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洗炭——关于清末“刺马”疑案的一段史实混淆的辩证
清水洗炭——关于清末“刺马”疑案的一段史实混淆的辩证
清末之刺马案，已过去140年了，至今余响不绝。70年代台湾拍了《刺马》，前几年又拍了《投名状》。不过，这都是戏剧作品，主要是编造，和事实基本没有太大关系。文学作品如小说之类，绝大多数亦是有个历史的影子，除了人名外，主要是臆想。这些，不在论题之内。
在论题之内的，是历史著作。作为清末四大疑案之一，随着通俗讲解历史之风的兴起，刺马案亦被铺天盖地爆炒，被冠以“揭密”、“真相”之类的书籍，层出不穷。严肃者有之，搞噱头者有之，更多的，是认认真真地炒冷饭。
两江总督马新贻之被刺，当然是一件大事，清廷上下，无不关心此事，查案的力度非常之大。从发案之初，朝廷严令代行总督之权的将军魁玉上奏案情，到钦派漕运总督张之万查案，再到调直隶总督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以及最后不能不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亲自查案，力度越来越大；而外间的舆论亦水涨船高，风言四起。最后复奏的结果，公之于天下，更是引起舆论大哗。
疑案之为疑案，就是因为对案件的发生的原因，有不同的猜测，官方的审案结论，只是其中之一，且不具有信服天下的效力。大致说，对于张汶祥之刺马新贻，各种说法，不下五、六种之多。其中三种动机，已被纳入官方文件。另有三种，外间盛传，而不见于曾、郑联衔的奏稿。这三种动机是：1、马新贻“渔色卖友”，张汶祥为友报仇；2、马新贻通“回匪”，张汶祥为国除害；3、马新贻损害了湘军的利益，张汶祥是受雇的杀手。此外，还有一说是马新贻处理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一案，引起丁家不满，指使张汶祥行凶。这最后一种，因为太缺少证据而荒诞不经，没多少人相信。但前列三种动机，却各有演绎成篇的故事，广为人知。此案发生以后，随即出现的《刺马》戏，以及后来平江不肖生所写的公案小说《张汶祥刺马》，都在张汶祥的侠义上做足文章，亦即在马新贻“卖友”和“通匪”上大张其辞。总之，是往张汶祥脸上贴金，给马新贻身上抹黑。
即是疑案，这样的情形总是难免。而大疑案之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真相被迷雾层层包裹，引逗人不自觉地想去拨雾见日。于是很多人有探究真相的冲动。山东有个高尚举先生，除了有此冲动外，还有一份道义责任，即为马新贻洗刷冤枉。为此，他辛苦十几年，广泛收集材料，以试图证明，马新贻是湘、淮军斗争的牺牲品。这就是主张张汶祥是受雇于湘军而谋刺了马新贻。
但坦率地说，高尚举先生所列的资料，除绝大多数见之于公私各类史料为常见之外，其所谓访谈当事人之后人的回忆，不免捕风捉影；对其它史料的解读，则不免望文生义，甚至掐头去尾，以史料为结论服务。
例如，据高先生说：作为刑部尚书郑敦谨的助手，刑部司官颜士璋曾对此案写过一部《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审案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但此日记已经失传，但在此前，关于日记的内容，颜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①
日记既已失传，如无旁证，口头的回忆岂能做史实证据。而此一材料，却被广泛引用。甚至有人还进一步说，颜士璋将这本日记，给了孙衣言。这就是大笑话了。孙衣言有《南行日记》传世，日记中所记，是此案之后的光绪年间的事，内中丝毫没有刺马案的只言片语。孙衣言全程参与此案的审讯，并且早在此案发生之初，就参与审案，只会比后来的颜士璋了解得多，不会比他了解得少，何须颜来透口风？即使颜士璋真的写过那么一本《南行日记》，也不会不知趣到将其交给一个比自己更熟悉案情的人。
