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把教育当成城市化的工具
2010年02月25日 02:37 来源：新京报教育大发展了，城市化或城镇化水平大大提高了，政绩看得见摸得着了，一举三得。虽然坑了农民和农村孩子，特别是贫困的农民及其孩子，但谁在意呢？
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有了一个高度统一的新共识，那就是城市化或城镇化是中国GDP增长的引擎，这正在成为考核城市政府、特别是县市政府的主要指标。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办法有三个，其一是搞经济开发区，就是利用特殊政策把投资全部吸引到开发区来，剥夺其他地方(特别是农村)的发展机会。这叫“工业集中化”带动城市化或城镇化；其二是党政机关“迁都”，只要党政部门等权力机关从老城区搬家到了新城区，新城区就自然会快速发展，因为跟着权力走是中国特色。这叫“权力集中化”带动城市化或城镇化；其三是办教育园区或教育城，让教育成为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工具。假改善教学条件、办第一流教育之名，把全县(市)的教育资源全部集中于县(市)新城区，这是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新办法，名曰“教育产业集中化”带动城市化或城镇化。
让教育成为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工具，恐怕是快速城市化或城镇化的最有效办法，比前面两个旧办法更有效。一个50万左右人口的(市)县，在县(市)城边上搞2000亩的“教育园区”，可以在短期内聚集5万人左右，再造一个新县(市)城，并使该县的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各种指标大幅上升。
只要把教育园区办起来，把全县(市)的好老师集中到教育城来，全县(市)的多数孩子就不得不进城读书。孩子进城了，家长也得进城“陪读”。老师进城了，孩子进城了，家长进城了，县城(市)的房地产就自然火起来了。
去年下半年，笔者连续跑了好几个县(市)城，几乎都在酝酿或已经上马教育园区。同行的学生问“建设大规模的教育园区的钱从哪里来”，听到这样的问题，县(市)干部就发笑。是啊，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当然不知道钱从哪里来。钱从中央的转移支付中来，不仅教育资源集中，各个科局都必须拿钱(挤占别的项目资金)，集中公共资源办“千秋伟业”，哪个科局敢不出钱；钱从农民的土地中来，2000亩教育园，其中1000亩变相搞房地产开发；只要你愿意把高中教育和义务教育对私人资本开放，愿意出钱的人多得是。
教育大发展了，城市化或城镇化水平大大提高了，政绩看得见摸得着了，一箭三雕。虽然坑了农民和农村孩子，特别是贫困的农民及其孩子，但谁在意呢？在官方的统计中，一定是义务教育成绩多么多，读书全免费了，还免书本费了，还有多少贫困生“被温暖”了……等等。可实际的情况呢？你用脚后跟儿都能想得到，孩子、特别是农村的穷孩子，读书更难了，更贵了，教育致更多的农民家庭困难了，厌学、不读书的孩子更多了。
上世纪90年代搞义务教育“普九达标”，当时笔者撰文提出，中央为教育转移支付1块钱，一些地方的农民负担却增加2块钱。因为要“达标”，只能打孩子的主意；2000年的时候，笔者算账发现，只要中央财政每年拿700亿-800亿元，全国农民孩子九年义务教育就可以免费了；现在，中央财政每年为农村义务教育支付的资金远远超过了2000亿元，可孩子们读书却更贵了，更难了。
改革如果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民众不能成为改革的主人，用什么办法阻止改革在一些地方被异化呢？谁来保证新一轮的城市化或城镇化不会演变成对穷人的新一轮合法剥夺？
□李昌平(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http://www.chinanews.com.cn/edu/edu-jysp/news/2010/02-25/2137131.shtml
点评：
现在城市里的教育费用都让大家头痛，农村这边负担就更加多了。
有些地方还是原先的思路，一切贴着房地产开发来设计，比如所谓教育园区，比如某些城市流行的城市主功能区搬迁（搬到新城区，建筑新楼，拉动gdp），这些都是所谓地产经济的思维。
可是教育这个产品要十几年才能显出效果，所以需要我们更谨慎更为弱势群体考虑公共教育政策，因为孩子是最宝贵的智力资源。
所谓城市化其实对于资源和治理水准要求更高，很多时候城市化带来更多的问题不是现阶段我们技术能全部解决的。
