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也有“潜规则”
科研也有“潜规则” 2010年12月06日光明日报文白丁 不久前，清华、北大生命科学学院两位现任院长施一公、饶毅，以“自揭家丑”的方式，将国内科学界存在的诸多问题，捅到了国际顶级科学杂志上。施一公、饶毅以《中国的科研文化》为题，在《科学》杂志上狠批中国的科研文化“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称“尽管近年来中国科研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研究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文中还力陈我国科研中存在的种种痼疾，如“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而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力”等等。
此文的中文版本，在中科院《科学时报》头版同时刊发。不久前《人民日报》再次以“经费体制该改了”为题全文转发了施、饶的文章。联系科学界近期爆出的种种丑闻，时下对学术体制以及学术道德的追问已经成为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共识。
考评制度下的造假
对于国内学术论文造假屡屡曝光，已经不再是新鲜事。今年9月出版的《自然》杂志在“通信”栏目刊登了国内某期刊编辑部主任的来信，标题虽然有些耸人听闻：《一本中国期刊发现31%的投稿存在剽窃》。但是，由此国内学术论文注水现象，可见一斑。 今年《自然》杂志曾对中国井冈山大学论文造假一事报道中，指出中国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是造成科研人员普遍造假的主要原因。该文醒目的标题《发表论文，抑或自行灭亡》，道出了国内科研工作者在现有考评制度下，不得不突击造假的苦衷。
目前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普遍以被SCI收录的论文数量作为圭臬，与待遇奖励、基金申报等挂钩。而一篇SCI论文，不仅要研究内容、学术价值达到国际公认的水平，仅投稿过程包括的初审、修回、二审等环节，往往就花费大半年的时间。但是，以SCI为准绳的考评却每年都要举行。如此重负之下，论文造假就成了捷径。
SCI这一国际公认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在国内科学界的特定语境下，则变为了“中国式的愚蠢想法”（Stupid Chinese Idea）。
科研不该是做“命题作文” 今年我国的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而早在去年底，中国的科研投入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也位居世界第二。
这些巨额的科研投入既包括每年固定评审的国家自然基金，也有诸如863、973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但是，巨额的科研投入是否带来科学水平的飞速提高呢？除了上述注水的论文发表之外，人们听到的更多是诸如“中国为什么培育不出大师”的钱学森之问，看到的是每年诺贝尔奖颁奖时国人失望的表情。
科研基金既是科学研究得以维系的经济基础，也在调控科学资源分配上起着导向作用。科研基金分配的决策首先应该遵循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目前普遍的基金申报模式是：政府根据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制定出固定研究方向的项目申报指南，科研工作者再根据申报指南进行基金申报。本应体现科学精神、科学规律的科研基金的申报，成为了政府部门的“命题作文”。而在此过程中，从项目立项、资金分配到成果鉴定，又都离不开“人治”的影子，最终导致科研基金分配可能成为权力、人情的衍生物。 中国式的科研文化
至于施、饶文章题目所指的中国“科研文化”。相信，有着多年海外求学工作经历的二人，在北大、清华履新之后，对此应该感触颇深。
中国文化中有着“尊师重道”的光荣传统，也有着“天、地、君、亲、师”狭隘的门户渊源。2008年，饶毅在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推行实验室PI制度（实验室研究组长负责制），公开招聘各实验室负责人，而北大生科院退休教授意见相左。两人在对学科研究方向、实验室负责人选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交锋的背后，应该是看做两种科研文化的碰撞。
