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费解的一错再错——诗人李章伯其人其诗
李章伯非李伯章沈用大先生的《中国新诗史1918-1949》（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在谈及“‘海派’：‘现代派’”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
伴随《现代》——《新诗》前后还有不少较小群体，他们大致信奉其观点、接受其影响，遂形成众星拱月之势。
……
……有吴奔星、李伯章于1936年6月创办的《小雅》双月刊。
（见该书第489页）
文中的“李伯章”，其实是“李章伯”之误。不过，由于一是因为沈用大先生并非专业的诗歌研究论者，二是可能是电脑录入或校对出现的“鱼鲁亥豕”之误，笔者拜读沈先生大著时对此没有特别在意。直到不久前，看到知名诗歌评论家孙玉石先生撰写的《我思想，故我是蝴蝶——30年代卷导言》（见《百年中国新诗史略 〈中国新诗总系〉导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0年3月，第70页），同样写着“吴奔星、李伯章主编的《小雅》诗刊”字样时，终于意识到问题并非那么简单。结果，把手头的资料翻了一翻，更是令人大吃一惊，把“李章伯”误为“李伯章”的，竟然比比皆是，比较重要的有：
1986年 陈绍伟编《诗歌辞典》（花城出版社）第371至372页： [小雅]1936年6月创刊于北京。双月刊。……主编吴奔星、李伯章。
1988年 周锦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术语大辞典》（台湾智燕出版社）第1册第259至260页：《小雅》 吴奔星、李伯章主编的诗歌双月刊。1936年6月创刊于北平，虽然是北师大的学生办起来，外稿却很多，颇有水准。到1937年6月5、6两期合刊出了之后停刊。
1999年 孙玉石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130页：北京的《小雅》（1936年6月——1937年6月，共出6期）这个由吴奔星、李伯章主编的诗双月刊，坚持“任何一派的作品，都一律看待的原则”……
2004年 刘静著《新诗艺术论》（中国文史出版社 ）第174页：吴奔星、李伯章主编的《小雅》1936年6月到1937年6月在北平出版6期。
2006年 王文彬著《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商务印书馆 ）第185页：注3，《小雅》诗刊由吴奔星、李伯章担任主编。
2006年 金理著《从兰社到〈现代〉 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第122页：北京吴奔星、李伯章主编的双月刊《小雅》……
2007年 张林杰著《都市环境中的20世纪30年代诗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43页：注3，吴奔星、李伯章：《社中人语》，《小雅》第3期，1936年10月。
由此看来，“李章伯”误为“李伯章”的情况如此之多，应该不是孤立的文字误植问题了，而是由来有自。但限于所见，始作俑者，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这些谈及《小雅》的论者，未必真正看过或者认真看过《小雅》原刊，多半是人云亦云，才会出现类似错误。其中，孙玉石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诗论家，但这么一个简单的错误却在他的重要论著中延续超过十年之久，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也十分令人费解。
其实，关于李章伯的情况，正确的介绍也有不少。比如，吴奔星先生曾在《〈小雅〉诗刊漫忆》（《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中“《小雅》诗刊的创刊经过”一段里指出：
我的朋友李章伯是学西洋文学的，英语挺好。为了搞几个钱，有人介绍他去当私人家庭教师。……其中的一个小姐，竟然爱上了穷老师李章伯。她喜欢读我和章伯写的诗，听说我们要办诗刊，问我们每一期的印刷费最低限度需要多少？我们说，每一期印一千份，估计纸张和印刷费，大约要三十个左右的袁大头。那位小姐引而不发，沉吟了一下，终于微微一笑，说：我从四川到北平的往返路费就可以办两期的了。今年暑假要考大学，我不回家去，就把路费给你们办诗刊吧。
《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史料·索引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5月）在“新文学运动纪事”及介绍“小雅诗社”时分别如此叙述：
（一九三六年）六月 小雅诗社在北平成立，由吴奔星、李章伯主持。同年下半年创办《小雅》诗刊，共出六期。（见793页）
一九三六年六月成立于北平，主要成员有吴奔星、李章伯等。曾创办《小雅》诗刊，共出六期。约于次年六月停止活动。（见824页）
此外，陈鸣树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 （1930年-196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 , 1994年）、朱光灿著《中国现代诗歌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 2000年）、张洁宇著《荒原上的丁香：20世纪30年代北平“前线诗人”诗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3年）等，在谈及《小雅》诗刊时，均没有把李章伯的名字搞错。
