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小平：我的外语，我的路
《汉英词典》（第三版）已由外研社出版，本文作者姚小平先生即是该词典主编。作者简介：姚小平，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外语教学与研究》双月刊主编，《当代语言学》、《语言研究》、《语言科学》、《外语学刊》杂志编委，沈阳师范大学、北外日本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福建师大、西南师大、西北师大、东北师大等校兼职教授。无党派。 主要研究兴趣：语言思想史，文化史
◇ 引子
◇ 英语
◇ 法语
◇ 西班牙语
◇ 俄语
◇ 日语
◇ 德语
◇ 古希腊语
◇ 拉丁语
引 子
今天有幸来到贵校，与朋友们交流学习外语的心得。一说到外语，诸位想必马上就会问：你是学哪一门外语的？是哪个外语专业的？
不知有多少次，被这样问过，每一次我都会有些犹豫，不知怎样作答。如果按学习的年头来计，最早开始学、并且学得时间最长的是英语；况且，因为身在外语学院，一般说来要有一个固定语种的“籍贯”，这样我就被归到英语专业一边，多年来一直是英语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可是，我所译的西学著作，包括商务印书馆出的两本和湖南教育出版社的一本，是从德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有相当的难度，所以学界不少人就以为我出身于德语专业；而如果回到研究生时代，我的第一外语的确就是德语。但在这之前，在大学里，我却是在俄语系，拿的是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我的外语，学得比较杂，不像外语界多数教授，能够“从一而终”，成为某一门外语的专家。准确地说，我现在的专业是语言学，而不是哪个外语专业。我也不是外语教师，而是一个语言学家，即英语所谓“linguist”。所以，我在这里讲怎样学习外语这个题目，也会穿插着讲一点语言学的知识。语言学家当然是研究语言的，却不一定要懂很多种语言；会讲很多种语言，那是一种本事，那样的人叫“polyglot”。但哪怕什么外语也不懂，只会汉语一种，也可以当语言学家（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家，或者叫“小学家”，就没有几个通外语的）。就好比武林豪杰，只要把本门功夫学到家，照样可以打遍天下。不过，如果能懂一点人家的路数，胜算毕竟多一筹。同样的道理，多学几种语言，对世界诸语言的感性认识就全面一些，从事理论语言学研究时可以避免以偏概全；特别是，透过语言看到的世界也更加丰富多姿，其中的妙趣难以言表，只有自己才能体味。
一、英语
在座诸位想必大部分来自英语专业。即使不是英语专业的，学德语、日语的朋友，既然在中学里都学了英语，而现在还在当作二外来学，那么肯定也是懂英语的。所以就让我从英语开始来讲我学外语的故事。
我的英语基本上是自学得来的。父亲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学的是历史。那时燕京很多课程用英语开设，学生无论读哪一科，都不能不懂英语。而父亲早年就读于一所教会中学，英语本来就有基础，后来又曾去洋行实习，还在中学、大学教过英语。可是不知为什么，在文革期间那样空闲的年头，他也没有教过我；就连指点一二这样的事，也记不得是否有过了。不过，他为我买了不少英文读物、课本、工具书等，有些保留到了现在。但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这些买来的书，而是父亲自己译的《天方夜谭》（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现在多称《一千零一夜》）。那是解放前的版本，书页已经泛黄，封面用布浆过，可惜抄家时被没收了，没能再讨回来。
我最早接触英语，是在1967年进中学之后，所谓“复课闹革命”，就是在那一年。老师教完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便开始领我们读“long live Chairman Mao! 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 对这样的中式洋话，大家起初还觉得新鲜，但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加之英语老师的江浙口音很重，怎么听也像在唱滑稽，而不像是外国话。不过我还是觉得蛮有意思，而且有一天，我突然对音标着了迷，心想：这东西倒不错，把它掌握了，就能读出每个英文词的音，再学会查字典（这比学音标还要简单！），英语不就学会了么？这是我开始学外语后产生的第一个天真的想法。于是我抄下几十个国际音标，拿去问父亲，可没想到他一个也读不出来。他说，他们那时侯根本就没学过这种东西。他的回答让我非常失望。这怎么可能呢？不懂音标，怎么能学英语，怎么学好英语呢？那时的我，就是这么幼稚，连音标只是几十年前的发明，而英语却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个简单的道理，竟然也不明白。
从父亲那里得不到帮助，我只好去找弄堂里一个复兴中学的高中生，向他讨教音标的读法。靠了他的点拨，费了一番工夫，我终于把音标学会了。可是一开始，由于老师的关系，也由于缺乏听说的环境，我的发音肯定是很糟糕的，以后听了英语广播，才逐渐纠正过来。模仿发音的能力想必是一种普遍的语音能力。一个人如果能够把一种外语的语音语调学得像模像样，那么他学起其它外语或者方言来，多半也能把发音模仿好。实际上，很多人都具有这种普遍的语音能力，所以能够掌握正确的语音语调，说一口好听的英语。但也有一些人，怎么都学不像，口音很重。只要不妨碍理解，语音语调略差些，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就像说普通话，从我们江浙人口中说出来总不免带一点吴音，但一般不会影响交际。就语言的构造来看，语音终究只是它的外壳，词汇和语法才是实质。
