，成了“课本垃圾”。
12月1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这天，叶开正要去参加巴金文学研讨会，他说，还要在会上发言时重提课本篡改一事。
“不署名”潜规则
“我的难过就是作为一个父亲的难过——看到孩子吃了不好的(东西)，不仅是没有营养，而且是有毒的东西。”他说。
他将批判当下语文教育的文章，一一贴在博客中。很多人来留言，他则大多数时候像个坐堂问诊的老中医，与各色人等过招。
“我们的课本设定孩子都是笨蛋、无知者、很低级。”叶开说，所以才会有那些低级的、随意篡改、粗制滥造、幼稚的课文。
小学语文教材上海版四年级二册，共8个单元，40篇课文，只有第一单元第一篇的《燕子》署名作者郑振铎的名字，其余都没有作者。课文不署名，已经违反了《著作权法》第23条的相关规定，即“指明作者姓名”，“支付报酬”。
“不署名”就像一把尚方宝剑，被那些教材编撰者拿在手里，随意篡改别人的文章，其中一些被改的面目全非，甚至只是取了原作一个写作主题，其实也可以说是变相剽窃。但如此之举，俨然行业潜规则，没人出来说破。
叶开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年级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学期用书有个“诚信”单元，4篇文章，无一作者姓名，如此做法，何来“诚信”?
那些无名之文中，有一篇题为《我们家的男子汉》，叶开起初看着眼熟，后来上网一搜，才知道，作者原来正是同在上海的著名作家王安忆。与原文相比，课本版删去近半篇幅，使得文章内在的叙事逻辑变得单薄，让人看完后不知所云，为何一个小男孩会被作者视为男子汉，只因为很多能佐证的细节都被删除。
“这种被改成残疾的文章，再让孩子们去读，有百害无一利。”叶开说。我这里有个比喻我女儿记得很深，她说她觉得非常好，就说好像一个穿戴得非常整齐的漂亮女侍者给你送来了一盘鱼刺，说先生您的菜上来了，而且还命令你必须吃掉。肉都没了，就剩下鱼刺了。
另一篇名为《餐桌上的大学》的课文，原来是意大利作品，却被篡改成中国作品。原文中的父亲晚餐后斟了一杯红酒，听孩子们汇报一天的学习收获，进了课文，文章主旨没变，但细节全部篡改，比如外国男孩费利斯改成中国男孩雨生，红酒改成酒等等。
叶开说，教材的编撰者难道不知道，中国人很少有饭后斟酒的习惯，一般是饭中饮酒，真要想改，为何不能认真思量一下，改成“泡了一壶茶”或者“点起一支烟”呢?“在改装别人的文章时，基本的细节和前后逻辑要通顺吧。”
叶开为了还原语文课本的真相，花了很多个夜晚，逐字逐句翻找原文，自己原本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已经写了60万字，也被迫暂停，“不把语文这事儿搞清楚，我还真没心思写小说。”
他还给一篇课文《带刺的朋友》的原作者发去私信，告诉他文章被删改得厉害，期望做些交流，能一起站出来声讨，但对方无意回应。
叶开说，后来他看到对方的博客里在醒目位置写上自己某某文章又被某地教材收入，视为一种荣誉，而完全不去过问删改如何。
有人看到那些被圈圈画画成大花脸的文章，说叶开太偏执，有必要这么钻牛角尖吗，改就改了吧，你一篇篇去找，何时是个头?
