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汉西安地区的釉陶
西汉西安地区的釉陶西汉中晚期期开始，长安城东部平民墓葬中普遍开始流行随葬一种表面施棕黄或绿色釉的陶器，称之为釉陶。这种釉陶由于含铅量很高，熔融温度范围比较宽，因此可以在较低的温度条件下（大约650℃—850℃左右）烧成。
釉陶最早出现在西汉武帝时期墓葬中，西汉早期以前的器物还未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实例。根据《长安汉墓》统计，出土的釉陶器634件中，西汉中晚期墓葬出土釉陶81件，占总釉陶器数量的百分之十三；西汉晚期墓葬出土釉陶394件，占总釉陶数的百分之六十二；新莽时期出土釉陶158件，占总釉陶数百分之二十五。明显可以看出，釉陶器的大量使用主要集中在西汉中晚期之后。此后，铅秞技术向外传播，在此时河南等地有了较多的发现。到了东汉，铅秞陶流行地域更加广泛，西至甘肃，北至长城，东到山东，南抵湘赣，均有出土。
由于釉陶的烧成温度低，胎质松软，釉层与胎体结合程度不高，易剥落或破碎，加上釉中含铅有毒，所以釉陶基本上只是作为丧葬使用的明器，至今还没有发现实用器。
叶喆民先生在《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中认为铅秞技术是从外国传入，“这种碱金属硅酸釉早已在埃及发明，但长时期没有传到埃及国外。自从混入铅变成容易使用的釉以后，才逐渐扩及到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西域一带”，因而我国的铅秞是在汉朝时经由西域传来的。
但张福康、张志刚先生在《中国历代低温色釉的研究》中认为，铅秞的发明由于我国人民早已认识到玻璃（琉璃）形成规律及其特性后受此启发，进而把它应用到陶器表面。现今发现最早的琉璃器属于西周时期，春秋后期，琉璃开始代替玉、石装饰剑格、珥，到战国时更为流行，在战国贵族墓葬中常有琉璃壁、环的发现。我国的琉璃器的组成属于铅钡系统，不同于国外地中海一带的钠钡玻璃。因此，我国先民早已掌握铅和石英砂混合物在高温下发生玻化这一规律，釉陶的发明是这一规律应用到实践的一个独特例证。
釉陶的器型在西汉中期有鼎、盒、钫、壶、罐、奁、仓、灯、重炉、饼，西汉晚期有鼎、盒、壶、罐、奁、仓、灯、重炉、灶、马俑、羊俑、猪俑、盆、甑、案、盘、釜等。洛阳烧沟汉墓群中家禽家畜的出现是在东汉中期之后，而关中地区在汉初的一些帝陵陪葬坑及贵族墓中已经大量使用家禽家畜俑，以示其社会地位与财富，这种习俗逐渐影响到了一些中小型墓的随葬品组合，从而该地区的中小型墓相对于其他地区更早地使用了陶质家禽家畜乃至釉陶俑随葬。
此期的釉陶大多为泥质红陶，只有极少数为泥质灰陶，这可能是明器烧造不需精致，所以温度气氛均为到达灰陶烧成的条件。西汉中晚期釉陶釉色偏于黄色，西汉晚期则多为绿釉。西汉釉陶的着色剂成分和以后唐宋三彩比较相对单一，主要是铁离子，铅是主要的助溶剂。铁离子在不同的烧成气氛中有不同的价态和呈色。低温氧化气氛时呈黄色，高温还原气氛时呈绿色，其临界值为650℃。因此，相信在西汉中晚期这个转变中应该存在一次窑炉的改进，使釉的呈色由黄转向绿。东汉时期的釉陶颜色全部为绿色，说明人们应经能成功的控制窑室的气氛了。
釉陶相对于同期的彩绘陶而言纹饰较为丰富。彩绘纹饰主要是几何纹以云纹为主，釉陶纹饰的种类就趋于多样化，其对当时生活观念和宗教信仰的表现力非彩绘陶所能比拟。西汉中晚期鼎、盒、罐、仓等多为素面。晚期纹饰迅速增加，并呈现出一种程式化的趋势。鼎盖多模印龙虎鹿熊朱雀野猪等奔兽、仙人间以云纹。壶肩部多模印山峦间杂xxx鹤羊猪、骑马射猎等图案及对称铺首衔环，其间饰以云气纹。罐肩部也多模印山峦及虎、鹿等奔兽形象。奁纹饰与壶类似，但更为复杂，其盖顶模印山峦沟壑，峰峦叠嶂，沟谷幽深，其间饰以豹、野猪、羊、熊、马等图案；腹部两道凸棱间模印山峦及对称铺首衔环，山峦间饰仙鹤、羽人、龙、豹、熊、麒麟、鹿、鸿雁、云气等图案。仓多只饰两组凹弦纹。盒也多为素面，也有一部分与壶罐类似。这些纹饰折射出的社会习俗信仰和历史文化背景,，《长安汉墓》中已经有详细的论述，此不赘言。在这里只想对“汉承秦制、融楚俗、揉周礼”谈点看法。釉陶纹饰反应了求仙或求仙思想确凿无疑，这是流行于整个汉代上下所有阶层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不死与仙的观念起源于齐国，源于齐地传说的海上三山一直是汉人向往的极乐，来自齐国的方士一直在人们眼中神秘莫测。余英时先生在《东汉生死观》中说：“在公元前三四世纪，齐国著名的稷下学者中许多是黄老道家。自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黄老学者或是齐地人或与齐国有联系。因此有理由设想，黄老道在战国将近结束时起源于齐。”汉代的主题思想除了秦制、楚俗、周礼之外，还包括应包括齐风。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在汉代的众多器物上都表现出强烈的齐国风情。仅仅用似乎和齐风类似的楚俗是不能涵盖所有的范畴，特别是关乎生死的思想，只有在齐地的游仙观念上才能找到它的源头。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