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阙斋课程（癸卯孟夏立）
读熟读书十页。看应看书十页。习字一百。数息百八。记《过隙影》（即日记）。记《茶馀偶谈》一则。--右每日课。
逢三日写回信。逢八日作诗、古文一艺。--右月课。
熟读书：《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应看书：不具载。
作文当求议论纵横，才气奔放，作为如火如茶之文，将来庶有成就，切不可安于庸陋，初基不可不大也。
平沓最为文家所忌，宜力求痛改此病。
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馀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走，丝毫不能自主。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推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苦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场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有于我哉？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已，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胜，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古文，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盟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曾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十一月信言现看《庄子》并《史记》，甚善。但作事必须有恒，不可谓考试在即，便将未看完之书丢下，必须从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将《史记》看完，则以后看书不可限量，不必问进学与否也。贤弟论袁诗、论作字亦皆有所见，然空言无益，须多做诗多临帖乃可谈耳。譬如人欲进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进京程途，亦何益哉？即言之津津，人谁得而信之能？
不如安分耐烦，寂处里闾，无师无友，挺然特立，作第一等人物，此则我之所期于清荣者也。昔婺源汪双池先生一贫如洗，三十以前在窑上为人佣工画碗，三十以后读书，训蒙到老，终身不应科举，卒著书百馀卷，为本朝有数名儒，彼何尝有师友哉？又何尝出里间哉？余所望于诸弟者，如是而已，然总不出乎立志有恒四字之外也。
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
若非道义可得者，则不可轻易受此。要做好人，第一要在此处下手。能令鬼眼神钦，则自然识日进，气田刚；否则不觉堕入卑污一流，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不可不慎！诸弟规处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人担当，正好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
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阙一不可。
但讲阔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颟顸，毫无条理，虽大亦奚足贵？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则器局宏大，无有流弊者耳
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往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
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人，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勾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末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余生平之失，在志大而才疏，有实心而乏实力，坐是百无一成。
昔贤谓宜用猛火煮、漫火温，弟今正用猛火之时也。
凡人为一事，以专而精，以纷而散。荀子称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庄子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皆至言也。
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弟在外办事宜随时斟酌也。
惟作事贵于有恒，精力难于持久，必须日新又新，慎而加慎
昔耿恭简公谓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
大抵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将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盖郁而不畅，则伤木；心火上烁，则伤水。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仍拂遽尔摧沮。
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者为根抵，如两通（杜氏《通典》、马氏《通考》，两衍义，及本朝两通（徐乾学《读礼通老》、秦蕙田《五礼通考》），皆萃六经诸史之精，该内圣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书，或熟其一二，即为有本有末之学。
弟近年书法远逊于昔，在家无事，每日可仍临帖一百字，将浮躁处大加收敛。心以收敛而细，气以收敛而静，于字也有益，于身于家皆有益。
然祸福由天主之，善恶由人主之。由天生者，无可如何，只得听之；由人主者，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日算一日。
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余在外无他虑，总怕子侄习于骄奢逸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弟切戒之。
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
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
写字一纸，有秀劲之气，若常写不间断，必有猛进之时。余自八年起，每日用油纸摹帖，不甚间断，近日常常长进，弟亦可用油纸试摹也。
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声音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苦于不自知。
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起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妾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间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
然吾兄弟既誓拚命报国，无论如何劳苦，如何有功，约定终始不提一字，不夸一句，知不知一听之人，顺不顺一听之天而已。
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以为借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上，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襟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退之、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
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
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人人须记此二语也。
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
星冈公教人常言："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
《古文四象》目录抄付查收。所谓四象者：识度即太阴之属，气势则太阳之属，情韵少阴之属，趣味少阳之属。其中所选之文，颇失之过于高古。弟若依此四门，而另选稍低者、平日所嗜者抄读之，必有进益。但趣味一门，除我所抄者外，难再多选耳。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
朱子尝言：悔字如春，万物蕴蓄初发；吉字如夏，万物茂盛已极；吝字如秋，万物始落；凶字如冬，万物枯凋，又尝以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贞字配冬，兄意贞字即硬字诀也。弟当此艰危之际，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庶几可挽回一二乎？
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养生六事勖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力，子弟宜多习）；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
为学四事勖儿辈：一曰看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一曰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一曰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农，山之无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破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见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否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仍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看《庄子》有两种难处：必先通于小学训诂之书，而后能识其假借奇字；必先习于古文辞章之学，而后能读其奇篇奥句。尔于小学、古文两者皆未曾入门，则《庄子》中不能识之字、不能解之句多矣。
欲通小学，须略者段氏《说文》、《经籍纂诂》二书。王怀祖（名念孙，高邮州人）先生《读书杂志》中，于《汉书》之训诂，极为精博，为魏晋以来释《庄子》者所不能及。
欲明古文，须略看《文选）及姚姬传之《古文辞类纂》二书。班益坚最好文章，故于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杨雄、刘向、匡衡、谷永诸传，皆全录其著作；即不以文章名家者，如灵山邹阳等四人传、严助朱买臣等九人传、赵充国屯田之奏、韦元成议礼之疏以及贡禹之章、陈汤之奏狱，皆以好文之故，悉载巨篇。如贵生之文，既著于本传，复载于《陈涉传》《食货志》等篇；子云之文，既著于本传，复载于《匈奴传》《王贡传》等篇；极之《充国赞》《酒箴》，亦皆录入各传。盖益坚于典雅瑰席之文，无一字不甄采。
尔将十二帝纪阅毕后，且先读列传。凡文之为昭明暨姚氏所选者，则细心读之；即不为二家所选，则另行标识之。若小学、古文二端略得途径，其于读《庄子》之道思过半矣。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
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
至于作人之道，圣贤于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亲切。
读书当虚心涵泳，切己体察。
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没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准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谁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但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
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尔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来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
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余所选钞五古九家，七古六家，声调皆极铿铿，耐人百读不厌。余所未钞者，如左太冲、江文通、陈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鲍明远、高达夫、王摩诘、陆放翁之七古，声调亦清越异常。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古人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又云"锻诗来就且长吟"，可见古人惨淡经营之时，亦纯在声调上下工夫。盖有字句之诗，人籁也；无字句之诗，天籁也。解此者，能使天籁人籁凑泊而成，则于诗之道思过半矣。
凡作一事，无论大小易难，皆宜有始有终。
作字时先求国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
余于本朝大儒，自顾亭林之外，最好高邮王氏之学。
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以韩退之为干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曰《易》，曰《书》，曰《诗》，曰《春秋左传》，曰《庄子》，曰《离骚》，曰《史记》，曰相如、子云。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书》，曰《礼》，曰《春秋》；旁者曰《毂梁》，曰《孟》《荀》，曰《庄》《老》，曰《国语》，曰《离骚》，曰《史记》。二公所读之书，皆不甚多。
本朝善读古书者，余最好高邮王氏父子，曾为尔屡言之矣。今观怀祖先生《读书杂志》中所考订之书，曰《逸周书》，曰《战国策》，曰《史记》，曰《汉书》，曰《管子》，曰《曼于》曰《墨子》，曰《苟子》，曰《淮南子》，曰《后汉书》，曰《老》《庄》，曰《吕氏春秋》，曰《韩非子》，曰《扬子》，曰《楚辞》，曰《文选》，凡十六种，又别著《广雅疏证》一种。伯申先生《经义述闻》中所考订之书，曰《易》，曰《书》，曰《诗》，曰《周官》，曰《仪礼》，曰《大戴礼》，曰《礼记》，曰《左传》，曰《国语》，曰《公羊》，曰《毂梁》，曰《尔雅》，凡十二种。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然亦不满三十种也。
余于《四书》《五经》以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馀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措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徐种。早岁笃志为学，恒思将此十徐书贯串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愧侮。泽地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
无论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无论古今何等书家，其落笔结体，亦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
世人论文家之语圆而藻丽者，莫如徐（陵）庚（信），而不知江（淹）鲍（照）则更圆，进之沈（约）任（(日方)）则亦圆，进之潘（岳）陆（机）则亦圆。又进而溯之东汉之班（固）张（衡）崔（驷）蔡（邕）则亦圆，又进而溯之西汉之贾（谊）晁（错）匡（衡）刘（向）则亦圆。至于司马迁、相如、子云三人，可谓力趋险奥，不求圆适矣，而细读之，亦未始不圆。至于昌黎，其志意直欲陵驾于长、卿、云三人，戛戛独造，力避圆熟矣，而久读之，实无一字不圆，无一句不圆。
尔于古人之文，若能从江、鲍、徐、度四人之圆，步步上溯，直窥卿、云、马、韩四人之圆，则无不可读之古文矣，即无不可通之经史矣，尔其勉之！
药能活人，亦能害人。良医则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康医则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
每日饭后定数千步，是养生家第一秘诀。
尔写字笔力太弱，以后即常摹柳帖亦好。家中有柳书《玄秘塔》《琅邪碑》《西平碑》各种，尔可取《琅邪碑》日临百字摹百字。临以求其神气，摹以仿其间架。
尔看书天分甚高，作字天分甚高，作诗文天分略低，若在十五六岁时教导得法，亦当不止于此。今年已廿三岁，全靠尔自己扎挣发愤，父兄师长不能为力。作诗文是尔之所短，即宜从短处痛下工夫。看书写字尔之所长，即宜拓而充之。走路宜重，说话宜迟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样。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话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
尔累月奔驰酬应，犹能不失常课，当可日进无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素，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畜，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尔之短处在言语欠钝讷，举止欠端重，看书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峥嵘；若能从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工，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自尔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
李、杜、韩、苏四家之七古，惊心动魄，曾涉猎及之否？
尔近来写字，总失之薄弱，骨力不坚劲，墨气不丰腴，与尔身体向来轻字之弊正是一路毛病。尔当用油纸摹毅率之《郭家庙》、柳字之《琅琊碑》《玄秘塔》，以药其病。日日留心，专从厚重二字上用工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人所以稍顾体面者，冀人之敬重也，若人之傲情鄙弃业已露出，则索性荡然无耻，拼弃不顾，甘与正人为仇，而以后不可救药矣。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庞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
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子》之诙诡，则余愿偿矣。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尔宜先于韩公倔强处揣摩一番。
韩公五言诗本难领会，尔且先于怪奇可骇处、诙谐可笑处细心领会。可骇处，如咏落叶则曰："谓是夜气灭，望舒陨其圆"；咏作文，则曰："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可笑处，如咏登科则曰：侪辈妒且热，喘如竹筒吹"；咏苦寒，则曰："羲和送日出，（忄匡）怯频窥觇"。尔从此等处用心，可以长才力，亦可添风趣。
前所示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古人绝好文字，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长
纪泽于陶诗之识度不能领会，试取《饮酒》二十首、《拟古》九首、《归田园居》五首、《咏贫士》七首等篇反复读之。若能窥其胸襟之广大，寄托之遥深，则知此公于圣贤豪杰皆已升堂入室。
韩无阴柔之美，欧无阳刚之美，况于他人而能兼之？凡言兼众长者，皆其一无所长者也。
古文如贾谊《治安策》、贵山《至言》、太史公《报任安书》、韩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论》、苏东坡《上神宗书》，时文如黄陶庵、吕晚村、袁简斋、曹寅谷，墨卷如《墨选观止》、《乡墨精锐》中所选两排三叠之文，皆有最盛之气势。
尔当兼在气势上用功，无徒在揣摩上用功。大约偶句多，单句少，段落多，分股少，莫拘场屋之格式，短或三五百字，长或八九百字千馀字，皆无不可。虽系《四书》题，或用后世之史事，或论目今之时务，亦无不可。总须将气势展得开，笔仅使得强，乃不至于束缚拘滞，愈紧愈呆。
故垒尔等于少壮时，即从有恒二字痛下工夫，然须有情韵趣味，养得生机盎然，乃可历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则不能真有恒也。
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二语，即养生之道亦然。体强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体弱者，如贫人因节啬而自全。节啬非独食色之性也，即读书用心，亦宜俭约，不使太过。
余"八本匾"中，言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又尝教尔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亦去恼怒之道也。既戒恼怒，又知节啬，养生之道，已尽其在我者矣。
此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委想去计较他。凡多服药饵，求祷神抵，皆妄想也。
尔学柳帖《琅邪碑》，效其骨力则失其结构，有其开张则无其（扌完）搏。古帖本不易学，然尔学之尚不过旬日，焉能众美毕备，收效如此神速？
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
以后每日习柳字百个，单日以生纸临之，双日以油纸摹之。临帖宜徐，摹帖宜疾，专学其开张处。数月之后，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因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
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沿途州县有送迎者，除不受礼物酒席外，尔兄弟遇之，须有一种谦谨气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惰也。
泽儿天质聪颖，但嫌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工夫。鸿儿则从勤率上用些工夫。用工不可拘苦，须探讨些趣味出来。
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譬之书家，羲、献、欧、虞、诸、李、颜、柳，一点一画，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气亦全无似处。本朝张得天、何义门虽称书家，而未能尽变古人之貌，故必如刘石庵之貌异神异，乃可推为大家。
诗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通绝群伦，不足以当大家之目。渠既通绝群伦矣，而后人读之，不能辨识其貌，领取其神，是读者之见解未到，非作者之咎也。
尔以后读古文古诗，谁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目能分别蹊径。今人动指某人学某家，大抵多道听途说，扣望把炮之类，不足信也。君子贵于自知，不必随众口附和也。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钞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置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著矣。
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
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
家勤则兴，人勤刚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陶渊明、白香山、苏子瞻所以受用者，只为知命。
阅扬子《法言》，究不如《文中子》之平实，盖子云文学中人，非道德中人也。细思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前此所见之"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逞；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勤能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土，不外一"谦"字。吾将夺此二字以终身。倘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戒"骄"字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
文章之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
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干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
五古拟专读陶潜、谢眺［（月兆）］两家，七古拟专读韩愈、苏武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庭坚，七绝专读陆游。以一二家为主，而他家则参观互证，庶几用志不纷。
温韩文数首，朗诵，若有所得。余昔年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将此八言各作十六字赞之，至次日辰刻作毕。附录如左：
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直：黄河干曲，其体仍直；山势若龙，转换无迹。
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
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
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
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蛟；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洁：冗意陈言，类字尽更；慎尔褒贬，神人共监。
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
念人生苦不知足，方望溪谓汉文帝之终身，常若自觉不胜天子之任者，最为善形容古人心曲。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优，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觉处处皆有善气相逢。如自觉我已无愧无作，但觉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啬，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
思德成以谨言慎行为要，而敬、恕、诚、静、勤、润六者，缺一不可；学成以三经、三史、三子、三集烂熟为要，而三实亦须提其要而钩其元；艺成以多作多写为要，亦须自辟门径，不依傍古人格式；功成以开疆安民为要，而亦须能树人、能立法，能是二者，虽不扣疆、不泽民，不害其为功也，四者能成其一，则足以自信。
"朱子之学得之艰苦，所以为百世之师"二语，深有感千余心。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
尔禀气太清，清则易柔，推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易刻，惟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余字汝曰唸刚，恐其稍涉柔弱也。教汝读书须具大量，看陆诗以导闲适之抱，恐其稍涉刻薄也。尔天性淡于莱利，再从此二事用功，则终身受用不尽矣。
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财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素，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逐觉日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尔之短处在言语欠钝讷，举止欠端重，看书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峥嵘，若能从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功，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自尔精进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
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都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恰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尔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
"吾意学者于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看者"日知其所七"，读者"月无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贾趋利，闻风即往，但求其多；读者如富人积钱，日夜摩拳，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上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缺亦不可混。至写字不多则不熟，不熟则不速。无论何事，均不能敏以图功。至作文，则所以浦此心之灵机也。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如泉在地，不凿汲则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则不成令器。
儿读书有难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但于已阅过考，自作暗号，略批见字，否则历久忘其为已阅未阅矣。
尔《说文》将看毕，拟先看各经注疏，再从事于词章之学。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益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信，不妄下一字也。
尔于小学既粗有所见，正好从词章上用功。《说文》看毕之后，可将《文选》细读一过。一面细读，一面钞记，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训，不手钞则不能记，不摹仿则不惯用。
自宋以后，能文章者不通小学；国朝诸儒，通小学者又不能文章。余早岁窥此门径，因人事太繁，又久历戎行，不克卒业，至今用为疚憾。水之天分，长于看书，短于作文。此道太短，则于古书之用意行气，必不能看得谛当。目下宜从短处下工夫，专肆力于《文选》，手钞及摹仿二者皆不可少。待文笔稍有长进，则以后访经读史，事事易于着手矣。