现在人们学英语，面对铺天盖地的教科书和教辅材料，要为怎样选择、鉴别而发愁。我们那时候却省心，不存在这一问题。1970年，我随大批上海知青下了乡，来到黑龙江省嫩江县的一个山村，住土坯房，谁土炕，干各种农活。那是真正的农家生活，整整八年，那样的日子很无奈，也很浪漫。我的第一本英语教科书是谢大任主编的《医学英语》第四册。不是因为我喜欢那里面的医学名词，而是因为根本就觅不到别的教科书。到1972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广播英语”节目，这样我就可以利用回沪探亲的几个月，跟着电台读英语。只是那时还没有录音机，返回农村后，便失去了收听广播英语的机会。好在我有一架不错的收音机，可以收到BBC、VOA、Radio Moscow等许多外台的英语节目。这架收音机伴随我度过了许许多多个日夜，我的英语听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它帮我练出来的。如今常有学生问，“听力应该怎么练？为什么我总是听不懂？”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如果听力不好，一般说来应该到两个方面找原因。
第一，如果有一篇东西，里面一些关键的词我们不认得，或者对其中的句型不熟悉，语法关系不明了，那么听的时候就时不时会卡壳。所以，足够的词汇量和句型、语法知识是听力的基础。也就是说，良好的听力首先取决于熟练阅读。
第二，假如我们读一篇东西，既没有生词，也没有句型语法方面的困难，可是听的时候还是跟不上，反应不过来，那肯定是因为听得太少。坚持多听、反复听，时间长了自然就能听懂。我们通过阅读学到的词汇，或者背下来的词，虽然可能记得很牢，但是在听的过程中，要在一瞬间把它们从记忆库里调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需要不断操练。
从听不懂到能听懂，中间会有一个似懂非懂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有些人会长一些，在有些人则短一些。无论怎样，都不要放弃努力。保持阅读习惯，扩大阅读面，逐渐聚积词汇，同时坚持经常听。最好每天都听。像做任何事情一样，信心非常重要：只要相信自己能听懂，就终有一天能听懂。某一天你会突然发现，自己在听力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经过几年积累，到1975—76年的时候，我看英文的《北京周报》已经很少遇到生词。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听电台的英语广播，思维却跟不上，明明听起来像是熟悉的词，不是意思想不起来，就是辨不清词与词的关系。有一阵子，我听英语广播简直上了瘾，整日整夜地听。因为在农村的最后两年，我得了一份好差事，当了知青集体户的火头军，于是就有更多的时间学外语。白天做饭、收拾园子时，我总开着收音机；夜晚躺在被窝里，插上耳机，则能听得更专心。不知有多少回，醒来时发现收音机里还在说话。常有老乡来串门，好奇地问我总在听些什么，我就说，这是“上海话”。（要知道，那年头收听外台是要冒风险的，叫做“偷听敌台”，足以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就这样过了许多日子， 有一天夜里，我听着听着忽然开了窍，感到聆听广播无非就是在读一本书，词语一个接一个在眼前跳出，呈现为清晰的视觉符号。能有这种感觉，或许也是因为听和读有着密切的关系吧。总之，那真正是一次质的飞跃，这之后，虽然仍会有听不懂的时候，但大都已是内容的问题，语言本身的问题不多了。
刚才说，要想听懂英语，词汇量要足够大。那么，怎样才能更快更牢地记住词汇呢？这也是初学外语者常问的问题。我想起自己初学的时候，跟大多数学习者一样，也曾为怎样记忆词汇而苦恼，并且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无非是把生词、短语抄在纸片上，每天诵读几遍。起先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量，每天至少背记多少个生词。凭借年轻时的好记性，一开始按照“指标”强记单词，保持相当的进度并不难。但到了一定阶段，我发现新词越来越难记，不得不放弃了定指标的做法。那时并没有象样的教科书，更没有好的读物，于是我便读起英汉词典来；边读边对词语做些归类，比如把谚语归作一类，把惯用语专门抄在一起，把动植物名称、金属名称、亲属称谓等等分别抄录。这样把词典读过一遍，做了词语摘编之后，脑子里过去零碎分散的词汇像是变得整齐而系统了，相关词语的各种联系也清楚了。那时分类集中背记过的词汇，有些知道今天还能脱口而出，比如 ：
arthritis（关节炎）
appendicitis（阑尾炎）
bronchitis（支气管炎）
conjunctivitis（结膜炎；沙眼叫trachoma，中文学名是“颗粒性结膜炎”）
encephalitis（脑炎）
hepatitis（肝炎）
meningitis（脑膜炎）
nephritis（肾炎）
pneumonia（肺炎）
pharyngitis（咽喉炎）
tetanus（破伤风；俗称lockjaw）
tracheitis（气管炎）
tuberculosis（结核，特别是指肺结核，TB）
那时还没有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这个词，否则也就一起背了下来。人类面对的疾病越来越复杂，所以病的名字也越来越冗长，不好记了！
我那样把英语词典当作书来读，现在看来精神足可嘉许，而那行为本身则不足仿效。现在大家学英语，大可不必再捧着词典啃读；即使有时间、有兴趣读，也不必去做分类摘抄，因为市面上早就有了英语分类词典（thesaurus）。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学到的词语，存入大脑词库（mental dictionary），想来总是分门别类储藏的，而不会七零八碎胡乱堆积。只是我们看不见、也意识不到自己脑中的词库是什么样子。所以，外语学到一定程度，就不妨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词库清理、归整一番，看看哪些东西磨损（遗忘）得差不多了，需要更新一下；或者还缺哪些东西，及时作些补充。这样来清理自己的词库，也符合语言学的理论。语言学上有一种说法，叫 语义场（semantic field），意思是，词汇是一个大系统，里面又有许多中小系统、微系统。词语都是一群一群存在的，意义相关的词，例如上面说的各种疾病的名称，处在同一个语义场中，就好象物理学上的场，磁场、电场、引力场之类，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把同属一个场的所有成分捆绑在一起。
语义场是词汇存在的一种方式。在语义场里，词与词之间是类聚关系；同属一个语义场的词，是同时共现、并列存在的。一个个的语义场，好比大大小小的抽屉，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类词语，我们要用的时候，就打开抽屉去找。当然，这种找的过程可能只有零点零几秒，是神经元（nerve cell）的活动。
