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论语品读
一、伟大的仁爱思想家在孔子之前,“仁”并不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核心范畴,当时的核心范畴是“礼”,以及与之相关的“德”“义”。“礼”是春秋时代社会政治观念中的最高层次。但在《论语》中,这种“礼”的中心地位已经逐渐转换成以“仁”为中心了。可以说,孔子既继承了春秋时代的礼制思想,但又不拘于这一思想,即不再以“礼”为中心, 而是以“仁”为中心, 甚至强调没有“仁”的“礼”是没有意义的———“人而不仁, 如礼何?”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孔子对春秋时“礼中心主义”的扬弃,并开创了自己的“仁中心主义”思想体系。
孔子关于“仁”的解释有很多,其基本含义是爱人的思想,即“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是孔子对“仁”所作的最直接最明确的解释。“仁”是人对于自己的同类相爱的一种情感,是根源于人心的一种德性。孔子希望爱一切人,所以说:“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都是泛指爱一切人。爱人就是人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尊重。关于“仁”的人生理想和人生
目的的实现,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除此之外,孔子还从不同角度回答了弟子们有关“仁”的提问。当颜渊问什么是“仁”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当仲弓问孔子什么是“仁”时,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时,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接着子张又进一步追问孔子“五者”是什么,孔子解释说:“恭、宽、信、敏、惠。”不仅如此,孔子还发表了“刚、毅、木、讷近仁”等看法。
孔子这些言论的目的就在于使弟子们懂得,实现人生的崇高理想和目的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既要努力实行“博施”与“济众”的惠民主张,给人民以较多的关心和爱护,同时又要把这一过程作为修身立德完善自我的过程。只有锲而不舍,努力修持仁德,才能逐步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刚毅木讷”“恭、宽、信、敏、惠”等优良品德于一身。也就是说,应在不懈的奋斗中把人生目的变为客观现实。
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在这里,孔子在告诉他的弟子们,人的一生瞬息即逝,切不可片刻懈怠,而应只争朝夕。孔子富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不愿被人当作匏瓜“系而不食”,而希望自己成为美玉,“求善贾而沽”,他迫切希望能在现实社会中找到一个适当位置,以实现他“修己以安百姓”的宏伟夙愿。孔子虽想走仕途之路,但却不肯降低自己的人格,因而他“危而不入,乱邦不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提倡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认为,为了“大道”,每个人都应自强不息。所以他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充分表现了其“刚健”、“日新”、“自强不息”的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精神。孔子的学生曾参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充分反映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生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孔子及后来的儒生们,都曾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故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正是这种不畏强暴、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的伟大英雄主义,才哺育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精神。今天,这种英雄气概已被升华为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捍卫真理与和平的时代精神。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富贵与“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义”。当然,孔子也承认,人人都有追求财富的欲望,但如果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就不应该接受。正如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同时,孔子还提出了对待贫富的态度:“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他还提出了精神生活的价值高于物质生活的价值:道德价值高于生命价值的思想。