尔所论看《文选》之法，不为无见。吾现汉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训诂精确，二日声调铿铿。《说文》训诂之学，自中唐以后人多不讲，宋以后说经尤不明故训。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学，段茂堂、王怀祖两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声音之本，乃知《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尔若能熟读段、三两家之书，则知眼前常见之字，见唐宋文人误用者，椎《六经》不误，《文选》中汉赋亦不误也。即以尔禀中所论《三都赋》言之，如"蔚若相如，(上若下两虫)若君子"，以一蔚字该括相如之文章，以一(上若下两虫)字该括君平之道德，此虽不尽关乎训信，亦足见其下字之不苟矣。至声调之理骼，如"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碧出苌弘之血，鸟生杜字之魄"，"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数军实乎桂林之苑，戎旅乎落星之楼"等句，音响节奏，皆后世所不能及。尔看《文选》，能从此二者用心，则渐有入理处矣。
尔于小学训诂颇识古人源流，而文章又窥见汉魏六朝之门径，欣慰无已。余尝怪国朝大儒如戴东原、钱辛楣、段懋堂、王怀祖造老，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直通汉唐，而文章不能追寻古人深处，达于本而阂于本，知其一而昧其二，颇所不解。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晋人左思、郭璞小学最深，文章亦逼两汉，潘、陆不及也），久事戎行，斯愿莫遂。若尔曹能成我未竟之志，则至乐莫大乎是，即日当批改付归。
尔既得此津筏，以后便当专心一志，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由班、张、左、郭、上而扬、马，而《庄》《骚》，而《六经》，靡不息息相通。下而潘、陆，而任、沈，而江、鲍、徐、民则词愈杂，气愈薄，而圳洁之道衰矣。至韩昌黎出，乃由班、张、扬、马而上脐《六经》，其训治亦甚精当。尔试观《南海神庙碑》《送郑尚书序》诸篇，则知韩文实与汉赋相近；又观《亲张署文》、《平淮西碑》诸篇，则知韩文实与《诗经》相近。近世学韩文者，皆不知其与扬、马、班、张一鼻孔出气，尔能参透此中消息，则几矣。
尔阅看书籍颇多，然成诵者太少，亦是一短。嗣后宜将《文选》最惬意者熟读，以能背诵为断。如《两都赋》《西征赋》《芜城赋》及《九辩》《解嘲》之类，皆宜熟读。《选》后之文，如《与杨遵彦书》（徐）、《哀江南赋》（庚）亦宜熟读。又经世之文，如马贵与《文献通考》序二十四首，天文如丹元子之《步天歌》（《文献通考》载之），（《五礼通考》载之），地理如顾祖禹之《州域形势叙》（见《方舆纪要》首数卷，低一格者不必读，高一格者可读，其排列某州某郡无文气者亦不必读）--以上所选文七篇三种，尔与纪鸿儿皆当手抄熟读，互相背诵。将来父子相见，余亦课尔等背诵也。
吾教诸弟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汩设性灵。至要至要。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社，此两家无一字不细看。外此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
尔治经之时，无论看清疏，看来传，总宜虚心求之。其惬意者，则以来笔识出；其怀疑者，则以另册写一小条，或多为辩论，或仅著数学，将来疑者渐晰，又记于此条之下，久久渐成卷帙，则自然日进。高邮王怀祖先生父子，经学为本朝之冠，皆自札记得来。
吾于训诂、词章二端颇尝尽心。尔看书若能通洲访，则于古人之故训大义、引伸假借渐渐开悟，而后人承讹袭误之习可改。若能通词章，则于古人之文裕文气、开合转折渐渐开悟，而后人硬腔滑调之习可改。
镜丈言读书贵有心得，不必轻言著述；注经者依经求义，不敢支蔓；说经者置身经外，与经相附丽，不背可也，不必说此句，即解此句也。
凡读书笔记，贵于得问。戴东原谓阎百诗善看书，亦以其蹈假抵隙，能坏攻古人之短也。近世如高邮王氏，凡读一书，于正文注文，一一求其至是，其疑者非者，不敢苟同，以乱古人之真，而欺方寸之知。若专校异同，而某字某本作某，则谓之考异，谓之校对，不得与精核大义、参稽疑误者，同日而语。
仆观作古文者，例有傲骨，惟欧阳公较平和，此外皆刚介倔强，与世龃龉。足下傲骨嶙峋，所以为文之质恰与古人相合，惟病在贪多，动致冗长，可取国朝《二十四家古文》读之。参之侯朝宗、魏叔子以写胸中磊块不平之气，参之方望溪，汪钝翁以药平日浮冗之失，两者并进，所诣自当日深，易以有成也。
尔之才思，能古雅而不能雄骏，大约宜作五言，而不宜作七言。……尔要读古诗，汉魏六朝，取余所选曾、阮、陶、谢、鲍、谢六家，专心读之，必与尔性质相近。至于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人家不足以尽天下古今之奇观。尔之质性，虽与人家者不相近，而要不可不将此八人之集悉心研究一番，实《六经》外之巨制，文字中之尤物也。
读书之道，杜元凯称，若江海之侵，膏泽之润；若见闻太寡，蕴蓄大浅，譬犹一勺之水，断无转相灌注、润泽丰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而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按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儿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土，揭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具、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璨然，中边俱澈，固自不可几及也。
余思古文有八字诀，曰雄、直、怪、丽、淡、远、茹、雅。近于茹字似更有所得。而音响、节奏，须一"和"字为主，因将"淡"字改为"和"字。
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二种。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类言之，论著类、词赋类宜喷薄；序跋类宜吞吐；奏蚁类、哀祭类宜喷薄；诏令类、书牍类宜吞吐；传志类、叙记类宜喷薄；典志类、杂记类直吞吐。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宗则宜吞吐，诏令类虽宜吞吐，而檄文则宜喷薄；书牍类虽宜吞吐；而论事则直喷薄。此外各类，皆可以是意推之。
尔问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为第一，扬子云次之。二公之行气，本之天授。至于人事之精能，昌黎则造句之工夫居多，子云刚选率之工夫居多。
吾教诸弟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汩设性灵。至要至要。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社，此两家无一字不细看。外此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
请注意校对，不可以一贴了之。
研读唐宋者不可不晓此理。然研读诗学者，不可不慎思明辨之。
所谓“勿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杜诗韩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养气工夫。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见道语，谈及时事。亦甚识当世要务。惟其养气。故无料薄之响。而我乃以矜气读之，是客气用事矣，何能与古人投入哉！
然余谓欲求文气之厚，总须读汉人奏议二三十首，酝酿日久，则不期厚而自厚矣。
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利之诙诡，则余愿偿矣。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尔宜先于韩公倔强处揣摩一番。
文家之有气势，亦犹书家有黄山谷、赵松雪辈，凌空而行，不必尽合于理法，但求气之昌耳。故南宋以后文人好言义理者，气皆不盛，大抵凡事皆宜以气为主，气能扶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厌，否则气既衰持，说理虽精，未有不可厌者。犹之作字者，气不贯注，虽笔笔有法，不足观也。
凡为文，用意宜敛多而侈少；行气宜缩多而伸少。谁之孟子不如孔子处，亦不过辞昌语快，用意稍侈耳。后人为文，但求其气之伸。古人为文，但求其气之缩。气恒缩，则词句多涩，然深于文者，因当从这里过。
思古文之道，谋篇布势是一段最大工夫。《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分面较多，正面较少。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处皆目也。线索要如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也。
不特写字直摹仿古人间架，即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间架。《诗经》造句之法，无一句无所本。《左传》之文。多现成句调。扬子云为汉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论语》，《方言》摹《尔雅》，《十二箴》摹《虞箴》，《长杨赋》摹《难蜀父老》，《解嘲》摹《客难》，《甘泉赋》摹《大人赋》，《剧秦美新》摹《封祥文》，《谏不许单于朝书》摹《国策》"信陵君谏优韩"，见于无篇不摹。即韩、欧、曾、苏造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拟，以成体段。尔以后作文作诗赋，均宜心有摹仿，而后间架可立，其收效较速，其取径较便。
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可以适今者，莫干作赋。汉魏六朝之赋，名篇巨制，具载于《文选》，余尝以《西征》、《芜城》及《恨》、《别》等赋示尔矣。其小品赋，则有《古赋识小录》。律赋，则有本朝之曼谷人、顾耕石、陈秋妨诸家，尔若学赋，可于每三、八日作一篇大赋，或数千字，小赋或仅数十字，或对或不对，均无不可。
偶思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由徐、瘐而进于任、沈，由任、沈而进于潘、陆，由潘、陆而过于左思，由左思而进于班、张，由班、张而进于卿、云，韩退之之文比卿、云更高一格。解学韩文，即可窥六经之间奥矣。
奏疏总以明显为要，时文家有典显浅三字诀，奏疏能备此三字，则尽善矣。典字最难，必熟于前史之事迹并熟于本朝之掌故，乃可言典。至显浅二字，则多本于天授。虽有博学多闻之土，而下笔不能显豁者多矣。浅字与雅字相背，白香山诗务令老妪皆解，而细求之，皆雅饬而不失之率。吾尝谓奏流能如白诗之浅，则远近易传播，而君上亦易感动。
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谢眺，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
尔作时文，宜先讲词藻，欲求词藻富丽，不可不分类抄撮体面的话头，近世文人，如袁简斋、赵瓯北、吴谷人，皆有手抄词藻小本。此众人所共知者。阮文达公为学政时，搜出生童夹带，必自加细阅。如系亲手所抄，略有条理者，即予进学；如系清人所抄，概录陈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宏儒，则知文人不可无手抄夹带小本矣。
足下为古文，笔力稍患其弱。昔姚措抱先生论古文之途，有待于阳与刚之美者，有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二端判分，画然不谋。余尝数阳刚者约得四家：曰庄子，曰扬雄，曰韩愈，曰柳宗元。阴柔者约得四家：曰司马迁，曰刘向，曰欧阳修、曾巩。然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足下气体近柔，望熟读扬、韩各文，而参以两汉古赋，以救其短，何如？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上，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退之、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发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
偶思古文、古诗最可学者，占八句云："《诗经》之节，《尚书》之括，孟之烈，韩之超，马之咽，庄之跌，陶之洁，杜之拙。"
凡诗文趣味约有二种：一曰诙诡之趣，一日闲适之趣。诙诡之趣，惟庄柳之文，苏黄之诗，韩公诗文，皆极诙诡，此外实不多见。闲适之趣，文惟椰子厚游记近之，诗则韦孟白傅均极闲适；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谈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尔胸怀颇雅淡，试将此三人之诗研究一番，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
所谓四象者：识度即太阴之属，气势则太阳之属，情韵少阴之属，趣味少阳之属。
细玩孟子光明俊伟之气，惟在子与韩退之得其仿佛，近世如王阳明亦殊磊落，但文辞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
太史传庄子曰"大抵率寓言也"。余读《史记》亦"大抵率寓言也。"列传首伯夷，一以离天道福善之不足据，一以寓不得依圣人以为师。非自著书，则将无所托以垂手不朽。次管、晏传，伤已不得的叔者为之知己，又不得如晏子者为之宏达。此外如子臂之债、屈贾之枉，皆借以自鸣其郁耳。非以此为古来伟人计功簿也。班固人表，失其指矣。
句中有筋，字中有眼。故知文章须得偏骛不平之气，乃是佳耳。
读书录：史记卫将军源骑列传
三代以下陈奏君上之文，当以此篇及诸葛公《出师表》为冠。渊懿笃厚，直与六经同风。如"情欲之感，无间于义容；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等句，朱子取以入《诗经集传》，盖其立言为有本矣。
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
古人措辞之深秀，实非唐以后人所可及。
温韩文《柳州罗池庙碑》，觉情韵不匮，声调铿铿，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已，庶渐渐可入佳境。
夜读《古文•杂记类》，微若有所得者。柳子厚山水记，似有得于陶渊明冲淡之趣，文境最高，不易及。
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柞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奖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土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阁下若能熟读此书，而参稽三通、两衍义请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
东坡之文，其长处在征引史实。切实精当，又善设譬喻，凡难显之情，他人所不能达者，坡公则以譬喻明之。
古今奏议推贾长沙、陆宣公、苏文忠三人超前绝后。
山谷学杜公七律，专以单行之气运于偶句之中；东坡学太白，则以长古之气运于律句之中。樊川七律，亦有一种单行剽姚之气。余尝调小杜、苏、黄，皆豪士而有快客之风者。
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
读震川文数篇，所谓风雪中读之，一似嚼冰雪者，信为清洁，而波澜意度，犹嫌不足以发挥奇趣。
日内思作字道，刚健、婀娜二者缺一不可。余既奉欧阳率更、李北海、黄山谷三家以为刚健之宗，又当参以诸河南、董思白烟娜之致，庶为成体之书。
写字之中锋者，用笔尖着纸，古人谓之"蹲锋"，如狮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锋者，用笔毫之腹着纸，不倒于左，则倒于右。当将倒未倒之际，一提笔则为蹲锋，是用偏锋者，亦有中锋时也。
日内颇好写字，而年老手钝，毫无长进，故知此事须于三十岁前写定规模。自三十岁以后只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极则巧妙出焉。笔意间架，作匠之规也，由熟而得妙，则不能与人之巧也。吾千三四十岁时。规矩未定，故不能有所就。人有恒言，曰"抄来无过熟"，又曰"熟能生巧"，又回"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皆从极熟之后得之者也。不特写字为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即人之所以为圣人，亦须先立规模，后求精熟。即颜渊未达一间，亦只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尔所临隶书《孔庙碑》、笔太拘束，不甚松活，想系执笔太近毫之故，以后须执于管顶。余以执笔太低，终身吃亏，故教尔趁早改之。《玄教碑》墨气甚好，可喜可喜。郭二姻叔嫌左肩太俯，右肩太耸。吴子序年伯欲带归示其子弟。尔字姿于草书尤相宜，以后专习真草二种，篆隶置之可也。四体并习，恐将来不能一工。
奇横之趣与自然之致，缺一不可。
因读李太白、杜子美各六篇，俗作书之道亦须先有惊心动魄之处，乃能渐入正果，若一向由灵妙处着意，终不免描头画角伎俩。
何子贞与予讲字极相合，调我"真知大源，断不可暴弃"。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坤。作字而化游自得真力弥满老，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利之意也。偶与子贞言及此，子贞深以为然，谓渠生平得力，尽于此矣。
大抵写字只有用笔、结体两端。学用笔，须多看古人墨迹；学结体，须用油纸摹古帖。此二者，皆决不可易之理。小儿写影本，肯用心者，不过数月，必与其摹本字相肖。否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只为欠却间架工夫，便尔作字不成体段。生平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一炉，亦为间架欠工夫，有志莫逐。尔以后当从间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纸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过数月，间架与古人逼肖而不自觉，能合柳、赵为一，此吾之素愿也。不能。则随尔自择一家，但不可见异思迁耳。
偶思古之书家，字里行间别有一种意态，如美人之眉目可画者也，其精神意态不可画者也。意态超人者，古人谓之韵胜。余近年于书略有长进，后当更于意态上着些体验功夫，因为四语，曰（上敖下龟）属鹰视，拨灯嚼绒，欲落不落，欲行不行。
尔前用油纸摹字，若常常为之，间架必大进。欧、虞、颜、柳四大家是诗家之李、杜、韩、苏，天地之日星江河也。尔有志学书，须窥导四人门径，至日至嘱！
是日悟作书之道，亦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两端，偏于阳者取势宜峻迈，偏于阴者下笔宜和缓。二者兼并鹜，则两失之矣。余心每蹈此弊。
余往年在京深以学书为意。苦思力索，见于因心横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岁在军，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尚习字一张，不甚间断，专从间架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之脱下，可见思与学不可偏废。
思作字之法，险字、和字二者缺一不可。
见作字总须得势，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
因悟作字之道，二者并进，有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有不着力而得自然之味。着力如昌黎之文，不着力则如渊明之诗；着力则有军所称如雄画沙也，不着力则右军所称如印泥也。二者阙一不可，亦犹文家所谓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矣。
尔近来写字，总失之薄弱，骨力不坚劲，墨气不丰腴，与尔身体向来轻薄之弊正是一路毛病。尔当用油纸摹颜字之《郭家庙》、柳字之《琅琊碑》、《元［玄］秘塔》，以药其病。日日留心，专从厚重二字上用工。否则字质太薄，即体质亦因之更轻矣。
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抄群书；以之为政，则案无留读。无穷受用，皆自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
近来作书，略有长进，但少萧然物外之致，不能得古人风韵耳。
久不作篆，生涩殊甚，乃知天下万事贵熟也。
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合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
尔写字笔力太弱，以后即常摹柳帖亦好。家中有柳书《无［玄］秘塔》、《琅琊碑》、《西平碑》各种，尔可取《琅琊碑》日临百字、摹百字。临以求其神气，摹以仿其间架。
习字临《千字文》亦可，但须有恒。每日临帖一百字，万万无间断。则数年必成书家矣。
因余作字不专师一家，终无所成。定以后楷书学虞、刘、李、王，取根势，以求自然之致，利有稍肥；行书学欧、张、黄、郑，取直势，以尽睨视之态，利在稍瘦。二者兼营并进，庶有归于一条鞭之时。
……习大字，总以间架紧为主。写成之后，贴于壁上观之，则妍自见矣。
写零字颇多，悟北海上取直势，下取横势，左取直势，有取横势之法。大约直势本于秦篆，根势本子汉隶；直势盛于右军暨东晋诸帖，横势盛于三趣话碑。唐初欧公用直势，请公用横势，李公则兼用二势。
因困横之馀而语作字之道：点如珠，画如玉，体如鹰势如龙，四者缺一不可。体者，一字之结构也；势者，数字数行之机势也。
余近日常写大字，渐有长进，而不甚贯气，盖缘结体之际不能字字一律。如或上松下紧，或上紧下松，或左大右小，或右大左小。均须始终一律，乃成体段。余字取势，本系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但无所成。推之作古文辞，亦自有体势，须篇篇一律，乃为成章。言语动作亦自有体势，须日日一律，乃为成德。否则，载沉载浮，终无所成矣。
赵文敏集古今之大成，于初唐四家内师虞永兴，而参以钟绍京，因此以上窥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径也；于中唐师李北海，而参以颜鲁公、徐季海之沉着，此一径也；于晚唐师苏灵芝，此又一径也。由虞永兴以溯二王及晋六朝诸贤，世所称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欧、诸及魏北齐诸贤，世所谓北派者也。尔欲学书，须窥寻此两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韵胜，北派以魄力胜。宋四家。苏、黄近于南派，米、蔡近于北派，赵子昂欲合二派而汇为一。水从赵法入门，将来或赵南派，或赵北派，皆可不迷于所往。
柳臣言作字如学射，当使活力，不可使拙劲；颜、柳之书，被石工凿坏，皆蠢而无礼，不可误学。名言也。
作字时，悟京中翰林善写白摺者，相传中有一丝牵贯于行间，作大字亦当知此意味。
余昔学颜柳帖，临摹动辄数百纸，犹且一无所似。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间架皆无可观，余自愧而自恶之。四十八岁以后，习李北海《岳麓寺碑》，略有进境，然业历八年之久，临摹已过千纸。今尔用功未满一月，遂欲速济神妙耶？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
以后每日习柳字百个，单日以生纸临之，双日以油纸摹之。临帖宜徐，摹帖宜疾，专学其开张处。数月之后，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董橋：《小風景》
名作家 Anthony Burgess說，郵差上午十一點鐘送包裹來，他穿睡衣出去應門。郵差顯然看不順眼，悻悻然說：「沒法子，總得有人起床幹活唄」（“ Ah, well, some of us have to work”）。
說床，伯吉斯二十年前出版的那本《 On Going to Bed》最好看，信筆寫來，好多地方都把那些怕床的假道學挖苦得很好玩
伯吉斯說，對老將軍而言，穿得整整齊齊坐在俱樂部的扶手軟椅上睡大覺是個大可表揚的美德：“ To sleep fully dressed in a club armchair had, for him, the properties of a laudable activity”。
二十多年前在倫敦認識他，我們常說笑說東歐人不愛說話，千言萬語都灌進文字，連寫信都愛寫得挺長挺長的。他們總統哈維爾的《 Letters to Olga》說得準確點是 missives不是 letters。
像 Cedric Belfrage那本《 Away from It All》抄錄的峇厘俚句，我和麥克幾個萬隆同學一九五八年暑假一踏上那個原始之島，眼中的一草一木立刻孕育顫慄的綺念："Oh noble breasts of Bali/ Erect and proud you stand"。
Catherine Cella說，她不再是個女學生了，可是，她心中永遠懷着美國開明教育灌輸進去的理念：自由、平等、法治、公平、民主和珍貴的當仁不讓的精神。「我們怎麼可以一邊說我們珍惜自由一邊又眼巴巴看我們的政府成了『老大哥』？一邊相信平等一邊剝奪美國少數族群的權利？」
我說朱生豪譯的莎劇帶文藝腔，梁實秋帶學究氣，卻都值得好學的人互補互讀：「可是，」沈先生說，「我女兒大二了，近來也在讀莎劇，懶得查字典，她到底該拿梁譯還是朱譯對讀才好？」這個疑問不是沈先生一個人的疑問，這兩個星期，前前後後四五個人都這樣問過我。朱生豪一九一二年出生，一九四四年去世，只三十二歲。他三三年畢業於杭州之江大學，三五年開始譯莎劇，十一年譯出三十一部，毅力如鐵，功夫如鋼，應該脫帽致敬。梁實秋長壽，一九八七年八十四歲謝世，過目的西方莎劇論著和工具典籍比朱生豪多得多，用功歲月一長，人生閱歷一深，對莎翁筆墨所掌所握一定也比年輕的朱生豪牢靠，薑老了才辣。這是朱生豪可憐可惜的地方，也是梁實秋可喜可慶的際遇。
學問靠的是死命的追求；學問到手，乃成佳偶，筆鋒正是嫁妝了，隨着漂漂亮亮的新娘子進門偕老。這條漫長的門路靠的畢竟是自己去張羅，名校的學風和名師的點撥雖然管事，結局是龍是蟲倒是自家的造化了。
沈先生的女兒終於在讀莎士比亞了，我聽了高興。「朱生豪才情煥發的譯本是中國翻譯事業的里程碑，宋清如把原稿都送給嘉興圖書館了，」我說，「你女兒要對照，還是先用梁實秋的譯本吧。」
我前兩天看到美國報上寫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曾姪孫女兒 Tatyana Talstaya，說這位旅美多年的散文大家蘇聯解體後回莫斯科寫小說、做電視節目，有些俄國人覺得她是典型的"state intellectual"："a peculiarly Russian concept meaning an unofficial member of the government team"。她公開支持普京的政權，說普京不斷在團結國人，不像葉利欽那個酒鬼那麼不講道義責任，樣樣事情抓不緊。可是，她始終認為當今的俄國統治者其實從來就沒掌過太大的實權，亮不出老百姓想看到的魄力：「坐第一把交椅的人徒有權力的光環而沒有實際的權力」，她說。
托爾斯塔亞說她一回到俄羅斯就覺得整個氣氛教人洩氣（ disappointing）、可怕（ frightening）、煩死了（ irritating）。
我讀畫史始終記不清中國畫歷代發展脈絡，定公十三個字點醒了我：「畫盛於宋，精於元，大於明，工於清」。
老上海的舊名士大多帶一股酸溜溜的傾軋之氣，畫畫的、賣文的、唱戲的都分門分派，技藝也許比得上黃浦江那樣壯了，心胸卻往往困在陰陰的亭子間。
中國老一輩讀書人又迷信又多事，平日避凶趨吉的念頭無時不在，逢年過節加倍緊要，一言一行都朝吉利處設想，連家中掛的字畫也大有考究，歲朝清供一類年畫反而是淺薄的應景俗品了。老上海除夕晚上家家掛的喜神似乎學術得多，是宋朝南渡時期傳下來的江南禮節，追念士大夫隨國南遷，墳墓都陷在北方，風木思親，祖宗的神形從此借丹青總結成那幅喜神，新春掛出來拜祭。
我的感覺正好相反：聞先生（聞一多）的新詩是長明不滅的薪火；聞先生深研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文化人類學，以獨到的理念給中國遠古神話、金文甲骨乃至考據校勘之學開拓出嶄然的景觀；聞先生要等到讀完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才給蔣介石的「義和團精神嚇了一跳」，那反而是他最可悲的政治幼稚病了。
陳日君說香港有八病：缺乏尊重、忽視有需要的社群、盲目、欠缺愛心、不公義、短視、對人漠不關心、剝削。我在想，千禽百獸到底只學會善用羅馬，香港該不會弄到最後只剩禽獸不見人了。
政治理念是政客彩筆畫餅的遊戲，只有直接裨益民生的舉措才是充飢的麵包。
我告訴董成瑜說，她那篇＜奶奶的手像張紙＞寫得真好。親情能寫得這樣「隔」並不容易，何況寫出了當今外省人對台灣的疏離感，那麼淡，那麼真實。
「 DNA的奧祕普通人都不懂，沃森那本《雙螺旋鏈》倒是人讀人懂的好書！」
從才子佳人的陳腐勾當去衡量，風流和倜儻早已經是非常要不得的行徑了，歷代通俗文化竟還不斷渲染。所有的風流和倜儻其實都是自命風流和自命倜儻的人故意裝出來的，矯情得要命，肉麻得要命。廣東話的「風流」好像還帶有更廣泛的生活舒坦的含意，包括你說的「嫖賭飲吹之餘的鮑參翅肚」，不僅僅是指功績、文采、學識和男女韻事。
老廣州人愛說「西關小姐，東山少爺」：西關一帶富商巨賈家多的是粉嫩的小姐，東山仕宦人家少不了的也是倜儻的少爺，標誌的盡是清末民初那股流金的貴族文化。文化的貴族最容易滑成鬥富的霸族：古今中外精緻的貴族文化都靠頹廢的元素支撐，華麗於是透着滄桑。紅遍東西的武打巨星財大氣俗，沾的是東山的霸道；漂漂亮亮的貴氣明星也不少，少的是那一點頹廢的清氣。
寫那篇＜當恐懼變成病毒＞的 Philip Bowring說，恐懼也許可以提高警惕，可以限制人際接觸，可以限制病毒散播，可是，冷靜觀察和洞燭真象也是必要的："But perspective is necessary too"。傳媒大幅報道疫情景象，為的正是給受眾提供更多的"perspective"，不是為了發國難財。
白先勇說我們有教育官沒有教育家，個個聽命於政府政策，教育路線這才三天一換五天一改。
在一個體面的開明國家，政黨敗選的仇恨是選民的情緒，滿肚子委屈的參選人有責任和義務維護競選制度的尊嚴、展示願賭服輸的風度。那是 P.J.O'Rourke標舉的"Modern Manners"：運動場上國歌一奏，男男女女全體起立，只有黑種人可以稍微遲兩三秒鐘才站起來，表示他們雖然受盡歧視，他們內心深處還是愛國的；老去的嬉皮士和越戰退伍軍人和左傾份子和所有「二百五」都必須立刻起立，表示自己神經有毛病正是國歌這個國家的通病！
我從來不喜歡魯迅的雜文；他那手毛筆小楷倒是好的；偶然寫寫條幅也很可觀賞，字字是圓通的文人字，磨掉了周作人筆端的嶙峋和執着，
大陸網上前幾天有人埋怨我「唯一不好的是喜愛在文章穿插英文」，說那是錢鍾書說的吃了肉留一點在牙縫不拿牙簽剔去，目的是想告訴別人他吃了一頓肉！其實是我功夫淺，本領小，老擔心有些英文句子的情調譯成中文會殺風景，會肉麻，會間接搞壞整篇中文文章的氣韻，我只好把意思拌進自己文字再引出原文，盡量不露餡。翻譯翻得彆扭遠遠不是留一點肉在牙縫那麼礙眼：那是西餐桌上揮舞筷子亂夾別人磁盤的肉，錢先生看了一定更噁心！夏萍一生高貴優雅，她兒子記得有一次英國皇太后跟夏萍寒暄之後小小聲喃喃自語說："She is one of us."這句話也莊也諧，不容易直譯出分寸，似乎也不便模仿慈禧太后的口吻說：「這妮子端的是咱宮的人！」
錢先生（錢鍾書）給他看了新寫的那首〈閱世〉七律：「閱世遷流兩鬢摧，塊然孤喟發群哀。星星未熄焚餘火，寸寸難燃溺後灰。對症亦須知藥換，出新何術得陳推。不圖剩長支離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可是，意大利翡冷翠籠罩在瘟疫黑雲下的時候，七位高貴的小姐和三位高貴的青年避疫鄉郊，在小山上花樹飄香的別墅飲宴享樂，一住住了十天，每人每天輪流講一個故事，直到瘟疫緩解才回到城去，造就了薄伽丘寫出這部傳世名著《十日談》。倫敦的朋友安東尼前幾天剛在長途電話告訴我說：「薄伽丘書里這十位避疫的青年男女表現的是典型的貴族子弟心態：仁者不貴，貴者不仁！」
這部一百個故事組成的大書曾經是我啟蒙歲月追求詼諧追求春意的源泉，一連七八天憑英文譯本摸索神秘的感官世界，在陌生而撩人的文句中一邊沉迷在激蕩的禁區，一邊揭開成長過程中上了鎖的情慾迷宮之門。那真是一幅繽紛的針織掛畫，一針一針出文雅的資產階級不沾半點虛偽的墮落，一篇一篇的故事都在樸素的口語和明快的述節奏閃耀出古老世紀鮮艷的倒影。
八十年末我偶然讀到台灣遠景版鍾斯譯的《十日談》中文本，發現譯文漂亮流暢極了，八成是三四十年代老上海老北平譯林高人的手筆。我回想起早歲讀英文本的感覺，隱約體會出薄伽丘那套摒棄繁文虛飾的文風所揭示的高遠的情愫。我為我不學意大利文不學拉丁文而抱憾，我甚至很想靜心細讀他讚美但丁的那部《但丁傳》。
陳之藩先生說，楊振寧二十年前閒談中告訴他說：「雕刻人像要雕得比本人的尺寸大；完全照本人的原尺寸，不但不會生動，反而會顯得小了。熊秉明要為我雕一個像，把我們從幾歲開始就在一塊兒的感情全雕進去。」
博士論文雖然只是 J.F.Dobie說的把一個墓園的一堆枯骨搬到另一個墓園去的體力勞動，
引用 Tennessee Williams《玻璃動物園》中一段話："I don't know my destination, but I'm trying to follow the right direction, I am more faithful than I intended to be"。
長住美國的吳魯芹先生告訴我說，他的心境往往就像竹籮的大閘蟹，綁得緊緊的，滿身蟹膏蟹黃總要等到蒸熟了才算了斷心中的千千結。他說的蒸熟了說的是定了稿的詩文。
辭職聲明說，他官拜總督深感榮幸，年來對他的種種指控雖屬錯誤而且悖理，全國輿情顯然還會爭議不休，督轅威嚴剛正的體統勢必受損受貶。他不願意看到這樣的局面，不願意尸位誤國，決定辭職不幹："Despite the misplaced and unwarranted allegations made against me as governor general, it is clear that continuing public controversy has the potential to undermine and diminish my capacity to uphold the importance, dignity and integrity of this high office that I have been privileged and proud to occupy."
