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汉明帝遣使求法与建造白马寺的真实性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选修）《中国古代史》（全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在第二章第七节讲述秦汉时期的哲学与宗教时，谈到佛教早期传入中国时的相关史实：西汉末年，佛教经中亚传入中国内地。东汉明帝派使臣到西域求佛法，请来两位高僧，还用 白马驮来佛经。明帝让两位高僧在洛阳传教，还为建造了白马寺。
佛教的东传，是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中西文化大规模的接触和交流，给中国的语言、文化、思想等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儒、道、释三家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有关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情况，是历来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因而也有不少传说，比如《列子》卷四有孔子评说“西方圣人”的话，似乎孔子已知道佛陀了，那么佛教在先秦即已传入中国。但《列子》本身是一部伪书，它的有关“西方圣人”的说法不足为据。又如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一记载，秦始皇四年沙门释利防等十八个贤人带来了佛经，但被秦始皇查禁，是指秦始皇四年佛教传入。此说法出自道安和朱士行等人的经录。《朱士行录》是后人的伪作，因此秦始皇四年佛教传入的说法亦不可信。又据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张骞作为使者去大夏，在身毒国即印度始闻有浮屠教义。《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等也有关于身毒国的记载，但都没有谈及浮屠，因此《魏书》的记载，也是后世佛教徒的妄说。
在诸如以上种种有关佛教传入的传说中，汉明帝感梦求法并建造白马寺，是最为著名的。这个故事见于东晋袁宏《后汉记》卷十《孝明皇帝纪》、刘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等史籍材料。其中《牟子理惑论》被认为是较早的著作，相传是后汉时期牟广的作品，此书的相关记载是：
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寤，遣使者张骞（一作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时豫修造寿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滋。（《弘明集》卷一《牟子理惑》）
这段话即是汉明帝遣使求法与建造白马寺的出处，其他相关记载都是因袭于此，前引人教社所编高中教材对这段史实的相关表述，大概也是源于这些记载。然而根据前人学者的研究（见鎌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这则故事的真实性是大有疑问的：
一、感梦遣使这件事本身就非常奇怪。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信仰佛教是明确的，而明帝做太子时就和楚王英很接近了，因此明帝理应早已知道佛教的存在。说他因梦而始见佛，这是不能成立的。
二、使臣张骞是前汉武帝时代的人，在明帝以前大约相隔一百六七十年，而且张骞奉武帝之命到大月氏国去并不是为了求法。
三、引文中所列举的秦景和王遵等，在别的文献中未出现，历史上是否有这些人还是个疑问。
四、引文中那个替明帝解梦的“通人”傅毅，明帝时他还是个少年，不可能在朝廷做官。再者，当时和西域还未正式互遣使节。
至于白马寺的建造，上引《牟子理惑论》的记载提到“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但并没有说此佛寺就是“白马寺”。较早记述“白马寺”的文献，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条：“于是发使天竺，写致经像，始以榆檔盛经，白马负图，表之中夏，故以白马为寺名。”东魏杨衒之《洛阳伽兰记》卷四：“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魏书•释老志》：“愔（蔡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这些记载便是“白马驮经东来，因而建立白马寺”传说的依据。这一传说流传甚广，以至今天洛阳白马寺门前左右还立有两匹宋代石雕白马，“其形态似刚翻山越岭、长途跋涉驮经而来的浑重姿态”（洛阳白马寺的网络介绍）。但正如前文所说，最早记述后汉明帝感梦求法说的《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等，以及其它正史资料，均不见“白马寺”这个名称，因而很明显，后汉明帝遣使求法而建白马寺的传说，也是后代佛教徒所杜撰的。
史籍所载明帝遣使求法与建造白马寺的史实，都与《牟子理惑论》一书有关。而《牟子理惑论》这部书本身的真伪，也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学者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此书是东晋刘宋间的伪作，如马伯乐、梁启超、松本文三郎等学者；一派主张此书的确是后汉时牟广的作品，如孙诒让、伯希和、周叔迦、余嘉锡等学者。（参见“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11册《四十二章经与牟子理惑论考辨》，（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
抛开此书的真伪不谈，关于此书所载明帝遣使求法与建造白马寺这一传说，是否存在一定的事实基础，学者们也持不同的意见。荷兰学者许理和在他的名著《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总结道：
马伯乐和汤用彤专门对这个传说的多种说法作了详细分析，致使两位学者得出了我们不得不将就这个虚假传说的结论；……他们最终的结论并不相同：汤用彤仍然正面假设此传说背后核心史实的可能性，相反，马伯乐则全部拒绝，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虚构的、充满年代错误的、带有传教性质的传说。
如前文所述，日本学者鎌田茂雄对这个传说与马伯乐一样，持全然否定的态度；而任继愈则在《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中承袭了汤用彤的看法：“总之，从东汉《四十二章经序》开始，各种关于汉明帝永平求法的记载都采取追述的形式，没有一种是原始记录或原始记录的转述。越是到后来的记载，情节也越多越详尽，都是把作者所在时代的见闻或想象增添上去。但无论如何，我们仍能从这些繁杂的记载中清理出汉明帝遣使求法的基本情节；对这样一些基本情节，至今还是不应轻易予以否认的。”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汉明帝遣使求法以及建造白马寺，其传说本身大有疑问，而最初记载这一史实的《牟子理惑论》一书的真伪也颇多争议。至于这一传说是否存在一定的事实基础，学者们也有截然相反的意见。故而，本文开头引述的《中国古代史》那段文字，就值得推敲。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的历史教科书，对这类尚存有巨大争议的史实，表述上应该更加严谨一些，不能将传说当作真实的历史事件来叙述。建议可在“东汉明帝派使臣……”前补入“据传”二字，以使这段话更加准确和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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