希望大家都能关注这个问题，农村教育投入是个非常严肃的迫切的问题。 一个华侨老教师看中国"撤点并校" 乡土中国走向凋零
一刀切政策忽略了“方便学生就近入学”这一前提
本报记者 雷宇 实习生 蒋帅
一位在美国工作生活近40年的华侨，针对中国农村的教育现状发出呼吁——重新审视“撤点并校”！
20多年来，这位早年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本该享受退休生活的老太太足迹遍布中国贵州、云南、宁夏、山西、河北、内蒙古等10多个省份的贫困农村及学校，见证了“撤点并校”给贫困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这位名叫杨贵平的老人，已经年近古稀，在美国从教数十年。最近几年间，这位慈祥的老人将对“撤点并校”的担忧时时挂在嘴边——裁撤生源少、设置在偏远地区的教学点，将几个学校合并成一个中心校，以集中优势教学资源，这一政策虽然有着良好的初衷，但实施过程中的简单的一刀切，导致了一些农村孩子失学，进而导致农村的凋敝和乡土文化的瓦解。
落实政策重点放在了“撤点并校”，忽略了“方便学生就近入学”这一前提
教育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7年，全国小学数量减少了47.50%。在撤并过程中，撤并力度最大的恰恰是贫困山区的小学。
杨贵平注意到，许多地方的教育部门，在响应“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政策时，重点放在了“撤点并校”，而往往忽略了“方便学生就近入学”这一前提。
山西吕梁是杨贵平几乎隔一两年就要去一次的地方，2005年一则关于该地区的报道显示，“短短两年，农村小学由205所调整为94所，复式班和单人校全部取消”。
报道没有提到的是，这些被撤并的学校多在边远贫困地区，多为一村一校，村与村之间距离远。把学校撤并的直接后果是，这些村的孩子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要长途跋涉离家住校。
事实上，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就曾指出，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
在各地调查时看到的一些现象让杨贵平心痛，“撤点并校后，一些地方学校布局不合理，许多小学没有住宿条件，小学生每天要跑四五里路上学；山区一些寄宿制中小学，学生上学路程多数在15公里左右，有的甚至有30多公里。为了安全，有的孩子由家长常年接送，有的由母亲随同租房陪读，有的家庭举家搬迁，既影响生产，又增加负担。也有一些农民干脆劝孩子退学，务农或打工。”
杨贵平至今清晰地记得，在贵州走访时听到的一个七八岁小女孩的哭泣：“好远哦，走得脚痛，怕！”
北方一个贫困县的教育局局长对此深有同感。这位局长告诉杨贵平，自己无力改变政策，但是在自己的任上，学校肯定不会撤，“因为孩子太小”。
然而3年后，这位局长退休，这个县就加快了撤并的步伐。
在中心校上学，费用比村小高得多
从2001年起，“两免一补”政策开始在农村教育中逐步实施，“两免“是免书本费、免学杂费，“一补”就是向住校生发放生活补贴。
然而，杨贵平调查时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两免一补”后，很多农村家庭的教育费用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原因就是撤点并校”。
杨贵平为“撤点并校”前后农村家庭的教育投入做了一次精确的统计。
在河北省某县，李村小学是中心校，辐射周边多个村落，很多学生寄宿；而张村小学实行就近入学。调查显示，住宿制学生年消费1580元，包括住宿费140元，吃饭1300元,交通费240元；而就近入学学生每天在家里住宿、吃饭，年支出只需要440元，不到前者的三分之一。
在人均收入不足700元的贫困农村，“馒头一个1元”，这样的数字让杨贵平心惊肉跳，学生如何负担得起中心校高昂的伙食费？
“饿，没有钱买。”杨贵平访问过河北一个小学的学生，这个8岁的孩子，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在一些中心校，因为学生突然增加，学生宿舍一下子变得非常短缺。
杨贵平在调查中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几间教室改成宿舍，地是泥巴地，窗子没有玻璃，一张破旧的木板床上，要睡两三个孩子。学生们自带的被褥多半单薄破旧，到了冬天根本无法抵御寒冷。
应试给农村带来灾难 华侨老教师看中国"撤点并校"
在杨贵平走过的地方，很多孩子才只有七八岁，一切生活都要自理。一些地方甚至没有食堂，没有人为学生做饭，住校的学生每人自带一个小炉子，清早起来，用自带的树枝烧火做饭，天天吃白饭和酸菜汤。
