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和法治
在西方文化中，上帝和法治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基督教可以说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渊源。我们中国则完全不同了，古代社会推行的是儒家学说，人治是社会管理的基本方法，缺少法治文化，导致今日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艰难性。。唯物主义者自然是否定上帝的存在的，认为上帝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人自己创造出来，反过来又统治人的人造物。“宗教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把一部分恩典还给人和大自然。”（马克思）但是，上帝存在的社会作用却是唯物主义者必须充分给予承认的。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需要认真研究。就法治而言，上帝的正面意义，是相当巨大的。可以说，西方世界如果没有基督教，也就不可能有今日的宪法法律至高无上的法治社会。
基督教源自于犹太教，犹太人的先知摩西，在带领希伯来人脱离埃及的奴役途径西奈山时，受领了耶和华的“十诫”，同时，还代神颁布了诸多其他法律、条例，内容涉及到敬神、卫生、民事、刑事等等。这些律法被认为出自信徒顶礼膜拜的上帝，因此在众人中自然就确定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行为准则，这就是：任何人，无论是掌权者，还是平民百姓，全部都在上帝之下，都在法律之下。这样的推演其实是很简单的，既然上帝是至高无上的，那么，由上帝制定的律法也就是至高无上的。正如任何人不能亵渎上帝一样，无论谁都不能亵渎律法。这样的宗教文化传统，为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
13世纪英国著名法官亨利·布雷克顿就说过：“国王不受制于人，但受制于上帝和法律。”当斯图亚特王朝的那几个国王声称根据神权进行统治时，这句话曾反复引用过。当时，詹姆斯一世就曾宣布：“要我受制于法律。说这话就是叛逆。”而爱德华·科克则直截了当地用布雷克顿的话予以回应。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在他的判词中说：“对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位臣民来说，不管他多么有权有势，我都要用上托马斯·富勒300年前的一句话：‘你决不是那么高贵，法律在你之上……’”很显然，这样的法律至上的传统，是和他们的宗教信仰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对上帝和法治之间关系的理论阐述，集大成者是哲学大师黑格尔。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用绝对精神替代上帝，通过对法律源自于绝对精神的论述，确立了法治原则。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从绝对精神开始的，通过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又回归到绝对精神。在黑格尔看来，法律不过是绝对精神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正如马克思所言：黑格尔的“整个法哲学只不过是对逻辑学的补充”。黑格尔自己说：“自然法或哲学上的法同实定法是有区别的，但如果曲解这种区别，以为两者是相互对立、彼此矛盾的，那是一个莫大的误解。其实，自然法跟实定法的关系正同于《法学阶梯》跟学说《汇编》的关系。”马克思对之进行批判道：“在这里，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在这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的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黑格尔只是把国家和法律制度、现象当成说明、体现绝对精神的谓语和工具。因为绝对精神是万物之源，至高无上，得出如下结论便是毫无疑问的：因此而生的法律也是具有必然性、不可亵渎的。
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没有一个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教派。比如佛教，从西汉末传入中国后，从东汉开始流行，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经历却极为曲折的，没有稳固的地位。比如在南北朝时，因为皇帝信仰的不同，佛教几经磨难，甚至僧尼被坑杀，佛像佛经被焚烧。在封建社会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学说。为了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秩序，竭力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三纲五常，归结为一条，就是要唯上是从，不可亵渎居高位者。而官场的巅峰就是皇帝，因此说，在中国没有天上的神，而只有地上的绝对统治者。董仲舒用天人感应之说，在理论上把皇帝与上天合二为一了。于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说法律要高于皇帝，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了。法律不过就是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是一种驭民的工具而已。关于这个认识，管仲讲得最为直白：“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尽管管仲后文还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于法，此谓大治。”但是，只要法律出自于皇帝之手，是衙门统治子民的工具，这样的设想无疑是空幻的。另外，作为儒家文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士大夫中提倡的是修身养性，是自律而非他律，法律自然是很不重要的，达官贵人是不能用法律来约束的，打官司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因此，我们说，在古代中国，没有法治文化可言。
今天是历史的延续，所有一切好的与不好的文化，都与昨天的存在有这这样那样的联系。同样，法治社会是绝对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好的文化是社会建设的有利条件，而不好的文化无疑就是一种沉重的包袱。由于中国缺少法律至上的文化传统，所以，时至今日，宪法和法律的地位，常常无法达到法治国家所要求的至高无上的境界，每每看到的是，法律依然被当成了工具在使用，许多人缺少起码的对法的敬畏心理。尤其是一些掌握权力的国家公务员，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严格执法的基本要求，以及这样的实践对于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相反，对于执法违法的危害性，却没有自觉的认识，甚至总是以中国的特殊情况来为实用主义地对待法律，找借口、摆依据。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无疑，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依然是何等地艰难。
需要声明的是，本文一点也没有要通过宗教的普及来建设法治国家的意思，强调的是，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需要精心培育法治文化，唯有当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公家公务员们普遍地树立了宪法法律至高无上的理念，法治国家的建设，才能获得理想的成绩。
欢迎到“尔心贵正”法律博客指导！（http://miao11yong.fyfz.cn/） 一国的法制与一国的历史传统密相有关。西方的好些国家,大都与上帝有关,；阿拉伯国家,与<圣经>有关;。中国的法制建设，以我我国的历史传统有关。是不能照搬西方那套。
关于中国的“人治”，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留下来的。当官的要管老百姓的官司，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直到现在，绝大多数的国人，还有这种观念。要改变一种几千年来形成的思想观念，一般来说，最少也要经过两代人，即五十年。所以，尽管我们国家已健全了法制体系，但很多问题不是靠法制就能解决的，很多问题，老百姓还得去找政府，政府也就得管似乎不应当管的事。这就是我们看到和说道的“人治”或“专制”。
事实上，按照我们国家目前的状况，想要达到理想中的“民主”和“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长的时间。 实现民*主和法*治，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历史,取得了千年以来所没有的丰硕成果,已成为与美国一起"领导世界"的伟大国家。在世界上，大凡有重大事件，是离不开中国。之所以短短几十年，有此巨大成就，在经济体制、法律体制等等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
就以楼上所说的“主和法”来说。就有很多常人不可理喻的。比喻十多年前的“严打”，也有好些不是严格依法的，尽管这样，还是不时用一用，效果非常好，确保了长治久安；这一次重庆的“打黑”，似乎有以前的“严打”之妙。事实上，开了头，全国似乎效仿了，内涵真深广。 你这文章从第五段开始就自己歪楼了，后面的和上帝无关，文章写散了。 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需要精心培育法治文化。这句话我非常赞同。如果当权者自己都不尊重法律的话，法律肯定得不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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