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死于“胡风事件” 生平鲜为人知——不该被遗忘的诗人李春潮
最近读了贾植芳先生的几本书。其中，《老人老事》一书里“贾植芳、胡守钧谈胡风”（1999年12月）一文谈及诗人李春潮。贾在与胡的对话中如此叙述：
1954年春节，我到北京去探亲。这一去，后来被安上了“泄露党内机密”的罪名。情况是这样的：我认识的朋友很多，有不少是延安那边来的朋友。我那些留日同学在延安时已经做了干部。五四年我到北京去的时候，碰到我的那些朋友，他们都翻身了，都当了国家大干部，比过去有钱了。我有一个留日同学，名叫李春潮。他和习仲勋是陕西小同乡、老战友，解放后在广西文教厅做厅长和党组书记。当时，他到北京开会，去看习仲勋。习仲勋当时是政治局秘书长。毛泽东在给习仲勋的信里说要继续批判胡风。这是一份重要文件。后来，李春潮就提醒我，说你和胡风是朋友，你当心一点。后来我到胡风家里去，胡风问我，你的朋友很多，听到什么风声没有?我说，把衣服穿厚点，天气要冷了。…………这事促成了他写“三十万言书”。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五五年把我抓起来了，审讯员一次提审时，问起我们1954年去北京的情况：“你到北京干啥去了?你碰到李春潮没有?听说毛主席要继续批判胡风，你给胡风通风报信，是不是?这是党内机密，很多中央委员都不知道，胡风怎么知道的?”
……
审讯员说：“胡风给毛主席写信质问此事。他们一查，查到李春潮，又查到你头上，你就住到这儿了。”李春潮是老党员。五五年因这事，受到了批判。他不服。“大鸣大放”有怨言，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后来，他就投河自杀了。
而在《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中“京上阴云”一节里，也有涉及李春潮的部分：
李春潮也写过不少诗，他后来编过一个诗集，由我介绍到泥土社出版的。他与胡风没甚么关系，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在全国开展之初，他还给我写过一封信，表示要参加这次斗争。但他的表白没有能挽救他的处境，因为我的关系，他也在这场运动中受到牵连。八十年代初我读《广西文艺》，读到他儿女们的一篇怀念文章，说李春潮一九五五年受到连累，一九五七年又被扣上右派帽子，终于步了屈原的后尘，含冤投河自杀了。
此外，贾植芳先生1990年11月整理的在日本演讲的文章《中国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载《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也提及李春潮：
李春潮，他来日本时间较早，作为政治亡命者，他未进过正式大学，也是当时东京文艺界活跃分子，他回国后到延安。解放初，由老区到新解放区，即国统区，在各地做文教领导工作，当时我曾帮助他出了一本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写的诗集《自由的歌》，1957年反右斗争时他在广西文教厅长任内投水自杀，步了屈原的后尘，现已平反昭雪。
根据贾先生的以上综述，可以总结如下：一，李春潮1955年受到胡风事件牵连，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广西文教厅长的任内投河自杀；二，李春潮曾在泥土社出版过一本叫《自由的歌》的诗集，诗歌写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不过，由于事隔几十年，资料又不在手头，记忆难免出现偏差，贾先生的这些说法不尽准确。
李春潮因“胡风事件”而死
看到贾植芳先生说，他自己因为给胡风“通风报信”而在1955年被抓，遭关押10 余年，而“泄密”给自己的李春潮，只是“受到了批判。他不服。‘大鸣大放’有怨言，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令笔者将信将疑。在1955年那个时代，泄露“连很多中央委员”都不知道的“党内机密”的人，居然只是“受到了批判”，而如此网开一面，他竟然还不服，到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仍敢发表“怨言”！贾先生如此叙述，根据是他80年代初读了李春潮子女发表在《广西文艺》上的一篇怀念文章。
为了探明事实真相，笔者通过各种途径查询1980年代初期的《广西文艺》（后改名《广西文学》），却没有找到贾先生说的回忆李春潮的文章。正当一筹莫展之际，看到胡风先生1954年2月11日的日记，有“黎炎（李迪生、李春潮）来”的字样（见《胡风全集 第10卷 日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再查西安地图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户县志》，在“李春潮”的条目下有“又名李春芳、李迪生（涤生）、黎炎”字样。于是豁然开朗，原来李春潮还有李迪生等几个别名，很快找到《广西文学》1981年第4期署名“建•军•平”的文章《希望之歌——怀念我们的父亲李迪生》，只是其中并没有贾先生所述的有关李春潮1957年被扣上右派帽子的说法，而是透露：
