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九一八】杨天石：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读蒋介石未刊日记
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读蒋介石未刊日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占领东北全境，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受到普遍责难。同年12月15Et，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这是蒋介石一生中极为困难的时期，也是他开始调整国内外政策的起点。痛愤于日本侵略，但下不了抗战决心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乘舰自南京赴江西“剿共”。他迅速感到了事变的严重性。
9月19日日记云：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顷又闻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此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机会，据有我之东三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情理而论，绝无能存立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速我危亡乎!余所恃者，唯此一片血诚。明知危亡在即，亦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日日记云：
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这里，蒋介石除了表示收复失地的决心外，同时也对自己忙于“安内”，“外交太不努力”的状况作了初步检讨。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确定了“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引导国民，还我东北”的方针。这一方针成为蒋介石调整国内外政策的起点。当日召开干部会议，蒋介石提出，首先提交国际联盟与1928年《非战公约》签字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22日，南京市国民党员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说，声称“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他还追述1928年北伐为日军所阻的情况：“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身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物。”日记云：“众乃益悲，因知爱国者多，而甘亡国者少，国事尚可为也。”同日，国际联盟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事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派员调查裁判，蒋介石认为这是外交的转机，也是对内统一的好机会。23日，张学良派万福麟等到南京，要求蒋介石早日与日本交涉，通过外交解决东北问题，引起蒋的不快。蒋认为张学良“不问国际地位与国际形势，以及将来单独讲和之丧辱”。当日，蒋介石与万福麟谈话，认为“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恤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蒋介石依赖国联，寄希望于“国际仲裁”，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却不把国联放在眼里。24日，日本政府复函国联，蛮横地拒绝调查，声称“满洲事件”不容国联及第三国置喙，主张中日直接交涉，国联态度因之软化，转而赞成El本主张。25日，蒋介石获悉有关讯息后，曾有主战的念头。当日日记云：“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鸱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他准备将首都迁到西北，同时集中主力于陇海路。28日，蒋介石写下遗嘱：
持此复仇之志，奋吾吞虏之气。兄弟阋墙，外御其侮。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服从纪律，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
10月3日，蒋介石与熊式辉商量备战计划。蒋介石认为，无论和与战，西北实为政府第二根据地。如南京陷落，即迁都洛阳。同日日记云：“倭寇威胁之行，迄未杀止，实不知余为何如人也。可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巨大愤怒，各地抗日救国运动迅速高涨。为了对中国人民施加压力，10月2日，日本军舰在南京下关示威。5日，日本政府决议对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同时扬言将派50余艘军舰到长江举行大示威。次日，日舰4艘即开入黄浦江。蒋介石估计日军有“上陆、人城”甚至开战的可能，准备届时通告《非战公约》签字国各国元首，提请他们注意保守《公约》之责任。日记称：“余决心与倭寇一战，此心反觉安定无事也。”10月11日，英国外交部致电其驻华公使，要他劝中国不要坚持以撤兵为交涉之条件。蒋介石感到非常“骇异”，日记云：“余决心既定，不论各国态度与国际联盟会结果如何，为保障国土与公理计，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且非与日本决战，中国断难完成革命也。”11月17日，蒋介石更在日记中明确地写道：“余决心统师北上抗日。”
蒋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同情五四和五卅爱国运动。九一八时期，痛愤于日本侵略，有准备北上抗日的打算，这是他后来之所以能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原因。但是，在很长时期内，蒋介石又怯于和日本作战。10月7日日记云：“国民固有之勇气、之决心，早已丧失，徒凭一时之奋兴，不唯于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故无可恃也。而所恃者，唯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之精神与主义而已。”由于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人民中出现了爱国救亡的热潮，但是，这在蒋介石看来，却只是“一时之奋兴”，“不唯于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蒋介石靠什么呢?“唯在我一己之精神与力量。”当然，蒋介石不会认为他个人可以打赢日本，因此，他必然是悲观论者。日记云：“成败利钝，自不能顾，唯有牺牲一己，表示国家之人格与发扬民族之精神，不能不与倭寇决一死战。明知战无幸胜，但国家至此，亦无可再弱，绝不至比诸现在再恶也。”11月24日日记又云：“余不下野，则必北进与倭寇决战。虽无战胜之理，然留民族人格与革命精神于历史，以期引起太平洋之战争，而谋国家之复兴。”蒋介石爱惜“民族人格”，准备与倭寇决一死战，并预留遗嘱，其抗战决心可以说是壮烈的，但又是虚弱无力的。这一时期，蒋介石的主要努力仍然放在外交上。9月25日，蒋介石组织外交顾问会。30日，组织外交特种委员会，任命施肇基为外交部长。10月3日，先后召见顾维钧与颜惠庆，预定顾为国际联盟会代表，派颜赴北平与各国公使接洽。4日，蒋介石在南京北极阁祷告，向中国基督教领袖余日章提出三项要求：1．以国民外交名义，联络各国国民，与日本国民主持公道；2．嘱各国新闻记者往东三省监察各委员公平报告；3．嘱太平洋协会各国有力者督促其政府注意日本之暴行。（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8日，蒋介石与张群谈话，表示“备战不屈之决心”，同时，希望外交方面有所进步。12日，蒋介石在军校、国府纪念周作报告，声称“以坚强不挠之气概吞压强虏，以牺牲无畏之精神维护公理，尽国际一分子之责任”。当日日记云：“英美二国对余拥护公理抗御强权之训词皆甚耸动。”当时，日本政府为了掩饰其侵略行为，欺骗国际舆论，拟订了一份所谓《中日和平基本大纲》，表面上声称“尊重中国领土之完整”，同时则赤裸裸地要求“尊重在满洲之日本既成条约”。（ 《蒋作宾日记》，1931年10月26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10月15日，蒋介石决定坚决拒绝日方的这一大纲，他和戴季陶及外交委员会商量之后，决定另提《东亚和平基本大纲》以为对抗。《大纲》明确说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但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共同开发经济”，企图利用矛盾，吸引列强反对日本。（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7日，蒋介石与各国公使谈话，表示对日抵抗，不签丧辱条约之决心。19日，再见各国公使，嘱其电告出席日内瓦国联会议的本国代表及其政府：如国联失败，则东方与中国之前途不可预料，望其切实注意。国联会议几经曲折。10月23日，法国外长白里安向国联理事会提出解决满洲问题决议草案，限日军在11月16日以前完全撤兵。24日表决，13票赞成，仅日本1票反对。中国在外交上打了一个胜仗，日本代表芳泽对新闻记者称：“今日为余有生以来最痛苦之一日。”（王芸生：《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第8卷，268页，三联书店，1982）25日，蒋介石日记云：“国际联合会决议，倭寇虽未承认，但公理与正义已表显于世界。白里安之才能究为可佩，以决议方式甚为得体也。”通过国联进行外交斗争，广泛团结世界上一切反战国家，在道义和舆论上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蒋介石的这一策略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但是，国联的决议并不能约束日本，对侵略者，必须还之以反侵略战争，才能制止凶焰，维护民族利益和世界和平。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称：“事在自强，而不在人助。”（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但是，他还是过分相信并依赖了国联。
杨天石著.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07月第1版. 事在自强，而不在人助——此话有点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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