「小津安二郎的人文情懷太有社會意義了！」
他說豐子愷的藝術情懷跟小津安二郎最相似：
我真喜歡小津的《晚春》、《麥秋》、《東京物語》和《秋日和》演紀子的原節子，婉約中不失剛愎，謙順不減風華，在五十年代我們成長的黑白歲月，那是紙窗上一枝顫抖的梅影。
董橋：《白描》
英國人內向，最懂得營造孤獨也最懂得尊重孤獨。這頭的學問玄得像閣樓上堆滿記憶的貯藏室，看慣四代同堂悲喜劇的東方人很難意會。
在英國住了那麼些年，我發現老一輩的旅英中國知識分子都陷入了文化的沉澱狀態：擺在眼前的只是一盤瑣碎的棋局，贏了是意外，輸了是注定；真正棋逢對手的那盤棋這輩子不會開賽。那是東方智慧給西方文化薰陶成邊緣知識之後昇華出來的自我解構。我起初很惋惜這樣的現象，後來跟他們交往深了，慢慢發現在那盤瑣碎的棋局，我尊敬的這幾位前輩都在挪動幾步棋子的過程中消受了偶然和慨然的喜悅
在美國全國開始關注民權運動的年代，在種族歧視與法治淪落的年代， Harper Lee這本《殺死一隻模仿鳥》成了二十世紀最受愛戴的小說， Gregory Peck扮演的這個小城律師名列美國電影學院電影英雄榜的榜首。四十年來的幾代讀者和觀眾一樣，都從這部小說和這部電影看到荒野中熊熊的篝火：「每次重看這部老影片，每次看到 Gregory Peck沉實的尊嚴，我都想哭。」倫敦舊書店老闆娘艾麗思那天拿那部小說的初版本對我說。「我沒有見過一個那麼文雅的勇者，他的魅力讓我相信這個世界還藏無窮的希望！」
原本就是個瀟灑而腼腆的人，半個世紀演藝生涯，他雕鏤出來的竟是那樣一座磅礡的丰碑，然投射出曠代英雄那股勇敢、穩健而帶點朽邁的氣概："Peck remained a popular movie hero who skillfully projected courage, wholesomeness and vulnerability in a wide range of films"，《紐約時報》說。
忘了是哪一期，我的〈編者的話〉只用了一英一中兩段文字對照，英文是英國作家 D. H. Lawrence名著《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開場白，中文是我的譯文：
Ours is essentially a tragic age, so we refuse to take it tragically. The cataclysm has happened, we are among the ruins, we start to build up new little habits, to have new little hopes. It is rather hard work: there is now no smooth road into the future: but we go round, or scramble over the obstacles. We've got to live, no matter how many skies have fallen.
我們這個時代根本是個可悲的時代，我們偏偏不肯認命。狂瀾既倒，我們都在斷瓦頹垣之中，慢慢養成一點新習慣，抱一點新希望。費勁是相當費勁了：此去並無坦途：可是重重障礙，我們也有法子繞路走，甚至手腳並用攀過去。反正我們不管天塌了多少下來都只好活下去。
李醫生的案語先捧了我兩句：「董橋的譯文如影隨形，十分高妙。原文 so we refuse化作『偏偏不肯認命』，誠大手筆。人類經歷末世浩劫，活下去所靠的是潛在的生命力： so表示的便是這種本能。不認命，大抵是無意識的； refuse是不是有意的積極反抗就很難說了」。李醫生說，"habits"一字出現在我用的 Greenwich House Classics Library精裝本，別的版本作"habitats"，似乎比較可以跟上文的"ruins"呼應，譯文可譯為「慢慢地重建家園」。「地」字我向來避掉；說「慢慢安頓新的立錐之地」也許能順勢點出"little"之意。李醫生覺得「也有法子」調子太樂觀，跟"tragic age"不相稱。我同意。我現在覺得整句話應該譯為：「可是我們繞路走，甚至手腳並用攀過重重障礙。」；「都只好活下去」其實不如說「都要活下去」更有力。
蓋茨在一家大學的畢業典禮上提出十一項人生忠告，台灣《蘋果日報》卜大中的社評引用這些忠告與應屆畢業生共勉。十一項忠告我偏愛四項：第二、這個世界並不在乎你的自尊，只在乎你的成績，有了成績再去強調你的感受不遲。第七、你的父母變成這樣無趣是因為他們忙付你的開銷、洗你的衣服、聽你吹噓你有多了不起。所以，在你拯救給你父母那代人破壞的熱帶雨林之前，先整理一下你的房間吧。第九、人生沒有寒暑假，沒有哪個僱主有興趣幫你尋找自我：請用自己的時間去找吧。第十、電視上演的不是真實人生：真實人生中每個人都要離開咖啡館去上班。
難怪卜大中引用了蓋茨的十一項忠告還不放心，還要勸台灣的畢業生不要相信政客們說的話，不要看太多電視新聞和電視連續劇，說這些都「會誤導你錯誤認知真實世界」。他還叮嚀畢業生不要相信雜誌上介紹的名人成功故事，尤其是財富名人：「他們絕大多數是靠政商勾結、投機倒把、打聽內線等見不得人的方式發財的」。在香港，黑門財閥之外，我倒不太擔心卜大中擔心的那些政客，香港政壇中人還夠不上當政客的料子：英國人教出來的那一群不脫書生本色，憨直得有點拙；老早愛國和忽然愛國的那一幫只配當當破落大戶的門房，朝朝暮暮都在政治更年期的浮躁中又啼又笑，做做幫兇還嫌礙事呢！
香港的畢業生看看電視新聞電視連續劇不見得就會拖低文化品味：英國美國一些電視高眉節目看多了很悶。最最容易「誤導你錯誤認知真實世界」的倒是假正經的老報紙，天天一大筆一大筆的抹出彩虹，彩虹盡頭卻是一堆堆的爛泥巴，不是《紐約時報》用剩的彩色油墨！導演李安說他厭倦了做好人厭倦了溫情，很想來點破格的："I was looking for a flaw, because I was sick of being nice, doing the same kind of movies with the same warmheartedness, the same sweetness."他找的是人生的真彩虹、進步的力量，是新的 territory，新的 innocence，新的 terror。
小時候，我的英文家教老師教過我他們英國人的各式禮貌，從餐桌風度、穿衣品味到句字分寸都教，整套規矩可以歸納為莊因〈野趣〉形容的英國電影的饗宴鏡頭：腰板挺直，頸顎收歛，目光不學彩蝶飛繞花叢那樣亂轉，談吐不忘留半截聲音在喉嚨深處，就算瓷盤上只剩兩粒豆子一朵蘑菇也要細細切削，一手推刀把豆粒菇丁慢慢推向另一手拿的叉子送進口中，抿嘴細嚼，優緩下嚥，流露津津可喜的一絲神情，再用餐巾輕輕沾一沾唇角！鏡頭徐徐拉遠，紳男淑女步走向喝白蘭地和補粉的偏廳花廊之中：「話題要典雅，字句要簡明，切記不放肆！」老師說。
英國著名作家 D.M. Thomas說屠格夫這部《初戀》是最神奇的小說：他二十出頭第一次讀這本書完全站在小伙子那邊，討厭那個中年男人好色，不守本份吹縐了那池春水：「那女的不會要他，她要的是那年輕人！」四十歲再讀，他的看法變了，一心向那個中年人：「她肯定不會要那個沒見過什麼世面的嫩小狗。她要的是老成老練的男人。」現在他老了，三讀《初戀》也許不會像先前兩次那樣為不同的感動而流淚，也許跟書里的小伙子和他父親都有了距離了：「一部小說原來可以跟你的人生一起成長，哪個階段讀都動人！」他說。
D.M.Thomas在一次訪談說：有些書可以啟發心智激發情感卻不能流進血液改變你的一生；有些書一讀就讀進你的血管去，化成你的一部分也改變了你的一生！
聽說，心存希望可以創造出路。我從前在英國聽過以色列 University of Haifa的心理壓力研究中心主任說了這樣一番話：身陷重重負面情況的時候必須找出正面的因素集腋成裘，扭轉頹勢；一籌莫展的局面心存希望格外重要。他說美國文化有一條方程式無往不利：不要失控；失控等於失去了一切。「一旦客觀形勢已經沒得救了，順應形勢的那個忍字乃是上上之策。」
我相信勵志的故事不相信勵志的格言。擔任《讀者文摘》中文版總編輯的時候我常常為每一期的勵志故事又高興又難過，總覺得人世間那麼多不快樂的人讀了也會跟我一樣又高興又難過。高興交織難過畢竟是找回一點快樂的過程。
傅抱石四十年代的筆墨最顛，那又是民國味還很濃的年代。
說英文好，黎太太的英文到了隨心所欲的化境，那也是她的中文越老越清新的基石。讀她的《林語堂傳》，我讀到的是林太乙的一生；讀她的《林家次女》我算是真正讀了林語堂的傳記。
初識劉紹銘是六七十年代之交，我正在編校湯新楣翻譯的海明威《戰地春夢》。這部小說比《老人與海》好看得多。《老人與海》是文學教授慫恿文藝青年隨身顯耀的名著；《戰地春夢》才是愛看書的人不捨得不看的一部好小說。
高先生（喬志高）的中文和英文跟他的言談一樣舒坦一樣悠閑，不失端莊也不失輕靈，處處是洋派文人的教養，幾十年用心做人做學問做出來的，像拜倫詩說的"…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高先生有本事在短短情景寫出他們那代人的異鄉情懷，寫出梅卿細緻的練達，讓人讀來「像煞認得」，「也聽見過」。「 Helen Tsang儂阿有關係？」高先生插嘴問張小姐。「就是吾阿姊呀！」四十幾年前的黑白記憶接慢慢從筆底沁出來。寫慣文章的人都曉得這樣瑣碎的情節最難寫出分寸，一不留神會顯得非常 gossipy，像 Helen Tsang當年跟 Jean Lyon說閑話說的"between you and me and the lamp-post"：讀者都成了電燈桿了！
余先生（余光中）想翻譯梅爾維爾的《 Moby Dick》，梁先生說：「這有什麼好翻的，美國文學翻它做什麼？」終生翻譯莎士比亞全集，早歲又去過美國求學，晚年也在美國定居過一段日子，梁實秋始終不喜歡美國：「我立雪梁門，發現他有點鄙棄美國文明，一提到美國，總沒什麼好話」，余先生說。梁先生給《讀者文摘》中文版供稿多年，我印象中也只是每期一篇中英文辭新詮之類的語文專欄，沒有翻譯文章。
那才真應了美國《 Tall Magazine》廣告宣傳說的"life may be short but we are not"。
我想的其實是這輩子越老越喜歡的芝麻綠豆小情趣： It's the little things that count。
英國一位心理學家 Sophie Scott最近發表試驗成果說，講英語的人只用一邊的腦去聆聽英語，講中國普通話的人用兩邊的腦去聆聽國語。她說，國語的平、上、去、入四個音調傳遞的是四個不同的意思： ma這個音在不同的音調代表不同的「媽」和「馬」和「骂」。這項試驗成果聽說對中風的成因和復元的臨床心得會有一些新鮮的突破。
說慣了國語的人只當是小事一樁，沒想到那頭蘊藏一星科學的玄機。我看到路透社這段消息下載給北京一位朋友看。他回信說他近年埋頭學寫舊詩詞，推敲四聲，推敲平仄，推敲韻腳，左右兩邊每一滴腦漿都用到了，此生大概不會中風：「齊白石舊句說『從此添油休早睡，人生消受幾燈前』，老夫從此吟詩到天明矣！」他說。
今天讀 Sarah Lyall寫英國左派歷史學家 Eric Hobsbawm的回憶錄《 Interesting Times》才算出他今年八十六歲了：霍普斯保恩到現在還深深相信人類的適應力，相信人類歷經小我和大我的劫難還會屹立不倒，繼續生存。賴爾說，這位沉鬱的史學家談到一九四○年納粹空襲倫敦之役，仍然堅信熬過那場浩劫的人靠的是壓抑恐懼、無視現狀的心：「只要你像大英帝國那樣經歷過那場空襲，你遲早知道你是熬得過去的，」他說。「人可以擺平許多事情。只要環境容許，平凡的生命承受一些短暫噩運之後終歸還會活下去！」
看書確是一件回應心思的勞動：不同時期的心思需要不同題材的書。
聽說他這本回憶錄"captures neatly the tensions between his personal history and his life as a historian"。也許八十六歲的人才真正梳理得出他一生的學問。我想我是會讀他這本回憶錄的，像我一九九○年年底讀了錢穆短短一篇＜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之後重讀錢先生的《國史大綱》那樣。錢先生那篇短文說的正是西方人劃分「天命」與「人生」為二事而中國人認為「天命」與「人生」同歸一貫的分別。
八十年代初我跟懂文學懂電影的宋淇先生常常談文學談電影。宋先生有一天在電話告訴我說：「日本電影界有個三船敏郎，美國電影界有個 Charles Bronson；三船敏郎會是日本電影歷史上不朽的偶像，布朗臣不會成為美國電影歷史上不朽的偶像，原因是三船敏郎的剛陽之氣是日本民族世代企慕的國魂，而布朗臣的剛陽之氣只是美國西部殘陽夕照下的英雄幽靈。」
聽說，他生前放不下心的是影評人對他的偏見，賭氣說電影不是為影評人拍的，影評人反正都不是掏腰包去看電影的："We don't make movies for critics, since they don't pay to see them anyhow"。
布朗臣一九九三年接受《美國今日報》訪問說他從來不看他自己的電影："I'm not a fan of myself"。那其實是一個藝術工作者對自己的創作抱持的合理態度：不迷戀自己的作品，不迷信自己的作品，不為自己的作品陶醉到自絕了進步的前路；作品一旦完成，作者不復存在，毀譽觀者自便。
聽到那位會計師朋友說他爺爺書房掛了我這幅真蹟的木版水印複製品，我心暗暗歡喜了老半天：那是收藏字畫的人常有的心態，虛榮得很！
我說我對文字的看法不斷在變，到現在還在求變，過去的論點尤其未必全對，再搬出來也許都過不了我自己這一關。再說，「老年之時，戒之在得」，今後寫作要比過去加倍用心，不為名利，只為自遣，這樣舒服些。做了一輩子的文字工作，深深覺得做得好是性情帶出來的，做不好也是性情拖垮的，沒有一份天生的文字因緣，硬教硬學都枉然，不如留滿臉的功名利祿實際得多。
明朝人胡應麟論盛唐、中唐、晚唐的詩風說：盛唐句如「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中唐句如「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晚唐句如「雞聲茅店月，人板橋霜」。張渝在論石魯畫藝的那篇〈氣勢對氣韻〉說，學者們認為中唐以後的「時代精神已不在馬上而在閨房；不在世間而在心境」，這也許跟中國文化中神化了氣韻很有關係。
氣韻之說其實是自賞的孤芳。上了年紀的人總覺得他那一代的人才有氣韻，下一代人沒有。我想那是騙人的。我相信每一代都有不少帶氣韻的人，這些人在馬背上看遍了茅店月色和板橋殘霜，到了烏啼時分忽然有些感悟，有些寂寥，枯坐逆旅靜聽階前點點滴滴的雨聲，心中一怔，那叫氣韻！這樣的心路歷程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有了孤獨的性情才有，沒有孤獨的性情終歸沒有。
有一幅《 Summer Afternoon》畫一位老老的廚娘坐在廚房門邊的子上打盹，懷抱一菜籃的果蔬。那是 Henry James那句話的變奏：" Summer afternoon- summer afternoon, to me those have always been the most beautiful words in English language."。
英國人痴戀夏天，盼望夏天，擔心夏天來得早，擔心夏天走得快。 Coleridge那句" summer has set in with its usual severity"沒有在英國消磨過幾個夏季很難意會。我不相信 George Orwell說布爾戰爭之前英國長年都是夏天。英國人愛說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九年的夏天是英國兩個最燦爛的夏天，我也不相信：兩次世界大戰的前夕英國的夏陽真的把草莓呵護得那麼紅那麼甜那麼豐美嗎？
忘了是徐訏還是蕭勤對我說過徐悲鴻的素描功力最驚人也最值得收藏，
徐老先生給我講解徐悲鴻的幾種筆勢，要我學留意的反而是徐悲鴻的一些怡情小品，不是大幅巨構。
聽說 beetles寫成 beatles是故意弄出來的玄虛，記者答問中喜歡答非所問的披頭士繪聲繪影說："A man in a flaming pie appeared and said you shall be Beetles with an a"！
幾個月前她在《 Vogue》說，荷李活的頭頭不管你人多漂亮演技多好都不讓你當女主角，怕你一開口說話大家馬上想到家的女佣人：" We can't take the risk of you opening your mouth and people thinking of their maids- because that's what you sound like"！
初識的英國人劈頭問你一句" Are you in the catering business?"，那算是婉轉傳遞了他刻意的偏見了。
在荷李活苦熬的時期，墨西哥電視台幾次勸她回去拍片集，勸她別想在美國闖出名堂，她不肯放棄她的夢：" I cannot sell you my dreams- not for any price!"想像她撥一撥散下來的幾綹濃髮說出這樣一句話，我憐惜她也尊敬她。美國來的老朋友說，生活在別人的地方尊重別人是對的，更對的是不必不尊重自己：「那是風格！」
電影拍了四個月，她越來越擔心山城接會變成旅遊勝地，環保變環破，失去昔日的素靜，失去原始的天籟。臨走，她蓄滿眶眼淚對旅館服務員說：" We'll see you another time. I feel it in the wind"。
林文月讀完《 Under the Tuscan Sun》忍不住寫了一篇〈生活其實可以如此美好〉，連後來給天地出版的自選集也題為《生活可以如此美好》。跟林先生一樣，我一九九六年在書店看到 Frances Mayes這本書的封面一眼喜歡那幢古樸的磚房子，站在書架前翻讀四、五頁，立時又給她那一筆又溫暖又撩人的英文迷住了。是一位意大利後裔的美國人，寫詩，寫美食，寫旅遊，在舊金山州立大學當教授教文學創作，有一年在 Tuscany旅行，給一座古老的老房子迷住了，房地產經紀開出的價錢太高，討價還價談了好幾次都談不攏，臨走的那天終於下了心買下來。
四年前《 Bella Tuscany》一出版我馬上買來看。山城的老房子已經是她的了，裝修得很古樸，連名字都保留原來的 Bramasole：" something that yearns for the sun, and, yes, I did."