叶开不以为然，他说，可以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另一种毒素”
12月1日，叶开走进一间茶餐厅，叫来服务员点茶水，然后不厌其烦地问这家店不同茶叶的成色、年份和产地。
茶水上桌，他慢慢将小盅奶兑入茶中，稍后点菜，他又反复询问每一种食材的情况。他说，自己经常在家做菜，女儿很喜欢吃，他对食材很考究，这样的执著和考究，体现在他对语文教材的对抗上。
“我对菜比较有要求，从食材，到教材，我都要最好的。”叶开笑着说，其实生活里大多数时候，自己并不会这么较真，有些东西差不多就行了。
比如女儿的成绩，他就看得开，他甚至和女儿开玩笑，考试成绩太好，就是一桩丑闻。遗憾的是，女儿常常将丑闻带回家。
女儿在他的影响下，看了很多书，也逐渐对语文课本挑剔起来，常和父亲一起批判那些“垃圾”。
当然，语文课本里也有叶开觉得过得去的文章，比如朱自清的散文，他觉得，这是一位真性情的作者。
在中学语文的课堂上，朱自清的散文在众多课文里傲然孑立，虽然也被编教材的道德家下狠手“阉割”过，曾有网友指出，朱自清写《荷塘月色》时，曾将点缀于荷叶之间的白花喻为“刚出浴的美人”，采莲少女荡舟出湖，原来不是“载歌载舞”，而是唱着艳歌去的，歌中唱道：妖童媛女，荡舟心许，这些轻度“涉黄”的细节也一度被剪除。
但大体还保留了原作的精髓，只是结尾处不知为何突然删掉一大段，而使文气大乱，上下不接，令人瞠目。
但这样相对独善其身的名篇，一旦与陈旧的教学相遇，就会释放出“另一种毒素”。
在同一的教案和教学大纲的指导下，《荷塘月色》和《背影》，都被语文课堂上“微言大义”的解说了，比如语文老师通常会分析前者说，该文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内心的苦闷和彷徨”，这不仅是破坏，而且是误导。
事实上，当时的朱自清，除了苦闷外，最后选择了超然的态度，他的小资阶级家庭背景，和交友的趣味，让他养成独特的人生观。而这一切，自然不会被语文老师解读。在这样长期的灌输式教育的训练下，学生的脑袋就变成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的——“别人的跑马场”。
叶开说，语文不是独立的、封闭的领域，不是特种行业，它应该具有web 2.0的特质，需要不断地链接、不断去发现。
如果说语文教材出了问题，能够有老师来扳一扳，可能还好一些。语文老师应该是个救生者的角色，关键时刻将孩子从陈旧的教案中解救出来。
但很多时候，“老师是拿个棒子把你敲昏，然后把你灌进去。”12月1日这天，河南济源市一位高级语文教师，看完《对抗语文》后，给叶开发来短信：“教师不是单独的一个职业，可能同时肩负父亲或母亲的责任，这样你的体会更深。”
“文字谎言的堆砌”
叶开从教育重镇华东师大毕业时，在作家马原和格非的劝说下，留在上海郊区一个职业中学任教，教基础语文。因此，他根本不是一些质疑者所谓的“外行”。
“我是有教学经验的。”叶开说，他那时脾气很大的。老教师们常反映说“你上课上得不好”，他当时就说“放屁!什么不好啊!大家上公开课，我看同学们学得还行啊。”
他的太太也是华东师大的教授;他的同学，很多都已经是各地的校长。“我完全没有脱离过教育。”
“我觉得一个人对现行的教材不满，是一个比较合格的语文教师的苦恼之一。”
他以教师的眼光说，有些文章虽然没有经过太大篡改，但本身就存在问题，不适合选入语文课本。
另一篇出现在语文课本里的名篇——《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如此。这首诗，是教材里的重点篇目，常常被要求背诵，可以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所以当叶开对这首诗提出质疑时，一位网友坚决捍卫说，他每次读到这首诗，都会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首诗的爱憎如此分明：“爱保姆，恨父母”。
但为什么呢?正常逻辑下，谁会恨父母而爱保姆呢?叶开搜集了几份有名的教案，对课文的核心思想的解读，居然和当年叶开上学时并无差别：“通过分析人物形象，理清诗人情感发展的脉络，体验诗人对劳动人民真挚、热烈的感情以及对旧世界的仇恨和诅咒。”
对一首诗的理解，限定在标准答案上，这是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最重要的理念之一。
这首诗在开头段落，就明确地告诉了读者，“我父母”是地主阶级，“大堰河”是劳动人民，因此，恨自己的亲生父母很“正确”，爱自己的保姆很“正确”。长期课堂标准化灌输的教育，永远千篇一律的强迫性理解，让学生们对这首诗充满了习惯性情感。
叶开说，这样的爱恨逻辑，从阶级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的人性出发，真的符合逻辑吗?
