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
写在前面的话：社会就像一张大网，你触动了一个网眼，整张网就动了起来，很多人和事就会受到影响。很多事情看似简单，但是，到了网里，就会变得异常复杂了。
这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只须用十来秒钟讲一句话，或者打个电话就行。事实上，为这“小事“，走了很大的弯子，兴了师动了众，花了不少心思，动了不少口舌……
尽管是星期六和星期日，但我还是不得休息，还得出发。得去一个偏远的山村。
已到了冬天，没有风，天上下着毛毛细雨，感到很冷。要去的那个地方有七八公里的山路，下雨后，经农用车等机动车行走，路泥泞，不能通小车，只好换乘摩托车，这样的山路有点危险。搞得一身湿，一身泥。办好事回到家，已是晚上6时多。
冲了凉，换衣服。尽管很累，很想睡上一觉，但是不行，我还有事要办。
“姑丈叫你去他那里，说了多次了，不知有什么大事。你不要再拖了。”妻子说。
“我这就去。今晚不去，明早就要回家……估计姑丈有事要我回家处理。”侄子阿民在老家建房，明天请客。我们得回去。
“这个姑丈，有什么大事找你？他催得很紧。”妻子原来的企业“改制”后，被企业“卖断”了，得了一笔钱，自谋出路。现在帮表哥管理公司。姑丈常到表哥那儿，叫妻子传话给我。
会有什么大事要我帮忙呢？他还不知道我有什么本事？没有权，没有钱，没有关系，能办什么大事？有大事，他还不找其儿子“大老板”吗？他还不找五哥吗？那能用到我呢？大表哥的企业做得很大，在当地很有名气，我们叫他“大老板”；五哥，是个不小的官。
“就是啊，我就想不出他有什么事要你帮忙。”
“估计是家务事吧”
“家务事怎么能要你管？他为什么不去跟子女说？”妻子不解。
“这你就不解了。这方面的事，他最相信我了。有些事他不跟子女说，也不跟其他人说，他就跟我说——姑妈逝世后，很多女人找他，他很苦恼，就找我谈。”
我家与姑丈一家，有着非常深厚和特殊的渊源。姑丈的老家与我家同一个村委会，他是老革命，但是，在“文革”期间，受祖父的案子牵连，姑丈的日子不好过了。因为我们那个村子，一夜间出了200来个“叛徒”，祖父变成了“剿共委员会主任”。他们要姑丈与姑妈离婚，姑丈不肯，后来，姑妈带着二男一女三个小孩回到了农村。那孩子最大的四岁，小的不足1岁。姑丈在老家没有房子，没有土地，没有生计，只好回到娘家。那时要杀人，就如割草那样容易，大队干部说要杀谁，那人就得死去，几个人商量，要杀死我们全家，那房子捣毁种木薯。其中一个治保主任说：“你们要杀那么多人，得想清楚了，是不是能杀光，不要忘了，源章（祖父的名）还有一个儿子在部队当官”，这人的一句话，救了我们几十人的命。那时，饿死的人不少。父亲早就料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本来就是胆子大，也许是活命的本能，他冒险带领别人在田头地角种了不少的红薯、芋头等农作物，父亲的英明，救了全家几十人，也救了全队一百多人。那时，我们的家可热闹了，那些老表家都很穷，都到我家住。以后，祖父被评反，我们可以参加高考了。众多的兄弟姐妹就集中在姑丈家学习、应试，其中，我在姑丈家住的时间最多，他和姑妈对我的关心最多。也许是我是众兄弟姐妹（包括表兄弟姐妹）排最后、病痛最多的一个吧，姑丈姑妈对我特别偏爱，特别迁就。特别是工作以后，我处理一些复杂的事情，姑丈姑妈更是看重我。姑妈前几年去世了，姑丈找了个伴，但有些心理话，姑丈还是愿意跟我说。
“唉，姑丈找我，会有什么事呢”我自言自语道。
“我猜想，他是想回老家搞送神鬼的活动。”妻子说。
姑丈的身体一贯都好。一个月前，他吃了几个桔子，就腹泻了，后来住院治了很长时间，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也许是什么人去“问仙”，说是要送什么鬼神吧。当然，姑丈不信这个，但是那些女人的建议，姑丈不得不听。
“这是真的吗？你是听表嫂他们讲的吗？”我以为，几个老表在商量这事，妻子在旁听到了。
“他们没有说，这是我估计的。那个跟姑丈的女人，流露出是死去的姑妈在阴间责怪姑丈的意思，想要姑丈回去办理这些事。”妻子说。
“姑丈要送什么就送吧，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 还是想不明白。
“他要回到你家，不知道家里人的态度怎么样，也许是想要你做其他人的工作吧。”
“他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不是难事。但是，有谁会阻止他呢？他也太过虑了。”
“这是我猜测的，你知道就好，千万不跟其他人说。”妻子叮嘱道。
“这个我会注意的。这人际关系很复杂，特别是涉及亲戚的，更要小心——我先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我说