退食的意思是退朝就食於家，是公餘休息，是歸隱退休，更是官吏節儉奉公。
這個印度女作家 Jhumpa Lahiri的短篇小說集《 Interpreter of Maladies》得過普立茲獎。前些日子英美報刊都在評介她新寫的長篇小說《 The Namesake》，
初到英倫那幾年發憤苦讀英國文學歷代名著「裝備自己」，一點不躲懶，終於讀累了也讀怕了。人老了想讀的是比較現實的文字，虛構的消息不踏實。
Gogol只是個俄國名字！中文譯名向來叫果戈理，十九世紀俄國作家，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寫社會眾生，寫官場髒事，我少年時代讀完魯迅才讀他的《死魂靈》和《欽差大臣》，越讀越恨自己不諳俄文沒法讀原著。
我做過幾十年翻譯卻始終不敢全信譯文，總懷疑那是素食館的素雞素鴨，滋味跟葷雞葷鴨差一截。二十幾年前我在英國廣播電台做事，上夜班常在電台地窖酒館跟印度科一位老作家聊天。他懂俄文，喜歡俄國作家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和戲劇，順口用俄語背過好幾段給我聽，說是原文比英譯好千倍。有一年倫敦上演契訶夫的《櫻桃園》，他提醒我一定要看，我去看了，果然精彩。
八十年代初有一位收藏家給我看過一封鄭振鐸的書信真，信上提了一句印度當代文學深受俄國文學影響的話，可惜沒有往下闡述。我依稀記得小時候讀鄭振鐸四大本文學大綱，寫得最長的是佛教與印度及中國文學的淵源。鄭振鐸信中那個說法當今也許只有季羨林先生可以闡釋，他熟悉印度，熟悉文學。
另一件是碰到一個陌生人對他說：「帶上枕頭和毯子出去看看世界開開眼界吧！」聽說那次火車失事成了他給兒子起名 Gogol的靈感，不知道為甚麼。陌生人對老爸說的那句"pack a pillow and a blanket and see as much of the world as you can"倒是一派校園民歌的浪漫，代價是三十多年的家族浮沉，兒子果戈理長期迷失自我，長期在異鄉的鏡花水月幻影尋找身份。 Lahiri這樣的故事要寫得脫俗不容易。
葉公超在美國一家學校教書，寓所隔壁住一家美國家庭，頑皮的小孩經常翻牆過來葉家騷擾。葉公超不勝其煩，出面制止，頑童不聽，惡言相向，雙方大聲謾，穢言橫飛。頑童的父親聞聲出視，葉公超正好厲聲出一句：" I'll c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那位父親慢慢走來問葉先生說：「你這句話是從哪學來的？我好久好久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話了。你使我想起我的家鄉。」
一句糞便澆頭居從此跟他成了朋友
師山廬主人那時候常說葉恭綽書法大好，我起初看不出好在哪，看多了慢慢看出那股雄森的勁，碰見帶點文人蒼渾之氣的字畫會買來收藏，過不了幾年都陸續換掉賣掉了，現在手頭只剩一柄扇子，背面是沈尹默的字。
人都念舊，口味尤其癡心，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王學泰說，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存有許多先天缺陷，一邊附庸於封建統治階級，一邊要求社會變革，不甘放棄的是知識分子的一些理想，終於「空手練空拳，遊走於各個實力集團之間，在各個集團的夾縫中取得利益」。我在章太炎、章士釗的身上看到這樣的影子，在楊管北、楊度的經歷也看到這樣的漣漪
鶴頂鳥學名是 Rhinoplax vigil，俗稱 hornbill，有個紐約朋友給我外國書刊的資料，說是屬於 sadly endangered species，「其實該是已經絕種的鳥類了」，他說。鶴頂紅外國人譯音作 Heding，" is the gold-centered, red-to-crimson-edged ivory material that comes from the casque of the helmeted hornbill"。有些材料還考證出那種長鶴頂紅的禽鳥原產於婆羅洲，極稀有，難撲捉，長紅鱗的頭蓋骨又不大，只能做些小小的文玩，比如扳指，比如鼻壺上的細雕裝飾花紋。我後來還在一部古董雜誌上看到一段說明說，古婆羅洲人視鶴頂紅為權勢（ power）與盛陽（ virility）的象徵，有詩為證：
Come to the river slashed by ivory, like the stripes on a hornbill's beak.
His fame is heard from afar, from the dome of Heaven。
會畫仕女圖的中外畫家都怕世人批評他們的作品媚俗，像小說家霍桑 William Etty畫的女人太肉感，說他"had a diseased appetite for woman's flesh"。十九世紀英國畫家 George Frederick Watts於是愛說他畫裸女不求悅目但求賞心："My intention has not been so much to paint pictures that charm the eye, as to suggest great thoughts that will appeal to the imagination and the heart"，用心極苦。當年我和 James Wilson都討厭 Watts的作品，故意追捧 Isaac Snowman的《 Vesta》，誇讚 Snowman不假正經。管先生說中國藝文圈子也不重視胡也佛，汪亞塵對他算是有情有義的了。難得胡也佛從來不唱高調：他的功力那樣深厚，媚一媚世俗又怎麼樣！
《第二隻布穀》是《泰晤士報》第二本讀者投書精選集《 The Second Cuckoo》，趕上大年他們讀；《第一隻布穀》一九七六年出版，是我這代人熟悉的鳥語， Kenneth Gregory選編。
布穀總是兩聲兩聲的啼叫，專在其他鳥的鳥巢下卵，我在倫敦的老房子年年靠牠們報春，難怪《第一隻布穀》這書名和那些書信都迷人，字字見「癖」："I can bear witness that the prime qualification you need to get letters published in The Times is eccentricity."
三、四十年前我剛來香港那幾年常在一位江浙老先生家看到兩三個學生跟他學中英文，老先生只給他們講故事、要他們多看書、要他們多背誦、要他們多寫作。這些學生好幾年後一個當了律師，一個做了老闆，一個是行政總裁，英文好得可以挑剔《 Under the Tuscan Sun》的句法，中文細膩得可以說出張大千題畫詩不當的虛詞。
「永遠記得把學習語文當成生活的一部分：衣食住行樣樣都試用英文和中文去捉摸，去推敲！」我少年時代的英文老師黃瑞昌先生常常這樣說。
羅素自傳跟殷先生的遺體一起火化有一定的學術寓意；教我難忘的倒是自傳扉頁上題給羅素身邊的女人 Edith Finch的短詩，說他蒼老得快要就木，終於有了她，有了欣喜有了祥寧：" After so many lonely years/ I know what life& love may be/ Now, if I sleep/ I shall sleep fulfilled."有了夏君璐這樣的妻子，殷海光圓然入夢。
梁鼎芬小札一則：「門外大雪一尺，門內衰病一翁；寒鴉三兩聲，舊書一二種，公謂此時枯寂否？此人枯寂否？」
梁氏西鳳樓小札日記確是明清隨筆的奇花，短短幾句，盡見風流，我一度到處搜讀，潛心模仿，硬想把拖沓的白話文練得凝重。
他用了 irascible這個字，說人老了脾氣暴躁："I am getting irascible"
憑牛津泡出來的大學問寫出曠世的《 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戰後大家猜他會出使埃及出使印度，他卻選擇了寫書和印書，排字排出來的段落露出太長的空白「河流」不惜重寫整段文字去縮短「河道」！有一本二十頁厚的限數本小書寫的正是他裝幀書籍的軼事。
「舒爾茨的花生，王司馬的牛仔，都是人生雨後天邊的彩虹！」穆翁說。
記憶中，牛仔漫畫真的從來不說教，不矯情，勵志的用心都只引人意會，不費言傳，跟豐子愷的童畫趣味大異。
我給雲姑的那本書是 V.S. Pritchett寫的《 Chekhov: A Spirit Set Free》。那是我當年常常翻讀的一本書。我喜歡 Pritchett的英文，清白，飽滿，細緻的思維一點就亮，綴成厚厚一本書又綴得出氣派。
聶華苓這篇文章跟聶華苓所有文章一樣乾淨一樣利索，不一樣的是這份乾淨和利索鋪設起來的那份不平之情。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台灣的大學讀過書的人都會敬重胡適這個人：有的敬重他著作的學問，有的敬重他講台上的風采。這樣一個聰明帶世故、謹慎帶誠摯的大學問家總是深沉而不容易理解的。
我和學院的朋友一邊埋怨一邊還在讀伊格頓，像賽拉埋怨誓約竟然那麼靈驗那麼難纏，簡直像對朋友送的一個難看的花瓶，心巴不得佣人不小心把它摔破："Why did this promise stay,"she asks herself,"like an ugly vase a friend has given and one waits for a maid to break it?"。我想我不會再讀伊格頓的書了。
董橋：《甲申年紀事》
錢鍾書說當年「蔣介石要找兩個國內英文講得最好的人給他做翻譯，一個是我，一個就是英千里」。
英若誠的英語說得實在好，帶 bookish味道的那種好，不是在英國美國長大的中國孩子說的地道英語的那種好。他的英語是準確，不是順溜。我住倫敦那時期有個北京去的同事老嚴滿口正是這樣的英語，一聽馬上聽出是外語學院苦聽教材錄音帶苦練出來的腔調。
晚年當上台大校長的傅斯年慨嘆關心政治是極無效果也極笨的事，說他「以個人的脾氣和見解的緣故，不特自己要以教書匠終其身，就是看見別人做良善的政治活動的，也屢起反感」。
後來她說克里入贅入得很體面，不亂穿她前夫的鞋，自己掏錢買：" He didn't try to fill Jack Heinz's shoes. He brought his own."。
一九五八年屢遭點名批判期間，馬寅初校長在全校大會上說他不在課堂上教書，「但我要用自己的文章來教育北大學生堅持真理」：「我總希望北大的一萬零四百名學生在他們求學的時候和將來在實際工作中要知難而進，不要一遇困難便低頭」。
北大校園貼滿批馬大字報的時候，全國上下跟指揮棒一致狠批這個知識分子的時候，一九六○年第一期《新建設》上刊出馬寅初寫的〈重申我的請求〉。他說他不做沒有把握的研究工作，不亂寫文章，既然寫了，就要承擔責任，錯了也要勇於改正。「是真理要堅持，即於個人有所不利，亦該擔當一切後果」。他說他是年近八十的人了，「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有些事情很快變成歷史；有些歷史歷久還像眼下景象。造物常愛這樣弄人。
北京還有一個雷頤，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是研究「日常生活的歷史」的專家，他在《深圳商報》談「忘記歷史容易重犯錯誤」的課題，說正義、激情、英勇之外，重要的是要有理性，要有思想啟蒙，要學維新運動引進現代文明作為強國富民的手段，那才是愛國、救國之道。
他同意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說「公共記憶」本質上帶有規範意義，「即人為地規範人們記住什麼忘卻什麼」，
薩瑟蘭還說他驚嘆的是這些學人真多產，寫書像海狸築壩："They write books as beavers build dams"。
講持平，講理智，講淡淡的譴責外加殷殷的諫諍，我這一代人正是飽受這套管教成長的一代人
「晉朝宰相謝安在兩軍對陣的時候他自顧下棋，他心靜呀！忙不忙是外表，重要的是我們的心安不安靜！」
他說跟大自然活在一起的人不需要忙，他在西藏在大陸農村看得多了。有人說，那樣不太好，會影響平均國民所得。可是整個西藏就像個大寺廟：「你在廟談國民所得，那不是很奇怪嗎？」陳履安於是談慈悲，談智慧，說智慧很難翻譯，佛經叫般若心經，教你把心打開來。心經講「佈施」，金剛經講「給」，那是人類真正的藥。我們這麼忙，覺得農村寺院的人消極：「他們不穿名牌就是消極嗎？」
「每個人生生世世都在補修學分。今生最苦惱的，就是最需要補修的」，
馬承源還給他看過陳夢家一九六六年自殺前寫給他的信，信上說："That yellow rosewood chair, it might be early Ming dynasty, and of course it should be donated to the Shanghai Museum."。鄭重文章也抄引過這封長信，赫斯勒翻譯的那段話原文是：「花梨馬札子，可能時代略早於明，亦未可知。弟無戲言，此件計捐獻滬館」。
北京唐吟方新書《雀巢語屑》說，沈從文譏于右任晚年書法像用大型圓珠筆畫成的菜條子，挖苦挖得生動極了，沈公真會損人！
「傅抱石用篆書題的畫都不是傅抱石最好的畫！」他說。
要我讀那部書（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的是亦梅老師的朋友陳博士，他在美國讀哲學，愛寫舊詩詞，偶然伏在老師案頭給我修改少作，說是寫舊詩詞不可不讀點朱熹讀點王陽明，要我看看張岱年的講義。
一位退休了的老教授告訴我說，早年的大專院校是學者研究學問傳授學問的後花園，離圍牆外的市聲也許相當遙遠，到底給莘莘學子的漫長人生騰出一截三五年的春風時節；當今的大專院校硬件建築輝煌了，軟件品質黯淡了，經濟資源的擴大同時也帶來了政府干預的增強，研究學問傳授學問的學者於是不得不費一大部份精力去應付三千五百的會計考量，寧靜的後花園從而都改建成煥發的數碼鋼筋，留些殘荷聽雨聲的古典韻致也就消亡了：「我有點懷念過去的窮日子了！」他說。
老教授二戰時期在英國、法國、德國遊過學，讀完金耀基的《海德堡語絲》數落我當年在英國做事讀書那麼多年不去海德堡大學逛一逛：「那真是一處修身養性的大學城，」他說，「樹蔭底下讀一個下午的書夠你消受幾十年！牛津劍橋巴黎大學缺的正是它那股森森然的古典的氣味！」
「"Elite for Everybody"這句口號我不反對，」老教授說。「學士學位尤其應該盡量普羅。研究院倒是不能不走精英制了。說白了，大學教育是精英教養的普及化；說絕了，不朝精英文化走，大學教育的根基必然動搖。」德國學生埋怨四十名同學擠在一個語文堂上誰還開得了口，老教授關心的是下了課到底有多少學生自動去找老師問問題？
那正是海德堡大學理化教授 Jrgen Wolfrum的疑問：社會福利太周到，每星期工作三十五小時，人人要求六十歲退休享福，古老德國的勤奮文化一去不回來："Most people in Germany have forgotte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that it's hard work to be good"，他說。
我喜歡張愛玲而不研究張愛玲。她的小說固然好，她的非小說更了不起，一本《張看》每讀一遍就有一遍的收穫；讀書讀書，說說輕巧，真要讀出那滿堂學問靠的倒是天資了。胡蘭成的文字當然寫出了風格，《今生今世》寫得多漂亮，只是落水之愧很難不浸霉他的名聲
"A good book is like an unreachable itch. You just can't leave it alone"：沈登恩這一生就在搔不到癢處的樂趣中過去，連最後的病痛也拖不太久就過去。
那時候幾位開通的老師都說文章根基靠詞曲，元曲要多讀，湯顯祖的戲曲更要讀，我聽話，囫圇讀了，好處倒是如今老了才曉得。
書店老闆替我找出一份賴士奇一九四七年的文稿，寫的是文化人和普通讀者不可剝奪的公民權利和必須享有的資訊自由，不然，念頭越軌，言論犯忌，人人隨時遭受集中監禁的命運。這幾天，外國報上的悼文都在引述他這篇名篇的一些話："... manuscripts will be banned, books will be burned, and writers and readers will once again be sitting in concentration camps for having thought dangerous ideas or uttered forbidden words"。
我從小讀郭沫若的書，讀不懂他的大學問讀得懂他的文藝腔，白話文有郭沫若，舊體詩有郁達夫，濫情那是濫到顛了。
我尤其掂量不準分寸的所在，文字越熟練越要留點枯澀的飛白，飽滿了就油滑了。我近年偏愛兩位當代女作家的作品，一位是楊絳，一位是聶華苓。她們閱歷深湛，文風沉潛，境界老早攀過了世俗文學的華美，一字一句，一收一放，人生細膩的念叨一一沁人心腸，彷彿孤坐爐邊坐了好多好多個冬夜才坐出這樣的頓悟。飽讀詩書自是她們底子厚實的緣由，難是難在讀世事讀世情當作讀書那樣讀，筆底從此隱約流露一股淡淡的書卷氣，淡得若有若無，濃了反而要嫌迂闊了。
閱人如讀書，這也是我這幾年來的體會。楊絳說讀書是從一本書的最高境界去欣賞和品評，使用繩子是從最薄弱的一段去斷定繩子的質量，政治家企業家把人當作繩子使用，書呆子才把人當書讀。聶華苓說花香、書香、咖啡香再加上微雨黃昏後，那是殷海光談羅素的時候了，「羅素可不是隨隨便便談的」。那天殷先生拿了《羅素畫傳》給聶家三代人看，突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他連忙把書從聶華苓手搶了過去，臉走了出去：「書和花就是他的命」。
接着是自己寫了一本又一本的書，深知寫作過程充滿庸人那些滑稽的自擾，忍不住為 Anthony Blond和 P.G. Wodehouse的坦白莞爾。他們一個說為了出這本書要砍掉一些樹去造紙簡直是對自然生態的冒犯（"that trees should have been cut down to provide paper for this book was an ecological affront"）；一個在一本書的獻辭說沒有他女兒無窮無盡的支持和鼓勵，他的書只要花一半時間早就寫完了（"To my daughter Leonora without whose never-failing sympathy and encouragement this book would have been finished in half the time"）。
邱吉爾擔心世人真的相信新書一出讀者反而應該看舊書的雋語，說他既是作者，當然不希望人人死死照這個說法做："There is a good saying to the effect that when a new book appears one should read an old one. As an author I would not recommend too strict an adherence to this saying"。
倫敦冬天冷得實在要命，連美國明星 Shelley Winters都說冷得她差點結婚："I did a picture in England one winter and it was so cold I almost got married"。
讀了思果我才用心讀藍姆，客居英倫那些年還苦苦集藏各版本的《 Essays of Elia》， E. V. Lucas厚厚兩冊藍姆傳也花了大錢買回家死啃。五四以來筆下亮得出晉末清談逸興的中國作家都愛過藍姆，通讀藍姆，模仿藍姆，周作人練出夜靜山空的道行，蔡思果渲染月出鳥驚的本事，兩人輸的是藍姆說理之酣暢，贏的是藍姆陌生之禪機。
我做翻譯的那些年案頭長年供奉韓迪厚和思果的翻譯論著，「當」字「被」字「地」字時刻視為禁忌，深恐錯手一用，兩位前輩鼻孔朝天嗤笑一聲：「這是人話嗎？」
《私念》幾次慨嘆 Lamb、 Lucas、 Belloc、 Chesterton那一輩名家都給人忘記了；
我不同意的是他說的一句話：「只要堅持，人人都有可能成為聖人的」。人生滿目苦海，多幾圈人造的光環不啻多幾座養鬼的香爐，要來幹什麼？
我這十來年留心尋找溥先生的字和畫，常常覺得溥儒溥伒清貴的筆墨近代書家畫家少有，是宮庭藝術的最後幾筆，不可錯過。這兩年大陸市場發燒，溥心畬沾了「南張北溥」的餘暉特大特小的精品價格攀得很高，溥雪齋的作品文人氣息比溥心畬更濃，向來不是搶手貨，流入坊間的精品不多，藏他的藏家捨不得割愛也。
「香港遭逢巨變，淡淡一點宗教情懷會冲淡你的聰明，找回你的愚昧。愚昧是活得安寧的泉源。」國情那樣古舊，家規那樣嚴厲，輩份那樣懸殊，一切心願只能本着心香去許願，像農業社會無告的村人逢年過節拎上花果進廟上香祈福，祈的是一個卑微的夢圓。
台灣的宋迎秋到北京告訴楊絳說台灣讀者很喜歡《我們仨》。楊絳很高興，說她不過是寫寫自己的悲哀、歡樂和思念，讀者喜歡也許因為這種感情是人類共通的。楊先生還說，書里書外的我們仨維繫的其實就是朋友的關係，三綱五常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追求的也都是朋友的境界：君臣融洽，彼此信任，恰似朋友；父子情深，親密無間，也如朋友；兄弟和睦，齊協共進，又是朋友；夫妻投契，無話不談，更是朋友。她說一切關係只要最終的狀態比較融洽，「都應該是朋友的關係」。
那時候台大風氣隱約洋溢傅校長（傅斯年）辦學的三大理想：要追求平淡無奇的教育，要學生有房子住，有書唸，有好玩的東西玩；要品性的教育，要學生不撒謊；要公平，要人人在法律上在規則上平等。
鄧永鏘替英文消毒
前天，《蘋果》論壇版上刊登鄧永鏘寫的〈 I Love Plain English〉。淺白的字，短短的句子，思路簡明，恰當處冒出一個人、一件事，都馴熟，都典雅。英文寫到這樣的境界，怪不得他敢說他喜愛清淺的英文，還希望人人說英語寫英文都追求清淺。我向來擔心 plain的語文求之不易：是素淨，是純樸，是明亮，是平實，是一彎淺淺的小溪，清澈見底，漪瀾如畫，蘊藏的卻是多少歲月的造化！