很遗憾，课堂上没有老师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它不在教学大纲要求之列，不在考试猜题之中。简而言之，这样的问题是“无用的”“不需要的”。
另一篇课本名篇，是孙犁的《荷花淀》，叶开直言不讳地说，这篇文章，让人读到的是一场游戏般的、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般模糊而近乎不真实的战争。敌人显得面目不清，小说里仅仅出现过这么一句：“哎呀!日本鬼子，你看那衣裳!”而战斗也轻描淡写，跟游戏一般毫不残酷：“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
战争极大简略，听命于作家的小说美学：“觉悟、伏击、荷花淀”。
叶开说，这样的文章不该选入语文课本，那些所谓美的段落更不该让孩子们背诵。首先它“不真实”。这样的文章，说白了是“文字谎言的堆砌”。
韩寒也讲过一句话“撒谎就从作文开始”。叶开觉得有道理，“我就不让我女儿撒这个谎”。
“我发现我不是一个人在愚公移山。”叶开说，比如在浙江，20多位语文老师自发组成研究小组，推出《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而早在2002年，东北一位基层教师自制语文课本实施教学的案例也被媒体曝光。而在对抗语文上面，郑渊洁和韩寒也走得很远，前者自做课本，教育儿子，后者拒绝课堂，独立闯荡文坛。
冬日阳光寒意袭人，叶开隔着玻璃望出去，若有所思地说：“对抗语文，是一种积极的对抗，别把我当烈士。”
http://newsweek.inewsweek.cn/magazine.php?id=4474&page=1
（中国新闻周刊网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 看叶开此文，让我想起了夏天公园门后的套圈游戏，有的人买完圈后，一个一个地套，总是套不中，另一个人买了20个圈，漫天扔去，则或中一二。后者往往自得很多，这位叶开先生，其自视亦不过达到后者的程度而已。一把飞刀扔出去，中者寥寥，却以斗士自居。这样的水平的作家，却是《收获》的知名编审，由此可见中国文学的不振。 又去找了叶开的批驳语文教育的系列文章看了一下。以他幼年的学习经历来说，他对学校教育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只凭反感去进行批评活动，就有些轻率了。
在知识上，由于反感而缺乏了真正的语文训练方面的内容，所以他并不明白基础训练的重要性，至于修辞、文艺欣赏方法、逻辑认识等方面也存在着主观感情过重的问题。他对教学和教育的理解，更多是依赖西方文艺家的一些只言片语，解构也好，反规训也好，这些内容本只是态度和方法上的，这些内容是否可以完全进入教育环节——尤其是基础教育环节，在国外恐怕尚且还未成为定论，以这些内容去指责语文教学和整个教育体系，偏激在所难免。
以前曾说过一句感受：当一个人习惯了喊反对，他的世界里就没有正确的东西了。这句话，也许可以用来形容一下这位叶开先生的状态。 “不署名”潜规则
“我的难过就是作为一个父亲的难过——看到孩子吃了不好的(东西)，不仅是没有营养，而且是有毒的东西。”他说。
他将批判当下语文教育的文章，一一贴在博客中。很多人来留言，他则大多数时候像个坐堂问诊的老中医，与各色人等过招。
“我们的课本设定孩子都是笨蛋、无知者、很低级。”叶开说，所以才会有那些低级的、随意篡改、粗制滥造、幼稚的课文。
小学语文教材上海版四年级二册，共8个单元，40篇课文，只有第一单元第一篇的《燕子》署名作者郑振铎的名字，其余都没有作者。课文不署名，已经违反了《著作权法》第23条的相关规定，即“指明作者姓名”，“支付报酬”。
“不署名”就像一把尚方宝剑，被那些教材编撰者拿在手里，随意篡改别人的文章，其中一些被改的面目全非，甚至只是取了原作一个写作主题，其实也可以说是变相剽窃。但如此之举，俨然行业潜规则，没人出来说破。
叶开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年级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学期用书有个“诚信”单元，4篇文章，无一作者姓名，如此做法，何来“诚信”?
文章署名不署名的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如果只看到课本中有的文章未署名就命之为“潜规则”或“钱规则”则未免草率武断。正巧最近在中华语文网的博客中也谈到过这方面的问题。
李白坚：小学《语文》课本带给我的尴尬
坊间流行绘本书，有许多作品确实经典，不说给孩子们读，就是大人读了，也不得不感叹构思的奇特、图画的精简！谢尔的《爱心树》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为了上好这堂绘本书的作文课——也是阅读课，我请郭老师帮助做一件事：将谢尔绘本上他自己写的解说词隐去，单纯将绘画呈现出来，然后打印成一页页的活页本，我要孩子们先读图画，读懂了的话，就帮助谢尔写点儿文字说明！
“上次课，我们朗读了几首美国作家的儿童诗歌和图画，”我说道：“那个作家叫什么来着？”我搔了搔头皮，作忘记状。
“谢——尔”小家伙们扯着嗓子回答。
“好！好！非常好！应该记得！”我说，“任何报刊杂志书本上，任何一篇文章题目旁边或者下面，都会标注有作者的姓名。因此，读任何文章，我们都必须记住文章作者的姓名。如果这篇文章写得好，下次看到同样作者的姓名，你就应该注意，说不定，又是一篇他写的好文章呢！因此，我们……”