我选了几样物品，然后驱车到姑丈处。姑丈与那女人结婚后，搬回了他在市政府大院的宿舍住了。他那距我这有十多公里的路，半个小时左右，便到了姑丈家。 姑丈穿着棉裤、大衣，载着棉帽，开门迎接。脸上还有病容。
少不了的寒暄，少不了的时事新闻，还有工作、家庭、子女的事。很快切入正题。
“叫你来，是有件事得告诉你。”
我看着姑丈，没有出声。听他说下去。
“金桥是革命老区，有关部门想在那儿搞个革命历史展览馆。得到很多曾在那儿工作的老干部的支持；有关部门也很重视，拨出近百万元的款。地点就选在旧小学北面那幢房子。”
金桥，是我老家所在村委会的名称。姑丈说的“革命历史展览馆”的事，好几个月前我已听说了。当时，并不是说建馆，而是恢复解放前就负有盛名的“金桥庙”，那些群众涌跃捐钱。已经动工建设了。后来，不知怎么搞的，与革命老区联系了起来，找来曾在那儿工作的老干部，找到有关部门，听说引起了重视，领导去现场看了，还表态说要给钱。我感到很奇异，这建庙怎么就与“革命老区”挂钩了？怎么就引起老干部和有关部门重视了？是不是想把这个地方搞成旅游胜地？当地办一些大事，基层党委政府都会来找我们，听听我们的意见的，这事怎么就动了起来，就没有官方的消息？
“前两个月，很多老同志都回来了。”姑丈说出了近十个人的姓名，说出了他们原先在老区革命时的职位和解放后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大都是省部级的领导干部。其中说到一个叫做路汶的，解放前就是共产党在我们那个区的区委书记，后来，做过某大军区的副司令员，转业后在中央某部任领导。这些老同志回来，他们对市委的领导说，要我和张兴民一并回去。”张兴民，原是市人大常委会的领导，现离休了，他与我们是世交。
“那些村民说，要把庙和展览馆建在一起。我对他们说，这是不行的。你们不要提出了这些无理的要求，不要把事情搞砸。”姑丈表明了他的态度。
“这样就好，与建庙扯在一起。就搞复杂了。”我很高兴，终于知道老干部的态度了。
“建展览馆还有些问题。涉及到村委会、小学、有关村民，还涉及到你们家。”
“有什么问题？是他们向您反映的吗？”我感到诧异。
“不是的，我病了很长时间，建展览馆的事我就不过问了。前几天市里召开老干部年前座谈会，我和张兴民也参加了。是张兴民向我反映的。”
姑丈说，准备建展览馆的那个地方，是一幢一层的平顶楼，原来是小学的校舍。小学搬迁后，那些房子就空闲了，后来阿民租赁了。听说要办展览馆，小学提出建校欠款问题，想要有关部门给点补偿。姑丈说，没有补偿，因为，能争取到这点钱就不容易，这点钱要办成一件大事不容易，一定得节约。学校建房的地，还是你家几个生产队无偿揖献的，建学校也是大家出钱出力办成的，现在那幢房子要钱，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只能通过其他门路解决。如果学校在这问题上不放手，那么，学校占用村民的土地是不是也要补偿啊，这样搞下去就复杂了。你得回去做做学校、村委和有关人员的工作。
姑丈说的这事，我能做好。这些村民均多是的父老乡亲、沾亲带故的。倒是学校及其上级部门的工作，困难大一些。我跟姑丈说，我先到村里和镇里了解情况，然后决定下一步工作方案。这事有群众支持，有党委政府的支持，得民心，顺民意，个别部门和人员有不同的看法，这好处理。这事，我会处理好的，我处理不少疑难复杂的案子，相比这下，这事就是很小的事了。姑丈听我这么说，放心地笑了。他说，这事就一直放不下，跟你谈过了，我就放心了。
“那幢房子，听说是阿明租赁和来放肥料和农药的，到时候需要，阿民要搬出来的。”姑丈又提出一个问题。
“这就不是问题了。明天到家我就跟阿民说。阿民不会有意见的。”阿民，是我的侄子，在某镇当领导，他在承包了那幢房子，用来卖肥料、农药。退出房子，不成问题。
至此，姑丈找我要办的事已经分付完毕，姑丈的精神状态好了许多。
“明天回去吧？”我见姑丈精神好，便动员他回去，明天，是阿民新居落成，请酒。我认为回去走走，对他恢复身体有好处。
“我是想回去，只是我的腿感到没有力，行走不便。”姑丈说。
我以为姑丈的身休恢复得差不多了。其实不然。事后，表姐说姑丈的身体很令人担心，有一次进卫生间，因站立不稳，跌倒了，头敲在水管上，很危险。
“在金桥办‘革命历史展览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因为，在金桥，有好几个革命斗争的‘第一’”姑丈诉说着他们开展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
"金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第一个支部成立的地方。"
姑丈解释说：当时金桥属白石庙区管辖，这党组织就叫白石庙支部，但真正的活动地点是金桥，共产党人以学校为掩护开展工作。这是附近几个市成立党组织最早的地方。当时党负责这个区的领导人就是路汶。
“附近四个县的党组织的领导第一次会会议，就是在金桥召开。”