孔子对自己的描述是这样的:“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孔子生活的快乐、热情及其充实的内心世界,也表达了他对非功利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孔子认为,如果想要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最重要的途径是内省,一个人只有做到在道德层面上不断地检讨自己,才能以忍让的态度与人相处,所以孔子说:“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孔子所强调的“内省”就是要人们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经常反省自己是否有过失,特别是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应该在别人身上找原因,即“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在修身方面,孔子强调学习做人的基本功首先应体现在家庭伦理关系上,即“弟子,入则孝,出则悌”,然后以诚挚的态度将这种在“孝悌”中体现的爱心推广到社会中去,即“谨而信,泛爱众”。在上述基本行为做到以后,孔子主张以学、思、行三者的统一来修身。他特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为仁由己”,肯定学习的重要性。他说:“吾偿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同时要注意学和思的结合,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也十分注重言行的统一,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他认为读书读得再多,没有实际应用能力是毫无价值的。
三、以诚信立于世
诚信属于品格的范畴，一个人的诚信指数越高，就越受到人们的尊敬与爱戴。一向关注人格培育的孔子，在教学中就非常关注诚信教育。《论语•述而第七》中就有这样一章：“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可见，诚信教育，已经成为他的四项主要教学内容之一。
在孔子看来，“信”至关重要，他甚至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第二》）意思是说，一个人不讲信用，那怎么可以呢？正如大车小车没有驾车的横木，那它靠什么来行走呢？“信”虽非物质的，可是，一个人真想立足于社会，“信”却是必备的品质。如果缺失了信任指数，即使得到了高官厚禄和万贯资产，也一定会得而复失。
宋代大儒程颐说：“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信誉尤其是产品质量信誉，常常决定一个企业的兴衰存亡。正所谓“商海无涯‘信’作舟”。曾任美国波士顿市市长的哈特先生说，五十年来，他看到百分之九十的成功生意人都是正直和诚实的人，那些不诚实的生意人大多数都会破产。他还在一次演讲中说：“诚信是一条自然法则，违背诚信的人是会得到报应的。拥有诚信，也就掌握了成功的方法。”三鹿奶粉等事件的发生，正是诚信严重失衡的结果。他们一方面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大肆宣传产品如何如何优质，一方面却做着与其“言”完全相背的不道德甚至是害人的事情。所以，今天三鹿这个往日“著名”企业的破产，正是这个“自然法则”的必然“报应”。
《论语》中孔子关于诚实守信的言论很多，仅在《论语•学而第一》中，就有“主忠信”“敬事而信”“谨而信”等。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信”的品质，才能得到别人的任用——“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第十七》）；而执政者讲诚信，才能使老百姓诚信——“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第十三》）。在孔子看来，信实不但是一般人之间交友的原则，也是仕进和治国之道。
因为孔子将“信”作为了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他的很多弟子都特别讲诚信。曾子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曾子的妻子要到集市去买东西，她不想带儿子去，但儿子非要去，儿子被她斥责了一番后，还是哭哭啼啼地在后面跟着。母亲无奈，只好哄他说：“你回去吧，等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孩子一听便不哭了，高兴地回家了。曾子的妻子刚从集市回来，曾子便马上要杀猪。妻子制止他说：“我只不过是和孩子说着玩的，你怎么能当真呢？”曾子说：“怎么能这样和小孩随便开玩笑呢？小孩子不懂事，他们跟着父母学，聆听父母的教诲，大人怎样做，他们也就学着怎样做。现在你欺骗他，就是教孩子学着骗人呀！做母亲的骗儿子，儿子也就不相信他的母亲，这不是教育孩子的好办法啊！”说完，曾子就把猪杀了给孩子吃。
在一般人看来，曾子做得也许有点“过分”，其实不然。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大人的一言一行，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如果父母不讲诚信，就必然渗透到孩子的心灵，孩子长大成人，也会言而无信；甚至有的在儿童时代就已经谎话连篇。所以，父母在孩子面前，一定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曾子是一位特别注重诚信的人，他撰写了经典之作《大学》，成为继承孔子思想的卓越人士。曾子的儿子虽然没有曾子那么大的成就，可是，相信长大成人之后，也一定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四、塑造理想的君子人格
通读《论语》最鲜明地感悟到的是孔子建构的一种理想人格, 这种崇高的人格高大、凝重, 成为千百年来华夏子孙所推崇和效仿的人格标杆。