李章伯的新诗
李章伯的新诗，以发表在他和吴奔星共同主编的《小雅》诗刊上为最多，其中创刊号为《寄——》、《蒲公英》、《望儿归》、《死床》、《远思》（以上两首署名“月华”）；第二期 为《三月》、《原上之歌》、《百合花》、《月》；第三期为《归欤归欤》、《无题》；第四期为《无题》、《秋夜之华》；第五、六期为《旅邸之夜》、《无题》、《冬天的屋子》、《春之郊》,计17首。此外，他还在路易士主编的《菜花》、《诗志》（可参见《博览群书》2009年第10期拙文“《小雅》创刊地及《诗志》刊名题名者”）、叶悬之编的《诗林》以及香港《红豆》等很多刊物上发表过作品,抗战期间也在桂林的《诗》杂志上发表过翻译的诗歌，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现代诗坛的重要诗人之一。
尽管不少新诗史著作谈及现代派诗歌时都会提及《小雅》诗刊及李章伯，但迄今为止，尚无专人研究过他的诗歌，其诗也鲜见各类新诗选本。就笔者所知，孙望选编的《战前中国新诗选》（绿洲出版社1944年初版，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重印），所录李章伯诗作《无题》（最初发表于《小雅》五六期合刊），是他见诸选本的第一首新诗——
在午夜，我的南窗下/有你的芳踪//竹林的风声/碎落在月照的莓苔//来了，酒湖上的行橹/曳着轻摇的醉波//啊，我的年少的相思
此诗虽然写得清新怡人，但在佳作云集的20世纪30年代的诗歌中，并不突出，不能代表诗人的水平。
台湾学者周伯乃在《早期新诗的批评》（台湾成文出版社 , 1980年5月）一书中，评论过李章伯1936年11月发表在路易士、韩北屏主编的《诗志》创刊号上的诗作《夏之午》：
夏之午/是岑寂的：豆棚底叶荫里，/蜥蜴守着静静的窗//小毛是睡熟了；/当我负米归来，/妻已作成了/他底周岁的鞋。
周伯乃认为，“这首诗，前一段比后一段写得好。前一段具有诗的韵味，而后一段就仅仅是一种说白。作者把没有经过沉思，完全以直觉的瞬间感觉投影在诗上。所以整首诗就显得空洞而贫乏，没有深度。”
《中华艺术话语宝典》（延边大学出版社 , 1992年12月）的编者，在“情境视角”范文部分选取了《夏之午》的前一段（第707页），似乎是认同了周的“前一段具有诗的韵味”的说法。
不过，诗论家吴奔星并不同意《夏之午》后一段是“一种说白”、“空洞而贫乏”的论断，他分析说：
第二节写人。写了三个人。儿子“小毛是睡熟了，”表现了“夏之午”所以“岑寂”的主要原因，要是小毛不睡，他是会笑、会哭、会闹的。特别令人称道的是，正当小毛睡熟的时候，丈夫利用这个空隙从外面扛了米回来了，妻子利用这个机会作成了小毛周岁的鞋。这对“夏之午／是岑寂的”原因深化了一层，要不是小毛睡熟了，这些家务事都是不能干得这么快、这么好的。
诗分两节，一写景，一写人，合而观之，显示出一个小家庭在“夏之午”这段时间的生活风貌。看来，这个小家庭的生活，是并不富裕的，然而却是善于安排的，精神生活是充实而又幸福的。（见《台湾新诗鉴赏辞典》，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第7页）
李章伯曾在香港《红豆》杂志上发表过两首诗歌，即四卷五期的《夜之序幕》和四卷六期的《十二行小唱》。其中《十二行小唱》形式和内容都比较新颖，第一节和末尾的一节文字回环重复，别具匠心，立意升华。不妨试读如下：
有何惋惜于褪色的春衫的/春已归去/春衫的色泽徒然//著五月的榴红/饮陈年的醇酒/视桃红柳绿何如//莫追悔更莫迟疑/一年都是可享的季节/而光阴是没有季节之循环的//有何惋惜于褪色的春衫的/春已归去/春衫的色泽徒然
春天虽好，总要离去，与其无谓的追悔、感伤，不如珍惜每一季的光阴，享受每时每刻的生活。
谷风之轻语，/似催人安息。//垂头的锦葵，/已擎不起凝聚之露珠。// 而喜暗窥的田鼠，/眼帘亦如山岚之沉重了。//夜航的云呢，你还驶向何方，/扬起银色之孤帆？
这是李章伯发表于《诗志》第2期（1937年1月）上的《夜》——一首象征意味浓郁的诗歌，各种意象着力烘托夜之宁静，一种动中之静。尤其是结尾，更令人回味深长。纪弦曾在回忆录（《纪弦回忆录》第一部《二分明月下》，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第111页）中表示，“我记得，当年吴奔星和李章伯的作品，也都是在水准以上，不输给那些同时代人的”。这首《夜》，可为例证。
同在宝岛却错过纪弦
《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993年5月），收录了“李章伯”辞条：
（1906～）原名月华。湖南湘乡人。30年代初就职于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社。1933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1936年后曾与吴奔星创办并主编《小雅》诗刊，并在《菜花》、《诗志》等刊物上发表作品。抗战时期在广西、四川等地任教。1949年去台湾，曾任台北农业学校校长。（第530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章伯并非1949年去的台湾，而是“台湾光复”后于1946年即赴台湾，同年11月11日获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任命，执掌省立桃园农业职业学校，为百废待兴的台湾培养了大量农业方面的人才。李章伯先生夫人李戴秀丽曾在《口述历史》第6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戴秀丽、秀美姊妹访问记录》一文第三节“结识先夫李章伯先生”中叙述：