除了语义场、类聚关系，词汇还有一种存在方式，也很重要，那就是组合关系。我们平常说话，就是根据一定的规则把词汇组合起来，以构成句子。上面说，处于类聚关系的词是同时共现的，而处于组合关系的词，则是按时间的顺序先后出现的。例如，“I drink water”这句话，三个词必须一个一个地说。电视里的全国城市气象图，是二维平面的，所有大城市的天气、气温都标在上面，可是从播音员的口里报出来，是一维的，只能一个一个城市来报。 哪怕是外星人，假如会说话，也不能违背这一规律。自然语言的这种特点，称为线性特征（linearity）。语言符号组合起来时，呈线性展开，跟时间的箭头一样向前延伸，是一个不可逆的（irreversible）过程。古人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何以难追呢？就是因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可逆的，像消逝的时间那样，一去而不返。但我们平时使用语言，无论听说读写，却明明是可逆的（[reversible）行为：同一个句子，可以反复说；同一句话，会反复听到。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词的组合关系是以词的类聚关系为基础的。“I drink water”这句话里的三个词，分别属于三个语义场：
人称代词—— I, you, he / she / it…
表示吃喝一类行为的动词—— drink, eat, suck, bite, chew…
指称饮料、食物的名词—— water, tea, coffee, food, fruit…
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类语义场，我们才能根据说话的需要，从中选择适用的成分。当然，语法也不可缺，必须根据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把选中的成分组织起来构成句子。
认识到组合和类聚这两类关系的存在，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词语习得过程的某些奥秘。比如我们说“how are you”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先到疑问副词、再到系词be、最后到代词这三个语义场里面去找三样东西，然后把它们拼装起来，而是把这句话当作一个完整的单位来记忆的；存储的时候是一个整体，调取、应用的时候也是一个整体。许多看起来属于组合关系的词语，如惯用语（set phrase）、套话（cliché）、成语（idiom）、谚语（proverb，saying），还有一些基本的句式（sentence pattern），在一个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外语学习者的脑中，都是作为语义场的成分而存在的，这样，在调用的时候就很方便。为什么我们学习词汇时，不能单个、孤立、零散地去背和记呢？原因就在这里。孤立的词是没有用的，况且词也不会孤立地存在。词要么存在于语义场中，要么出现在短语、句子里；类聚关系或组合关系，非此即彼。所以，我们记诵词汇，要么成群成类地记，要么把它们放在句子里，连同句子一块儿记。这两种办法，都可以用；交叉互换着用，效果会更好。道理其实很简单，大家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慢慢去体悟。
我在这里谈一点语言学的理论，还有相应的学习方法，希望这些对大家有用。但是对于我自己，这些只不过是wisdom after the event（马后炮）罢了。我那时学英语，哪里又懂什么语言学呢？再说，即使懂得语言学，难道就能很快掌握一门语言吗？不能！因为，理论只能起到导向、点拨的作用，而语言——特别是外语——主要是一种技能；要想学出一个模样来，就要舍得花时间去学。初学外语，全靠恒心。那时，在乡下，我身上总带着一些抄着英语生词和短语的纸片，走到哪儿读到哪儿。在田头，大伙休息的时候，我便掏出纸片，躲在一边读上一会儿。走路或坐车时，也念念有词。一直到读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我还保持着这一习惯。但是，一开始需要坚持，是毅力问题，时间一长就成了习惯，好象哪天不这样做，生活的节奏就紊乱了，缺了点什么。现在想起来，学习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跟打网球差不多。我打网球，已有二十年的球龄了！周围人或旁观者总说，你能坚持锻炼，真有毅力。可是热衷某个体育项目的朋友都知道，这根本就跟毅力无关。学习也一样，一旦你喜欢上一件事，就不由得你不去做。所以，到如今，读书、著述、打球，在我都已成了习性。每天到了哪个时辰，就做哪件事；工作、学习、生活，似乎有一种惯性在推动。我们学习一样东西，一旦按照生物钟的规律来进行，就会觉得轻松自在，不会有重负之感。
外语学习是一项长期行为，需要经久不断的投入。在时间的分配上，不怕每天投入的时间少，就怕中断荒疏的时间长。我们现在学英语，将来还要学第二外语。很多人学二外，工夫没有少花，可是不能持之以恒，最后都还给老师，前期的投入于是全白费，很不划算。如果坚持数年，达到一定程度，就不会轻易忘记了。
二、法语
大概是从1974年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法语广播讲座”，于是我利用冬天在上海的时间，开始跟着广播学法语。这种语言听起来真是美，很快我就被它迷住，把一半的学习时间分给它，每天背生词、记语法。法语里有许多词跟英语词汇相像，起先给我的印象是这种语言很容易学。但不久我便发现，学习法语至少有两难。第一难，难在法语的拼写，让人不能见词读音，以至口说的语言和写出来的语言差别很大。第二难，难在法语语法形式的变化远比英语丰富，比如名词的词尾有性和数的变化；这还不算，形容词和冠词也要跟着一起变。更复杂的是动词的变位，不要说会让外国学习者发憷，就连法国人自己也感到麻烦，所以专门为学习者编了这方面的书。例如有一本叫《法语动词变位术》（L’art de conjuguer. Dictionnaire des huit mille verbes usuels. Hatier, 1959. 43e.），把8000个常用动词的变位形式列成表格，便于查找和记忆。编者在开首的“致读者”里，第一句话就说：“Aujourd’hui, peut-être plus encore qu’hier, la conjugaison des verbes reste la principale difficulté de notre langue.”（比起过去，今天动词的变位或许更加是我们法语的主要难点。）其实，现代法语动词的变位并不比从前复杂，之所以让我们感到更加难了，就是因为拼写与读音不一致的缘故。