高先生文中最重要、也是流传最广、几乎被所有后人引用的，是这一段：
郑敦谨的两个助手回京后悄然而失。6月，颜士璋被放到兰州，虽是给了一个没有实缺的知府，与充军流放所差无几。左宗棠深表同情，让其在军营帮忙，后力保补授巩昌府知府。不久回籍赋闲，76岁而终。伊勒通阿，8月19日“给全捧以养余年”也回老家去了。②
慈禧是否对郑敦谨的两个助手撒了怨气，纯属向壁虚构，置而不论。而这两个助手颜士璋、伊勒通阿的前途出处，却是史有明文，不容置疑的，完全不是高先生所说“悄然消失”。兹分述如下：
一、关于颜士璋
1、“六月，颜士璋被放到兰州，与充军流放所差无几”。
完全不确。
“六月”，是指同治十年六月。但颜士璋在回京覆命的这一年五月，奉职补授河间知府，七月到任，根本不是什么“被放到兰州”。河间属直隶，近在京幾之地。第二年，因丁忧去职。二年后的光绪元年十二月服满回京，转年正月就补授兰州府遗缺知府，四月份到任。此时距南京查案已过四年。这里必须说明的是：高先生说是“给了一个没有实缺的知府”，是完全不对的，光绪皇帝的上谕明明说“甘肃兰州知府遗缺著颜士璋补授”，③前任知府任期未满“出缺”——亡故后留下的空位，因此叫“遗缺”，“补授”指后任要任满前任未满的任期，这是个基本常识。因此，颜士璋获得的，明明是实任知府，怎么能说是“没有实缺的”呢？很显然是高先生没有明白“遗缺”和“补授”的含义。这里更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兰州是甘肃的省城，一般而言，省城所在地的知府，是个繁缺，即事务繁重，且须应付的大僚很多，不是一般人所能胜任的。但是如果能够应付得好，升迁也快。怎么能说是“与充军流放所差无几”呢？颜士璋之所以获得这个职位，是因为他有这个资格。早在他当刑部郎中时，因为办了几件漂亮差使，同治九年因京察一等，奖励则是“奉旨记名以道府用”，紧接着又被奖励“记名以繁缺知府用”，也就是说，颜士璋之就任兰州知府，是按他的资历安排的。这前后一贯的史料，证明颜士璋在刺马案结案后的几年中，完全是按正常程序转官，一点也没有所谓因慈禧迁怒而流放的迹象。不知高尚举氏所何言而云然？
2、左宗棠深表同情，让其在军营帮忙，后力保补授巩昌府知府。
完全不确。
所谓“左宗棠深表同情，让其在军营帮忙”云云，完全没有根据。以颜士璋的履历表看，他在兰州知府的任上，除日常工作外，唯一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充甘肃乡试内监事官”。乡试就是考举人，照例在省城举行。兰州作为一省之首府，颜士璋作为首府最高长官，并且以进士之出身，是当然的乡试内监事官，无足为奇。在他的履历中，根本就没有提过在左宗棠军营帮忙的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西北军事方殷，如能为总督军务的左宗棠帐下效力，是件很光彩的事，对前程之发达，大有助益。这样一件大事，颜士璋不能不在向皇帝呈报的履历中叙及。之所以不叙及，当然是因为根本无其事。
至于说“补授巩昌府知府”，是因为左宗棠的“力保”，就更是完全不了解历史情况的说法了。地方官迁转，由总督或巡抚保荐，是个惯例。甘肃没有巡抚，例由总督保荐。总督保荐你，大多数情况下未必是重视你，不过循例而已。如果真是力保，当然或者是保你升转一级，或者从不太重要的职位保向更重要的职位。就颜士璋的情况看，同样是知府，作为省城的兰州知府自然比作为小地方的巩昌知府重要得多。如果左宗棠要力保他，至少也是要保荐他继续当一任兰府知府，而不是在他补缺任满后，把他轰出省城。这是个起码的逻辑。左宗棠之所以把他“力保”到巩昌府（今定西地区，著名的“三西”之一），根本原因，是颜士璋在首府这个位置没干好，左宗棠看不起他。这不是我的猜测，有事实根据。光绪四年，左宗棠上报朝廷为治下地方官所加的考语中，对颜士璋的评价是：“才具明晰，违心而懦”。④一般说，考语中既有表扬，又有批评，当然表扬只能看成是客气，而批评才是真意。“违心而懦”四字，自然不是好评语。而这一评价，是和颜士璋的个性一致的。翁同和和颜士璋是故人，他对颜的评价即是“厚重老练”，⑤是谨饬小心一路人物，当然不合张扬跋扈的左宗棠的口味。左宗棠对巩昌府任上的颜士璋的评语是“恪慎自持于职分，应为之事而无惧”⑥“自持职分”、“应为之事”，这也只能看成是中性评语，没有褒扬之意。总之，从左宗棠一面看，所谓“力保”颜士璋之说，既无其事，亦无其理。