圣人虽然是孔子及儒生们在现实社会中所尊崇和追求的最高理想人格, 但这不是社会上一般人所能达到的, 孔子并不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圣人“与道同体”, 既是古代最高的统治者, 又是天命的化身, 不仅一般人无法做到, 即使孔子本人也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圣人的境界。《论语•述而》载: “子曰: ‘圣人, 吾不得而见之矣, 得见君子者, 斯可矣’。子曰: ‘善人, 吾不得而见之矣, 得见有恒者, 斯可矣。亡而为有, 虚而为盈, 约而为泰, 难乎有恒矣”。孔子不认为自己是圣人, 而且认为能够成为圣人的人也不多见, 他说: “若圣与仁, 则吾岂敢”。正如《孟子•公孙丑上》所说: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 曰: ‘夫子圣矣乎?’孔子曰: ‘圣则吾不能, 我学而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 ‘学不厌, 智也; 教不倦, 仁也。仁且智, 夫子即圣, 孔子不居’”。在《论语》中, 有关“圣人”或“圣”的话语有5 处, 而直接涉及到圣人人格的本质内涵只有2处。第一处是《论语•子罕》中的一段对话: “太宰问于子贡曰: ‘夫子圣者与? 何其多能也?’子贡曰: ‘固天纵之将圣, 又多能也’”。第二处是《论语•雍也》中的一段对话:“子贡曰: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何如? 可谓仁乎?’子曰: ‘何事于仁, 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由此可见,《论语》中的理想人格并不能说是圣人。另外, 据杨伯峻先生统计, 在《论语》一书中“士”共出现15 次(作为人格理想意义上的共12 次) ,“君子”共出现107 次, “圣”字出现4 次, 圣人出现4 次, 由这些词在《论语》中出现的频率也可知它们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儒家学说是入世的, 既然君子人格较圣人人格在社会生活中容易实现, 孔子及儒生们自然更重视现实生活中君子人格。孔子所说的君子, 他有时是指与“小人”相对的“君子”, 即在位的统治阶级, 有时指有道德的人, 有时二者兼而有之。孔子在《论语•季氏》里说: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 侮圣人之言”。在这里, 孔子事实上对人格做了三个层次上的划分, 这就是“圣人”、“君子”和“小人”。在孔子看来, 圣人“与天同体”, 是常人或“小人”无法企及的人格境界, 而君子就是要在“知命”的前提下, 通过道德修养以求人格的完善和精神境界的提升, 达到对“礼”的自觉。圣人既与“天命”相联系, 不仅隐含了圣人人格的至高无上性, 而且透露出了君子人格的现实性。也就是说, 孔子所倡导和追求的理想人格并不是无法企及的圣人,而是立足于现实人生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君子。
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建立在其政治抱负基础之上的, 而要建功立业、经世济民就必须具备一定的聪明才智, 因此“知”成为孔子理想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培养君子人格的基本前提。不过, 在《论语》中, 孔子并没有单独对“知”展开论述, 而是时常与“仁”并举, 他在《论语•颜渊》里说: “未知, 焉得仁”, 认为“知”与“仁”是相互联系的。这点在《论语》中多有提及, 如“樊迟问知, 子曰: ‘知人’”。即是说知就是善于认识别人, 了解人的善恶、正直, 知人善用才能人尽其才, 才能发挥出一个人的社会力量, 实现人生的价值。“仁”与“知”在其君子人格思想中是辩证统一的, “知”为前提, “仁”为核心, 仁知统一方可成人。孔子在《论语•里仁》里说: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就是说有仁德的人安心于实行仁德, 有智慧的人善于利用仁德。在孔子那里“知”的作用不仅在于能实事求是知人善用、认识和追求客观规律, 还在于能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因为有了这种认识才有利于其君子人格的核心“仁”的实现。“知”是一种理性的品格, 富有判断、推理的功能, 能自觉地主导和支配行为。可见, 孔子及其儒家所谓的“知”, 实际上指的就是理智德性, 是君子人格的根本。
在当今, 由于现代性(后现代性) 逻辑下的人是“原子式”的个人, 自由主义与个体本位主义思潮的兴盛, 儒家那种社会担当的自觉日益式微。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使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自私,孤独偏激。应该说, 我们缺少的正是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担当襟怀和社会责任感的自觉。孔子终身的希望是建立一个仁德美好的社会, 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这种崇高的社会担当自觉在历史中演化成中国文化精神的传统, 从孟子的“君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再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体现的都是孔子君子人格的社会担当精神。君子人格理论是建立在实践伦理的基础之上的, 它根植于生活, 只要我们社会中有足够多的君子, 只要大家仍然保有社会担当的自觉, 这个社会自然会走向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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