虽然难以掌握，但凭着年轻时的好记性，我强记了很多规则，有些至今还牢牢地嵌在脑子里。特别是一些最基本的形变，如avoir（有）、être（是）的变位，直到现在脱口就能说出。系词être的陈述式现在时，变位如下：
je suis（我是） nous sommes（我们是）
tu es（你是） vous êtes（你们/您是）
il est（他是） ils sont（他们是）
elle est（她是） elles sont（她们是）
……
所有这些变位形式，词尾的-s、-st、-t都不发声；还有nous、vous、ils，尾部的-s也不发声。我们也许会觉得奇怪：既然不发音，为什么还要写出来？不如都省去，让拼写跟读音一致起来。可这就是法语，让正字法专家很头疼的法语。后来我学了拉丁语才知道，原来这样的字母在历史上都是发声的，即使现在也不完全是哑音（如果后随的词以元音开头，这些字母就要发声，跟元音连读）。
这么说，法语很麻烦，不好学。但上帝是公平的，并不偏爱哪种语言。假如他使得一种语言在某个方面很复杂，那么在另一个方面就会让这种语言变得比较简单。拿法语来说，它的重音总是落在词的最后一个音节，再长的词也不例外。在这一点上，法语比起英语来就简便了许多。语言的简单或复杂，容易学或不容易学，都是相对的。
上面说，我是靠死记硬背，才学会了法语动词的变位。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很快就能让我们熟练掌握印欧语言里动词变位、名词变格这类东西。一般说来，词形变化是有条理可循的，语法书上也都为我们作了分类，整理成一张张的表。可是要记住它们，还是得下功夫，而要想熟练运用，就更得多花时间去练习。好比学手艺、乐器之类，总有一些基本功取不得巧，要靠苦练才能获得。成年人学这些东西，尤其如此。背记变格、变位，是一种基本的记忆操练，翻来覆去地练习，学习者不免感到无趣。比较起来，英语学习者实在是幸运。
文革后期，国内影印了一批外语教材和参考书，放在外文书店的内部柜台销售，很受学习者欢迎。像上面提到的那本《法语动词变位术》，还有《法语基本词汇》，以及法共的机关报Le Monde（《世界报》）等读物，我就是在上海福州路、山东路口的外文书店里买到的。我们这一代上海的读书人，肯定都记得那家外文书店。从拐角处的小门走上楼梯，到二层，便是它的门市部。那个地方专卖影印书，照现在的说法就是盗版，所以外国人是不让进的，国人进门也要查证件。
法语学了几个月，我很想要一本词典，于是写信给父亲，让他帮我“淘”一本。这件事难坏了父亲，那个时候哪里买得到法语词典呢？可是我的运气不错。我在学法语的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了一位老先生的耳中。他懂法文，曾经留学法国，在“读书无用”论畅行的年代，他听到还有青年人愿意学习，非常高兴，把一本法语词典辗转送到我的手里。这样，我终于有了一本象样的法语词典。这是一部大32K的《法英—英法词典》（Cassell’s French-English English-French Dictionary. 1935. 12 e.），纸张的质地不错，虽然泛了黄，还没有变脆。在词典的扉页，我贴上一张从报上剪下的鲁迅先生的画像，并在底下写了一行法语：
Fais ce que tu dois, advienne que pourra.
这句话的直义是：做你应该做的事，至于未来，该怎样就怎样。略为变通一下，就是所谓“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吧。当时我只是一门心思地学，为学而学，而没有想过学了究竟有什么用。年轻时用的功，日后会不会派上用场呢？这个问题，因各人的遭际不同，答案肯定也不一样。但我想，即使用不上，也不会都是无用功，因为知识本身会让人终身感到内在的充盈。
这部《英法—法英词典》，以及《法语基本词汇》，我都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并且顺手把里面的谚语摘录下来，反复咀嚼。在那样无聊的日子里，这些谚语给了我一份激励，有些句子现在还记得，例如：
Le soleil luit pour tout le monde.（直译：“太阳为全世界照耀”；变通的译法：“阳光属于每一个人”。意思是，即使身处逆境，也不应消沉，要保持好心情。）
Après la pluie vient le beau temps.（直译：“雨后就来好天气”； 变通的译法：“雨过天晴”。）
Le temps, c’est de l’argent.（“时间就是金钱”，同于英语“Time is money.”）
L’habitude est une seconde nature.（直译：“习惯乃是第二天性”； 变通的译法：“习惯成自然”。）
后来，大学期间，每逢周末我仍抽时间看一些法文。大二时，我读俄文原版小说，如Война и Мир（《战争与和平》），其中有许多描述俄国上流社会生活的场面，经常出现法语的对话。当我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读懂这些对话时，心里感到说不出的高兴。不过，阅读是一回事，说话是另一回事。我虽然学过法语，其实也只是能读书。当然也能说一点，但因为缺乏实践，这方面的能力很弱。1986年，我和我太太旅游到巴黎，中午时分在一家街头小店买中式快餐。像“Combien（多少钱）?”“Cinq franc（五个法郎）.”这样简单的对话，我是能对付的。可是在去巴黎圣母院的路上，我们迷了路，于是我问一位路人：“Où est la Notre-Dame de Paris（巴黎圣母院在哪儿）?”那是一个法国女子，见我能说法语，而且发音不错（江浙人学法语，发音上能占些便宜），还蛮熟练的（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又是在心里想好了再说出来，当然很熟练！），非常高兴（那时候到欧洲旅游的中国人还很少），自然也就用法语来回答，并且是一连串的句子，让我来不及反应。我连忙改用英语，解释说，自己法语不好等等，而召来的却是这位女士的白眼。都说法国人不喜欢讲英语，普遍有一种母语的自豪感，我的这番经历，这也算是一个真实的小例子。法语一度曾是欧洲的外交语言，上流社会以会讲法语为荣，如今法语面临英语的“威胁”，法国人的母语意识更加强烈，乐意看到有更多的外国人学法语。一些年前，我在电视里看到一则法语广告，推销一种牛奶咖啡：
Le鏾n deux, deuxième le鏾n. （现在上第二课。）
Qu’est-ce que c’est? （这是什么？）
C’est café. （这是咖啡。）
C’est café au lait. （这是牛奶咖啡。）
简简单单的表达，却很有力度，既宣传了商品，又教人学法语。