我正想发挥，不料，有个小家伙举手了——他老是喜欢在我想说最得意的言语的时候插嘴，没办法，我做一个手势请他发言：“请说，你有什么意见？”。
他站起来，嘟嘟哝哝地说：“老师说所……所有的文章都有、有作者的姓名，我……我们刚刚读过的课、课文没、没……有作者的姓……姓名……”
“是吗？怎么可能？”我顺手向坐在前排的学生课桌上借了一本“上海教育出版社”“九年义务教育”课本《语文》三年级上册（2010年5月第2次印刷），问道：“哪一课会没有作者姓名？”我问他，很有些万无一失的口吻。
“老师，刚刚、刚教过的，真的没、没有作者姓、姓名呢！”他翻着《语文》书，但是一时半刻却翻不到，便急了起来。
坐在他一旁的短头发帮忙了，她流利地解释道：“老师，第十二课，‘天鹅的故事’，在第40页，没有作者姓名。”
我打开第40页。从前页翻到后页，从页眉找到页脚，确实没有看到作者的姓名。
“老师，其他的课文也没有作者的姓名！”
“老师，第十课‘燕子的专列’没有作者的姓名！”
“老师，第八课‘爸爸我恨死了你的猎枪’没有作者的姓名！”
“老师！……也没有作者姓名！”
“老师！……也没有作者姓名！”
……
我的天！这本《语文》课本中的课文几乎都没有作者姓名！
不知不觉间，我的脑门上汗珠渗了出来，就像教给了孩子们一个根本不成立的定律似的！好不尴尬。
三年级的孩子们毕竟不像大学生进行批评时那么不留情面，当我正式讲课时，他们也就不再追究我那“定律”的清白与否了。
下课后，我赶紧找来“语文出版社”“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四年级上册（2008年6月第3次印刷），随意翻到第二课“卢叶船”，没有作者姓名、翻到第六课“观察”、没有作者姓名、第十六课、“台湾蝴蝶甲天下”，也没有作者姓名……打开其他年级《语文》教科书，情况一样。
我找来了“江苏教育出版”“社凤凰传媒集团”出版的印有“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4年初审通过”字样的《语文》五年级下册（2008年12月第3版）教材。翻到第七课“神奇的克隆”、第八课“海伦·凯勒”、第二十一课，“彭德怀和他的大黑骡子”，均无作者姓名或者改编者姓名。再看六年级下册第六课“半截蜡烛”、第七课“聂将军与日本小姑娘”，同样没有作者姓名或者改编者姓名或者改编单位组织署名。
我不肯罢休，再找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3年初审通过”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小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四年级上册（2005年6月第1次印刷）的，急急忙忙翻开，第八课“世界地图引出的发现”、第十四课“白公鹅”也都没有作者或者改变者姓名！
再翻开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上册（2008年5月第3次印刷），第七课，“彩色的翅膀”、第26课，“月光曲”，也都没有作者姓名！
三种版本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居然都有不少课文不标注作者姓名，看来，其他版本的小学《语文》课本大概也难免于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修正）第二十三条明确指出：“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除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我们是一个法制社会，法制观念应该从娃娃抓起。在任何出版物上标明文章作者的姓名，从小教育孩子们懂得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应该是法制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文章下面或者旁边标注作者姓名，首先表达了对作者的尊重、对知识产权的尊重。
在文章下面或者旁边标注作者姓名，体现了文责自负的精神，谁写的文章，谁就必须对文章的思想内容负责。如果读者有了什么问题跟作者商榷，就有了明确的讨论对象或者说商榷对象。
当然，由于某种需要，原文也可以经过改编。但是，谁改编了他人的文章，也是必须署名的，因为改编同样需要很高的文字水平和理解水平，改编者列出姓名，表示了他对改编工作的负责精神。
第三，如果是转载的文章，甚至还应该进一步标明文章的出处，这对于读者进一步理解文章、了解作者，提供了必要的信息便利。教科书的读者就是学生，小学教科书的读者也就是小学生，他们有权利知道文章的作者和出处。
不标注作者姓名，很多事情就没有着落了。比如，人教版六年级上册改编的鲁迅作品《少年闰土》就有问题需要商榷，然而却找不到改编者；
又比如，上教版《珍珠鸟》把“这是一种怕人的鸟”这句关键句删除了，是谁删除的、为什么要删除，也很值得讨论，但也找不到改编者！
再比如人教版《彩色的翅膀》也有些值得商榷的环保问题，很想跟作者探讨探讨，但是却不知道作者是谁、也不知道这文章是哪里来的。
没有作者或者改编者的姓名，我们就不知道找谁去商榷、找什么人去论理。而给小学生的书却是最最错不得的，因为他们还没有辨别能力啊！