中文英文都一樣，初初涉足，誰也經不起求深求古求奇的誘惑；日子久了，天份高的終於悟出 Paul Johnson說的"the word 'meaningful' when used today is nearly always meaningless"；天份低的聽到的始終是 Spike Milligan聽到的慘叫聲："Listen, someone's screaming in agony- fortunately I speak it fluently"！摸不清語文分寸的人很難摸得清語文深淺的趣味。邱吉爾說人人都是蟲，幸虧有些是螢火蟲。
鄧永鏘中學到英國學校去住讀，劍橋唸法律，倫大唸哲學，是個博讀的 educated man。他這樣的行家倡言英文要清淺，要簡明，教英文、學英文、用英文的人恐怕不可不深思了。他筆下那位英國法官 Lord Denning也是個"very educated man"，寫起判詞來句子永遠是短的："So don't be shy about writing short sentences"，鄧永鏘說。聽說他在北京受過教育，在北京大學教過英文，內地有些英文地道的北大人說不定上過他的課。
鄧先生說學校是教不好英文的。他對全套語文教學方法當然也縐眉頭，恨不得找編字典的 Samuel Johnson來當教育部長。他說約翰遜博士起碼不說"you smell"而說"I smell, you stink"！我猜想鄧永鏘抱怨的是學校老師教的英文太學究，太 bookish，框死了活活的語文："You cannot learn English by learning from or reading the dictionary"。我在台灣讀書的年代，天天早上好多同學在操場上背字典。那時候，教英文的老師教得非常吃力，學生學得也很不自在："An Englishman thinks he is moral when he is only uncomfortable"！苦讀英文都苦成了蕭伯納揶揄的高尚情操：學以載道，注定多病。
老實說，要寫鄧永鏘那樣漂亮的 plain English，多讀閑書比硬啃大書管用。我好幾年前寫過〈鄧永鏘的螢火蟲〉寫的是他的閑讀偶拾。那年，英國雜誌〈 The Week〉請他選幾本好書寫一寫，他寫了幾個他喜歡的小說人物，說 P. G. Wodehouse筆下的 Bertie Wooster境遇佳、人面廣、心腸好（"well-off, well-connected, well-meaning"）；說〈 Vanity Fair〉的 Becky Sharp死要面子，壞得可愛（"pretentious to the last, yet wickedly loveable"）；說 Ian Fleming的 James Bond藝高膽大，瀟灑典雅，惹人忌（"His daring feats and dapper manner make us exceedingly jealous"）。
順手拈來的評語句句點睛，沒淋過幾年英國的冷雨撐不起這個排場。到了這篇〈 I love Plain English〉，鄧永鏘忍不住板臉示範一下他替文字消毒的本事，我只好拿來當 mildly medicated hand soap洗手，圖的是筆下從此少些慘叫聲。
胡適的秘書胡頌平說，胡先生晚年到康乃爾大學去探望史學大師 George Lincoln Burr，兩人聊了一整天，伯爾臨別有感而發，對胡適說他年紀越大越覺得"toleran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reedom"。胡先生聽了低徊不已，遇到關鍵的大事體常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坦白說，老歌、老戲、老照片那樣的 oldies我都喜歡："There's nothing like listening to some of the oldies to make you nostalgic for the vanished years of your youth"，高先生《詞典》的"oldie"條說。
名物繁博，各有從屬，名堂不對，滋味跟不對。郵差按門鈴，門的人問一聲「誰呀」？英國老郵差都提高嗓子說："Postman!"。他們不說"You've got mail"。十八世紀末葉天文學家 William Herschel發現天王星，原想沿用英王喬治的名諱起名「喬治行星」（ George's Planet），細想覺得 vulgar，還擔心世人反對那麼大的行星只跟英國掛，最後定拉丁化命名，叫 Uranus。西洋古早的各科學問愛借希臘文拉丁文充門面，充古奧，求的是一股深意：舊石器時代不叫"dawn of time"，叫"paleolithic"；威爾斯中部發現的志留紀岩石不叫"grey rocks"，叫"Silurian"。
曾焱文章說的 J. D. Salinger的《 the Catcher in the Rye》才是文學作品。美國新聞處的譯本我忘了是不是湯新楣的翻譯，書名不是大陸詞典譯的《麥田守望者》，是《麥田捕手》。
老師說：「這樣讀小說不划算。別查字典，放眼讀下去，能懂多少就多少。讀完喜歡不妨從頭再讀一次，查一查關鍵字。」那是我讀書不求甚解的啟蒙，受用至今。
我年輕的時候曾經用心讀通莎士比亞的好幾部戲劇，英國散文大家藍姆和他妹妹合寫的莎劇故事集我的英文老師也要我細細披閱。旅居英國那些年，有個英國朋友熟讀莎翁，夾議夾誦，進退堂奧，連一封家常信札都寫得典雅似錦，我順着他的提點重讀了三、四齣莎劇，恍然意會了一些文章的竅門，可惜興趣過了又丟淡了。
佛老接又決定仿效古法，學古人在書畫上題上款遇單名都加個「之」字，稱我「橋之」。我說這個「之」是虛字作助動詞，上頭的單名應為動詞或改作動詞，比如「適之」，比如「讓之」，「橋」字不是動詞，恐怕「之」不起來。佛老回信說：「古無此例，正好創用」！
高潔《信報》上的專欄《花都拈花》我愛看，比她過去在左派報上寫的好看：撇掉露怯的教條，多出亮堂的西方品味，帶點溫情，帶點布爾喬亞的舒泰。她的文字再凝些興味會更濃；中文底子那麼豐厚，走筆不忘遲疑一下格調一定再上一層樓。我這是職業病，讀到好的文章總忍不住盼它更別緻，盼它像山像水那樣活在天地：《易卜拉欽先生》的電影語言每一格都孕懷那樣溫醇的心思。天天寫的專欄正好天天練，寫得好是歲月的眷顧。
吳魯芹先生生前開玩笑對我說：海外中國作家外文特別好的寫不出視野不同的東西該打屁股；外文半桶水而挾洋自重的也該打屁股；不讀外文而下筆堅持之乎也者的尾巴翹得最高，不值得去打！吳老想說的似乎是外國人寫的東西都該讀一讀，「義和團的皮肉挨刀挨槍是要見血的」！
搞創作最可貴的是追求那份 originality，死也要死出來。西方的陽光和風雨只會滋養心田的老根，長出來的最好還帶周瘦鵑花草的神韻。文化是這樣婷然壯大的。
深夜偷看《金瓶梅》的中年夫妻不難感受人生的崎嶇；崎嶇的路走多了，哀樂中年這才激發出愛情如歌的讚嘆。我這樣的老頭盼的是中年男女的愛情真的都如歌，對年輕人我反而不這樣指望了：這些孩子比他們的上一輩人幸福，腳下的路不崎嶇，心中的歌唱不完，專家學者給他們再多的冰心再多的巴金他們也不會忽然覺得母愛如詩，情愛如歌。溫馨，他們多得很，多給了等於滴水到大海去；給點苦澀的反而是教育，比如給點朱自清的日記。
朱自清的舊體詩跟他的白話文一樣平淡樸實，動人處不在才情在真情：「中年便易傷哀樂，老境何當計短長。衰疾常防兒輩覺，童真豈識我生忙。室人相敬水同味，親友時看星墜光。筆妙予宵不寐，羡君行健尚南強」。他寫日記倒是半文半白，穩貼好看，看完傷感
那年我讀了不少昆德拉，儘管不敢十足信任英譯本的譯筆，他耀眼的才情倒是驚人的。文學要的是那樣的氣魄。我對簡妮說從文化的視野看文學的功能，英國的邱吉爾和羅素得諾貝爾文學獎在先，美國的 Susan Sontag有足夠的深度和厚度戴上當代文化思潮的桂冠：「奧茨顛之作是她三十歲寫的《 Them》！」
楊絳的父親楊蔭杭那本《老圃遺文輯》收錄他八十年前逐日在上海老《申報》上發表的文字，三五百字一篇，長的也不過千把字，全書六七百篇文章寫法律，寫歷史，寫經濟，寫社會，寫文化，寫古代地理，寫民族源流，百科都全了，淵博如海。李慎之說他通才博識，說他鐵骨冰心；楊絳說他「讀的書都是嚼爛了吃到肚皮的」；錢鍾書說他筆下的引舉「不會記錯」。蔭杭先生那樣的法學家留日留美留出大學問。
台灣一位老前輩打電話跟我說起黃裳先生的古書題跋寫得好，
他說她跪在他的床前告訴他說："You're still you, and I love you."活在順境的人不太容易領會這句話的深意，說不定還嫌棄那是小說中電影順口說說的對白，傷感，肉麻。只有遭逢噩運的人才會感受到那話里的冬日晨曦。
林太乙先生領我接編中文版《讀者文摘》的時候，我們好幾次談到西洋男女動感情的語言最難翻譯成順當的中文。順當，我們講究的是吻合我們的常情的說法，不暱不隔，不浪不怯，意思是外國人的意思，情感是中國人的情感。到底文化不同，分寸不同，人家誠摯的深情率爾轉成中文，立刻顯露空泛的濫情，做妻子的 Dana說的那句話也許只好翻譯成「你還一樣是你，我也一樣愛你」：第二句用「也」字補回原句中的"and"，為的只是避掉「而我愛你」的突兀。
珍茜摩爾（Jane Seymour）對紐約記者說，他有的是求醫的熱切和移山的毅力，一度慨嘆許多體能健全之人過的竟是自甘癱瘓的人生。讀過珍茜摩爾的新書《 Remarkable Changes》的二十篇生活故事，我不難想像她對逝者無盡的依戀和無告的傷痛。這本書去年初版的精裝本我沒見過，前一陣子在書店看到新出的平裝本，翻了幾頁覺得平實、好看，匆匆買回家匆匆讀完了。
她真的來了這的城市大學，滿了合約她又真的接受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陳婉瑩教授的邀請去當訪問教授了。陳婉瑩辦這個中心越辦越出色，我只瞧不慣中心名字的那個「及」字：穩穩妥妥一個「與」字為什麼不用？新聞和傳媒沒有主次之分，老人和海也沒有，張愛玲譯成《老人與海》才順當，絕不會說《老人及海》！
英國故交托比的夫人伊迪絲來電話要我給她找兩本大陸出的新書，還說起美國漢學家 Ronald Egan翻譯的錢鍾書《管錐編》："Fantastic!"她說。
錢鍾書謙謙「管錐」的書名，艾朗諾譯為《 Limited Views》，如此有限的見地，西洋人倍覺新穎。
我近年比较留意张大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字画，总觉得那时候的笔墨远远比他早年的聪明和晚年的孟浪还要丰美还要流丽。这段时期他进出香港，客居印度，移家阿根廷，留恋日本，最后歇脚巴西，个人行止处处受到政局逆转的牵扯，艺术襟怀在萍捬游荡的过程中慢慢向着空灵的境界寻求归宿，他的画和字从而刻意摆脱大陆易帜之前的一丝妩媚，一下子在扰扰尘虑之中落实了磅礡的湖山之思：“岸花送客雨绵绵，樯燕留人意惘然；万里故人频入梦，挂帆何日是归年”。
张大千常笑世人只识徐悲鸿画马，不知悲鸿画牛最传神，
《维摩诘经》况说，维摩是古印度毗舍离地方一个富翁，家中金雕银琢，奴婢成群，他却勤力向学，虔诚修行，终于能够处相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生境，修成圣果，尊为菩萨。
董橋：《記憶的腳注》
梁先生說他那時候也讀遍 Roland Barthes的書，也迷 Susan Sontag。我想起 Walter Benjamin的〈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梁先生聽了拉我到他的書房去看初版《 Illuminations》的封面，放大了鑲在塑膠框子。班傑明蓬亂的頭髮加上圓框金絲眼鏡加上那一抹濃濃的鬍子：「我最喜歡這本書，你說的那篇長文也在頭！」他說。「還有〈 Unpacking My Library〉！」我說。我們相對大笑，一起走回倫敦的寒夜。
我說當年哲學家 A. J. Ayer經典著作《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剛出版，哲學界像捅破了蜂窠嗡嗡然議論四起， Elizabeth Pakenham問艾爾下一步是甚麼？艾爾眼睛一亮回答說："There's no next. Philosophy has come to an end. Finished"。
誰都不記得一七八五年創刊初期的報名是《 The Daily Universal Register》，那是清代的乾隆盛世，中文譯為《世鑒日報》。一七八八年改名《 The Times》，乾隆、嘉慶年間的翻譯家錯看成泰晤士河，《泰晤士報》的錯譯從此錯了兩百多年，林山木挑剔過我一錯到底不想改正為《倫敦時報》！都怪我遺民心態沉重，總是捨不得冷落河道上的那一輪月色。改成 compact newspaper了，《倫敦時報》也許是最合適的譯名了。
一九七三年冬天，英國石油存量大跌，一位讀者寫了一行字的信進言儲君查爾斯娶個阿拉伯公主："Sir, can't an Arab princess be found for the Prince of Wales?"。
袁克文末世才子的頹廢情懷向來有名，玩世玩物的逸興尤其有趣，他的墨寶我收過兩三件，氣魄好大。
多讀少讀，深讀淺讀，隨遇之餘順便也可隨意了。
似乎人老了會自負，像鮑威爾說"Safire is getting arrogant in his old age"，看得上眼的書不多，速讀讀出意思也就算了。
好看的書都是老書跟老年人寫的書，好用的工具書倒要靠壯年的精力去編寫了。北京《新京報》書評周刊要我寫些讀書近，我無從寫起：我還在慢慢讀 Lynne Truss的《 Eats, Shoots& Leaves》學用標點符號！那是今年最好看的書，跟楊絳、聶華苓的書一樣好看。好看是看文采，看故事；沉悶的大議論睡不覺我也懶得看，老皮囊經不起這個折騰。林海音先生生前看到台灣老作家寫的書都寄來給我，我看到大陸老作家寫的書也寄去給她：「這些書都有根！」她說，徐康的《前塵夢影錄》、張岱的《陶庵夢憶》、余懷的《板橋雜記》、周肇祥的《琉璃廠雜記》、張伯駒也寫也編的《春遊瑣談》也都有根。我喜歡這樣偏袒老人和老書，讀羅素自傳讀到趙元任一九二四年寫給"Dear Russell"的信都死命稱讚他英文漂亮！那年，趙元任其實才三十二歲。
張充和的工楷小字我向來喜愛，秀慧的筆勢孕育溫存的學養，集字成篇，流露的又是烏衣巷口三分寂寥的芳菲。多年前初賞她寫給施蟄存先生的一片詞箋，驚艷不必說，傳統品味棲遲金粉空梁太久了，她的款款墨痕正好揭開一齣文化的驚夢，夢醒處，悠然招展的竟是西風老樹下一簑一笠的無恙！她那手工楷天生是她筆下詩詞的佳偶，一配就配出了《納蘭詞》「鴛鴦小字，猶記手生疏」的矜持，也配出了梅影悄悄掠過紅橋的江南消息，撩人低徊。
我的美術品味傳統得要命，總覺得尺幅千里，動人之處在性靈，在襟懷，不帶學養的丹青只是工藝品，剪下永玉先生畫作上的題記補上去也回不了魂。
中國畫的學問往往在題不在畫，跟中國菜的情趣往往在味不在色一樣。
我深信好看的書是些老書，是些老年人寫的書，那是 Jane Austin說的"universal truth"了：閱歷的飽滿，交往的深摯，學問的博洽，處世的澹泊，興來輕輕白描幾筆，立時見山見壑，
那時候我才三十多歲，傅雷翻譯的法國經典小說看到一本讀一本，儘管體悟不出他那手中文的深厚功力，倒也隱約淺嚐了一股澀的甘美。要到半百之後品賞他寫的家書，我才猛然認出毛筆小楷字里行間鬆鬆緊緊的拿捏，用情處泛起的鋒芒確是周作人營造不出的疏朗。傅老先生的學養畢竟拌着西學的真知。那期間，我跟傅家知交宋淇先生常有書信和電話往還，他每每留意我的一些讀書心得，每每不忘提點疏漏之失，常說「傅雷在這方面最細膩」！
立雪無門，畫家靠的是描摹臨摹前賢前輩的作品打好基本功，用心之苦恰似文人觀摹佳作鍛鍊自己。
那是一輩子的事業，境界的高美和風格的獨立卻又是學問的積累和膽識的提煉了。
蘇珊．桑塔一九七二年寫的那篇〈 On Paul Goodman〉文字最明媚
我讀蘇珊．桑塔的書讀了三十年了，我讀的向來是她悼念文化挑釁文化過程中翩然衍生的那許多感應："my evolving sensibility"；那許多情趣："the interestingness of the problems raised"。事態在蛻變，觀點在蛻變，舊日的激情在蛻變，眼前的領悟在蛻變，謙卑的彌補並不重要："I disagree now with a portion of what I wrote, but it is not the sort of disagreement that makes feasible partial changes or revision"。重要的是即時的交流帶來即時的火花，火花匆匆熄滅了，她說她從來不想帶領你去迦南，她只帶領自己去迦南："I was not trying to lead anyone into the Promised Land except myself"。
於是，一生寫了那一文稿，算得上正正經經的評論的並不多："I am aware that little of what is assembled in the book counts as criticism proper"。依題探幽，上下演繹，運筆往還於繩墨邊緣的一串遐思，也許只能歸納為她略嫌浮華的"meta-criticism"文類。於是，我喜歡她的書像喜歡一個女人：忍受她的偏見撩起的齟齬，縱容她的水靈惹起的流言。
呂大年寫的一篇書評寫到 Abigail Gawthern說她父親喪事的一段話，她說：
人儘管身喪服也可能是無動於衷，這是誰都知道的事。但是真正有情有義的人，也無須做出難過的樣子。那種珍貴的、永不褪色的思念，不會因為衣服的顏色變得黯淡而有所增益或減損。性情中人的悲哀是無欺的，他厭惡那些公開展示痛苦的俗套子。他更願意獨自享受心頭那份祕密的高雅的感覺，那是俗戾之人永遠也不會有的感覺。
周作人文章如雨如晚霞，陽光照得太烈恐怕要消散。
我向來喜歡他那手毛筆字，帶骨帶肉，幽婉有致
《 Book Lust》說，不到五十歲的人看一本書應該看五十頁才定看不看下去；過了五十歲的人用一百減掉年齡就是定看不看下去的頁數：五十六歲的人讀四十四頁，六十三歲的人讀三十七頁；到了一百歲，瞄一瞄書的封面就該知道這本書值不值得看！嗜書上癮者是 readaholic，跟貪杯的人一樣，比百齡老人還氣，連封面都懶得看，乾脆要哪位作家寫哪一種書！
書是我自己從草堂書架上找來讀的，先生知道了要我挑愛讀的讀，讀懂多少是多少，「不要緊的」！
米勒的文字清朗而動人，姚先生的譯文恰巧是米勒文采的倒影。趕完那本書，我不敢再亂做翻譯也不敢再亂寫文章：文章太難了。
他在行文鑄造的 simplicity、 humbleness和 decency永生亮麗：他是敬業的作家。大蕭條時期父親破產，米勒從此懷疑現代生活的秩序，長篇小說《 Focus》寫的排猶運動寫的是他猶太血液的悲情，跟劇作《 All My Sons》先後靜靜哀悼劣質的世界。五十年代調查顛覆活動的歪風吹遍美國之際，他寫的那本歷史劇《 The Crucible》我反而不喜歡：他把一六九二年馬薩諸塞州的獵巫故事寫得過份壯麗了。
像《 A View from the Bridge》碼頭工人說的那樣："I am inclined to notice the ruin in things..."。那個劇作跟《推銷員之死》都得過普立茲獎，寫得比《 After the Fall》要好。
筆底的素樸、謙遜和端凝靠的是心中那股入世精神的沁沐。簡妮說，幸好阿瑟．米勒從來覺得自己是卑微的凡夫，筆下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他心靈深處的人，學院派的知識分子儘管緊縐眉頭，他始終沒有離開過他的讀者和觀眾半步。
劇本第一幕開筆說："A melody is heard, played upon a flute. It's small and fine, telling of grass and trees and the horizon."姚克譯文：「橫笛吹來幽雅的曲子，訴說芳草、佳樹和天涯」。大陸譯本：「一隻笛子獨奏曲悠揚可聞。笛聲細弱，娓娓動人，表達出草木和天地的自然情景」。劇本收尾一句說：" Only the music of the flute is left on the darkening stage as over the house the hard towers of the apartment buildings rise into sharp focus."姚克譯文：「漸暗的舞台上只剩下橫笛的餘韻，但見房子的上空，筆削的公寓高樓聳峙得更嶮巇」。大陸譯本：「只有笛聲還縈繞在逐漸暗下來的舞台上，這時公寓高樓巍然聳立，團團圍住這所房子」。姚先生中學西學修養飽滿，出手漂亮，字字都掂量過，套戴天一句口頭禪：「絕不跟你開玩笑的」！
宋先生說，每逢別人稱讚夏濟安的英文流暢，濟安先生一定婉謝，說是功力遠遠不如弟弟志清。我想那是兄弟兩人性情不一樣使然：哥哥嚴整，弟弟聰明。嚴整之筆每每清白穩實；聰明之筆卻像激發流水說話的石頭，惹人驚喜。《夏濟安日記》縱然好看，夏先生一九七四年為《日記》寫的〈前言〉和一九七五年寫的〈跋語〉更是好看中的好看了，寥寥幾筆聯想的呼應，輕輕巧巧竟給《日記》點亮了好幾盞燈。
早年我在劍橋舊書舖也買過一些講書法的舊書，認真讀了也認真練了，英文字終歸寫不好，那是小時候描紅 copybook描得不用心，這輩子只能靠 sloppy的獨家行草嚇唬人了。
充老說沈從文「寫字不擇筆、墨、紙，甚至寫在手紙、裹物紙上」，常常只用「一枝筆，大小字全用它。」
好多年前我讀這頁日記的時候，忽然覺得他的存在主義終於有了反面闡釋：存在主義只能存在於太平的年代；戰爭剝奪了人的存在，存在於是不可能有行動；活的人在戰爭活不出形象， being變成 nothingness，變成虛幻；戰爭不容許人決定自己的命運，存在從此沒有了命運。