在学术上，我所学的法语后来不无用处。二十多年以后，我在主编《语言学名家译丛》时，请北外法语系的张学斌先生译出了《普遍唯理语法》(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部。这是西方语言思想史上的一本名著，1660年出版于法国，略有一点中古法语的韵味。我花了很多时间，对照英、法两种文本，一方面校订译稿，另一方面加了不少注释。在书的前言中，我写道：“校订工作在我也是重温所学（包括25年前学的法文）的过程。”如今书已出版（湖南教育2001），我读着自己写下的这短短一句话，不禁想起当年学法语的几多辛苦。学习一种外语，不一定非要付诸实用。语言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艺术。像法语这样的语言，拥有深邃的哲学义理、富足的文史库藏、别雅的艺术境界，我们学习它，就算只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修养，不也很值得么？
三、西班牙语
在学英语、法语的同时，我又开始自学西班牙语。西班牙语和法语是近亲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的拉丁语族，在语法上相接近，而难点主要也在于动词的变位。在文字上，西班牙语总的看来要比法语容易，因为在西班牙语里，读和写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每个字母都是发音的，可以见词读音，不像在法语里那样，写出来明明有词尾，读出来却往往被吞掉。我那时觉得，西班牙语听起来十分刚硬，不像法语，听起来酥酥软软的。法语的发音似乎有点儿像苏州话，西班牙语的发音则像宁波话。过去吴方言地区有一种说法：宁可跟苏州人吵相骂（吵架），也不跟宁波人谈朋友（谈恋爱）。这当然是寻开心的话，不过类似这种对某一方言的偏见，在普通人当中是很常见的。
上面说，西班牙语的读和写是一致的，这只能说是大致如此。有的西班牙语字母，如果按照英语或者法语的发音来读，就会读错。比如字母v，在西班牙语里读作[ b]，所以西班牙语的vaso（花瓶、玻璃杯）读出来是[′baso]，而英语、法语的vase与它同源，意思也差不多，可是第一个字母却都发的音。我当时既感到好笑，又觉得西班牙语好没道理。既然b也读[ b]，v也读[ 吧b]，为什么不把字母v取消了，都改作b呢？后来进了大学，学了一些语言学的知识，才知道这是西班牙语历史上的音变造成的：音变了，字母却没有跟上。
慢慢学了一两年，我便能看懂一些不太难的西班牙语读物。至于读过哪些东西，已经记不全了。完好保存至今的书里面，有一本《英西—西英词典》（The New World English-Spanish / Spanish-English Dictionary. 1971. 3rd ed.），那是父亲从外文书店淘来的。但等这部词典到我手的时候，已是1977 年的上半年，马上就要参加文革后恢复的初次高考，没有时间来啃读它了。我的西班牙语本来就没有法语学得好，加上二十余年来既没有使用过，也几乎没有再补习，所以遗忘了很多。但是，到了2001年，我终于有机会利用自己学过的那一丁点西班牙语，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这件事的原委是这样的：
有一个名叫万济国（ Francisco Varo）的西班牙传教士，于17世纪后半叶到了中国的福建，为了能用本地语言传教，编写了一部汉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1703年在广州刊印。这本书是现存最早的汉语语法印本，在西洋汉语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可是我们中国学界虽然也知道有 这么一本书，却从来没有人去读它，更没有人去研究它，因为它是用的西班牙文写成的。国内懂西班牙文的人毕竟不多，语言学界更少。我本来也不会想到去读它，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朋友处得到这部书2000年最新的（其实也是唯一的）英译本，这才萌生了一个念头，想把它从英文翻译过来，并根据西班牙文来进行校订。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做成了。《华语官话语法》的中译本（外研社2003年），在今年9月中旬于北外召开的“西洋汉语研究国际研讨会”上，适时送到了参会代表们的手中。假如当年我没有学过西班牙语，那就只能把英文的本子翻译过来，根据原文校订、诠释便无从谈起。自己亲自动笔，比之求诸他人，感觉是不一样的。
四、俄语
接下来我学的一种语言——俄语，就不是以游击方式胡乱自学的，而是接受了正规、系统的训练。
我最早接触俄语，是通过我大姐夫的叔叔，我们都叫他八叔叔。他是上海一所重点中学的语文兼俄语老师。大概是在1976年，有一次我看到他的一本书，字母有些怪异，不同于英法文字，就很好奇，问他是什么文。他说是俄文。我便缠上他，要他把俄文字母教给我，还讨来一本中学生用的初级俄语课本。就这样，凭着他在十分钟里教给我的字母发音，回到黑龙江后我便开始读这课本。可是，俄语的语法非常难，不像英语、法语等自己就可以学进去，所以，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就想，既然英语、法语已经学了，不如利用上大学的机会，把俄语好好学一下。如今回想起当年的选择，我想那时的想法真是很幼稚，但选择本身则很值得。我考的是英语，报的专业却是俄语。这样，我就获得了学习一种新语言的机会。逐渐入门后，我才真正知道，这是一种屈折形变异常丰富的语言，名词有六个格，形容词跟着一起变；而动词的形变更加复杂，一个动词的形式竟会生出二百多变。怪不得俄语自学起来，要比英语难得多。进入大学，坐在教室里，接受科班教育，跟着老师一步一步地学习一种全新的外语，很有新鲜感，也深感幸福！
黑大俄语系七七级招了一个班，18人。开学不久，便举行了摸底考试，考后分出小班和大班。小班的5位同学，入学前俄语就已经很厉害。像我们的班长陈英琪，曾就读于苏联十年制中学。邓军，母亲是斯拉夫人，俄语对她来说应该就是第二母语。郝斌，还未入学就已在读大部头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了；现在他接替邓军，担任黑大俄语学院院长。至于大班的13人，多数也学过俄语，高考时考的也是俄语。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没有参加摸底考试，因为我和她一个词也写不出来。这样也就很轻松，没有负担。我虽然会读几声，但我从八叔叔那里匆匆学来的那一口发音，成了全班的笑柄，说我带有英国口音。