在小学《语文》课本中，有许多名家的文章，还是标注了姓名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小学《语文》教材都不不像报刊杂志或者其他教材那样，将作者姓名直接标注在文章题目下面或者旁边的非常醒目的地方，而是标注在脚注的页码下角。
“江苏教育出版社”《语文》五年级下册（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第112页登载的是毛泽东的诗歌《长征》，结果作者毛泽东的名字也写在书页下脚，而且还叠印了有关的插图，我老眼昏花，找了半天才发现。我想，这样的编写方式和印刷方式，都是很不负责和很不严肃的。
有趣的是，我检查了同样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年初审通过”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小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2007年7月第2版）七年级下册课本，仅仅相隔一个年级，这本《语文》全部课文都准确、正确地标注了所有课本的作者姓名，而且都规范地标注在文章题目旁边或者下面，并且都在页脚标注了文章的出处。
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约而同地，小学《语文》课本里的文章都不统一标注作者姓名，难道编者有一种特别的理由？
真希望哪位编者可以站出来做一个解释。
我想，下周再给那个班级三年级孩子们上课时，针对这个问题，还是得给孩子们一个交代的，否则不是太不负责了么？
那么，我该怎样说才好呢……？
fenglong88:
从我了解的教材的编写工作来看，教材编写要适应学生的程度，所以有的篇目有现成的文章可以入选，这时作者是署名的。但有时没有适合的文章，这就要由教材编写组来进行创作，而编写的结果又是集体智慧时往往无法署名，所以有的教材前的说明中会注明“凡未注明作者的文章均是教材编写人员编写的，不再一一注明”。
不过，我们现在的教材编写中未署名的原因，并不全是上面的编写原因。从教材编写历史上来说，有的作者甘当了幕后英雄，创作后不署名，后人编写时沿用他的文章也就是没有署名。但现在的不署名往往是跟编写者的水平和态度有关了。
有的是编写者未尽到职责，只选了文章，而漏录了作者；有的是虽然署名了，但未注明出处；有的是为了省事而随便注了一个出处，但实际文章并不是出自该处。
总之，以前的教材编写缺乏知识重产权意识，现在的教材编写缺乏严谨的科研规范意识，所以才产生教材署名注释不统一的状况。
李白坚：几天在外地，才看到凤龙88老师的解释，谨受教，谢谢。
其实除了，我上面提到的一些原因之外，我所用的人教版教材最后，也有编辑的声明，意思是书中采取的一些图片和文字，由于查找不到原作者不知道是否有版权问题，所以如果出现了版权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商量有关支付稿酬的问题。 全国量这么大这么多，稿费一定很多吧？能不能给个数呀 引用第4楼bulunuo于2011-12-18 21:58发表的 :
全国量这么大这么多，稿费一定很多吧？能不能给个数呀
这个我不知道。 “另一种毒素”
当然，语文课本里也有叶开觉得过得去的文章，比如朱自清的散文，他觉得，这是一位真性情的作者。
在中学语文的课堂上，朱自清的散文在众多课文里傲然孑立，虽然也被编教材的道德家下狠手“阉割”过，曾有网友指出，朱自清写《荷塘月色》时，曾将点缀于荷叶之间的白花喻为“刚出浴的美人”，采莲少女荡舟出湖，原来不是“载歌载舞”，而是唱着艳歌去的，歌中唱道：妖童媛女，荡舟心许，这些轻度“涉黄”的细节也一度被剪除。
但大体还保留了原作的精髓，只是结尾处不知为何突然删掉一大段，而使文气大乱，上下不接，令人瞠目。
但这样相对独善其身的名篇，一旦与陈旧的教学相遇，就会释放出“另一种毒素”。
在同一的教案和教学大纲的指导下，《荷塘月色》和《背影》，都被语文课堂上“微言大义”的解说了，比如语文老师通常会分析前者说，该文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内心的苦闷和彷徨”，这不仅是破坏，而且是误导。
事实上，当时的朱自清，除了苦闷外，最后选择了超然的态度，他的小资阶级家庭背景，和交友的趣味，让他养成独特的人生观。而这一切，自然不会被语文老师解读。在这样长期的灌输式教育的训练下，学生的脑袋就变成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的——“别人的跑马场”。
叶开说，语文不是独立的、封闭的领域，不是特种行业，它应该具有web 2.0的特质，需要不断地链接、不断去发现。
如果说语文教材出了问题，能够有老师来扳一扳，可能还好一些。语文老师应该是个救生者的角色，关键时刻将孩子从陈旧的教案中解救出来。
但很多时候，“老师是拿个棒子把你敲昏，然后把你灌进去。”12月1日这天，河南济源市一位高级语文教师，看完《对抗语文》后，给叶开发来短信：“教师不是单独的一个职业，可能同时肩负父亲或母亲的责任，这样你的体会更深。”
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不过是“过得去的文章”而已？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以前的确曾经被删节过，但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如果不注明的话，很容让不再接触语文课本的人误以为，现在的课本依然是被删节的样子。
