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执法的法律监督本质
毫无疑问，检察机关同其他任何国家机关一样，都是执法机关。但是，除了这个共性之外，检察机关的执法具有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是专门的法律监督（以下称法律监督）的属性。不充分认识这个特殊性，不仅无法完成好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任，也十分不利于中国检察制度的发展。我以为，检察机关的执法与法律监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执法不过是一种完成法律监督的手段，确保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实施才是根本的目的。客观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律监督工作不是抽象的，总是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来实施。并且，重要的是，要及时并且比较全面地发现法律监督的对象，就不能离开执法的过程。仅此而言，检察执法甚至具有了调查其他执法机关是否存在违法现象的功能。纠错是建立在调查基础之上的，法律监督是建立在执法基础之上的。我们很难想象，脱离了执法的检察机关，怎么能够了解执法状况，使得自己的法律监督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置于诉讼之外的检察机关，必然就是典型的官僚机构，也就完全失去了社会的价值。
比如，检察机关要加强对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刑事执法活动的监督，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参与到刑事诉讼活动之中去。在这个活动中，不仅能够深入了解监督对象，还能够采取刑事诉讼法赋予的手段，实施有效的法律监督。通过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和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是否严格依法进行，深入调查，实施监督。假如离开了这个手段，设想一种完全超然的机构，站在刑事诉讼之外，进行所谓的纯粹客观监督，那么，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的法律监督怎么还能够进行？又比如，要掌握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能够做到公权公用、正确执行法律的情况，对违法犯罪者进行追究，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侦查职务犯罪，将腐败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弹劾蜕化变质的公务人员，净化干部队伍，教育其他同志牢记宗旨，促进法律的严格执行。否则，检察机关不办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监督，也就无处着手了。
基于这样的认识，检验现实，反思存在的不足，检察机关要切实履行职责，在思想观念上，必须解决两个认识问题。不然，在意识上不清晰、不端正，在行为上就会盲目，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最终，必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法治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
一种模糊的认识，就是简单地认为，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一样，不过也是一个执法办案机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于是，这些同志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在执法的过程中，老是要对侦查活动和审判工作提出不同的看法，有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并且总是要提出纠正违法的意见。唱“对台戏”。他们以为，这样就会导致“内耗”，不利于公检法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于是，更进一步的是，他们就任意干预检察机关的办案，对某个案件的具体处理，作批示，发指令。他们完全不懂得检察机关所具有的纠错职责，确保案件的依法处理乃是检察机关的神圣使命。据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曾经的时候，乃至今日尚未能彻底根除的，以为检察机关“可有可无”的观点产生的认识上的缘由了。诚然，倘若检察机关仅仅只是执法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毫无区别，都是办案，那么，其存在不就完全是多余的了吗？中国检察制度的“三起三落”，无不与这种错误认识有密切的关系。这样的观念至今依然或隐或现，尤其是存在于一些党政领导的头脑里，无疑对检察制度的发展十分不利，也对法治国家的建设，产生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另一种模糊认识是存在于检察机关内部的，检察官并没有自觉认识到自身的执法行为，乃是法律监督的实践。他们满足于就案办案，仅仅将眼光局限在诉讼的过程，把案件及时办出，就算完成了任务。他们只有一般的执法意识，而特殊的法律监督观念却相当淡薄，甚至根本就没有树立起来，缺少法治远见，更无神圣的使命感。尽管在办案的过程中，他们也会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由于没有清晰的监督意识，就无捍卫宪法和法律尊严的意志，他们每每不能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更大的错误还在于，他们并不能认真细致地审查，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发现诉讼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以及案件的瑕疵，导致刑事诉讼质量无法通过检察的环节得以提升，使检察机关在法治国家建设过程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当然，这样模糊的认识，还必然致使检察官放松了对自身执法的严格要求，不时出现本应当是检察对象的错误。因为，唯有自觉到自己的办案是法律监督的手段，那么，他才能够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地执行实体法和程序法，做严格执法的模范。他们根本就不懂得这样的道理，就是法律监督者违法，就如同监守自盗一样，不仅是卑鄙的，也是可怕的。因此，端正检察执法办案的认识，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切实抓好。
总之，对检察机关的认识，绝对不能停留在表面，而是要把握其实质。唯有将检察职责的履行，准确定位在法律监督之上，我们才能自觉维护检察机关的权威，才能自觉做好检察工作，才能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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