先夫早年毕业于北京师大外文系，因此对文学及新诗创作方面都有其不同的见地，曾发表多篇诗作，在三十年代的诗坛，享有一席之地。民国25年先夫曾与吴奔星于北平创办《小雅》诗刊，与路易士（纪弦）的《诗志》，戴望舒的《新诗》为当时诗坛的三大刊物……
按照纪弦在《纪弦回忆录第二部·在顶点与高潮》（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第22页）里的叙述，他于1948年11月29日乘船抵达台湾基隆后，就暂住在老友穆中南任教的桃园农校的宿舍里，李章伯恰恰此时正担任农校校长，两人却擦肩而过，无缘相见！后来李章伯奉调台湾省教育厅工作，担任视察、督察，远离诗坛，不知道老友路易士改笔名为纪弦并成为台湾现代派诗歌的旗手，但纪弦在台北成功中学教书多年，同在台湾从事教育工作达数十年之久的两人竟然再未谋面，颇有造化弄人的意味。等到终于互知下落之时，纪弦已经移居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尽管隔海表示“想念你和章伯”（见《现代作家书信集珍》，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6月，第969至971页致吴奔星函），但直到李章伯于1993年4月1日去世，双方再无机会把手言欢，实乃一大遗憾！
李章伯去世后，吴奔星1993年7月30日在台湾《联合报》副刊发表悼念文章《离弦之箭》，题目就出自李章伯发表在《小雅》诗刊第1期《寄——》中的诗句：
离弦之箭是无法挽回的，/我能挽得住你吗？今朝你是决定走了，/走了，永不回来！//我只好/在月光清冷的坟头，/为你开一朵向阳花。
后来，吴奔星又为李章伯编辑了《月华轩诗稿》由香港出版，并寄赠远在美国的纪弦。纪弦回信说，“最近这些日子，我专心拜读你的新旧诗选和章伯兄的诗稿，等我读完之后，一定会写点东西，寄给你过目”，遗憾的是吴奔星已于2004年去世，生前没有看到纪弦所写的文字。至于纪弦在2005年中风前是否动笔、有无完成，就不得而知了……
2010年11月2日至2011年2月10日
上面说李章伯，恰好近日看吴奔星先生文章，吴评＜夏之午＞，较早见到的在吴编《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12，[台湾]李章伯篇。
吴的＜拥抱——给从台湾归来的三十年代诗人李章伯＞：「四十多年的阔别，换来一次拥抱……。别笑我们已经七老八十，总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写于1988年，是为一点补充。
又，《月华轩诗稿》李章伯著.--香港：新天出版社, 民83年 。 李章伯和李伯章而言，为什么容易混淆呢，这有个文化传统的原因，
因为一般名字中带“伯”的多数情况为第二字，这与伯的汉字意思有关，伯为老大之意（伯、仲、叔、季），
名字中较少见伯处于第三字的情况，另外就李章伯和李伯章而言，显然李伯章音节更顺口，而李章伯较拗口，
综合以上原因，容易使人错将李章伯记为李伯章，原因并非费解，
所以起名还是要有点讲究，对吧？ 引用第2楼欧阳静茹于2011-06-01 14:40发表的 :
李章伯和李伯章而言，为什么容易混淆呢，这有个文化传统的原因，
因为一般名字中带“伯”的多数情况为第二字，这与伯的汉字意思有关，伯为老大之意（伯、仲、叔、季），
名字中较少见伯处于第三字的情况，另外就李章伯和李伯章而言，显然李伯章音节更顺口，而李章伯较拗口，
.......
取名是一个问题.但这个和取名并无关系吧.哈哈. 为验证我的说法，你可以与那些容易搞错李章伯名字的人沟通调查，不就知道原因了吗
如果是一个人容易搞错，那可能是他本身问题，如果多数人容易搞错，那就不是人的问题了，可能就是名字本身的问题， 引用第4楼欧阳静茹于2011-06-06 09:59发表的 :
为验证我的说法，你可以与那些容易搞错李章伯名字的人沟通调查，不就知道原因了吗
如果是一个人容易搞错，那可能是他本身问题，如果多数人容易搞错，那就不是人的问题了，可能就是名字本身的问题，
您的说法不能苟同.其实我的文章里没好意思说出来,就是一个人错了之后,导致后来很多人错误.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些论者并不去看原刊原文,就写自己的文章,亦是一种"人云亦云"也. 1986年 陈绍伟编《诗歌辞典》（花城出版社）第371至372页： [小雅]1936年6月创刊于北京。双月刊。……主编吴奔星、李伯章。
估计,这个为始作俑者.
现在研究现代文学的,很多人是不喜欢到图书馆翻找当年的刊物的,学风已经很令人扼腕了. 这种以讹传讹，是不是可以算作学风的一种体现呢？
俺们老板要求我们写报告，不仅不能有错字，格式也必须统一
内部存档5号字（可以节约纸张）
外部行文小4号（便于阅读）
邮件也有要求（字号、字体、行距、颜色）
严谨很重要 第一次听说其人。 引用第8楼beautipose于2011-10-26 09:03发表的 :
第一次听说其人。
如果看3、40年代的诗刊，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名字的。后来去了台湾，从事教育，和文学就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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