分班是必然的。学过和没学过，差距实在很大。小班开小灶，配备资深教师，就不必说了；即便是大班，进度也极快，决不顾及像我这样从零开始的学生。三天一课，每月一考，老师们像是要帮我们把被文革荒费的时间追回来。黑大俄语系在国内是一流的，有许多优秀的教师。如阎家业、沈曾式、孙梦彪先后教精读；钟国华教词汇学；林宝煊教句法学；奥列加·瓦西里耶夫娜教口语；华劭、李锡胤则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重视口语，是黑大俄语教学的传统。记得一二年级时，班上立了一条规矩：在教室里，还有其它教学环境中，必须说俄语，谁违反了这条规矩，就得主动往罚款箱里投进一角钱。那时的一角钱，购买力比现在至少大十倍！食堂里的菜，一个也就卖一两角。重口语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重视阅读。阅读量很大，主张扎扎实实、一部一部地读名著。这样风风火火地学了一年，让我高兴的是，我与大班的同学已没有多少差距。以后三年里，无论笔试口试，在大班我的俄语成绩始终居于前两三名。可是要想赶上小班的同学，就很难了。假如大学毕业后，我把俄语继续学下去，并且从事俄语教学和研究，或许还有可能追上他们。但后来，我转了方向，离开了俄语界，因此也就失去了与他们在同一条路上并肩前进的机会。
大学第一年，尽管俄语课程很紧张，我仍能挤出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有时我会去英语系七七级的班上听课。当时有一位加拿大外教，叫高尔丁（Goldin），我常去他那儿借书。每周一个晚上，他给英语系学生讲时事要闻、西方文化，那是我必听的一课。几次下来，我感到自己英语的词汇量已经不小，听力也没有太大问题。大学三年级时，我去参加省里组织的高校英语竞赛，得了一等奖。总的说，大学时代精力旺盛，希望获取更多的知识，而开设的课程未必都有趣，求知的欲望不能得到满足。对俄语，我虽然喜欢，却似乎被另一些愿望所牵制，比如，想把英语学得更好，并且打算学更多的新语言。这样，就没有把全部力量投入俄语。毕业聚会时，奥列加·瓦西里耶夫娜向我赠言，希望我能进一步锤炼俄语。但那时，我已选择语言学专业，并且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入学通知。接下来的几年，俄语在我最多只是一种阅读工具，但不论怎么说，我很庆幸自己系统地学了这种语言，因为它是一种很典型的屈折语言，词形变化异常丰富，跟英语不能同日而语。我们经常看到有人拿汉语跟英语作比较，然后说，印欧语言如何如何跟汉语不一样。可是英语的形态已退化了许多，词形变化所剩无几，不足以代表印欧语言了。
五、日语
也是在大一，因为有机会跟日语系的同学一起参加军训、文体活动，我对日语产生了兴趣。有一段日子，每天下午我都要去录音室听日语磁带，像是给自己规定了一门课，到时间非去不可。在食堂里排队买饭的时候，也喜欢向日语系的同学讨教几句。日语系有个女生，叫李静，我与她互帮互学，她教我日语，我教她英语。开始学的是日本NHK电台的广播日语课本，后来又学了《日语三十小时》（にほんごさんじゅうじかん）和《现代日语》（あたらしいにほんご）。因为她歌唱得好，我也就连带学了几首日语歌。
在这之前，我所学的几种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在给世界语言划分类型时，语言学家习惯上把印欧语言称为“屈折语”（inflecting language）。“屈折”这个概念指的是，在这些语言里，动词、名词、代词等等会发生变化， 就好象关节那样，能够屈曲伸展；而且不但词尾会变化，连词根也会变。变得厉害时，面目全非，简直成了另外一个词。例如英语的go和went，无论在词形上还是在读音上都毫不相干，而事实上它们却是同一个词，只不过时态（tense）不一样，一个是现在时，一个是过去时。这样的变化在汉语里是见不到的；汉语是“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词形不起变化。“我是、你是、他是”，汉语只须用一个“是”，而英、法、西、俄等语言的系词“是”，则要变形，三个人称，再加单、复数，仅现在时就有六变。
日语属于“粘着语”（agglutinating language），它的词形不像屈折语那样多变，但比起孤立型的汉语来，词形仍要繁复一些。“粘着”指的是，语言可以根据表达语法意义的需要，把不同的词缀粘贴在词根上面，像安装、拆卸机器的零部件一样，很方便。这样的词缀在汉语里其实也有，比如“们”，加在人称代词后面，表示复数：“我们、你们、他们”。日语的-たち（わたしたち“我们”）、-ら（きみら“你们”），跟汉语的“们”就很像。这说明，粘着语和孤立语的界限不是绝对的，一种语言可以兼有两类特征。可是再看日语动词，表示现在时、过去时分别用词尾-ます、-ました，在汉语里就没有相当的形式。尾助词-か表示疑问，跟汉语句尾的“吗”差不多，但用格助词-が表示动作主体，汉语里就更没有类似的语法标记了。
大学毕业后，我仍坚持学了一段时间日语。日语的发音不难，语法也容易理解，又因为兼用汉字，初学起来似乎不难，也别有一番趣味。但到了一定程度，就感到不易深入。敬体、简体的区别就很麻烦。学术上，唯一跟日语有关的是一篇六千余字的文章，题目叫“古汉语中的某些字及其意义在现代日语中的反映”，蒙日语界前辈廖雅章先生的指导，发表在1985年第4期的《日语学习与研究》上。虽然没有把日语学好，总算还是学过，对日语能够有一些理性的认识。譬如认识到，从语言类型学（linguistic typology）的角度看，日语很重要，代表了一类语言；从事普通语言学（general linguistics）研究的人，不应放过日语。而从汉语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看，日语也很重要。
汉语跟日语的关系很特别。在中国历史上，汉语得益于文化优势，在与周边语言接触交往时基本上保持着强势地位。有很多少数民族，被同化了，改操汉语、用汉字。甚至那些曾经入主中土、统治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后也会被同化，完全放弃本族语。这方面近代满族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而接壤的越南语、韩语等，从汉语中吸收了大量词语，反过来对汉语的影响并不多。日语则不同，它先是从汉语吸取大批成分，后来又把许多汉化的成分回输给汉语，结果，这两种属于不同语系的语言，结构虽然很不同，在词汇上却接近起来。由于不是单向的输入、零散的借取，而是成规模的相互借用（mutual borrowing），日语词汇与汉语词汇、日本汉字与中国汉字的关系，就变得错综复杂。这里不便讨论，只举几个小例子：
日语 汉语词义
汤（ゆ） 开水
手纸（てがみ） 书信
手形（てがた） 票据
手柄（てがら） 功劳
野菜（やさい） 蔬菜
汽车（きしゃ） 火车
自动车（じどうしゃ） 汽车
魔法瓶（まほうびん） 热水瓶
面白味（ぉもしろみ） 趣事
