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桃原创】白切世说新语之二“周”争夺战
“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世说新语》
“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后汉书》
言辞虽异，而内核实一。黄叔度，名宪，当世之贤者，有“颜子复生”之语。颜回，孔子最得意之门生，后世儒者之楷模。陶渊明塑造的五柳先生无疑有点颜回的影子，“箪瓢屡空”。
后汉，政治最为腐败之际，却能出现最清白的草根阶级。名门上流没有供给营养这份营养的土壤，贤者总绽放在地位卑微的下层中。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从总体趋势来看，贤者之花开放在不起眼处。
黄宪，“族出孤鄙，父为牛医”，寒族牛医儿，早年成名。高尚品质的养成，与这个家世有什么关系？文献上没有明确的记录。我们只能做个大胆的假设，刘注中有句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戴良眼光很高，对黄宪则屈尊，拜见回来后怅然若失。知子莫若母，戴母说了一句话：“复从牛医儿所来邪？”诚然，戴母有看不起黄族之嫌，这种白眼似乎潜在于有地位有家世的人眼中，哪怕他们破落。这种不怀好意的轻视，让黄宪有种出人头地的想望，再加上自身的聪颖正直赢得了范晔“无德”（即道家所谓至德）的赞誉。
后汉有种奇怪的文化圈，那就是汝南多出贤者。黄宪就是属于这种文化怪圈。撇开地理因素，可以从文化氛围来考察，这些贤者用一种道德气场来谱写一首首正气歌，不管你是出身贵族抑或是寒族，有的出仕，有的隐居，都给当时的社会以一剂文化良剂。在这种浊流中还有一脉清流，国家有了一丝亮光，有了出路，国家的中兴自然落在这群贤者身上。但是国家的复兴，不是靠着儒家的理念，不能靠着这群孱弱的贤者。乱世不能用正道，这群汝南先贤虽然没有能力救国，但起码在窳败的国家经脉上回光返照一番。
回过头来，再看看上面两句话。这两句说的都是同一意思。但是说话者却是不一样的。前者认为是周乘，后者认为是陈蕃和周举说的。历史的真相如何？还是来看刘注：乘“非陈仲举、黄叔度之俦不交也”，周乘与陈蕃、黄宪交厚。
再看这周举何许人？他是“陈留太守防之子”，相貌丑陋，身材矮小，但“博学洽闻，为儒者所宗”。可惜死得不是时候，否则宰相之位非他莫属。考查《后汉书》没有发现他与黄宪交往的记录。大将军梁商弥留之际对帝说他“清高忠正”，这样的人大可以作范后昆，这样的人会不会萌生鄙吝之心，可能性很小的，不必经常去见黄宪。此其一。官宦之后，他一心为国，忠直不二，无暇清谈，不比陈蕃专访贤者（陈蕃说出这番话是可信的），此其二。刘注也可以看出周乘说这番话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周举。此其三。其四，程炎震云：“袁宏《后汉纪》则作子居（乘字）语”。《后汉书》《后汉纪》，成书时间较早当然是《后汉纪》，相对而言，根据的史书更全、更接近后汉的史事，从这一辅证也可以证明此语的说话者是周乘而非周举。
那么《后汉书》所据的版本，为何要将周乘变成周举？周乘据《汝南先贤传》云：“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而周举曾拜光禄大夫，按汉朝官制，太守与光禄大夫俸禄差不多，都是二千石，不过一为地方长官，一为皇帝近臣，后者升为九卿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前者。京官，一句话当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份量。再则，当时人对周乘的评价不一，甚至是南辕北辙。《风俗通》谓“（乘）迁陵长，治无异称”，而陈蕃赞誉他为“治国之器”。到底哪个评价公允？窃以为陈蕃评价符合事实（详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 赏誉》）。太有棱角，在现实中是无法立足的。他“天资聪朗”，平步青云犹如探囊取物，却做了太守、侍御史等官，按照陈蕃的说法最起码是宰相的不二人选，结果却因为“不畏强御，以是见怨于幸臣”（《御览》230引《续汉书》），平平地在宦海中度过了一生，正史中没有留下他的名字，惜乎叹乎。在汝南先贤中，如果他的一句月旦评，就可以使某人身价百倍，换言之，在文化精英的圈子中得到他的评价，那是大大地有面子，于是《世说新语》这句话就安在周乘的嘴上。但是作为正史的《后汉书》，这句话如果从周乘嘴里说出，一则没有权威，二则本书内也没有周乘的名字，说出来也无人知道。基于这样的考虑，换成本书有传的周举，反正都是周家的。正统的史传文学必须由史中有传的名人支撑起内部的效应大厦，才能经得住千年时光的涤荡。
基于以上两点考虑，丑陋而有知名度的周举无疑成为为黄宪造势的不二人选，名留青史。耿直而见怨的周乘只能留在了非正史的稗官巷议中了。而这个不太像历史的真相，却被《世说新语》和《后汉纪》保留了下来，两个姓周的，大浪淘沙后，还他们一个光灿灿的历史本相和历史真相。
友情回帖支持，俺不懂得，这个你懂得...... 恩，那我就不多说了，要双份的 吾一见袁黑黑，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
吾时月不见峨眉，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
这两句大家都懂的。 看得有点吃力，时代和人物绕来绕去。 俺历史学得不好，来顶一下帖，活动一下筋骨，练点力气。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