至于“大革命的苦闷”只不过是一家之言，历史不可重复，所有的猜测均有其价值。更何况，这样的猜测也可体现朱自清先生忧国忧民的一面。所谓“毒素”就已经是一种偏颇了。至于朱自清先生是否选择超然，也是缺少论证过程的，即便是朱先生最后选择了超然，也并不能证明当时的朱先生未曾因为“大革命的失败”而苦闷过。再退一步说，如果只针对文本发言，叶开先生的主张和他所谓“毒素”都不过是离开文本的猜测，他如此厚己薄彼，本身也是一种偏激的行为。
“语文不是独立的、封闭的领域，不是特种行业，它应该具有web 2.0的特质，需要不断地链接、不断去发现。 ”这句话乍看上去，似乎很有主见，但细看一下语文在这里的概念是比较混乱的，“不是独立的、封闭的领域”是指向的语言文字的，“不是特种行业”指向不命，因为语文无论解释为何种意思，它本就不是一种行业。“它应该具有web 2.0的特质”则又指向文本的特性——其实要追求不断链接、不断去发现，不用去学习语文，因为一般人的闲谈要比语文更具有web 2.0的特质。
至于“灌输”的问题，在语文教学过程中的确是存在的。这是由于过去对语文学科缺乏深入的研究，以及把语文教学简单化的错误认识的影响。时至今日，早已经有老师在尝试尽量避免这种灌输的行为了，再有，学生在一定阶段的学习过程中，一些灌输行为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能正确认识灌输本身的价值，而误以为这是一个绝对的贬义词，那么也就无法正常研究问题了。 引用第4楼bulunuo于2011-12-18 21:58发表的 :
全国量这么大这么多，稿费一定很多吧？能不能给个数呀
嗯，很想知道這筆稿費的去向。 开明课文读本2010年热卖
说明很多家长对现今语文的教材的不认同，可以佐证叶开的部分观点
另：中小学教育》2011年第3期上供稿文/龙玉新说，===
与《开明国语读本》相比较，当前小学语文课本饱受诟病的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道德观、价值观的取向。
“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比如苏教版中的《花瓣飘香》、《沉香救母》，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等文中，母亲多身体不健康，极度压抑，或功利心太强。而人教版《日记两则》和《看电视》、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和《妈妈的爱》等文里，母亲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无逻辑。她们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其实这也是由于当代小学语文教材主要还是从成人的立场出发、用成人的思维去编写的。而儿童的心理世界往往是成人很难知晓的，儿童的所见、所想、所问、所答、所做，往往出人意料，却充满着情趣和快乐。儿童是用自己的思维习惯、语言习惯来感知和表达这个世界的。从当前小学语文教材所表现出来的倾向以及这次《开明国语读本》热卖所带来的批判来看，儿童性将成为小学语文教科书未来的主要改革方向，因为：“小学语文教材必须具有儿童性，尊重儿童，适应儿童，支持儿童，只有这样才能使教材与儿童平等对话，才能使编者的语文学习观和学生观在教材中实现外显，才能真正落实学生在教材中、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引用第8楼4545于2011-12-22 17:22发表的 :
与《开明国语读本》相比较，当前小学语文课本饱受诟病的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道德观、价值观的取向。
“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比如苏教版中的《花瓣飘香》、《沉香救母》，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等文中，母亲多身体不健康，极度压抑，或功利心太强。而人教版《日记两则》和《看电视》、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和《妈妈的爱》等文里，母亲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无逻辑。她们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4]其实这也是由于当代小学语文教材主要还是从成人的立场出发、用成人的思维去编写的。而儿童的心理世界往往是成人很难知晓的，儿童的所见、所想、所问、所答、所做，往往出人意料，却充满着情趣和快乐。儿童是用自己的思维习惯、语言习惯来感知和表达这个世界的。从当前小学语文教材所表现出来的倾向以及这次《开明国语读本》热卖所带来的批判来看，儿童性将成为小学语文教科书未来的主要改革方向，因为：“小学语文教材必须具有儿童性，尊重儿童，适应儿童，支持儿童，只有这样才能使教材与儿童平等对话，才能使编者的语文学习观和学生观在教材中实现外显，才能真正落实学生在教材中、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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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中有三处问题，第一处，语文课能不能完全避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道德观和价值观呢？我的会回答是不可能，即便是哪个社会，其起到主要教化的教材绝不能避开这方面的问题。即便如美国，它的主要教化教材为历史，其中也不乏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渗透。因为从整体教育的角度来讲，这种教化功能是不能避免的。