像“汤”、“手纸”这样的词形，很容易引起误解。语言学上有一个不太正式的说法，管这样的同形异义词叫“假朋友”（false friend）。
六、德语
1982年春天，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第一学期，我就申请免修英语，和英语专业的同学一起参加口试、笔试，通过之后，就没有再跟班学英语。这时，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利用读研的三年，把德语认认真真地学一学。征得导师伍铁平先生同意后，从那时起我的第一外语就改成了德语。
我最初接触德语，是在大学里。那时我读俄文作品，特别是以二战为题材的小说，经常碰到德语词，甚至整句的德语。我看不懂，老师也说不清，于是我便发愿要自学德语。大三那年，我从图书馆借来一本俄文的德语教科书，读了几周，虽然谈不上入门，对这种新的外语却有了继续学习的兴趣。但在读研的第一年，在把德语当作第一外语来学习时，我已不是仅仅受到兴趣的驱使，而是认真思考后作出的选择。德语是一种重要的欧洲语言，无论从哲学、科学还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如果不懂德语，对西方学术和文化的认识就会受到限制。屈指过去了二十年，现在德语已经成为英语之外我用得最多的外语。我当年的选择，应该是正确的。
我们那一届社科院的硕士研究生中，只有我和经济系的左大培两人选学德语。我们每周两次到甘家口江老师的家里上课。江老师看起来年事已高，行走也不便，但她曾经长期旅居德语国家，德语想必极好。一进门，她就开始说德语，一连串的德语， 很少说中国话。只可怜我程度太低，大培也不比我强多少，老师说的话，我们没有几句能够听懂。她先让我们读整段的原文，然后要我们讲出大意，可是我们实在嘣不出几个词来。最后的考试，要求把一篇德语短文译成汉语。比起听和说，这要容易得多，所以我们俩都得以通过。像江老师这样的授课方式，现在怕是不会再有了。
虽然不适应老师的教法，我对德语还是很入迷。当时北京各家影院都在放映德国电影《英俊少年》，片中的几首歌曲相当流行。我也喜欢哼唱，像《小小少年》（Kleine Kinder）、《最后的玫瑰》（Die Letzte Rose）等几首歌的歌词，至今还记得一些。接下来的一件事，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使得我在德语学习上进了一大步。
1982年初夏，有一天我到建国门外社科院的宿舍找邵滨鸿。在黑大时，滨鸿与我同在俄语系七七级大班，后来她被选派到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大学，学习塞尔维亚语和经济学。她回国后，我曾讨来她的塞尔维亚语课本，边抄边学，读了半年。这种语言跟俄语是近亲，都属于斯拉夫语系，所以学会读似乎并不难，当然听和说是另一回事。那天，在滨鸿的宿舍里，我遇到了华东师大德语专业的一个女孩。一年后，她成了我的妻子。想必是爱屋及乌的缘故，我对德语更加投入了。不久，我妻赴德国科隆读书，过了一段时间我也去了德国（那时叫陪读）。因为要省路费，坐的是火车。穿过西伯利亚，绕贝加尔湖西行， 在莫斯科转车，逗留了一天。一路与苏联人交谈，自然没有语言障碍。可是一出柏林，马上感到，学了三年的德语用来识读路标还勉强，用来听和说却几乎不管用。初到的一些天，只得用英语跟外界往来。我决心尽快结束这种哑巴德语的状况，就把听课、读书之外的闲余时间都用来看电视、听广播。自己觉得，词汇量已经很大，读一般的德文报纸遇到的生词不多，如果还是听不懂时事新闻、电影对话，那一定是因为听得太少。就这样天天听，大量地听，过了半年，听力终于大有进步；与此同时，说话能力也明显提高了。
现在，我回想起自己学德语的过程，跟学英语的经历大不相同。学英语时，尤其是早期，基本上靠硬背；那时还是十七八岁，记性很好。学德语就不同了，已是三十上下，用了更自然的方法，极少孤立地背记单词；读得很多，听得也多，又有良好的语言环境，学得很轻松。在德国一年，除了语言实践，读了不少德文书，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各方面都浏览，为后来啃读和翻译洪堡特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以及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等原著打下了基础。
七
1985—86年，在科隆，我一边学德语，一边开始学古希腊语。
我们学习西方语言，考察欧洲文化，经常需要追溯到它们的源头，而这个源头就是古希腊语言文化。平时读外文书，经常碰到希腊语词，却不认得，不免有些沮丧，所以我早就想学希腊语，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后来我妻因为所修专业的关系，要学古希腊语，于是她的教科书也就成了我的课本。那时买了不少工具书，包括一本16开的《希腊语-德语学生词典》（这是一部德国学校通用的古希腊语词典，1908年首版），一本朗氏《现代希-德/德-希词典》（1969）。课本则用《希腊语初阶：课本和练习》（Ars Graeca: Lehr- und übungsbuch，1982），及一本配套的语法书《希腊语初阶：语法》（Ars Graeca: Grammatik，1981）。还有一部书，五卷本的《古典文化语汇》（Der Kleine Pauly. Lexikon der Antike.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9），对于查找希腊、罗马历史文化词语极有用，也买来放在案头。周围恰好有几位希腊留学生，碰到疑难可以请教；有时还随他们参加当地希腊人的聚会，看他们手拉手围成一圈，边唱民歌边跳民族舞。
有一阵，我完全被古希腊语缠住，整天钻在课文和语法里，苦于解不开某些句子；而每当读懂了一句原文，心里就无比畅快。我喜欢做翻译练习，把古希腊文的句子译成汉语，其中有伊索寓言，也有格言古训、哲人语录。那里面蕴含的人生哲理，让人回味无穷，譬如：
● 人是会死的神；神是不死的人。
● 知识是痛苦的。
● 哲人身上蕴有财富。
● 糟糕的教育有不如无，对人和驴子都没有用处。
● 贪财者必失自由。
● 去占有，但不要被占有。
● 我的一代从我开始，你的一代到你终止。（有个贵族子弟嘲讽鞋匠的儿子出身卑微，鞋匠的儿子于是说了这句话。文革初期流行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可见任何国度、任何时代都不乏血统论者。）
再选一段较完整的文字，译自希腊语课本的第16课，讲的是哲人泰勒斯与埃及王阿玛西斯斗智，一问一答如下：
泰勒斯问：“什么最古老？”阿玛西斯说：“是时间。”泰勒斯说：“不对，是神；时间那时还未出生。”