有些父母为了照顾孩子上学举家搬离故土。在山西，一些家长告诉杨贵平，“如果在乡下还有地可以种，现在到了大村镇，没有办法，只有下煤窑。”
与中心校的拥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已经落寞的村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农村学校布局基本以“村村有小学，乡乡有初中”为原则。许多县教育部门规定学校要在村庄2.5公里之内，以便学生就近上学。
而今那些曾经让各方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的村小，或被废弃不用，或贱卖为私房，造成了教育资源极大的浪费。
据湖北的媒体报道，湖北省一革命老区在众多爱心人士的资助下，建起了76所希望小学，而今58所小学或卖给农民种庄稼、养猪养鸡，或作为村委会办公之用，或一片荒芜。
“这在湖北省乃至全国都不是孤例。”她说。
学到的价值观是“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
除了生活上的困扰，学生在中心校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中国学校的通病——应试教育。
“撤点并校”的目的是整合有限的教育资源，让偏远山区的孩子能够享受到优质教育。而这种优质教育通过什么体现出来呢？杨贵平发现，学生的分数是唯一的答案。
寄宿在中心校，孩子离开了父母，离开从小生长的乡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个封闭式的教学环境中。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和不到两个小时的课间休息及运动，其他的时间就是背书、做作业。
所有这些努力的目的就是“有一个好成绩，以后可以考上高中，上大学”。
然而，许多农村老师反映：“不管我们怎么拼命，学生成绩还是上不去，课文太深，和学生生活不结合，学起来困难。”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深入中国农村的杨贵平有着这样的观察：农村的孩子早当家，四五岁就要开始帮着父母做各种家务和农活，烧饭、带弟妹、挑水、喂猪、种菜等等。在劳动中，孩子逐渐学到许多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了勤劳、动手的习惯，也培养了对土地、对自然、对家乡的感情。
可当孩子们集中住校以后，每天面对的就是课本，学到的价值观是“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老师画给学生的远景和学习的动力是离开农村。
“学生们变得越来越轻视劳动，不会劳动。”一些家长在接受杨贵平访问时常常感慨，“读书越多越懒，越不会干活。”
在杨贵平看来，在农村，没有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教育标准，只有应试一个目标，只会给农村带来灾难。
乡土中国走向凋零
多次的实地调查让杨贵平见证了一个个中国村落的凋零。
山西黄河边的一个小村庄，原有100多户人家，村里有个小学。学校被撤了后，孩子要到中心校住读，仅仅两年间，就有30多个家庭搬走了，搬走的农民离开了家园，土地也荒废了，“留下的村民大多是最贫困，最没有办法的。”
一个北方乡村，村里原有的一个小学有一至五年级。撤了五年级后，9个家庭随上学的孩子搬走了。四年级学生的家长，也有十几家准备搬走。村主任眼见学校办不下去，村子就要死了，于是四处奔走，希望能保住学校，保住这千年的古镇。
对于这种变化，杨贵平有着更深刻的思考。在她看来，学校就是一个村庄的中心，学校的老师是最被尊敬的，孩子则给乡村带来了欢乐和希望。撤了学校，村里没有了中心，多数时间里没有7岁以上的孩子，一些年轻父母也随着孩子离开了村庄。
“一个村没有了学校，没有了孩子，没有了年轻的父母，也就渐渐走向了衰亡。”
杨贵平对此充满忧虑：孩子六七岁就离家住校，在封闭的环境里接受应试教育。可10年寒窗苦读后，能考上大学的不到10%，但这些孩子很难再回到农村。而离开土地的父母，在城镇找到长期稳定收入的机会同样渺茫，他们再回农村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这些孩子，这些父母，以及逐步走向衰落的村庄，他们的前途在哪里？
http://www.chinanews.com.cn/edu/news/2010/02-22/2130235.shtml 一切的根源在于党。
把党治理好了，纲举目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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