饶毅历来对研究生老师的“老板”称呼，深恶痛绝，认为这是传统文化恶习的现代翻版。联系到今年教师节教育部提出了“不收礼”的倡议，看似啼笑皆非，却是国内科研文化中师生关系扭曲的明证。
此外，国内科研界还存在重学历、轻能力的陋习。名牌大学的学历好比光鲜亮丽的书籍封面，即便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大家也希望有名牌大学的文凭往自己脸上贴金。而饶毅在谈及自己学历时，坦承曾是中国二流学校的毕业生，可恰是这个中国二流学校（江西医学院）的毕业生，却两次拒绝哈佛大学的研究任教的邀请。“英雄不问出处”的道理看似浅显，但在当前的科学界很少能找到现实注解。倒是关于教授学历造假的新闻层出不穷。
唤起科学家的责任
科研基金分配制度不合理，科研文化建设不健康，面对这些现实问题，却鲜于听见来自科学界的声音。其中原因，也许如施、饶文中所言，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更多的人则持观望等待态度，选择了沉默。施、饶两位敢于道人所不道，是其勇敢之处。
在人们普遍将中国科研问题归咎于外部环境、现存制度之时，深刻地指出制度背后的文化陋习。言人所未言，又是施、饶两位的睿智所在。 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有求真创新的责任，而面对制度缺陷、文化陋习时，科学家亦须有扬清激浊的良知和勇气。施、饶两位的“自揭家丑”，不仅是不甘于被体制同化的冒险义举，更是旨在唤醒整个科学界对自身的反思。至于候选院士袭击举报人一事，科学界除了斯文扫地的惭愧外，更应该做的是“知耻而后勇”，如施、饶二位一般，展开自我救赎的实际行动，这才是破除体制、文化沉疴的希望。 “巨额的科研投入”，与经济动作过程中的其它方面的投入，逐渐殊途同归了。
一个建设项目的经费，扣去落入个人腰包的，真正用于工程项目的，有几何？
同样，一笔科研经费，真正用在推进科技进步的，又有几分？ 大家心知肚明，这也是中国特色的一部分啊！
花草树木生于大地，简单休憩何能更改其根 楼上的是不是把“修葺”弄错了。 其实现在科研经费可以说浪费最大的费用
你可以看出高校的老师都是通过几篇论文
得到上百万的经费，报告费其实旅游费
吃饭、出差都可以报销，可以看出中国
的科研费用都用到哪去了。最近包二奶的
准院士的事情也充分体现教育界的肮脏。 引用第4楼醉乡常客于2011-07-03 09:13发表的 :
楼上的是不是把“修葺”弄错了。
确实是弄错了。
应该敦促what更改一下。 所以为什么有经费的科研大头们都是老板呢 确实 他们象老板一样阔气 同时又有着老板们没有的社会地位。我所在的高校，教师之间的贫富分化真是太严重了，有的老师，有别墅有洋房有豪车，而有的老师，生活水平还处在温饱阶段---这大多是近年毕业的博士们---以前博士学位直接评副高，现在的副高要求的东西越来越多，可是用这些去衡量以前的教授，很多人都达不到，但是人家有权有地位，可以拿到巨额的资金，尽管这些钱最终去向不明，没有任何产出。。。唉 有国外学习、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国内科研和国外科研不太一样。
咱们的科研评定体制误导了一大批科研工作中，使他们做了很多的虚拟科研。
学国外的科研，不如先从最微小的一些地方做起，比如他们怎么指导学生、
怎么共享资源、评定奖励项目的标准等等。国内和国外最大的是那些软的差距，
比如人对规则的遵守，人对诚信的认同等。 我想欧美的先进是基于先进的国家制度，以及先进的科研制度。就这两点先进就足够称霸世界。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钻营啊 可以这么说吧，当前中国科研体制体现了国内教育的悲哀，教授都忙拉项目，
而且主要拉国家的项目，靠关系，靠圈子，比如说航空里面就是那几个圈子，
集体想法大家一起向国家要钱，申请下来大家分。你看学校哪个老师不是有车
有房，但有几个专心搞研究，不都是临时加班到通宵赶写材料申请，但你有
看到哪个教授加班通宵做实验研究的，可见考核机制的利益性决定他们动力。
结果都是学会忽悠申请要钱，弄下来就靠几篇文章和自己人鉴定一些就万事。
不鼓励做实事的老师，国家的科研体系注定会失败。 在实际中，可能超过60%的科研经费都没有用到科研项目上。过去拿科研经费买汽车，甚至是家里的电器，现在这么做一般不被允许，但是浪费的情况非常严重，比如用大大高于市场价格的钱购买设备，变相把差额变成自己的收入。
吃公粮的教授竟能拥有多套房产，养得起多名情人。现有的国家科研体系，宗旨是为了研究科学技术问题，科研经费由财政税收而来，任务由高校、科研院所来完成。高校有国家的大量财政拨款，维持基本生存没有问题。而对于科研院所而言，国家拨款是有限的，需要依靠申请各种经费来弥补，单位自然要想尽各种办法开源。为了多拿钱而申请项目已经成了我们国家科学教育界特有的复杂现象。