泰勒斯问：“什么最大？”阿玛西斯说：“是世界。”泰勒斯说：“不对，是空间，因为它包围着世界。”
泰勒斯问：“什么最聪慧？”阿玛西斯说：“是真理。”泰勒斯说：“不对，是时间，它发现一切。”
泰勒斯问：“什么最美？”阿玛西斯说：“是光。”泰勒斯说：“不对，是世界，因为一切有序之物都是它的一部分。”
泰勒斯问：“什么最强大？”阿玛西斯说：“是命运。”泰勒斯说：“不对，是需要，因为它控制着一切。”
泰勒斯问：“什么最快？”阿玛西斯未答。泰勒斯是：“是理智。理智可以穿越一切。”
一位是哲人，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主要人物；另一位贵为国王，也不乏睿智。对话中出现了一些抽象词语，我把其中的几个列出来，然后配上有关的英文词，大家一眼就能看出现代欧洲语言跟古希腊语的渊源关系：
希腊语 （拉丁转写） 英 语
时间 χρονος （chronos） chronograph（记时计），chronology（年代学，年表）
神 θεος （theos） theology（神学），theocracy（神权，神政）
世界 κοσμος （cosmos） cosmos（宇宙），cosmonaut（宇航员）
空间 τοπος （topos） toponym（地名），topology（拓扑学）
光 φως （phos） phosphorus（磷），phosgenation（光气化）
命运 τυχη （tyche） Tyche（命运女神堤喀），tychism（偶成论）
理智 νους （nous） nous（理性，智力；常识）
就是这类古今语言文化的联系，让我很入迷。又因为学了希腊语，便很想去希腊，亲身感受希腊文明的遗风。1986年4月，我们从慕尼黑出发，先到雅典，然后去科林多斯、麦锡尼、奥林匹亚、德尔菲等地。在希腊古都德尔菲（Delphi）的阿波罗神殿，我看到了那句在西方广为流传的名言：
ΓΝΩΘΙ ΣΕΑΥΤΟΝ.（认识你自己。）
是呵，我们人类对自己的语言，究竟认识了多少，能够认识多少？
八、拉丁语
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源头，但欧洲文明能达到今天的程度，与罗马人的继承发扬也大有关系。所以，说到欧洲古典时期，总是把罗马与希腊并列；古希腊是孕育期，古罗马是成长期。从语言史上看，比起希腊语来，拉丁语对现代欧洲诸语言的影响更大，也更为直接。罗马人转战欧洲各地，把他们继承下来的希腊语要素散播到欧洲语言当中。同时，罗马人也沿承了希腊语言研究的传统，希腊语法是拉丁语法的基础，而拉丁语法则经过中世纪的发展，成为近代欧洲语法的范式。
这两种古典语言的关系如此密切，学希腊语的时候不可能一点也不碰拉丁语，所以我就顺带学了一段拉丁语。一位德国朋友、波恩大学英语系主任莱歇尔（Karl Reichl）教授知道我想学拉丁语，便送了我一本很实用的朗氏《简明拉丁语语法》（1973）。至于词典，早先就有《钱伯斯拉丁语—英语词典》（Chambers Murray latin-english Dictionary, 1933），也是父亲从旧书店淘来的；后来又买了《拉丁语—汉语词典》（谢大任主编，商务印书馆1988年）。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形态都很丰富，但学过俄语、德语之后，已不至于眼花缭乱。希腊语有五个格：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呼格；拉丁语则有六个，多了一个离格（ablative，或叫夺格），大抵相当于俄语的工具格。惟独呼格（vocative），在现代德语、俄语里见不到了。这个格的形式，用于直接称呼对方或者叫唤某人，涉及的称谓要变换词尾。例如古希腊语，“朋友”的主格形式是philos，用于呼格就变成phile（嘿，朋友！）；或者拉丁语，主格形式的amicus“朋友”变成呼格时，是amice“嘿，朋友！”。汉语中，当一个词用作直接称谓时，声调往往会起变化，例如“奶奶”这个词，通常读作năi-nai，第二个音节是轻声，词典里也这样标注声调。可是，当面叫“奶奶”时，第二个音节就不是轻声；不仅带声调，还要重读。有人于是说，汉语也有呼格。这跟屈折语言里的词尾变化显然是不一样的。
在学希腊语、拉丁语时，我经常把它们与我学过的几种现代欧语进行比较。历史发生的总的根源是同一个，即原始印欧母语，而就具体的语族关系来看，希腊语是独立的一支，跟阿尔巴尼亚语是近亲；俄语属于斯拉夫语族；英语、德语属于日耳曼语族；拉丁语和法语、西班牙语则都属于罗曼语族（也称拉丁语族）。过去有一种形象的描述法，称为语言“谱系树”（family tree），把原始印欧母语画成树干，然后从那上面生出一些树枝，是各个语族或语支；由树枝再长出更细的枝杈，就是各种语言或方言。这种描述法后来被认为有一定的缺陷，因为它只顾及语言的历史渊源和派生关系，而不考虑语言的地理关系。两种语言如果接壤，或者往来频繁，就会相互渗透和影响。这意味着，语言之间的相似不一定是亲缘关系的结果。打个比方：夫妻两个人通常没有血缘关系，可是一起生活了多年之后，在有些方面可能就会变得相似，甚至，据说长相也会接近起来。相邻而居的语言，其关系也与此类似，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一种语言可能跟很多语言相邻和交往，所以会受到多种渠道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不是在一个时代发生的。于是，就像我们在英语的词汇中看到的那样，有各种来源的要素。举个例子，topo-、space、room这三个要素，其实本来都指“空间”，只是来源不同：
topo —— 源自希腊语，前面提到过。
space —— 借自法语espace（空间、太空、空地），源出拉丁语spatium（空间、面积、体积）；可比较西班牙语espacio（空间、太空、空白）。
room —— 来自中古英语roum、古英语rūm；比较德语Raum（空间、宇宙、房间）。
前两个是外来的成分，最后一个才是日耳曼语言自己的成分。
在后来的研究中，特别是在考察传教士的汉语研究时，我越来越感到拉丁语的重要性，深感以往只是浅尝而已，所学不能满足学术探索的需要。所以，假如现在还有机会，让我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学一种语言，那我一定要选学拉丁语。无论如何，我不愿意看到自己学习外语的经历仅只是一段历史，在这里讲过之后就宣告完结，而是抱着一个希望，希望我的故事能继续下去 谢谢，受教了！元宵节快乐！ 姚小平老师的的雨古汉语也很牛的~ 读来很有启示，谢了。 大牛一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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