姑丈说，白石庙支部成立后，做了很多的工作，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在金桥开展工作的三名负责人被国民党抓了，被监禁在本县另一个镇的石洞内。不久，日本鬼子来到邻县，国民党跑了，地下党找到被临禁的人。上级查处这事，发现是组织内部放松警惕造成的，就对白石庙支部进行整治。设立了四个支部，分别负责附近四个县的工作，这以后，这四个县的队伍就分别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一、二、三支队和２４团。金桥，为我军，我党培养了大批高级干部。
“金桥，是第一个兵工厂成立的地方。"姑丈说，“兵工厂，其实就是设在你们家里。”
“金桥，还是附近四县打响反击国民党统治第一枪的地方。"
姑丈说，这第一枪，原来说是在其他地方打的。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人在党报上写文章，说Ａ县是向国民党打了第一枪，被某老干部看到了，那老干部后来写文章给市委书记，市委书记派人来调查，认定第一枪是在金桥打的。
说到“第一枪”姑丈的话题打开了。他说，当时党的组织活动很活跃，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不时有消息说国民党要来围剿了，也作好了应对措施。地下党员吴仲连有一去“五响”不离身。那天，你们对面村一个同姓的，叫黄金多，勾结国民党的一个团包围了金桥小学，吴仲连一枪打去，听说打中了黄金多的手，黄金多怕了，跳下水沟，顺着水沟跑回家。在小学工作的五六个党的领导走到“独坡”陈栋家商量怎么办，因为陈栋是学校的懂事。陈栋说，还是去剪刀麓好，因为，那里的群众基础好。想不到的是国民党又去包围剪刀麓，多数人都走出了包围圈，就是学校的年轻女校长被困住了。后来，是你爷爷冒险救了她，还护送她安全的找到党组织，那个女校长姓杨，她有个儿子与你父亲相当，与你父亲他们一起玩。杨校长在“文革”中也受难，“解放”后，与其他老干部回来寻亲。此时，你祖父已不在世了。杨校长认为，叫“杨校长”不能反映出你家与她特殊的情宜，就要你们叫他姑妈。因此，你们有一个异姓的姑妈。
姑丈还说了很多在金桥开展革命工作的事。他说。这批人不断地少了，知道那段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了。其中有几场战斗，了解的人只有自己了，他不说，这历史就永远消失了。目前，他有很大的压力，就是要抓紧时间写回忆录，完成这工作，他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说到写作，我不太敢放开说。因为，姑丈一旦写上了，就不睡觉、不吃饭、不休息，儿女怎么说也没有用，所以，儿女很反感他写作。我也算是当地的文人，很理解写文章的人，因此跟姑丈很谈得来。他写的文章，也常常征求我的意见。我也反对姑丈写文章时，吃宿无常的做法。我只能说，我支持他写回忆录，但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为要大家为你的身体操心。姑丈像个小孩似的说，一定要注意，一定要保重身体。
谈论甚欢，时间过得飞快。
尽管意犹未尽，但在这寒冷的冬夜，面对带病的老人，我还是适时告辞了。
妻子急着问我，去了这么久，谈了些什么事。
我没有告诉她谈话的具体内容，只说是闲谈；只说姑丈与我谈得来，他病了，很久没有与我见面，就想见见我。这点理由不知能否使妻子相信，但妻子不是多事的人，不再追问。
其实，我没有和妻子说出真实情况，是害怕她对大嫂、表姐、表嫂他们讲。经过这些人传话，就容易走样，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比如说，表哥他们知道姑丈参与“展览馆”和写回忆录之事，会不会怪我不劝阻？会不会责怪我支持姑丈？要引发误会很容易，但要消除误会非常困难。所以，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我是非常小心的，在这方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比较多的。
原以为，建造展览馆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仔细想来，出事、出大事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如果学校为了补偿款，阻止了展览馆的施工建设，那么，群众会不会提出学校占用土地的赔偿？要是提出这个要求，那就是多个生产队近千人的群体性事件了。这事还真不是小事，怪不得，这些老干部如此的郑重其事……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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