一九五六年，正当父亲年盛力强，创作力无比兴旺时，他希望写一部长篇抒情叙事诗，表现一个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所经历的思想斗争和实践斗争；希望把莫干山那个民间古老而又壮丽的传说，写成另一部长诗；他还希望对郭沫若同志的诗歌创作，从《女神》到《新华颂》九部诗集以及其他诗作进行深入研究，写出一系列的探讨文章……。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在一场政治运动中，父亲受到他过去留学日本时一位同学的案子牵连，引起怀疑和审查，受到不实事求是的错误处分，他心情十分痛苦，竟不幸含冤逝去，那时他才四十三岁……
在这篇怀念文章发表半年之前，《广西教育》杂志1980年11月号曾刊发一则《前广西人委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省教育厅副厅长李迪生同志恢复政治名誉、彻底平反》的消息。
通过以上两文，能够确认的事实是：李春潮1955年并非只是像贾植芳先生所说的那样，受到胡风事件的牵连被批判那么简单，而是被当作“胡风分子”遭受了审查并被撤消职务；此外，他根本没有机会能够等到1957年的“大鸣大放”期间发表“怨言”，就已经在1956年含冤去世了！
因为当时胡风事件尚未彻底平反，李春潮的子女在《希望之歌》一文中，只是含糊地叙述：“在一场政治运动中，父亲受到他过去留学日本时一位同学的案子牵连，引起怀疑和审查，受到不实事求是的错误处分。”显然，“一场政治运动”是说批判胡风运动，而“留学日本的一位同学”是指贾植芳。此后6年出版的《户县志》，因为胡风事件已有明确说法，“李春潮”的条目则直截了当地指出：“1955年，李春潮因受所谓胡风一案贾植芳问题牵连，受到审查，1956年3月3日含冤去世。”
对于李春潮之死，他的抗大同学袁驼曾写有《追思李迪生同志》一文（载《抗大精神永放光芒》，黄河出版社，2005年7月），文中交代李是投水库而死：
1955年全国开展反胡风运动，迪生同志在徐州工作时，和所谓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贾植芳有些交往。迪生写的诗在胡风泥土社的刊物上发表过，因而成了胡风嫌疑分子，停止了工作，被政治审查。在莫须有的罪名下，他悲愤地投水库而死。
李春潮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战争期间曾在山东解放区从事中教管理工作，培养了大批人才。1948年12月，徐州市人民政府成立，他出任首任教育局局长；1952年，他在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位置上，调任广西省文教厅副厅长；1953年6月，广西师范学院成立筹备委员会，他担任主任委员。作为一名1938年入党的知识分子干部，李春潮的仕途在1955年前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1953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李迪生同志怎样坚持学习和领导学习》的文章，赞扬担任广西教育厅副厅长李迪生“几年来，尽管工作很忙，……从没有间断过理论学习”， 还引用教育厅的同志的话说：“李副厅长勉励大家‘认真学习，看谁学得最好。’讲得到做得到，真是我们的好榜样。”这是十分引人瞩目的。如果李春潮1954年赴京开会期间没有“邂逅”留日的老同学贾植芳，如果他没有把从习仲勋那里听到的毛泽东信件内容告诉贾植芳，历史会不会重新改写呢？
也许未必。陈业强先生在《广西教育事业发展的特点》（《历史研究论文集》，天马图书有限公司）一文叙述“肃反、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对教育事业的重大伤害”时，披露“肃反时说省教育厅副厅长李迪生是胡风分子，致使李迪生自杀；‘文化大革命’时，说区教育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李晓光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致使李晓光自杀。这四大运动对知识分子伤害极大。”再联想到，经历和李春潮有颇多相似之处、曾担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知识分子干部吴天石“文革”中和妻子一起被红卫兵斗争致死的惨剧，我们唏嘘之余，恐怕更值得的是去反思如何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李春潮诗集应为《战斗之歌》
笔者查阅坊间多本诗人或作家辞典，均没有发现收入李春潮或李迪生的辞条。钦鸿等先生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倒是收录有李春潮的条目，不过出生地、生卒年均不详，并称李春潮以笔名“春潮”在1936年8月15日东京《文海》杂志一卷一期上发表《郭沫若先生“七请”理论再认识》一文。事实上，该文是以“李春潮”署名的，目录和正文皆是如此。
对李春潮介绍最详的，当数《户县志》。其中的“李春潮”条目说他在工作之余，“还积极从事诗歌创作和民歌的编辑工作。著有《黎炎诗集》、《战地之歌》，编辑有《山歌联唱》一、二、三集。早年还翻译有日文版《歌德诗选》。”