讀沙特的書，讀他身邊的 Simone de Beauvoir的書，我讀的都是英譯本，從來不敢肯定我讀對了也讀懂了。做了幾十年翻譯，我經歷了一種語文迻譯成為另一種語文的潛默過程：痛苦的妥協，非份的攀附，取巧的討好，武斷的撮合，過份聰明的詮釋，翻譯於是成了冗長的化裝行為。我摸不清英國人美國人化裝成沙特跟真的沙特差距有多大。在這樣的局限，他的哲理文章我不覺得我掌握了六成；西蒙．德．寶娃自傳體的文字轉化成英文準確度一定高些。前幾天美國報上 Alan Riding寫的那篇〈 Remembering Sartre as an 'ethical compass'〉說，在法國以外的地方，讀才女西蒙的人肯定比讀沙特的人多。那是對的；她那本《 Adieux: A Farewell to Sartre》我永遠讀不厭。
《 The Lost World of the Kalahari》也有一段 Peter Scott說的故事，說是愛斯基摩人聽了他講述戰地舊事驚惶極了，連忙問他歐洲人難道都那樣隨隨便便跑出去亂殺陌生人："But do you Europeans actually go out and kill people you've never met?"。
墨香，說穿了正是現代人久違的人文素養。
我向來偏見，總覺得材料那麼豐富，這部書能寫得再輕鬆些再散文些一定加倍好看。寫學術流水賬不難；寫帶學術視野的古代清風明月才難，我的朋友揚之水做得到。朱家溍的《故宮退食錄》出版之後他對我說：「有些題目原可以寫得再瑣碎一點，再生活一點。」我猜朱先生那意思是再多穿插一點情節與細節：古人事蹟的情節與細節；作者迷古的情節與細節。
英國首相 Stanley Baldwin說，天上的鳥、野生的花和一國的總理比誰都需要庇佑："There are three classes which need sanctuary more than others— birds, wild flowers, and Prime Minister"。
簡妮剛賣掉了 Edward Young的初版《 Night Thoughts》
歐美老城市的老書店老了幾百年還老不完，書呆書痴一代接一代躲進塵封的縹緗拚命翻找上代人的獵書奇遇。住在倫敦的藍姆寫信向柯爾律治報喜，說他只花費半個克朗買到了《 Godfrey of Bullen》："Rejoice with me"。兩百年過去了，住在紐約的 Anne Fadiman寫〈 Secondhand Prose〉說，她只花費十五塊美元買到了插圖精裝本《 The Life and Works of Charles Lamb》："Rejoice with me"。她還說，一九八八那年，美國一位漁夫在 New Hampshire舊貨鋪同樣花費十五塊美元買到了 Edgar Allan Poe的《 Tamerlane》，幾個月後送去蘇富比拍賣拍了十九萬八千美金！
三十年前倫敦 Covent Garden一家舊書店的老闆娘向我兜售揚格的一部戲劇，初版本，品相好。詩歌和戲劇我興趣不大，揚格那部長詩《夜思》英國老學究都讚美，我早翻過了，看不出苗頭，那部戲劇更不想要了。
清明節剛過忽然傳來美國作家 Saul Bellow的死訊，清夜憶起早年閱讀他的小說的樂趣，我忽然很想好好收藏一本初版的《 To Jerusalem and Back》，那是他的尋根之作，非小說；他的小說我幾乎收齊了，寫書卷氣寫出當代美國社會慾望的汗味，他肯定不朽：都柏林是喬埃斯的；芝加哥已經是索爾貝婁的了！
最近出版回憶錄《 Quicksands》的 Sybille Bedford今年九十四，她在倫敦高貴的 Connaught飯店吃晚飯不忘教訓跑堂說，烤乳鴿是不可以配菠菜的："Spinach does NOT go with roast pigeon"！
我說英國詩人從來不敢以奶酪入詩："Poets have been mysteriously silent on the subject of cheese"，他們的 G.K. Chesterton說的！
我忽然惦念勞倫斯的《 Twilight in Italy》，惦念他隨筆信札小說的意國零墨，心中隱約喚回了上世紀初葉久違的風月遺韻，籬笆外傳來路人的一聲乾咳，頓時竟也成了九十年前他的肺結核的回音。勞倫斯當然應該在意大利養病；親和的意大利人也許確是他筆下的"Children of the Shadow"，可是，他們內心迴蕩的夜曲畢竟是祥寧的天籟。起碼我是在蘇蘭多找回了那絲"nocturnal"的暖意。
Gertrude Stein说：
It is not a melancholy thing being one of them. It is not an interesting thing being one of them. It is not an exciting thing being one of them, it is not an important thing being all of them. It is an important enough thing being all of them. It is a pleasant thing being with them. It is not a pleasant thing expecting anything from them. It is not a disconcerting thing expecting anything from them. It is an agreeable thing knowing about them. It is an exciting thing first hearing about them. It is a delightful thing coming among them although it is a frightening thing the first seeing of them. It is a very pleasant thing living where they are living. It is a completely pleasant thing living where they are living. It is a troublesome thing waiting for any one of them. It is a troublesome thing waiting for them to go on finishing anything. It is not an exasperating, not a disconcerting thing waiting for any one of them.
They are certainly ones deciding something. They are certainly ones expecting anything. They are certainly ones not despairing in being ones being living. They are certainly ones not certain that they will be expecting anything...
聽說喬治做了一塊告示提醒店員不可怠慢生客免得怠慢了天使："Be Not Inhospitable to Strangers Lest They Be Angels in Disguise"。
說「栗子樹」其實是英文"chestnut"的聯想。好多年前讀到 Nina Berberova那句"In Paris in spring the chestnut trees bloom"我驟然動心。淺淡的句子常帶莫名的魅力。這次清晨飛到巴黎，旅館大堂落地長窗外栗子樹在雨中開花，我更想到毛姆《剃刀邊緣》的巴黎春意："It was very agreeable in springtime, with chestnuts in Champs-Elys es in bloom and the light in the streets so gay"。我少年時代死命背誦毛姆不少句子：英文老師迷戀毛姆，學生不敢不親近毛姆。
雷先生（雷競璇）那篇〈巴黎的梧桐樹和時光〉我讀了，寫得真結實。他在巴黎住了快八年，寫法國梧桐寫出了念想和哲思，說香港樹木四季常綠，「總覺得這欠缺了一些可以觸動人底感情的景觀，欠缺了一些深沉的動力」。那也是我牽掛巴黎綠意的心思。
頂多浸淫在不問春夏不問秋冬的小樓追尋 James M. Barrie的 Neverland。
人老了不供養幾分固執容易喪失氣節和品格：小事順從人意可以；關鍵的信念放棄方正的堅持等於墮落。
申先生最喜歡毛姆筆下的辜鴻銘，寫他到辜家小院拜訪老先生讓老先生挖苦一番最好笑。
陳存仁：「我想到太虛法師和我說過，佛足都是五趾相齊的，所謂圓顱方趾」。
我新近終於在上海托人買到鄭振鐸編的《十竹齋箋譜》一九五二年初版本
作者 J.K. Rowling這個人我喜歡。前半輩子的潦倒和後半輩子掀開的興旺讓人欣喜。說她命好福大，可以；說她拚搏有成，可以；更恰當的理解是她的輝煌已經成了最經典的勵志故事。二○○二年六月一個星期天她在英國一份報上說貧窮太像分娩，早知道會痛，真痛了才知道多痛："Poverty is a lot like childbirth- you know it is going to hurt before it happens, but you'll never know how much until you experience it"。那天讀了這句話，我很為她難過，也很為她高興。
到了星期天晚上，她說她爺爺總會到她們家照顧她們，給她們講故事。她說她讀了高爾基的《童年》才知道俄國人珍惜這套講故事的傳統。
布賴恩和我這一輩人也不會迷《哈利波特》。魔法棒的神怪功能隱含 harry這個字的強制傾向，離不開煩惱離不開折磨。他嚮往的是米雪爾的童年"pottering around"的閑情。他喜歡那個寫《兔子彼得》的英國作家 Beatrix Potter，她的淡淡的水彩插畫，她的純樸的動物故事。布賴恩說還有一位十七世紀荷蘭油畫家叫 Paul Potter：「我家有他一張彩印的《破曉》，太動人了！」
有人說行老（章士釗）那部《柳文指要》不僅打破世俗韓柳頡頏之舊說，他為章太炎作的壽序通篇柳文筆法，精警動人；
他（章士釗）說他為人短處是所騖太多而成事太少，那是實話。他的長處似乎是文采風流，一世翩翩，難怪「雖有時觀過可以知仁，而貞固不足以幹事，宜其浮名滿天下而天下無一人以事業許之」，那是中外古今一大半茶座辯士都逃不掉的命運！
意大利文說的"traduttore? traditore"，「翻譯者是背叛者」，不可盡信也！錢鍾書瞧不起讀書讀譯文的人；
林語堂寫的英文劇本《孔子見南子》書名叫《 Confucius Saw Nancy》，那比翻譯孔子學說俏皮多了；英譯孔子要數劉殿爵最權威，他的譯本注釋翔實，是課堂上的學術教材不是查字典搬字運句的譯文。何劉教授的英文英國人都叫好，是上上文章，企鵝編輯部想斟酌他一個字都要先請他吃飯向他細心求教。外文書的中譯本只要中文入流也還是可以讀一讀的；魯迅周作人譯的外國書可以不讀，他們的中文作品文字比譯文高明一千倍。傅雷的譯筆倒是上好的。
陳之藩先生太喜歡《齊瓦哥醫生》了。《在春風》的序中他說他給在紐約的胡適先生寄了一本《齊瓦哥醫生》英譯本，胡先生回信說「看不下去」。
當代深刻認識胡適其人者是他晚年的秘書胡頌平先生；深刻認識胡適學術思想者是余英時先生；深刻認識胡適性情和趣味者，那是陳之藩先生了。
董橋：《故事》
其實，我早歲熟讀徐志摩的新詩，驚嘆的也是他白話蘊涵的千錘笙磬和百煉璣翠，任人怎麼顛撲都注定毀不了他一身藍縷、萬程篳路開拓出來的溫山軟水。
二十年前河南出版的那本《春遊瑣談》我翻讀了好幾遍。明清筆記好是好，到底遠了，隔了；張伯駒編著的這本隨筆依稀家瓜棚下的夜談，三十六位舊派人物說金石，說書畫，說考證，說詞章，說掌故，說軼聞，說風俗，說游覽，篇幅短小而腹笥淵然。他們都是民國江山走過來的人，中共建政初期雅興還在，每周一會，隨談隨寫，積日成書，說是只為「多後人之聞知」。書中張伯駒署名叢碧的六十四篇珠玉我尤其喜歡，每讀一遍，恍似春遊，凝雨泣之間，他伉爽的風規自是橋上遲來的故人。
他有一篇隨筆說梅蘭芳晚年畫梅多是湯定之、汪藹士代筆，後來越代越不濟。
周漢生那篇〈用刀如用筆〉說，竹材的竹絲結構非常特殊，都平行排列，用刀不慎極易劈裂啟層，授徒刻竹於是必授口訣說「先斷橫紋後刻直絲」，「一去一回都要順絲」。碰不到竹絲而只刻在薄薄竹青層上的毛雕不算，刻竹其實都要嚴守順絲運刀的原則用一刀去、一刀回的雙刀刻成，嘉定文人吹捧乾隆竹人周芷巖開創南宗山水入竹，說他「用刀如用筆」，一說說了幾百年，那是蒙人的！周漢生說，傳統文人書畫情結濃重，往往只看拓墨不去查驗刻件，以為用刀真可如用筆：「刻者見有人捧，自也不願實話實說」。
聽說高先生是林琴南的遠親，他天天練字，學問甚好。一天晚上，他拿一本俞曲園的書來我房間聊天。「近代做學問的人終歸離不開兩個園子，」老先生忽然說。「一座是雍乾年間的隨園，一座是我們祖師爺的曲園！」我那年才二十三，不完全明白他的深意。
可是，整篇〈重圓花燭歌〉好就好在事不尚花哨，花哨了難保不肉麻：寫恩寫愛之作向來寧可木訥，最忌明艷，一個不留神往往滿紙鴛蝴；俞先生在行得很，收拾得多乾淨！袁子才讀書讀到門牆外面去了，幸虧儒雅的功底實，筆底艷到濃時流露的竟是小倉山隨園淡淡幾波水氣，林語堂英文再好也只譯得出六分神韻。
他說橘子皮古玉帶點血沁叫叩鏽，難得極了。
我在吉慶棧見過的幾位老先生都說收求古玉要收北方玉不收南方玉，周肇祥民國初年寫的筆記也說南方卑濕，玉器入土兩三百年全腐爛了，說他在琉璃廠看到的盡是北方高原古塚挖出來的三代秦漢奇品。
迷戀古玉那幾年，我其實常常想起老先生教我審度玉器風格的口訣：春秋繁複，秦漢細疏，唐宋密美，明粗清精！
包漿又稱寶漿，是說歲數老的古器物人手長年摩挲，表層慢慢流露凝厚的光熠，像貼身佩帶的古玉器化出了一層歲月的薄膜，輕輕抹一抹，沉實潤亮的舊氣乍然浮現，好古之人講究這番古意：
父親常說多看實物才是關鍵！
我這一代人從小消受嚴厲刻板的管教，死背古籍，死讀詩詞，死練書法，死做文章，基本功虛弱大人絕不姑息，取巧偷懶的勾當簡直死罪。「鄭曼陀的工筆畫有規有矩，比猴子打翻醬缸的抽象畫艱深萬倍，」鍾老師說。「讀書做人亦當如此，法度豈可荒廢！」
聽說中國出土文物從來沒有犀角雕品，傳世犀角杯盞雕件不是明代就是清代的製作，高浮雕和圓雕雕的是山水花鳥人物，一般的浮雕雕的是古青銅古玉器上的蟠螭獸面，是斯文漂亮的幾何紋飾。犀角紋理色澤天生帶古意，素身的犀角杯跟素身的紫檀黃花梨木器一樣可觀可玩。
畫梅畫的其實是胸中的學問和懷里的清氣，貼切點說是寫不是畫。程先生套房那些古梅幾十年後我記憶中要數吳昌碩張大千和伊秉綬最動人。吳昌碩蒼茫孤冷如老衲；張大千堅貞秀媚如美人；伊秉綬草草幾筆倒是倔強如諍臣、古傲如匹士了！我的朋友江兆申學畫拜溥心畬為師，溥先生一味要他讀書寫詩做文章，說是腹有詩書畫便好。
名堂再大的竹人傳世之作是真是假殊難定論，我不信專家，不信權威，只信優劣，只信器齡。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范季融文章的英文本倒過來譯："Great gathering leads to great loss. Heavy love leads to heavy disappointment"。我的老師劉殿爵授在倫敦譯的《道德經》別有領會："That is why excessive meanness is sure to lead to great expense; too much store is sure to end in immense loss"！為了照應前文的「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劉授只好用"meanness"這個比"love"更深醒的字了。
竹、木、牙、角雕刻跟字畫一樣欺人。光靠技術難免匠氣，供養些學問出手才飄得起雅氣：工匠的工藝品闖不進紀曉嵐的閱微草堂，脫俗的藝術創作才成得了俞曲園春在堂的長物；木匠齊白石花盡半生心血練成一筆好字好詩，杏子塢老民那臨風的一揮終於造就了曠世的神品！
玩書畫玩的是意興的寄托：閥閱心態玩氣象，玩中堂，玩條屏，玩楹聯；幽篁肝膽玩韻致，玩手卷，玩冊頁，玩摺扇。
名家做詩填詞是一輩子的事業，閑雜庸人不必自擾，跟我這一代人年少學詩學詞打好中文底子也大不一樣。讀詩讀詞我倒是到老不敢荒疏，生怕失去默化的潛長。宋先生說得極是，「詩詞不貴深奧，全貴投入」。深奧是學術之獺祭，投入方為創作之精血。學術靠苦功，飽含精血的作品才是天生性靈之鑄造，博大的學術描入落花小庭之中難免兩傷。
小說家寫遊歷見聞輕易可以討巧。《夜讀偶記》也甚見舊文人趣味，跟他的舊詩一樣斯文。他的詩我讀的其實並不多，讀到的竟然都寫得很好。茅盾文字的氣度始終清華疏曠。
洋詩中譯而不忍痛削足者殊不多見，我從來不敢苛求。
我愛讀老前輩的小楷文言信札，言事簡淡，情誼沉實，可惜這樣的藝術品如今都快湮沒了。人老了貪戀之念漸漸渺遠，繽紛之思漸漸荒蕪，偶然寫點心事，合該只有上了年紀的人才讀得出興味：淺淺的消息換取淺淺的會心，多了嫌滿，嫌濃，嫌多事。我讀謝剛主的文字確有久陰天氣乍露一抹夕陽之欣慰，幾乎跟善本室翻讀明清稗乘一樣愜意了。
是瑞獸，北方人叫辟邪，南方人叫貔貅。傳說龍生九子，貔貅是第九子，能鎮宅，能化煞，能辟邪，供養家中，老少平安，還會趨財旺財，銅雕、木雕、石雕、玉雕都有。我小時候常去的那間古廟有一座沉香木雕雕的正是地藏菩薩騎貔貅：「佛典籍中稱之為諦聽，」老和尚說拿起毛筆給我寫了這兩個字。
古玉專家多，古玉專書也多，台灣故宮博物院幾代內行的著述之外，我只敬重中國大陸傅熹年先生為他父親傅忠謨整理的《古玉精英》和《古玉掇英》。
畫花卉最怕畫滿，滿了是富麗媚俗的宮廷鋪張，疏了才滋潤得了書窗下的荒村情懷。
老北方諺語說「唱不過余叔岩，畫不過張大千，吃不過白永吉」
練字我其實是喜歡的。清初書學不脫趙松雪董香光一個溫潤一個淡雅之風韻，乾嘉年間的鄧石如雖然擎起了一枝異軍，畢竟只在篆隸兩體之中自成宗派，行書從來攻不破趙、董兩家壁壘。張目寒先生說，同治年間包慎伯和何紹基崛起，他們煥然翻新了松林香海，各領清末書苑風騷五十年。我父親不寫董香光趙松雪而專心寫何紹基我想是有道理的，他要我們兄弟幾個連一個姐姐從小臨摹何紹基，一部《東坡次韻僧潛見贈詩》練了好幾年再練《易安人墓誌》，練熟了才浸入《五雲樓詩》的行草天地，積習難除，我大哥今年過八十了還天天臨池。
曾國藩說他儀禮精，漢書熟，說文深，各體詩大好，字更是「必傳千古無疑矣」！我的國文老師誇讚何紹基書法建基於顏真卿，小字麻姑筆法最見卓秀，六十歲才潛習八分書，於禮器張遷兩碑用功尤深
帶期待的人生比輕易擁有充實，獵字獵畫的過程於是比字畫的歸附多了兩分情趣。
照片背後老人家草草寫了幾行評語：「王惕甫詩句『詩人老去鶯鶯在，甲秀題籤見吉光』指劉石庵有王姓愛姬能學石庵字，惕甫嘗見她題甲秀堂法帖籤署，筆跡幾可亂真，惟韻味微減。此幅誠如王夢樓所云拙中含姿，淡中入妙。反復審觀，斷為石庵真無疑」。
玩字畫玩文玩玩到老了才學會寧偏毋全的學問：老藏家都不捨得放走藏品，藏品只剩些偏愛的孤本了，誰甘心出讓自己修來的固執？
還說閥閱之家金銀滿屋，藏古輕而易舉，羅列逞富，無暇思研；清寒之士集藏得之甚難，朝夕相對，悉心體悟，所入必深
四十年前的事了。那天，杏廬先生說趙孟頫是宋室王孫，二十多歲投降元朝，當了翰林學士，封了魏國公，黃公望、倪瓚、王蒙全是他的門生，畫風竟然攀附巨然遺法，倪瓚甚至瞧不起趙孟頫的外甥王蒙擺脫舅舅法規不夠澈底，題畫揶揄他說「非王蒙輩所能夢見」！「講一句公道話，」杏廬先生說，「趙孟頫學的是董源《龍宿郊民圖》一派之精細畫技，求的是神韻，那些晚輩怎麼叛逆也推不倒松雪道人館閣領袖的地位！」
我埋怨老太太不早些給我報個信。「等運氣吧：人生畢竟不是八音盒！」她一邊包盒子一邊呢喃。
Charles Dance導演的《 Ladies in Lavender》
雍正尚且那麼挑剔了，乾隆更不得了，連英國太太唸「乾隆年製」四個中國字都唸得格外標準：「了不起的王朝，留到今天的一草一木全值得收！」
朱家溍先生說「除了皇家誰也不能用五爪龍」！
「熟悉大風堂畫藝書藝的人常說收藏張大千要藏他五、六十年代去國時期的清貴筆墨；三、四十年代太媚，七、八十年代太浪！」
「牡丹欺人，」他說，「刻劃太像則淺露，刻劃於像和不像之間才算高逸。永樂年間的雕漆比宣德年製的更老練更別緻，《帝京景物略》引了一句『宣款皆永器也』，莫非寒齋這件是永樂？」
喜好文玩，集藏文玩，喜的是歲月的風華，集的是敻古的知識，好玩極了。
早歲在他的《西湖夢尋》緬念繡閣中呵護青絲紅袖的杭州文人，在他的《陶庵夢憶》想像蘇州巧匠依偎燭光雕風琢月。後來讀《遵生八箋》、《金玉瑣碎》、《燕閑清賞》的精緻筆墨，我彷彿結交了好幾十個張岱，看他們迎《板橋雜記》的鬟風鬢霧為一個王朝剝落的臙脂低吟柳岸殘月的輓歌，輓紅顏，輓華燈，輓江山，輓自己。
我非常懷念 Craig Wilson懷念的那幅畫：美國畫家 Grand Wood的《 American Gothic》，哥特式農舍門前站一位農民傳士和他女兒，最肅穆的倫理剪影傳遞了最深刻的價值觀念。畫家說他偶然發現農婦圍裙上的花邊纖纖巧巧漂亮得不得了，發現窗簾穗子的斑斑布條也漂亮得不得了："To my great joy, I discovered that in the very commonplace, in my native surroundings, were decorative adventures and that my only difficulty had been in taking them too much for granted." Grant Wood說。"He had his epiphany"， Craig Wilson滿心喜歡："We can, too."