不但如此，从左宗棠的文献看，勿宁说对颜士璋还是相当严厉的。他听说颜士璋到巩昌府上任，带了门丁放债，即写信给刘典，要其转告甘肃布政使等，让颜土璋赶走门丁，否则，他将“下札访拿”！⑦
从这些史料中，哪里看得出左宗棠对颜士璋“深表同情”？
3、不久回籍赋闲
完全不确。
所谓“不久”，当然是指同治十年六月后之不久。但多久算不久？一、两年，甚至三、五年都可以勉强算不久。十年、八年也能算不久吗？
事实上，从颜士璋的从官履历看，他到光绪九年才从甘肃任上回京，此时距刺马案发生，已经十多年了。他回京后，还拜访了时任光绪皇帝师傅的翁同和。同年三月十日，经钦派王大臣验放，随后覆奏皇帝，堪以回任，皇帝同意了。这一年他五十五岁。这是什么意思呢？按清朝的吏部（人事部）则例，颜士璋是以刑部郎中的本官，外放为知府的。任满以后，他又回到刑部的本任。而对于年过五十的官员，在外任职既久，不知是否因为年老体衰或其它原因，能否再胜任本职，因此要经过钦派的王、大臣当面验看，合格的，可以继续回本任任职。这就是说，颜士璋是通过了验看，并且得到皇帝批准，继续当刑部郎中去了。至于当到何年，我无进一步的直接史料，不敢妄断。不过，在刺马案发生后十年之久，他还任官，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不久回籍赋闲”。
从上述史料我们可以推断出，刺马案审结后的十几年中，颜士璋基本上是按常规任官，虽然这么长时间没有升迁，转了一大圈还是继续当他的刑部郎中，只能说明他官运不济，或者是在左宗棠手下，没有讨得欢心，而绝无任何根据说，他是被慈禧迁怒流放，并且“不久回籍赋闲”。
二、关于伊勒通阿
高先生文中说：伊勒通阿，8月19日“给全俸以养余年”也回老家去了。
完全不确。
8月19日，当然是指同治十年（1872）的七月四日。但是，真实史实是，还在伊勒通阿仍随同郑敦谨在南京审案的1871年12月，上谕即任命他为山东衮州知府，转年即高先生所说的1872年三月到任。再过一年的同治十一年（1873）并因捐助，赏戴花翎。光绪三年，更赏给三品衔，（知府是四、五品衔）。在衮州知府任上的同治十二年（1874）十二月，他还为亚圣孟子的后人的夫人去世，与礼部尚书万青藜、山东兵备道潘骏文一起，写了碑文。⑧光绪八年回任，经王、大臣共同验看，仍回刑部注册。光绪十三年，任四川川东道。所谓川东，即是今重庆一带。⑨光绪十六年，因为他所经管的川东厘金收入下降，经清理，伊勒通阿等各任内浮支银共l9664．7两，被当时的四川总督刘秉障奏请撤任。⑩于此可见，在刺马案后近二十年，伊勒通阿一直任官，怎么能说是在当年就“给全俸以养余年”回老家吃老米去了呢？
我很诧异高先生何以如此信笔由缰，并信誓旦旦地甚至给出了“8月19日”这样具体的日子。经查才知，高先生张冠李戴了。所谓公元1872年8月19日，即同治十年七月四日，确实有一道关于伊勒通阿的上谕，全文是这样的：
又兵部题：正白旗委前锋参领伊勒通阿老病准休，可否赏给全俸。奉谕旨：伊勒通阿曾经出兵打仗，杀贼捉生受伤，著赏给全俸以养余年。[11]
看出毛病来了吧？这一年，我们文中的主人公伊勒通阿不过四十岁，怎么会是“老病”？“病”还有可能，“老”从何处说起？并且，这个“老病”的伊勒通阿，是因打仗受伤落下的毛病；而我们的主人公，在任外官前，一直在京当官，从未经过战阵，何来打仗受伤？仔细对比，原来这老病的伊勒通阿，是正白旗人；而我们的主人公伊勒通阿，是镶黄旗人。旗份根本不同，亦无转旗之说，当然这是两个人。
满族人姓与名都很少，因此同名的人很多。应当说，要区分是不容易的。但是，对于特定的人物，总有旗分、年龄、经历之不同，要认真区分并不难。况且在此一案中，我们的主人公伊勒通阿的经历是相当清楚的，怎么可能和正白旗老病的伊氏相混呢？我只能说，高尚举先生“翻案”之心太切，把浮光都当成救命稻草了。
