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的实在——宗教社会学经典《神圣的帷幕》读后感
在一次访谈中，贝格尔谈到他小时候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路德宗的牧师。二战之后，从家乡奥地利移民美国，偶然地和社会学相遇了。一步步地走下来，他才发现自己早已和社会学结下了缘。贝格尔的著作很多，目前翻译过来的有三本：《神圣的帷幕》、《天使的传言》、《与社会学同游：一个人文主义的视角》。《神圣的帷幕》是贝格尔德的成名之作，被誉为堪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并称双壁。这本书的文风平实，但由于议题本身富有思辨色彩，并不是很好读。《神圣的帷幕》一书虽然是探讨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它本身的理论深度则非宗教所能限制。换言之，没有对相关社会学理论脉络的把握，就不能明白贝格尔何以做出如此独特的论述。由于本人学养有限，特别是对于哲学人类学、知识社会学方面缺乏了解，对于贝格尔的论述只能尽量追求知其然，理清其理论逻辑，至于所以然，则有待于来日。尽管传统西方社会是一个宗教性极强的社会，可以称之为宗教学研究的东西并不多。对于宗教的理解基本是从启蒙时代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的实证研究基本上是基督教世俗化以后才开启，同时又使得宗教的地盘不断缩小。至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同样离不开经典三大家的论述。在社会学古典时代，社会学大家都力图从理论上去论述宗教的本质、起源和功能。韦伯强调的是宗教伦理对社会过程的影响，涂尔干更注重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二战以后，宗教社会学大抵上都注重实用的、狭隘的、微观的研究，放弃了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沦为了贝格尔所说的“教会社会学”（语出《天使的传言》）。正是基于对当时宗教社会学研究理论关怀之缺失的不满，贝格尔首先发出了将目光拓展的号召。《神圣的帷幕》正是对宗教的社会理论探讨的经典之作。有识者指出，作为一名极有影响的折衷主义者，他“比这个领域内的人们近来所从事的研究，在理论上和哲学上的抱负更为远大”。
贝格尔则在前言中提到，这本书不是“一种宗教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理论的一种尝试，他的目标是把宗教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并使之成为最终的社会学结论。在方法上，他将知识社会学的许多探讨方式化用到了对宗教现象的讨论中。他也坦言，这本书和《实在的社会结构——论知识社会学》（由贝格尔和卢曼合作）有着特殊的关系。在内容上，这本书由体系和历史两部分组成。体系部分是对宗教的理论思辨，历史部分则是利用上述理论来解释宗教世俗化现象。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他的理论探讨至今很少人超越的，他的经验部分则受到了所谓去世俗化现象挑战。为此他还写了一本《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讨论这一问题，在书中他将多元化和世俗化 作了更进一步的区分。
贝格尔对宗教的看法十分独特，至少前人从未从这个角度系统论述。每一个人类社会都在进行建造世界的活动，宗教则在其中扮演着一个独特的角色。宗教和人类建造世界活动之间的关系是它的重要线索。贝格尔对社会有一个独特而圆融的理解。众所周知，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关键议题，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能动等问题都与之相关联。涂尔干基本上是把社会和个人置于一种对立之中，比较强调社会事实的客观性。韦伯则关注理解之与社会实在的关系，倡导一种理解的社会学。贝格尔则提出了一种辩证的社会观（贝氏特别强调了，辩证是在马克思意义上使用的）。社会的辩证观意味着人与社会互为产物。社会是人的产物，人又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
社会的基本辩证过程有着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在化三个阶段。通过外在化，人将自身的存在注入了外部世界；通过客观化，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社会变成了特殊的实在，获得了自身的逻辑；通过内在化，即将客观世界的结构变为主观意识的结构，人再次变为了社会的产物。贝格尔继承了自康德以来，特别是由黑格尔和马克思发展起来，由舍勒所高扬的哲学人类学传统，特别强调人的外在化是以人的生理构造为基础的。对于这个传统的深意不甚了解，总觉得很突兀，也许这是一种西方心物二元论的日耳曼变体。人的生理构造在于它是非特化的、不具有特定结构的，这与其他高级动物迥异的。质言之，人生来是“未完成的”，其生理结构是不稳定的。人类的生理构造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开端，正是由于生理构造的不稳定，人类需要通过人造世界来获得相对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人造世界有着自身的存在逻辑。这就是所谓的客观化。内在化则是一般人所说的社会化过程。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常常可以感受到社会实在的客观性和强制力，对于外在化则很难想象。