王世襄先生說元代末年張成做的剔犀雲紋圓盒最珍貴，盒蓋盒底周壁雕滿連綿雲，紅黑相映，瑩滑照人，誰看了都驚喜
我們常常懷念十三年前中國漆藝兩千年的展覽，一部《 2000 Years of Chinese Lacquer》翻了多年翻不厭，葉醫生寫的〈前言〉有一句話啟發了戴立克和我傾囊收了幾件雕漆："Chinese lacquer has mostly been collected by institutions and museums in the past, while relatively few pieces have found their way to private collections."
東坡的沉鬱，魏碑的嚴明，《雁塔聖序》的穩實，都在。沈先生這幅小品是精雕的紫檀神龕偶爾浮現的一暈靈光，金透紅，森森然躲幾代書家的幽魂。
佛洛伊德替他解開了這個謎："No one else was dealing, in a way we could understand, with our interior world, and Freud drove us ever inward."沈尹默的方寸行楷臨《雁塔聖序》而參以東坡，他的楹帖大字以《雁塔聖序》為骨架而參以魏碑；鑑賞家隨時指點得出沈先生每一幅字的這些淵源，他們沒有解開的是沈先生不同字幅蘊藏的不同心情和不同寄托：他們忘了留意沈先生字里的內心世界。
數珠俗稱念珠，也叫佛珠，是念佛記住數目的用具，材料多種，水晶、珊瑚、沉香、白玉、蜜蠟、子實靜叔都有，光是稀世的明清伽南香木項圈和手串就有十幾件。
椰子珠通常都夾雜黃色筋膜，純黑光潤而無瑕疵者都歸了皇家，民間不多見
佛書上說數珠一串多者一千零八十顆或一百零八顆，少者五十四顆、四十二顆、三十六顆、二十七顆、二十一顆、十八顆和十四顆，有規矩的。
「大戰期間我天天學查電報密碼，」靜叔說。「那是非常玄妙的工作，我忽然省悟人與人之間的誤解往往是密碼的誤讀，跟我種荔枝種不甜是我還解不開荔枝的密碼一個道理！」
一晃四十年，明信片找不到了，找到的是這個五六百年前明代圓盒上的靜園鷺江荔影，那是一份圓滿，也是一份缺欠，像 D.J. Enright詩的感喟："To miss and miss and miss/And then to have, and still to know/That you must miss and miss anew."
陶冷月的祖父陶然是光緒吏部尚書，一部《味閑堂詩鈔》詩人陳去病詞家吳梅都推重。
一九七二那年我父親過身了，不久，老家遷移雅加達，我母親還算康健，喜歡讀小說，喜歡讀詩詞，喜歡讀信和寫信，而我卻總是在疏落的家書寫些疏落的喜訊寬慰她也寬慰自己。人生也許真是一場施捨寬慰和收受寬慰的漫漫工程。不幸的是我這一輩子跟文字糾纏的因緣注定了我的家書充滿了浮泛的酬對辭藻，一直到了她慢慢步入癡呆的年月，我想安安靜靜給她寫幾封柴米油鹽醬醋茶的長信她已經不認得人也不認識字了。
那天，一位年長的弔客說起皮影戲的神秘色彩，說是中國的皮影戲起源於漢武帝請來齊人少翁招回愛妃的幽魂，而印尼的皮影戲最初也把皮影當作逝者的化身，操控皮影的巫師更是陰間與陽間溝通的媒體。
信寫得很短，只說他臨時奉調遠行，歸期難料，行止無定，勸她趁早折回英國為宜："Dearest Mabel, I have been suddenly called away on business and do not know when I shall be back.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wiser if you returned to England. My plans are very uncertain. Your loving George."可是，他一到新加坡梅寶的電報已經在那等他了："QUITE UNDERSTAND. DON'T WORRY. LOVE. MABEL."
老作家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這篇短篇小說〈 Mabel〉太有趣了。我喜歡讀毛姆寫的故事，年輕的時候喜歡，老了還喜歡，床頭長年擺好幾本他的短篇小說集和一些我格外偏愛的長篇。他的遊記他的散文也好看。毛姆真是第一流的 story-teller。
她的信寫得真是典雅，帶一點毛姆英文的氣韻，新人類不屑也不能練出這樣的功架。
鞋楦英文叫 last，加尼特說貝茨一生安份守己，正是諺語說的"the shoemaker should stick to his last"。
毛姆有一篇寫 Positano的短篇小說〈 The Wash-tub〉，他說二十世紀初葉每年冬天這個意大利南部山城的旅館都住滿了畫家，每一位畫家都深信自己彩筆下的 Positano最偉大：有的說"at all events it's sincere"；有的說"you see, what I was trying to bring out was my personality"；有的說"I think it's rather me, don't you?"；老練的畫家畫得最好也最沉默，只說了一句"that's how I see it!"。
一位愛爾蘭女士談起愛爾蘭小說家 George Moore的時候說了一番很俏皮的話："Some men kiss and tell. Other men kiss and don't tell. George Moore doesn't kiss and tells"。怪不得穆爾的自傳體小說《 Hail and Farewell》三部曲寫得像蘇二小姐那麼動人！
董橋：《今朝風日好》
書名清新很要緊
我們說起 Somerset Maugham的短篇小說〈 Mayhew〉，說起安安份份的人生像軌道上的電車來來回回走一條電軌，一輩子沒有越出過軌道："I respect them; they are good citizens, good husbands, and good fathers, and of course somebody has to pay the taxes; but I do not find them exciting."大林嚮往的也許跟毛姆一樣，把人生握在手里愛成什麼就出什麼來。
"Capri is a gaunt rock of austere outline, bathed in a deep blue sea; but its vineyards, green and smiling, give it a soft and easy grace. It is friendly, remote, and debonair."「能像他那樣做了十四年功課一個字沒寫就死了我也甘心，」大林在電車上說。
我記起 Samuel Butler兩行詩，我想我那篇序文不會太單薄：
Yet meet we shall, and part, and meet again,
Where dead men meet, on lips of living men。
「當然，」園翁說，「寫卡普里，毛姆的〈 The Lotus Eater〉還是比他的〈 Mayhew〉寫得豐沛」。
曾虛白早年照英文譯名 lotus eater譯為「食蓮花的」，周作人說「意思似不很對」，該怎麼譯他又「完全不知道」，只知道那是希臘的 lotos，是埃及的睡蓮，是傳說中的古代植物，果實甘甜如蜜，吃了「即忘故鄉，不復思歸」，英國詩人 Lord Tennyson名詩〈 The Lotus-Eaters〉「確係詠英雄阿迭修斯之徒，願吃羅托斯而忘生世苦辛者」。
陸谷孫的英漢辭典 lotus-eater條譯作「食落拓棗的人」。「落拓」我想正是周作人音譯的羅托斯，元曲「日日朝朝，落落跎跎，酒甕邊行，花叢過」恰巧又很像 lotus eater的寄托。陸先生易「蓮」為「棗」，參照的也許是古希臘鼠李科的棗蓮 ziziphus lotus，百科全書上說是叢生灌木，原產南歐，果大，內含澱粉，釀成的酒喝了可以知足忘憂。求詩意，「食蓮人」確實比「食落拓棗的人」漂亮，不列顛百科全書譯作「食蓮者」，李黎也寫過一篇〈吃蓮花的人〉。
「不沾點西洋讀書人的情思，中國人寫的書沒辦法寫出幽趣。」程先生的臉忽然像蓮心那麼苦。辭別愛蓮榭我一路細想他說的這番話，想了三十幾年還在想：文章之道是卡普里嶙峋的巉巖。
劉紹銘新書《文字的再生》那篇〈葬花詞兩種英譯〉的譯文才最值得觀摩。一種是 David Hawkes譯的"Can I that these flowers' obsequies attend./ Divine how soon or late my life will end'"；一種是王際真譯的"Now that you are dead and gone/ I am here to bury you./ I wonder when the day will come/ when I too shall die?"。
霍克思學問好名氣大，他的英譯《石頭記》我一度當教材那麼啃過，我眼界大開者無頁無之，我半信半疑者也有一些。
「毛姆瞧不起 Alroy Kear，說 I could think of no one among my contemporaries who had achieved so considerable a position on so little talent.」
這個銜頭以前叫 Consultant in Poetry，二十世紀四十年代 New Criticism氣勢磅礡那幾年封過 Allen Tate，封過 Robert Penn Warren，他們都是新批評派能人。國會圖書館一九八六年才開始改用桂冠之名，受封為第一位 Poet Laureate Consultant in Poetry的依然是 Robert Penn Warren。他的詩我至今進不去，印象中總是學學術術的有點 dusty有點 dull；華倫的小說《 All the King's Men》倒是氣魄之作，影射 Louisiana州長 Huey Long的 Willie Stark寫得多麼玄遠！小說寫壯了自成史詩；詩歌寫壞了想拿來當小說讀也讀不下去。中國文人自謙寫詩只為遣懷最聰明。
舊金山老朋友簡妮向來喜歡 Donald Hall的詩，說他繼承 Robert Frost淺白的田園詩風，字字穩實，句句寫事，「沒有布做的花沒有紙做的月」。
今年年初她勸我翻翻賀爾論詩的文集《 Breakfast Serve Any Time All Day》。我說詩人論詩品有點像產婦說分娩，我通常都不忍心讀；
簡妮說賀爾喪妻之後寫的那本《 The Best Day The Worst Day》另見功架，那首〈 Letter in Autumn〉她更是讀一次流一次淚：
I sleep where we lived and died
in the painted Victorian bed
under the tiny lights
you strung on the headboard.
韻語一旦不再講究韻律，動人的詩歌珍稀得更像清晨的星星。我迷信詩要押韻。
在台南讀書那幾年一位美國傳士的夫人常常告訴我說詩歌是一門非常孤寂的藝術：課堂上的討論也許可以讓你認識詩歌；三兩知音的交流也許可以讓你重視詩歌；一個人靜靜閱讀一首好詩，那卻是你「感受」詩歌的時刻了。「我們錯過了行吟的古代，」她說，「再不談談好詩讀讀好詩我們連追憶的本能都蕩然了！」她說詩的藝術說穿了是追憶的藝術。
老太太教我讀 Walt Whitman，讀 Carl Sandburg，讀 Robert Frost：那是我心中黑漆描金床頭板上吊的一盞燈，並不很亮，卻也不暗，久久不熄。
小說寄去倫敦付排之前他要求在扉頁上引錄雪萊的一節詩：
Life may change, but it may fly not;
Hope may vanish, but can die not;
Truth be veiled, but still it burneth;
Love repulsed,- but it returneth.
「天下之士有三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於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可賤」。
擺空架子的大文章好寫，拚命堆砌課本學識不難堆得出來；帶真感情的妙筆墨難求，揮灑的是學問不是學識，講究的是心境不是心志。老吳有一封來信說他「自去年感恩節後未曾動筆， somehow還沒有培養成一種 mood，有了那種 mood就好辦」。難怪吳魯芹散文處處流露 mood的供養和 mood的收放，非一般載道之作所能追攀。
劉授為他在台大讀書時代的吳老師編出這本選集，寫前言寫跋語宣揚老師的散文沿襲的是梁遇春梁實秋消解荒謬人生的蒼涼風姿，絲絲扣入啞然的無奈和失笑的寬慰。掩卷緬念老吳天成的風懷，我實在憂心那樣的文筆儘管已經比二梁的珠璣年輕而且多了一點洋味，那樣的香火畢竟還是不容易綿延下去。歲月蒼茫，斯文蒼白，老吳常說文章之道，盡心而已，人捧人，干我底事；他的老朋友鄭曼青作畫的時候愛說「這一筆是二十年；要懂這句話，那也要十年！」
我忽然愛讀包天笑的文章，
老先生誇讚馮文鳳這位廣東鶴山人的隸書了不起，畫倒是規規矩矩見不出甚麼創意。
吟詠這家書店的兩節小詩也那樣典麗：
莎士比亞書店
If you ever come to Paris
On a cold and rainy night
And find the Shakespeare store
It can be a welcome sight
Because it has a motto
Something friendly and wise
Be kind to strangers
Lest they're angels in disguise
九十年代我第二次到蘇黎世那年 The Bookshop還沒有開張；聽說他們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六都舉行兒童讀物朗誦會，能去聽聽多好！書局老闆娘 Monica Vischer Richter說去書店買書是觸覺的享受，摸一摸翻一翻買了帶回家最舒服："It is essential to the health of our culture"。
雪堂一生學海浮泛，宦海浮沉，學術儘管深厚，政治識見稍嫌蒙昧，一心愚忠清廷遜帝竟致流落倭寇陷阱，加上王國維沉淵之痛給他帶來難白之冤，學業成就淒淒然在毀譽糾纏之間罩上一層神祕的迷霧，厚實之士揚其高山流水，激昂之輩譏其鼠竊狗盜。我不做學問而好奇心重，淺嚐羅雪堂的著述斷斷續續也好多年了，可惜沾都沾不上門邊，羅雪堂的法書我向來倒是有點偏愛，字字不見脂粉但見天生的清雅，
九十年代老曹回大陸觀光給我帶來羅繼祖的一本《楓窗脞語》，他說羅先生的小文章都寫出了大氣魄，是于省吾說的「以少少許勝人多多許」，語短宏深，意度波瀾。我聽從這位老大哥的開導細心研讀果然若有所悟，悟出學問不深天份不足做文章說什麼也凝不起來沉不下去。老曹常說這位史學家、書畫鑑賞家的文字句句持平，通情達理；我卻覺得羅先生的立論並非處處崇尚持平，只是筆力之穩健既是他的文品，有些深刻的不平之鳴化而為文依然顯得妥貼，那才是他深情他達觀之寬宏境界。我堅信天下上好文章從來不講持平，老曹聽了罵我是邪說！他到底是比我老的老頭。
「明代就是明代，藝術品味比清代高出好幾倍！」
我想像他的書桌上也一定長年擺兩部書，一部是《聖經》一部是《惠特克年鑑》，那是 Anthony Trollope說的"the two most useful books to a novelist were the Bible and Whitaker's Almanack."。
我們說起老派人寫的老派書，泰倫斯最敬重的是哲學家 A. J. Ayer：「在英國，真能駕馭英文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艾爾一個是羅素。他們的哲學我興趣不大；我喜歡揣摩他們的英文。」
我不知道《儒林外史》有英譯本，泰倫斯說他讀了這本書才明白「盒子」是「禮品」的意思，害我深夜翻《外史》翻了老半天才找到周先生那段奉承人家的話，說他圖的是「逢時遇節他家多送兩個盒子」！我猜泰倫斯「禮品」之說是這樣來的。其實《警世通言》一類的老小說里說「盒子」說的往往也是禮品。
泰倫斯倒是全憑直覺判斷中國文玩字畫的文化氣息，絕不談理論，他說反正「藝術不必言詮」。
「愛書愛紙的人等於迷戀天上的月亮，」老先生臉上的水波和拱橋多了三分體貼。「只是我們迷戀的是紙月亮！」
瑞典導演伯格曼的電影我旅居英倫那些年看得最多，一九五七年拍的那部《野草莓》看過兩三遍還覺得好，英國影評說那是一池聖水，中年人看了下半輩子會活得更寧帖。
我們都是捧雜書一頁一頁翻讀的老一輩人。那是有點寒傖也有點自得的世代，隆冬爐邊燈下喝茶看書聊天的時刻，門鈴一響，站在門外的也許是《 Cakes and Ale》冒風雪趕來替他叔叔歸還一本閑書的少年 Ashenden："Come in, come in. Take off your coat. Isn't it awful, the weather? You must be perishing."那樣古舊的歡愉我們到現在還不覺得遙遠也不覺得過時。
坦普爾先生緬懷讀書的上一代人走的往往是沒有嚮導的旅程，不帶地圖，不帶指南，像 Edmund Wilson一九四七年出版的那本《 Europe without Baedeker》。那又是一段典故了： Karl Baedeker是十九世紀德國出版家，他編印的《貝德克爾旅遊指南》紅了好多好多年， Baedeker這個字從此不但象徵了旅遊指南也有了入門手冊的意思，而威爾遜那本描寫意大利、希臘和英國古迹的舊作偏偏捨棄了貝德克爾的指南獨自探索歷史的荒徑撫摸前人的餘溫。
我悠忽想起拜倫在威尼斯寫的一句話："The women kiss better than those of any other nation"。
黃楊木雕向來又是浙江雕的最精緻，跟東陽木雕、青田石雕並稱浙江三雕，我早年拚命追求黃楊前後也只搜得三五件入流的文玩，朱家溍先生說雕工不俗又帶象牙潤亮的古色就好，不要貪心！夏先生惦掛的倒是東坡詩「園中草木春無數，只有黃楊厄閏年」的關愛，說黃楊樹很難長高，每遇閏年還要矮幾寸縮幾分：
那時候大英博物院斜對面有一家舊書店專賣中外關於中國的舊書，我和金銓去過好幾次，有一次他還在一部蔣彝的老書撿到半頁霉爛的毛筆字中文信，信上提到「愛榴室」和《西史紀要》：「那是伍光建的室名，」金銓興奮極了。「翻譯高手，譯過《浮華世界》，譯過《堂．吉柯德》！」那天我湊巧還在畫冊架子上找到幾張零散的老箋紙，溥心畬山水齊白石石榴都有，印得很清淡。回到圖書館金銓找出伍光建翻譯的《法國大革命史》要我借回家讀，說是少年時代他讀過，很好看。我花了兩個晚上讀完那本書，中文凝煉不失韻致，文白之間調度又很得體，難怪胡適一九二九年收到贈書之後給伍光建寫信說：「我昨天一氣讀完。原書固然很好，你的譯筆也真能傳神達意，讀下去竟像讀小說一樣，叫人不肯放手。我一定要寫一篇介紹的書評」。
茅盾評《簡愛》的文章說：「我常覺得伍譯在人物個性方面總是好的，又在緊張的動作方面也總是好的。而對話部分，尤其常有傳神之筆」。
我年輕的時候吃翻譯飯吃了二三十年，老來回想苦味猶在，聊堪自喜的倒是長時間在受制於人的文字框架里制人文字原來是修練文章的上佳法門。年輕人思想難免蒼白，筆下文字再好內容難免瘦弱，這時候，翻譯精良的外國文章確是培訓心智的良機良緣，遠比捧一本洋書死讀死記深入百倍。翻譯的練靶場是寫作的少林寺，萬一碰得到胡適傅雷錢鍾書梁實秋那輩文章大家願意修飾譯文，那自然更是登大堂入華室的石板台階了！
黃賓虹的畫中年嚴謹用筆，晚年精心用墨，八十五歲到九十二歲的作品元氣磅石薄，意境奇崛，藝術地位又穩又實，市場價值也節節高升。
我留心的是黃賓虹的藝術飽藏孤絕的氣魄，那股高寒襟懷在中國畫史上確然是重要的一章。一位研究漢學的英國年輕學者當年對我說黃賓虹的冷僻其實不輸石濤、八大，作品傳遞的是「來世洪荒的信息」。石谷風回憶黃賓虹送畫給朋友常常囑咐不必裝裱，折收藏最好，還說他手頭那幅明代惲向山水不裝不裱才能流傳幾百年而紙墨如新。
臺先生寫傷逝的篇章總是寫得這樣澹泊這樣蕭疏；他寫的其實並不多，《龍坡雜文》那幾篇我讀了又讀幾乎可以默誦了。臺先生性情如此，憂患如此，筆墨如此，當今已然絕響，將來也難再有：民國杳然，斯文真是越去越遠了。
一气读完上一帖，甘之如饴。
食落拓枣者还是食莲人，语言之间的鸿沟，有时就是如此难以逾越。
翻译启发写作，真是法门。
明代藝術風格不離萬鈞素樸的威力，
都說凌叔華的作品像曼殊斐爾，說她是「中國的曼殊斐爾」，徐志摩，沈從文，蘇雪林都這樣相信。那時候時興中外作家相互比附，魯迅是「中國高爾基」，徐志摩是「中國雪萊」，新月派鍾情曼殊斐爾，一見凌叔華作品寫女性心理立刻讓她寄居在曼殊斐爾那個《理想家庭》。實際不外是凌叔華燕京畢業，精通英文，博讀英文，寫作靈感受英文小說感染偶而像喬治．艾略特，偶而像吳爾芙，偶而像曼殊斐爾，骨子她從來是民國閨秀，寫的也是民國閨秀的悲歡。她出身世家，跟過辜鴻銘學英文，跟過慈禧宮的繆素筠學國畫，旅居英倫期間英國 Bloomsbury文人喜歡她喜歡的也是她那一身民國閨秀氣質。
金剛杵和金剛鈴是藏傳佛同組法器，合稱鈴杵。
一九六六年四月傳世的張玉《怎樣鑒定書畫》終於出版了。
人生偶然邂逅一件心愛的文玩是幸運，價昂價廉是命運：活該你迷她！
這位博學的書商借給我看的那本《 The James Bond Dossier》我追讀了三個冬夜，英國學者作家 Kingsley Amis寫的，寫他讀○○七小說的隨想，徵引巧妙，鋪陳老練，宋淇先生也稱讚，說他寫《紅樓夢》隨筆的時候心常常想這本書！我在英國那幾年艾米思早不在劍橋書了，我讀他的《 Ending Up》和《 Jake's Thing》，寫老年境況，寫中年陽痿，大學問，大感悟。
再說，讀了我寫的序文，誰還願意讀你的爛書："Besides, who would want to read your rubbish after my preface, I should like to know?"
