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迁何曾去北京看凌迟郑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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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二〇〇八年第七期有聂作平《帝国的黄昏：晚明人与事》一文，栩栩如生地描述：
凌迟郑鄤是在崇祯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当时，史学家谈迁亲往刑场观看，并留下了翔实记录。谈迁说，当郑鄤押进场时，看到一根有横丫的木头立在牌坊下，那本是凌迟用的，郑鄤居然好奇地问了一句：这是干啥的？到中午，凌迟结束，天色暗惨。回家途中，谈迁看到许多人购买郑鄤的肉，据说是用来炼制治痔疮的药——一个多年来名满天下的著名作家，竟然一刀一刀地零割了给人作痔疮药材。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谈迁正在他的海盐家乡张氏家教书，分身乏术，怎么可能到北京观看凌迟郑鄤。（见《遗民史家——谈迁传》后所附《谈迁大事年表》）谈迁早就想去北京，但贫穷乡村的一个老夫子，如何才能谋得盘缠去北京呢？顺治十年（公元1653），六十岁时，他才搭了一个熟人朱之锡的便船，出发去北京，为此特地撰写日记，最后汇聚成《北游录》（主要是谈迁顺治十年到十三年，这四年半中在北京的经历见闻汇编）。《北游录》中《纪程》后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余结发期一当于燕，既弃繻，无户外之履。窃自恨少壮时愧司马子长，或一缁一笠，庶几旦暮遇之”（《北游录》，第1页，中华书局，1960年），明显说明他以前未曾去过北京。
聂作平这里绘声绘色的记载是有来由的，谈迁《国榷》虽谈及了郑鄤，但没有如此详细的记载。聂的描述并非来自谈迁《国榷》，而是计六奇《明季北略》中《郑鄤本末》。因此聂作平首先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误把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当做谈迁《国榷》。其次，这段记载即使来自谈迁《国榷》，也不能想当然地把谈迁的记载当做了谈迁自己的亲身经历，因为《国榷》很多内容都是来自明清之际他人著作和记述，这种逻辑思维也是不严谨的。
樊树志教授也犯了这种逻辑错误，在《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中认为亲眼目睹凌迟郑鄤的是计六奇，“计六奇《明季北略》写到“郑鄤本末”时，记录了他当年亲眼目睹的景象：京城愚民向刽子手买郑鄤身上割下来的肉，作为医治疮疖的药料”。这也是一种想当然，《明季北略》同样汇引了很多明清之际人的记述，《郑鄤本末》是否计六奇所作，目前尚不得而知。
明清史著名研究学者谢国桢的几句话，还是说得比较平允：“那时候记郑鄤杖母事的书很多，流传下来的有《扶轮信史》、《鱼樵话》、《郑鄤话》、《郑鄤本末》、《放郑小史》，诬辱他的很多。惟黄宗羲《南雷文约》卷二有《郑峚阳先生墓表》一篇，较为质实。”（《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66页，中华书局，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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