一个社会总是倾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人类对秩序和意义的追求本能使然。在对秩序和意义的追求中，宗教无疑是一种最勇敢的尝试。宗教是用神圣的方式进行秩序化。在这一尝试中，神圣者是与日常生活的世俗性相对立的。另一方面，秩序由于混沌或混乱相对应。由于人类对无秩序的恐惧，人类总是试图与神圣者保持联系。
由于人造之物天生的不稳定，人类的自私自利和愚蠢，通过各种合理化方式才能维系社会稳定。在贝格尔看来，最有效的合理化论证莫过于宗教。宗教把经验社会不稳定的实在结构与终极实在相联系。通过宗教这一神圣的帷幕掩盖了社会实在的人造物性质。在古代文明中，几乎都存在着论证社会秩序合理性的微观-宏观对应体系。中国的“道”，印度的“法”均是如此。宗教作为一种合理化手段的特出之处在与其神圣性。宗教合理化论证不仅试图揭示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也对无序和混乱做出解释。从日常生活的边缘情境出发，贝格尔说明了宗教合理化论证的有效性。在贝格尔看来，日常生活中的边缘情境并不少见。每次从睡梦中醒来就是一次边缘情境。在古代社会，梦曾被视为另一种实在，即使在今天，梦之实在与日常实在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边缘情境无疑是面临死亡（特别是重要他人的死亡的冲击）。死亡向一切在社会中被客观化了的实在提出了激烈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人类社会最终都是被捆在一起面对死亡的人群。宗教提供了一种可理解的意义。
正是在对无秩序的对抗中，神正论的问题显现出来了。贝格尔十分强调这种解释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对日常生活的知识的强调，是与舒茨对“常识性理解”作为社会学之最高实在一脉相承的。用贝格尔自己的话说，“一个只字不识的农民在谈论一个孩子的死亡时提到上帝的意志，他就在从事神正论的解释；正如一个博学的神学家写一篇论文来证明无辜者的苦难并未否定全善全能的上帝之观念一样”。
神正论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自我对于社会有序化力量的屈服。贝格尔试图发展涂尔干有关宗教自我超越特征的神正论含义，每条法则都需要超越于个体，因此事实上包含着一种神正论。神正论不仅为自然灾害、疾病、死亡提供解释，它同样也为社会中的不平等、不公正、战争第提供解释。换言之，神正论可以论证特定社会秩序的合理性。特别是在不平等方面，不仅未受压迫者提供“鸦片”，也为权贵提供意义。这就是韦伯所说的“双重神正论”。贝格尔追寻着韦伯的足迹，从理性-非理性的连续谱角度分析了历史上各种类型的神正论。在非理性一端，不存在于集体有鲜明区别的个人概念。在最深处，个人被认为属于集体。通过对集体的屈服，个人的必朽奇妙地被集体的不朽所取代。在贝格尔看来，中国的儒家传统所体现的正是这类以超越自我的参与为基础的神正论，只不过在形式上更精致些。一位普通的中国农民之所以能够平静地死去，因为他相信后代会一代代的传下去。贝格尔认为，只要人们完全等同于一定特定集体和集体的法则，类似的神正论一般在无论复杂性怎样的层次上都发挥着作用。
对这个问题，即中国人价值系统的神正论问题，对于当前的转型社会是一个极有意义的问题。从近代历史看，虽然辛亥革命结束了传统帝制，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依然处于传统的框架内，在神正论问题上尤其如此。考虑到神正论在价值维系上的核心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价值体系中神正论的缺席无疑是一个大问题。当前对有关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的无力解释，正是神正论缺席的后果之一。
在体系的最后一部分，贝格尔还讨论了异化问题。贝格尔认为异化给宗教带来了巨大的力量。正是通过异化，宗教才能有效抗拒混乱和无序。换言之，异化是宗教意识在探求一个对人类有意义的宇宙所付出的代价。
贝格尔在本书的第一部分通过世界的构造与维系，神正论，异化等议题的讨论丰富了宗教社会学的内容。在第二部分的讨论中，贝格尔认为宗教世俗的种子完全在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本身。后续的推断基本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
通过阅读《神圣的帷幕》不仅在宗教社会学上给人以诸多启发，在社会理论上的启发尤多。贝格尔德研究对中国学者的启示在于如何解释传统价值体系在今天的作用。社会秩序的变迁与意义系统的关系尽管不是他的论述重点，他对秩序和意义的强调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秩序和意义在社会理论中也是一个值得开拓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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