我愛讀這樣機敏的書信。兩款書信可以讀，一款寫得機敏，一款寫得溫存；匆匆言事和泛泛客套的書信有文采者可讀，無文采者從略。
羅玉君是四川人，著名翻譯家，一九二七年留學法國進巴黎大學文學系，得博士銜回國在山東大學、華西大學、上海華東師大當授。她翻譯《紅與黑》最出名，我早年吃翻譯飯的時期讀過，還有《魔沼》、《青鳥》。法國文學作品中譯傅雷之外我信任大陸的羅玉君和台灣的胡品清。
三十幾年前我喜歡讀她寫的那部《 An Autograph Collection》，一九三○年厚厚的初版精裝，瑣瑣碎碎寫些讓人讀不厭的雜學，寫歷史，寫軼事，寫舊信，寫人情，寫世故。她是 Dorothea Charnwood，倫敦舊書店的人都稱呼她 Lady Charnwood，集藏名人書札多得不得了
Charnwood說她懶得趕時髦集藏不同時期流行的古董文物，傢俬和版畫的價格波動最大，中國雕漆此時是俏麗的天價，彼時又是市場上的呆貨："...Furniture and prints are, I should think, the most so; the fluctuations of values seem to me foolish- at one time Chinese lacquer is at a fancy price, at another it is a drug in the market..."。
我默默盤算哪一本古書上也許可以找到釵筒的紀錄："With an elegant gesture she untied a ribbon so that her tresses fell over her shoulders. She shook her head."《 Of Human Bondage》 Ruth Chalice
一九○六年那部《 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不一樣，故事世代傳誦，又是 Arthur Rackham畫彩色插圖，畫黑白素描，八九十英鎊算便宜，畫家簽名本標價一百多兩百英鎊我見過兩本。
小說《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我喜歡，聽說是在這幢宅子寫的；妻子 Emma一九一二年病故，哈代更在這寫下最動人的情詩。
《七智柱》太有名了，英國讀書界說是最後一部寫戰爭傳奇的鉅構，丘吉爾尤其推崇，把這部荒漠英雄傳捧進歷代英文顛之作的殿堂："One of the greatest books ever written in English lauguage"。
那天，朋友碰不到書籍裝幀師傅顯得有點惆悵，他說有兩部書趕改裝皮革封面郵寄美國，一部是《七智柱》，還有一部是 Robert Graves的《 Goodbye to All That》：「都是漂亮的戰爭經典，格雷夫斯還寫過《 Lawrence and the Arabs》，一個活到九十歲，一個只有四十七！」
「我喜歡 Sir Arthur Conan Doyle的福爾摩斯探案小說，」他說。「他的所有著述我全收齊了。他的英文真好。」好萊塢拍過好幾次電影的《 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他認定是柯南道爾最好看的小說。
女作家 Beatrix Potter一八九三年寫給她的保姆的小兒子 Noel的信說她不知道這封信該寫些什麼，只好講四隻小兔子的故事了："My dear Noel, I don't know what to write to you so I shall tell you a story about four little rabbits..."從此，《 The Tale of Peter Rabbit》一小本一小本出版，紅透全世界英文讀書界。
不是在英文世界渡過童年不熟悉英文兒童文學。七十年代我常常在倫敦幾家相熟的舊書店翻看兒童書，彼得兔之後是 Lewis Carroll的艾麗思，是 J.M.Barrie的彼得潘，是 Kenneth Graham的《 The Wind in the Willows》，是 Hugh Lofting的《 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是 A.A.Milne的小熊溫尼。
E.V.Lucas是書蟲，他編的藍姆兄妹書信集我迷藍姆的時期讀了；他的自傳《 Reading, Writing and Remembering》也很好看。
集藏舊書的癖好真是有因有果， R.M.Williamson的《 Bits from an Old Bookshop》說，書痴先是只買要讀的書，繼而搜買想讀的書，再則立心讀遍存書，最後捧回家的全是些裝幀美麗的老書，就算讀不懂書中的絕種文字也硬要買來玩賞："...but by-and-by he takes home books in beautiful bindings and of early date, but printed in extinct languages he cannot read."
塔克說他一九七一那年竟然在 Scribner買到 John Keats名詩《 Endymion》初版，高興得不能再高興。那首詩開筆第一句千古絕唱："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濟慈那時候才二十幾歲， 衞道之士看不順眼群起攻擊，有些文評家還考證出濟慈體質虛弱，經此一罵，身子大壞，果然逃不過二十六歲的壽限！塔克讚嘆寫得出這句佳句的詩人幾乎大可封筆罷吟了："When a line like this hits a poet, what can he do for an encore?"一年冬天，我在倫敦買到 Adrian H. Joline寫的《 Meditations of an Autograph Collector》，雪夜閑讀讀到一段掌故說，濟慈初稿起句是"A thing of beauty is a constant joy"，一時大喜，問身邊一位學醫的朋友說："Isn't this good?"醫生答說好是好，似乎還少了些什麼："Yes, but it seems to lack something."濟慈想了一想，終於棄掉"constant"鑲上"forever"在句尾。
老闆娘叫 Teresa，賣很多音樂書籍，知道我在搜集書話，有一天找出若林這本厚厚的初版給我，真皮書脊燙金字，堅持只肯收我兩英鎊：「是我消閑讀的書，」她說。「半賣半送送給一個騎上了癖好的人吧！」她翻出第一三七頁要我記住瘋人院那個病號說的話。
說的是美國一位善心人去參觀一家瘋人院，院有個病號劈開雙腿坐在一座木架上作騎馬狀。善心人為了逗病號開心趨前高聲說：「你騎的可真是一匹上好的馬啊！」病號聽了大聲罵道：「馬個屁！這不是馬；這是個癖好。」善心人說：「那有什麼不同？」病號說：「不同，天大的不同！騎馬的人可以隨時下馬，騎上了癖好你一輩子也下不來！ You can get off a horse, but you can never get off a hobby！」
古波斯詩人 Omar Khayyam四行詩集《 The Rubaiyat》
郭沫若的中譯本《魯拜集》譯文也典雅，讀起來卻比不上十九世紀英國作家 Edward Fitzgerald的意譯玄遠，難怪菲茨傑羅的譯本成了英國文學名著，連大詩人艾 特都迷，從小讀到老，老了寫信給朋友還在念叨：
For I remember stopping by the way
To watch a Potter thumping his wet Clay:
And with it all-obliterated Tongue
It murmur'd---"Gently, Brother, gently, pray!"
這部書飲譽西方文壇一百五十多年，靠的真是菲茨傑羅的英文譯本了。都說譯文是借句發揮不是依句翻譯，海亞姆筆端飄下一片落葉，菲茨傑羅的稿紙上瞬間是滿山的秋色：教我讀《七智柱》的阿拉伯作家說原作意境絕沒有譯作磅 。
難怪英倫愛書獵書的同道都讚嘆二十世紀初葉「插圖禮品書籍」 illustrated gift-book兩位頂尖的插圖畫家： Arthur Rackham和 Edmund Dulac。
藏家不求畫，畫家不送畫，那是最公道的規矩，破了這套規矩，社會再文明難免還顯得不那麼體面了。
我這一代的書痴誰都讀過毛姆的《人性枷鎖》，
近代當代名著初版他好像早就收齊了；一些裝幀又別致又貴重的書他幾秒鐘內連價錢都不看就要了，臉上也依然毫無欣悅之色。「可以講價的，」我提醒他。「省不了幾個錢，」他說，「這樣講究的手工做一本書如今不多了！」我為他的沉穩驚訝也為他的灑脫驚嘆。書店老闆很快摸準他的脾性，從樓上拿出一本《荒原》，是 Virginia Woolf和丈夫 Leonard Woolf的 Hogarth Press手工印刷的編號四百六十本之一，有艾略特的簽名題識，前一手藏家做了燙金皮盒珍藏。"Hundred and ninety pounds"老闆說。"Done."大哥眉梢微微揚一揚說。
他到 Paternoster Row去找 Izaak Walton住過的房子，說沃爾頓有一天從住所走路去看詩人 John Donne，過不了三天詩人病逝了："...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大哥熟讀沃爾頓的名著《 The Compleat Angler》，他說這本《垂釣大全》是英國十七世紀最清澈最豐美的隨筆：「還有他寫的 John Donne傳記，神品！」
我在我的一本記事簿還找到大哥抄給我看的兩句詩「楷法寫枝幹，行草寫花葉」。那是蔣士銓題錢大昕畫白蓮的句子，
大哥這回終於流露了一點點掩不住的心動，輕聲告訴我說沉香是東印度和南洋一帶的香料木材，明代永樂年間中國名工巨匠像雕犀角、田黃那樣講究雕沉香，根部雕的山水筆筒和山水酒杯最值得玩玩：
申石初先生六十年代替我講解 Charles Lamb的小品，送了我一本戰前在上海買的《 The Essays of Elia》，說是極典型的 familiar essays：「比周作人的苦茶甘美得多！」
尼科爾森說讀藍姆精讀他的《伊利亞》就夠了。
天生閑散的人喜歡藍姆隨筆溫煦；天生尖刻的人討厭藍姆隨筆偽善。
毛姆說那時候評藍姆的文章都愛借題揶揄赫胥黎的人品文品，其實赫胥黎的文章比藍姆純真剛直得多，一篇〈 On Going A Journey〉降伏了這位尖刻的毛姆先生，連一九三○年寫仰光和海防的那本遊記書名都是〈說遠行〉摘出來的：《 The Gentleman in the Parlour》。
藍姆家累煩重，身心兩傷，並不長命，只活到五十九歲。他一生的詩文劇作寫得最好的真的是《 The Essays of Elia》和《 The Last Essays of Elia》。英國莎學碩儒 Andrew Cecil Bradley誇讚藍姆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文評家」，那倒是過譽了。藍姆向來不講理論不講結構，給友人的信甚至坦言"I cannot grasp at a whole"。說他文章好說的是他獨厚的愛心，獨秀的錦心，獨步的文心，論詩論文只是零零星星散見於他的信札之中，很像中國舊文人舊名士的詩話，不乏精闢之句，難成一體之統。那樣閑散的「廳堂上的雅士」大半最愛聊天最愛寫信也最善聊天最善寫信，難怪七十年代 E. W. Marrs先後編出三大冊藍姆書信集，我和一些逛書店的藍姆迷都說這套書內容很夠古典，裝幀不夠古典。
有一天，威爾遜從抽屜抽出一部《伊利亞》前後兩集合訂本，老字號 Riviere重裝的，封面封底黑皮燙七彩花草，秀美得不能再秀美了：「隣人妻子，聊供一飽眼福耳！」他點了煙斗一臉狡黠，前一句話典出《聖經》之"Neither shalt thou desire thy neighbour's wife"，後一句借了○○七小說書名《 For Your Eyes Only》。
六、七年前聽說他裝幀了一本 George Gissing的名著《 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我輾轉託人去問，說是晚了一步賣掉了。
邱吉爾的背影
早歲初讀邱吉爾我不是讀《英語民族史》，不是讀《世界危機》，不是讀《二次大戰》。我讀的是 Robert Chris舊書店找到的一本《 Thoughts and Adventures》，一九三二年初版的文集，題材平常，陳意超常，一筆清亮照人的文采拈出銖積寸累的學問：「彷佛一座艷陽下的花園，老樹遮蔭，微風送香，那正是邱吉爾的英文！」克里斯說。「我讀了幾十年還嫌沒讀飽。」
那些年我常常在他的舊書店選購藏書票也買些袖珍書。一九三四年開張的老字號了，店堂古舊，存書古舊，老闆伙計都古舊，英國文學書最多最齊，行行外不少人讚歎克里斯是歷代英國文學經典專家，他倒謙稱他的專業其實是"cigarettes, coffee, stories and gossip"。那天他心情好，帶我鑽進樓上書庫看邱吉爾的一幅小油畫，畫書桌上的瓶花筆筒筆架鎮紙和三亂書，玻璃窗外濃綠的樹影飄散的幾道金光尤其生動。「一九四七年邱吉爾在皇家藝術院開畫展，我看了感動，一九五一年機緣湊泊收了這幅畫，日子越久一定越珍稀。」克里斯到底是商人。
邱吉爾勸年輕人挑書看書要精要少要像老年人那樣謹飲慎食。他擔心年少識淺，囫圇吞書，鑄造主觀，來日重讀再也讀不破當年錯誤的領會，白白斷送了好書的："Young people should be careful in their reading, as old people in eating their food. They should not eat too much. They should chew it well."文章大家不愧是文章大家，下筆總是這樣鏗然有聲，一句一個驚喜，就算道理偶有商榷的餘地，文辭從來如錘如煉，玲瓏剔透。我倒覺得年輕人肯看書已然難得，他們愛看什麼書就看什麼書似乎也不太容易阻止，一時間一知半解甚或無知錯解也不要緊，年齒漸大重新再看一定別有洞天。少年以酒當水，老年以水當酒，那也是人生的規律。
邱吉爾那一代人愛書讀書是習性，書房藏書不足五千部算不得藏書，只算是"a few books"： Thomas Morley說的。我在英倫那八年堆滿半層破樓的雜書少說也有五千本，歲月多情，生活無情，飄幾次洋搬幾次家人書俱老，遺失的遺失，送人的送人，扔掉的扔掉，身邊只剩雅玩一堆，殘書數卷，離邱翁懷想的境界遠了去！幸虧他說無緣博讀群書也不要緊，有空摸摸書翻翻書端詳一本書也是清趣也是清福。他還說讀書可以不從第一頁讀起，可以翻出一句喜歡的句子讀下去，讀到不想讀了又可以再跳去讀別的段落。我六十之後剛巧也愛這樣讀書，紙船隨波，落葉逐流，飄到那讀到那多閒適！
在克里斯書店買的那本《思與行》我天天進城上班放工回家都在火車上品讀，讀完再讀的是〈 Hobbies〉和〈 Painting as a Pastime〉那兩篇隨筆。三十幾年了，我半個月前竟然買到這兩篇隨筆的合訂單行本，一九四九年第三次印刷，用《畫畫消遣》做書名，薄薄三十二頁，書尾附錄粉紙彩印的邱吉爾十八幅油畫，都是一九四七年克里斯說的畫展上展過的作品。這位英國戰時首相的風景畫往往比靜物畫得更好，我尤其偏愛那幅金魚池塘，畫他下野期間在肯特郡鄉居的花園景緻，七、八種光暗深淺的青綠顏色調度有方，遠看一片鄉僻，近看一彎鄉愁，幾簇水仙之間金金黃黃的游魚頓成鄉誼了！
有了這樣靈巧的視野這樣細膩的悲憫，難怪邱吉爾對歷史對政治對人生難捨難棄的是這樣蒼茫而精緻的體悟。他磅礴的一生說穿了是他對歷史悲劇的情感和預感；他營造的文采供養的也離不開古羅馬政治家西賽羅筆下萬古的壯懷：沉實而飄逸、硬朗而典麗的 Ciceronian！不管是 Albert Finney的電影《 Gathering Storm》還是 Isaiah Berlin的華篇〈 Winston Churchill in 1940〉，動人處都在亂世諍臣絕壁上那一波慷慨的回眸。一九四○年他批評英國外交部一份文件草案說："The idea set forth appeared to me to err in trying to be too clever, to enter into refinements of policy unsuited to the tragic simplicity and grandeur of the times and issues at stake"。
Lynne Olson新近出版的新書《 Troublesome Young Men》寫二戰期間力抗白金漢宮和白廳綏靖政策的幾位政治家： Harold Macmillan, Robert Boothby, Leo Amery, Ronald Cartland, Robert Cranborne。全書為這些隱入歷史閣樓中的人物招魂，斷定希特勒那段瘋狂年代，錚然立在政治風雨荒野中的並不只是邱吉爾一個人："The Rebels who Brought Churchill to Power and Helped Save England"，她的書用了這樣一句副題。讀這本書我挑讀的不外是英相張伯倫的事蹟，是言情小說家 Barbara Cartland的哥哥在法國戰死的壯舉，是 Amery在議會上要張伯倫滾蛋的演詞。「我見過邱吉爾，」克里斯那天對我說。「他跟那些人不很一樣。我至今還記得他轉身走進首相府的背影，有點傲慢，有點落寞，像個夜歸的老作家多過像個過路的政治家。」可惜 Lynne Olson生得晚看不到這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