在国外，教授实行的都是年薪制，比如一年10万美元的薪金就包括了你的所有工资待遇。申请课题是教授们的本职工作，必须全力以赴，而不可能因此再支付额外的提成。
同时，国外也没有类似的科研体系。美国的科学院是虚的，没有实验室，而国家实验室则完全是国家行为，由能源部拨款，雇员只发固定薪水，非常干净透明。 引用第12楼kiyuwwb于2011-07-30 15:17发表的 :
同时，国外也没有类似的科研体系。美国的科学院是虚的，没有实验室，而国家实验室则完全是国家行为，由能源部拨款，雇员只发固定薪水，非常干净透明。
说的非常对，教育环节之中的老师，若被机构要求定义为拉项目，
数业绩等指标来考核，最后的结果就是不管学生，尽力腐败拉项目。
这一点与医药之中的医生有何区别？只不过目前老师形象比医生好
一点而已，若不改变这种体制要求老师创收的话，长此以往必然
一样。期待教育体制的改革，定义老师是教书授课答疑，而非跑
关系拉项目。说句一西部高校，一院长3年没上过课，竟然年年
是教育先进，可见其中的扭曲和功利性。也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 引用第0楼golden21c于2011-06-16 11:47发表的 科研也有“潜规则” :
若上所说：
中国科研界最大的潜规则就是：科学权威
比如院士，专家在把持这个规则，很多
年轻有想法的人都潜规则掉，都拉帮结派，
其中航空系统的高校尤其明显，可以用
学术界的黑白道来比喻也许不为过，
院士有自己的帮派，其拿项目，然后
分包给自己的亲信，这些规则和做法与工程建筑上包工头并
没有二样，唯一区别的是这些权威有自己帮派。 记得此前也有讨论过“学术权威”的，现今这个讨论的核心也与此有关。
一、科研经费的分配是基于行政权的计划体制
科研经费的划拨是基于计划的，这本身没有错。例如，我拥有一个好的Idea，也初步拥有了实现其的计划，但实现需要资金，怎么办？我自然会拿着计划书，向拥有资金分配权的人描述我头脑里的蓝图。如果我有幸打动了他们，我就有资金来完成我的计划。
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到，获取科研经费必须靠计划，但这一计划是基于项目的，或者说是基于项目完成前景的。其基本流程是先有项目，后有钱。
但在中国，科研经费的分配是基于行政权的。怎么说呢？很多情况下，是国家拿着一大笔钱，到处问下边有没有什么项目？要不要钱？
记得有一次，我帮一个领导写过一份计划书，搞一个课题，起因是领导说有5万元的科研经费，但需要有一个适合的课题，课题中应该有适当的花费——包括考察、采购笔记本电脑及其他设备——既要用钱，还要有成果。当然这比较容易，我一晚上搞了个子虚乌有的东东，项目开支中将有关事项一一列入就是了。只是不知道这5万最终有没有批下来，如果批了，自然就应了这次讨论——潜规则。
基于行政权的科研经费分配的核心是：先有钱、后造项目。注意，是造项目，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科研并不关心项目，而是关心钱如何分配、怎么用。
二、党委监督成为党委决断
在中国科研机构中，大都有党委，其作用是为科研活动护航保驾，一般来讲就是监督与保障。但由于人事权常常在党委手中，而负责人的确定对科研活动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即使是科研机构，科研工作也必须让位于行政工作，党委监督通常成为党委决断。先行政而后科研的潜规则必须人人遵守。
三、科研经费的使用重“量”不重“质”，造成极大浪费。
诚如前面几位坛友所述，科研经费成为某些负责人的第二收入，为何？
实际上，科研经费在审核时是比较严格的，但到账后，怎么用却真的没什么人管。资金划拨方只负责监管资金是否能足额使用，至于用在哪儿，怎么用，全凭使用者的自觉。
我所知道的，就有拿着科研经费买电脑、买摄像机、买……，但这还算好的，至少这些用品还能用于科研。有些人出国开会也用科研经费，这也算是“正业”吧，更有甚者，弄张假发票冲帐，将科研经费套现炒股、出处旅游、……不一而足。
原因很简单，国家给的钱，不用掉要说明情况的，这比用掉了但没用在合适的地方更烦人。用得不好、不对，审计出来后最多一句下不为例，可审计不一定审到你头上啊，所以没关系。如果没用掉，惨了，你当初为什么要申请这么多钱？是不是有猫腻？——倒真有人来调查你了。总而言之，用掉钱的没错，节约的人有罪，这样一来，不用白不用。
这样看来，科研的“潜规则”实际上不是科研活动的错，而是机制的问题。国家其实也挺冤的，花了大笔的钱，搞到头得到一批垃圾“成果”，科研经费都老二了，结果还无法雄起，冤啊！
其基本流程是先有项目，后有钱。
基于行政权的科研经费分配的核心是：先有钱、后造项目。
总结的很好，这就是其本质源头。 科学需要权威，科学权威除了需要洞察力深邃、学术造诣高之外，还需要实事求是和超越派别的特征，按照这个特点来看，楼上说的应该不是科学权威。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