文本中的母爱，也是生活中的反映，这也一种现实的存在，如果拿所谓通常的情理和逻辑去要求，往往只是吹毛求疵的表现。难道生活中“有血有肉、真实生活中的母亲”都是重视孩子的主体地位，不会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世界的母亲吗？这种要求是不是有些过分呢？
至于儿童的“心理世界成人无法理解和儿童的想法充满情趣和乐趣”的说法，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是否意味着，所有成人编辑的课本都不应该合乎儿童心理？承认儿童与成人不同，这是事实，但教育的目的不是单纯地维持儿童的不成熟所见所想所问所答就可以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儿童更好地成长，更何况，现在真正追捧《开明国语读本》的往往不是儿童而是一些自以为理解儿童、尊重儿童的成人。 “文字谎言的堆砌”
叶开从教育重镇华东师大毕业时，在作家马原和格非的劝说下，留在上海郊区一个职业中学任教，教基础语文。因此，他根本不是一些质疑者所谓的“外行”。
“我是有教学经验的。”叶开说，他那时脾气很大的。老教师们常反映说“你上课上得不好”，他当时就说“放屁!什么不好啊!大家上公开课，我看同学们学得还行啊。”
他的太太也是华东师大的教授;他的同学，很多都已经是各地的校长。“我完全没有脱离过教育。”
“我觉得一个人对现行的教材不满，是一个比较合格的语文教师的苦恼之一。”
他以教师的眼光说，有些文章虽然没有经过太大篡改，但本身就存在问题，不适合选入语文课本。
另一篇出现在语文课本里的名篇——《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如此。这首诗，是教材里的重点篇目，常常被要求背诵，可以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所以当叶开对这首诗提出质疑时，一位网友坚决捍卫说，他每次读到这首诗，都会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首诗的爱憎如此分明：“爱保姆，恨父母”。
但为什么呢?正常逻辑下，谁会恨父母而爱保姆呢?叶开搜集了几份有名的教案，对课文的核心思想的解读，居然和当年叶开上学时并无差别：“通过分析人物形象，理清诗人情感发展的脉络，体验诗人对劳动人民真挚、热烈的感情以及对旧世界的仇恨和诅咒。”
对一首诗的理解，限定在标准答案上，这是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最重要的理念之一。
这首诗在开头段落，就明确地告诉了读者，“我父母”是地主阶级，“大堰河”是劳动人民，因此，恨自己的亲生父母很“正确”，爱自己的保姆很“正确”。长期课堂标准化灌输的教育，永远千篇一律的强迫性理解，让学生们对这首诗充满了习惯性情感。
叶开说，这样的爱恨逻辑，从阶级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的人性出发，真的符合逻辑吗?
很遗憾，课堂上没有老师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它不在教学大纲要求之列，不在考试猜题之中。简而言之，这样的问题是“无用的”“不需要的”。
另一篇课本名篇，是孙犁的《荷花淀》，叶开直言不讳地说，这篇文章，让人读到的是一场游戏般的、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般模糊而近乎不真实的战争。敌人显得面目不清，小说里仅仅出现过这么一句：“哎呀!日本鬼子，你看那衣裳!”而战斗也轻描淡写，跟游戏一般毫不残酷：“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
战争极大简略，听命于作家的小说美学：“觉悟、伏击、荷花淀”。
叶开说，这样的文章不该选入语文课本，那些所谓美的段落更不该让孩子们背诵。首先它“不真实”。这样的文章，说白了是“文字谎言的堆砌”。
韩寒也讲过一句话“撒谎就从作文开始”。叶开觉得有道理，“我就不让我女儿撒这个谎”。
“我发现我不是一个人在愚公移山。”叶开说，比如在浙江，20多位语文老师自发组成研究小组，推出《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而早在2002年，东北一位基层教师自制语文课本实施教学的案例也被媒体曝光。而在对抗语文上面，郑渊洁和韩寒也走得很远，前者自做课本，教育儿子，后者拒绝课堂，独立闯荡文坛。
冬日阳光寒意袭人，叶开隔着玻璃望出去，若有所思地说：“对抗语文，是一种积极的对抗，别把我当烈士。”
