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英词典词类标注的对象
文/王仁强发表在《语言文学与教学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摘 要：词典学界在汉英词典的词类标注对象上存在认识偏差和实践分歧。从词类标注的科学性、用户信息需求分析和汉英词典词类标注的现状分析三个维度进行考察之后，认为不论是内向型汉英词典还是外向型汉英词典，在词类标注的对象上都只能采用“汉语本位法”。
关键词：汉英词典、词类标注、对象
On the Target of POS Labeling in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ies
Wang Ren-qiang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It is found that some misunderstanding and diverging practice exist with regard to the target of POS labeling in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cientific requirement for POS labeling, information needs of the users and the status quo of POS labeling in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ies, it is argued in this thesis that the target of POS labeling should be the Chinese headwords and its senses both in L2-L1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ies and L1-L2 ones.
Key word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ies; POS labeling; target
一、汉英词典词类标注对象的分歧
一般而言，不论单语词典还是双语词典，其词类标注的对象通常都是词典的左项，即词目。但是，在汉英等汉外词典编纂的理论探讨中，对于词类标注的对象却存在着分歧与偏差。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旨在帮助汉语为母语者运用外语的内向型汉外词典，没有必要给汉语词目标注词类，而对于词目词的外语对应词则应该说明其词类；旨在帮助汉语非母语者学习汉语的外向型汉外词典，必须为汉语词目词标注词类，而对于外语词目词的外语对应词则没有必要标注词类。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寒食（1993）、陆嘉琦（1997，2005）和丁炳福（2002）。其中，丁炳福（2002）还把前一种词类标注法叫做“英语本位法”，把后一种叫做“汉语本位法”。
第二种观点认为，汉语词头和英语对应词都有必要标注词类。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李蒂西（2000），其次是丁炳福（2002）[①]。比如，李蒂西指出，“就汉语来说，其英译往往随词性而异。就英译而言，其词形往往需随其词性有所变换。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来说，在利用汉英词典进行汉译英时，首先必须弄清英语对应词的词性，而后才能依照英语语法规则进行相应的词形变换;而外国读者分辨汉语词的词性更是十分困难。因而给汉语词目和英语对应词都标注词性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李蒂西，2000：82）李蒂西在论述中没有区分词典类型。丁炳福则认为，“如果打算编纂一部兼具外向型和内向型特点的汉英词典（虽然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来说不大适宜，因为两种类型的双语词典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别，甚至是质的差别，但在专门为对外汉语教学服务的汉英词典一时还难以满足读者需求的实际状况下，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那么最好同时兼用两种词性标注方法，即为汉语词头和英语对应词都标注词性。”（丁炳福，2002：64）陆嘉琦（2005：35）认为，丁炳福的观点比李蒂西的看法更进了一步，但他不赞成这种将两种类型的汉外词典捏在一起的做法。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认为，不论是内向型汉英词典还是外向型汉英词典，其词类标注都只能是汉语词目。其理由如下：
二、词类标注的科学性
上述观点在有关汉英（汉外）词典词类标注的问题上仅仅关注用户需要，注重实用性，但与此同时却忽略了词类标注的科学性。须知，词类标注的科学性是实用性的前提。没有科学性，何来实用性？从科学性的角度看，不论哪种类型的汉英词典，其词类标注的对象都只能是汉语词目，因为在汉英词典的译义过程中是不能忽略汉语词目的词类信息的。其理由是：
（一）鉴于词类与词义具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Aitchison,2003），汉语词目的词类标注无疑是汉英词典译义中的一种至关重要的译义辅助手段。《汉英词典》（1978）的主编吴景荣先生就正确地指出，“一部汉英词典，汉语占了一半，而且是重要的一半，如果汉语发生问题，词典的基础就会动摇。 ”（吴景荣, 1992: 58）显然，汉英词典译义过程中是不能忽略汉语词目的词类信息的。
（二）标注汉语词目的词类有助于提高汉英词典译义的准确性。双语词典在译义过程中必须坚持“词类对译”的原则（Zgusta，1971：313；黄建华，1998：10），汉英词典也不例外。但是，“词类对译”的前提是汉语词目的词类识别：不论汉英词典是否标注词类，都涉及到汉语词目的词类识别，只不过显性的词类标注更有助于汉英词典准确译义。雍和明（2003：194）指出，“词类标注与其说有助于用户，倒不如说更有助于编者操作，因为用户对词类知识的需求会远远超出对词类的基本划分，这种一般性的划分并不能完全解决解码过程中出现的基本问题。”对于编者而言，汉英词典标注汉语词目的词类有助于义项的确定，有助于提高译义的准确性，有助于配例与词性的协调。王仁强和章宜华（2006）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显性的词类标注能够显著提高汉英词典译义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因此，从科学性的角度看，不论哪种类型的汉英词典，其词类标注的对象都只能是汉语词目，因为在汉英词典译义过程中是不能忽略汉语词目的词类信息的。那种回避汉语词目的词类标注而给英语对应词标注词类的所谓“英语本位法”显然是本末倒置。
三、用户信息需求分析