《黎炎诗集》是李春潮在徐州工作时出版的诗集，也是他的第一本诗集，1948年由山东文化出版社出版，笔者尚无缘见到。3本《山歌联唱》，根据《全国总书目1949——1954》（新华书店总店1955年编印、出版）记录，应为《歌唱中国共产党》（山歌联唱集之一）、《歌唱人民把身翻》（山歌联唱集之二）、《歌唱爱国大丰产》（山歌连唱集之三），均署名“李迪生编”，广州华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12月出版。不过，上海书话作家韦泱先生2005年曾买一本编者为“李迪生”的《翻身山歌》（第一集），是华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12月出版的，和前述3本山歌联唱集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确认。另外，根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的《战争年代的山东新华书店》一书，李迪生曾在1948年编辑出版过一本《反蒋民谣集》。从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88年12月编辑的《赵景深先生赠书目录》中，笔者还看到李迪生所编的《抗美援朝山歌集》，1951年8月由华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至于《战地之歌》，应该为《战斗之歌》之误，其实也就是贾植芳先生回忆中为李春潮介绍到上海泥土社出版的《自由的歌》。
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李春潮的《战斗之歌》1955年1月由泥土社出版，封面由齐白石老人题签，所选诗歌不完全是贾先生所说的限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还包括1950年到1954年之间的创作，总计67首。如加上卷首“献辞”，则为68首。具体统计如下：1940年，1首；1941年，3首；1943年，3首；1944年，3首；1945年，9首；1946年，3首；1947年，10首；1949年，7首；1950年，12首；1951年，2首；1953年，7首；1954年，7首。诗集中1942年和1952年的创作均为空白，颇为巧合，不知是工作繁忙疏于创作呢，还是觉得创作的诗歌不足入选呢，具体原因欠详。
在这本诗集中，1940年创作的《啊，绵山！》，是一首朗诵诗，作者在诗后标注：
1938年冬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一分校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从陕北甘泉出发，渡过黄河天险，到了山西，越过了最高的绵山，深入敌后晋东南，训练着部队的军政干部，这在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上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我在抗大一分校二次东迁到山东、1940年春在女生队干部回忆晚会上的朗诵诗，也是我在敌后诗歌创作的开端。
李春潮1941年创作于山东的诗作《我的诗》，了无战争年代的硝烟气息，也没有后来诗歌创作中泛滥的空话、套话，是一首尊重创作规律、诗情迸发的佳作。试读：
诗意儿又像泉水奔腾，/就是压抑也是枉然，/生活是诗就有诗，/绝不是凭空的捏弄可成。
诗情儿时刻像潮水翻腾，/就是限制也是徒然，/波涛汹涌似的永也不能停留。/诗样的生活构成了诗样的篇幅。
诗绪儿纷乱如麻，/一点儿也无法把它整理，/就让它水银般的倾泻吧！/它会结成丰硕的果实。
有谁能知晓我内心的诗情？/有谁能体会我的诗歌篇篇？/有谁能同情我热烈的情感？/放射出，放射出共同的音籁。
在《战斗之歌》中，1945年创作的《怀雪莱》、《怀歌德》，1945年创作的《我在声声将你呼唤——给G•君》、《海鸥》、《渤海颂》，1947年创作的《黎明之歌》、《石榴结得累累的时候》等诗作，均不乏诗情、诗美，可圈可点之处颇多。此外，诗集中还有一些民谣体、民歌体创作，可能和作者曾经收集整理民歌民谣有关（他搜集的民歌《全靠救星毛泽东》，曾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10月出版的1949年后第一本歌唱毛泽东的歌谣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署名“李迪生收集”）。
李春潮1936年留学日本时曾和著名诗人覃子豪一起参加《诗歌》社的创作活动，后来又创办《文海》杂志。他虽因“胡风事件”落难，以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由于不属于“七月派”诗人，诗歌未选入新时期出版的集合20名“七月派”诗人的《白色花》或其他诗选，也从未被诗歌研究者论及，湮没至今（当然，作为“胡风事件”的重要当事人，李春潮除了数次出现在贾植芳先生的回忆文章中外，同样甚少为研究“胡风事件”的论者提及）。不过，像上述的《我的诗》等作品，在艺术上是不输于任何一名同时代诗人的诗作的。他的包括诗歌和文论在内的著作，散失不少，值得研究者搜集、整理并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原创首发，请勿以任何形式转载或引用。任何问题，请站内留言联系作者。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