从以上所举史料和分析可以看出，高尚举先生的上述一段话，基本是浮萍无根之谈，当然也就不足以作为湘军雇佣张汶祥刺杀马新贻的间接证据。我以为，刺马案另有隐情，大胆怀疑是完全合理的。但要证明这种怀疑的合理性，必须要拿出合理、有力、可靠的证据，不能为了怀疑，而用更不可靠的材料穿凿附会，那样做，不但不会厘清事实，相反，会在本来迷雾重重之下，又添一重混乱，所谓治丝益棼。正如清水洗炭，炭未洗净，水已搅混。
我这样说，是否夸大了危害性？或者，把一小事说严重了？不然，请看一看在高先生的大作出来以后，各家引用：
1、清朝的面孔
何文涛著
北京市：新世界出版社 , 2007.09
2、中国历史疑案之谜
金卯刀编著
北京市：中国长安出版社 , 2008
3、清末四大奇案揭秘
河边编著
武汉市：湖北人民出版社 , 2008
4、明清惊天大案
杨忠编著
北京市：金城出版社 , 2008.04
大衙门
5、赵晓耕著
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 2007.07
不多举了，在这些书里，关于颜士璋和伊勒通阿的一段，几乎全是照抄。这些作者的优点是，抄得很认真、很准确；缺点是完全不动脑子，拿来就用。更主要的，通过这些书的流传，把错误的东西越布越广，以致把真正的史实淹没得一无踪影。普通读者，当然没有义务、也无兴趣去查史实、清是非，这就让很多错误延续下去。
举一例而窥全豹吧。
①②《刺马案探隐》高尚举，第13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③《《光绪朝朱批奏折 第二辑》 第4页 颜士璋谢恩折
④《光绪朝朱批奏折 第三七辑》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第221页
⑤《翁同和日记》第4册第1732页
⑥《光绪朝朱批奏折 第三七辑》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第512页
⑦《左宗棠全集．书牍》卷18，第2页。
⑧《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 刘培桂编著 第440页
⑨《重庆市志 第13卷 人大志，政府志 政协志，人事志，劳动志，民政志》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第211页 清末川东道道员名录
⑩《四川省志·财政志》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纂 第421页；又《清实录卷之二百九十五》：癸未……又谕：四川川东道伊勒通阿，永宁道黄云鹄，著刘秉璋悉心察看，如竟不能胜任，即行据实参奏，毋稍迁就。将此谕令知之。
《同治朝起居注册》 第19881页，民国七十二年，台北市，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印，影印本。
另：凡文中未注明的关于颜、伊的履历，均见《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第04册》第226页、第11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10 影印本 关于“揭秘”的揭秘，抽丝剥茧，层层递进，痛快。 认真看了，好文。前阵子《文化中国》请了个南京博物馆还是哪个博物馆的老师说淮军将领、江南提督李世忠为张文祥树碑，并大书“义友张汶祥之墓”，此碑至今仍有残存，不知确有此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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