这一部分其实是最让大跌眼镜的部分。作为一名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在这一段中暴露了他在多方面素养的缺陷。
首先，是他的教学经验的问题，且不说职业学校的性质和中小学基础教育之间的差异，单说就语文学科自身的复杂性而言，不用说只是学习中文的博士，即便是专门研究语文教学的博导们和在一线摸爬滚打数十年的特级教师们，也未必能真正说清楚语文学科的真实面貌，只凭这几年的的职业学校的教学经验，就真的是“内行”了么？
其次，他的经验的获得是否经过教学评估的检验呢？从他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在他受到同行的批评时，他采取的是一种抵触的态度，甚至有侮辱他人的言辞，在这样的拒绝别人批评的态度下，其他教师连证伪的机会都没有，这种只依靠“我看同学们学得还行”这样的主观感受而得出的经验的价值到底能有多大呢？以这种经验为基础的批评，价值能有多大呢？
第三，在证实自己拥有批评权时，缺乏合理的逻辑性。最后抛出的理由只是“他的太太也是华东师大的教授;他的同学，很多都已经是各地的校长。‘我完全没有脱离过教育。’” （也许这本不是叶开先生的本意）。但仅从这个理由上看，在结论上却未必能够成立。且不说，教育的范围比语文教育更广（其中可能存在着偷换概念范围的问题），单说，凭他太太的身份和同学的身份作为其“我完全没有脱离过教育。”的理由中缺乏必然联系。例如，我的妻子是会计，我的很多高中同学在银行当经理和会计，我的一些大学同学在经商，难道我可以说：我完全没有脱离过金融界？
最后，在评析诗歌和小说的过程中。他所使用的方法和分析角度，根本无视了文学的独立性和特定作品所反映出的特殊性。
在评析《大堰河，我的保姆》他以所谓的“正常逻辑下，谁会恨父母而爱保姆呢？”来否定文中所展现的“通过分析人物形象，理清诗人情感发展的脉络，体验诗人对劳动人民真挚、热烈的感情以及对旧世界的仇恨和诅咒。” ，要知道评析一篇一首诗的主题，一定要立足于诗歌本身的内容，而不是从诗歌外的标准去衡量诗歌的情感是否真实。当诗歌本身并不晦涩时，形成相同或相近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他不但拿诗歌外的“具体的人性出发”，还用自己所总结的离开具体作品的“爱保姆，恨父母”抽象的绝对化表述来对这首诗进行“阶级立场”的批判。其实，他所谓的“具体的人性”却却恰恰是“不具体”的，因为人之间的感情生活并不是依照所谓的“正常逻辑”进行的，在感情生活领域中，人们的情感体验往往随着亲疏而确定。具体到艾青先生的这首诗所表现的正是一种特殊的情感经历，这种特殊的具体情况，并不符合叶开先生认为的那种过于宽泛下的“具体的人性”。
在评析《荷花淀》时，叶开先生以“不真实”作为反对理由，的确真实的战争往往是残酷的，但创作者有权从不同的侧面去塑造作品，有权从不同的侧面表现战争，因为这是文学创作的独立性的表现，也是文学的创造性的魅力所在。如果以事实真实的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话，不单是《荷花淀》《小蝌蚪找妈妈》会成为谎言的堆砌，即便是绝大部分的寓言童话和许许多多的故事都会被判为是“谎言的堆砌”，以这种标准去衡量文学作品根本是一种文学评论标准的错位。一旦这种错位形成，不单是这些作品会被判为谎言，就如《巴黎圣母院》、《格列佛游记》、《百年孤独》、《变形记》……还包括叶开先生给女儿买的《哈利波特》也不过都是“不真实”的谎言罢了。
另外，我不太关注韩寒的作品，韩寒这句“撒谎就从作文开始”不知道出于何处，但这句话本身就不合乎事实，因为已经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孩子在两岁半到三岁时就会讲十分完整的谎话了”，叶开先生在对这句话不加质疑的情况下就表示了赞同，其行为也不过是“我看……还行”的思维在作怪罢了。
其实，叶开先生应该慢谈“烈士”的问题和“对抗”的行为，他的当务之急，应该在批评之前，需要多了解一下什么是语文，如何才是有积极意义的批评。 赞同 fenglong88 的观点。
现代人，突然间有了批判的自由，立即四处找地方批判。
但9成左右的批判，基本可以当垃圾看。
因为，
第一，对行业了解程度的深浅差别太大。 一个外行随意的批判某行业的东西，霉体为了吸引眼球而大做文章。象某个叶开同志。你自己也许天分好的厉害，不需要那个系统的教育过程就能自由于文字。别人呢？也是这样吗？ 一个能写字吃饭的人，未必能教育好别人也靠写字吃饭。
第二，现在环境宽容了。很多人就以自己臆想中的标准来要求社会现实。例如所谓的民主自由之类的。也如教育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人人平等，都有上学受优质教育的权利，现实社会能平均出来那么多优质资源吗？我们YY中的标准总比现实状况要高太多了。
第三，建设比破坏要难多了。批判，我们张嘴就骂，没问题。搞死，有几千种法子。但同时也请把自己置换到那个环境与那个位置里，去搞建设！就知自己实际去做了，效果更烂的可能大多了。人类都好自以为是！
最后，意识形态的问题纯粹是个假问题。难道美国ZF会要求自己的国民先不爱美国而去爱非洲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们？这个社会永远有利益之争。先与后的问题是很显然的。 没有什么普世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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