从用户需求的视角看，不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汉英词典的用户都需要汉语词目的词类信息，只不过需求的角度不一样。外向型汉英词典用户需要汉语词目的词类信息，以便正确地理解汉语词目的词义和用法，并最终达到正确使用汉语。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倒是内向型汉英词典用户是否需要汉语词目的词类信息。陆嘉琦（1997，2005）和丁炳福（2002）都认为，对内向型汉英词典用户而言，汉语词目的词类属于已知信息，没有必要提供，而英语对应词的词类才是他们所需的未知信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其理由是：（一）内向型汉英词典的用户都习惯了英语词典以及英汉词典的词类标注，对于兼有多种词类的多义词而言，都习惯按照词类检索词义（或对应词），因此内向型汉英词典标注词类无疑可以提高检索效率；（二）对于内向型汉英词典用户而言，只要汉英词典的汉语词目的词类标注正确，同时坚持了“词类对译”原则，那么英语对应词的词类自然就是已知信息，只不过内向型汉英词典用户还需要除了英语对应词的词类之外的其他语法信息，尤其是搭配信息。这种搭配信息，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应词的括注来实现，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例证来实现。《新世纪汉英大词典》在汉语词目及其英语对应词的搭配信息方面就进行了较为成功的探索。（惠宇，2004；素欣，2004）
四、汉英词典词类标注的现状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汉英词典的词类标注总体情况是：绝大部分汉英词典都在积极探索全面标注汉语词目的词类，既标注汉语词目又标注英语对应词的汉英词典还没有，而不标注汉语词目反而标注英语对应词的词典仅有两部，其中一部是程恩洪和张义斌主编的《汉英实用表达词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另一部则是王希荣和陈洪安主编的《汉英词典——常用词汇》（外文出版社，2001）。我们认为，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三点问题：（一）碍于汉语词类标注的难度，尽管针对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小型汉英词典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尝试过全面标注词类，但是大中型汉英词典的词类标注主要寄希望于可资作为蓝本的大中型汉语词典首先标注词类，而中型以上的汉语词典全面标注词类也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如《应用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及语文出版社，2004）和《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因此2000年以前出版的大中型汉英词典没有标注汉语词目的词类并不等于说编者不想标注；（二）大中型汉英词典的词类标注走的是“先有再完善”的渐进路线，即从首先尝试为虚词及少量实词标注词类，到为单字标注词类，再到全面标注词类。最近几年来，几部较有影响的大中型汉英词典（如《实用汉英翻译词典》（漓江出版社，2001）、《ABC汉英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出版社，2003）、《新世纪汉英大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就已经实现了全面的词类标注。（三）为汉语词目和英语对应词同时标注词类纯属多余：一方面，科学的词目翻译坚持“词类对译”原则，理想的（语言）对应词理应不仅词义相等而且词类相同，词类不同的可以归入（言语）等值词放入例证翻译中；另一方面，词类相同的对应词通常不止一个，为每个对应词都标注词类显得累赘，更何况有的对应词实际上是短语而不是词，因而不能标注词类。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不论是内向型汉英词典还是外向型汉英词典，其词类标注的对象都应该是汉语词目，即都应该采取“汉语本位法”，只是两类汉英词典在语法标注的其他方面可显示差别。我们认为，之所以汉英等汉外词典在词类标注问题上会出现“汉语本位法”和“外语本位法”之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汉语词类问题的复杂性及所谓“词无定类”的消极影响。在词类标注对象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与其说是汉英词典词类标注实践上的分歧，不如说是理论上的纷争。
参考文献：
Aitchison, Jean. Words in the Mi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ntal Lexicon . 3rd ed. Oxford: Blackwell, 2003.
Zgusta, Ladislav. Manual of Lexicography . Prague: Academia, 1971.
丁炳福. 试论汉英词典的词性标注. 辞书研究, 2002 (6): 61-67.
寒食. 从《汉英词典》到《现代汉英词典》——谈我国综合性汉英词典的编纂. 辞书研究, 1993 (5): 37-144.
黄建华. 改进双语词典的翻译. 辞书研究, 1998 (2): 9-18.
惠宇. 读者第一注重实用——关于《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编纂思想的思考. 外语教学, 2004 (3): 1-10.
陆嘉琦. 关于积极型汉外双语词典编纂的思考.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7 (2): 48-50.
陆嘉琦. 漫译汉外词典中的词类问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第6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 2005: 34-36，51.
李蒂西. 关于汉英词典如何进一步完善提高的几点意见. 辞书研究, 2000 (2): 76-82.
素欣. 第四代汉英词典的编纂新理念——《新世纪汉英大词典》评介. 外语教学, 2004 (2): 6-8.
王仁强、章宜华. 汉英词典词类标注对译义准确性的影响调查. 现代外语, 2006 (2): 139-146.
吴景荣. 评1979年版《汉英词典》.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2 (3): 57-59.
雍和明. 交际词典学.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作者简介：王仁强（1970 - ），四川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词典学
[①] 丁炳福（2002）主要坚持第一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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