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新闻学教育
一篇旧文，对抗战时期新闻学教育进行了一个简单梳理，大体上是资料的整理，发来供批评指正！抗战时期，随着重庆“陪都”地位的确立和巩固，重庆这座偏居西南一隅的内陆城市，不仅一跃成为全国新闻传播事业的中心，领导和影响着全国的新闻舆论，同时也成为了全国新闻学教育的中心，盛极一时，而且在量和质的双项标准上，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本着对历史的严谨态度，本文爬罗踢抉，收集了很多即将湮灭的星散史料，研究和阐释了当时的办学经验和学生实践活动，为当代新闻学教育发掘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宝库，以期填补陪都新闻教育史的空白。
一、陪都重庆新闻学教育情况概叙
抗战时期，大学新闻系纷纷向大后方的重庆迁移。各校经过努力，先后顺利迁抵陪都新址，除内迁的新闻系科，陪都还创办了几个新闻教育机构，培养了众多新闻人才，在我国新闻教育的历史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一）复旦大学新闻系
“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后，复旦大学新闻系于1938年1月辗转迁至重庆，借寓重庆菜园坝的复旦中学，2月开始正式上课，聘请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为新闻系代主任。
1939年，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后，菜园坝校舍被毁，新闻系被迫搬至重庆北碚夏坝复旦大学本部 附近的黄桷镇。
1941年9月，复旦大学训导长陈望道出任新闻系代理系主任。1942年，新闻系由黄桷镇移至夏坝上课。同年9月，陈望道正式出任新闻系系主任。
尽管办学的困难重重，夏坝时期的复旦新闻系，在课程设置的改进、师质队伍的壮大、办学条件的改善等方面仍然有了长足的进步。据统计，鉴于新闻系的声誉蒸蒸日上，报考复旦新闻系成为了当时学生的积极追求。1944年，仅录取30人的新闻专业，有543人报考。1945年，报考新闻系总计479人，录取仅为57人。当时复旦大学24个系科中，新闻系在校学生200多人，为全校之首。
1946年5月随学校整体回迁上海，在渝时间为八年零五个月。
（二）中央政治学校 新闻学系
1937年，由于战事吃紧，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先后迁至庐山牯岭、湘西芷江 等地上课，直到1938年夏，新闻系辗转迁到重庆南泉后才稳定下来，继续新闻教学。同年，因学生人数极少，新闻学系停办。
停办后，新闻学系于1939年改设立新闻事业专修班 （属于政治大学专修部），只办一期，分甲、乙两组，总计115人。甲组学生为各省国民党部科以上、县市党部主任以上的干部和国民党经营的新闻事业机构采编人员，施以半年的在职训练；乙组则招收大学毕业及修满大学三学年或者具有同等学力从事新闻工作两年者，施以一年的专业训练。专修班开始由程沧波任班主任，后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负责。
1941年， 政治大学创办新闻专业科，招收高中毕业生，共办两期，总计100多人。学生修业两年。
1943年，国民党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合办重庆新闻学院 （隶属中央政治学校），这是解放前国民党新闻教育的“最高学府”，主要目的是为国民党培养国际宣传和新闻宣传人才。
1943年，政治大学新闻学系恢复招生，同时专修科停止招生。
1946年，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迁还南京。
在重庆的将近八年时间里，由于中央政治学校在国民党内部的特殊背景，中央政治大学新闻学系被认为是国民党新闻教育的最典型代表。
（三）中央新闻专业专修班
中央新闻专业专修班为1938年创办于重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为负责人。具体内容不详。
（四）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
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属于军队性质，由国民党重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于1939年秋季开办的。它在中央训练团设立两期新闻研究班，国民党军队政治部副部长张厉生兼任班主任，主要目的是培养军队报纸《阵中日报》的报业人员。后中央训练团后来改名为“军中文化人员训练班”,1943年在“军中文化人员训练班”中，设立“新闻系”，由曾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编译室主任、《国民日报》社社长易君左主持。在此期间，军队中各种类型的新闻训练班，主要都是为了适应军队政工工作和战事宣传的需要，并没有把新闻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和教授。
（五）重庆新闻学院
重庆新闻学院是抗战时期中美文化计划的一个项目，由国民党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合办。学院总计开办两期，每期30人，都为精挑细选的英文优秀的学生。学制两年，一年为专业教育，一年要求在国际宣传处实习。
国民党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曾虚白兼任学院正、副院长，学院地点设置在重庆上清寺原巴县中学内，与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和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招待所同处一处。
该院第一期于1943年10月开学，教学方面实际负责的为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派来的美籍教师克罗斯（Cross）教授。克罗斯一年期满回国后，继任者为吉尔伯特（Gilbert）。教学、笔记、实践、考试全用英文，仅《新闻学概论》、《三民主义》、《比较政府》用中文讲授。
相对而言，由于重庆新闻学院的起点比较高，招收学生综合素质的优秀，培养方式完全采用哥伦比亚式，学生实践机会多，实践层次高，使得重庆新闻学院被业内人士称之为解放前我国新闻教育的“最高学府”。
（六）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1942年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顾执中来到重庆，随之又把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迁来。同年秋季，在重庆恢复民治补习学校，内设新闻班。
1943年春天，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正式恢复，校长由顾执中担任顾执中还聘请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到学校任教，学校第一年招生59人，全年分三个学期上课，晚上上课。
1944年，顾执中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办报，陆诒被推举为代理校长，陈伯翰为教务长。抗战胜利后，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回迁上海。不过，民治补习学校仍被保留下来，由李维曦、周树之负责。教学上，仍设置一个新闻班。
（七）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
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秋，位于重庆壁山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筹建新闻系，首任系主任为著名记者、新闻教育学家俞颂华。
1945年9月，第一届学生入学，先在壁山上课，后东迁南京，最后落户苏州。
1949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停办，总共招生四期，人数在100人左右。这些人当中，也诞生了不少在现代新闻传播学界的方家名人。
综上所述，在重庆这块特殊的土壤上，抗战时期的新闻学教育有了蓬勃的发展，并展现出以下的特点。
（1）办学数量增加，办学层次增多。
虽然当时处在抗日的紧要关头，社会动荡，办学困难，但是重庆的新闻学教育还是有了显著的发展。新闻教学机构从抗战前的两所，即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发展到上述的七所，而且，这七所新闻教育机构又分成不同的办学层次。学制上，有四年制本科性质的，有两年制专科性质的，也有短期的新闻班等；办学主体上，有国立大学，有私立民办学校，有国民党党派办学的，还有国民党军方办学的。尽管培养学生的总数不是很多，却满足了社会发展对新闻人才的需要，也促进了新闻学自身的发展。
（2）新闻学教育的“本土化”逐渐形成。
从当初我国新闻学教育开端的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到抗战时期的几家新闻教育机构，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授课教师、院系负责人逐渐从美籍人员过渡到我国的本土教师，而且在教学思想、课程设置上也逐渐显示出明晰的中国化特点。就历史作用而言，这一时期对于我国新闻学教育构建属于自己的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政党新闻学教育开始出现。
除了国统区许多新闻教育机构的课程中包含《三民主义》的必修内容外，在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重庆新闻新闻学院的新闻教育思想中，“党化新闻”、“政党新闻”的思想尤为突出。
二、重庆新闻教育的教育思想
总体而言，重庆时期的新闻学教育思想受美国新闻学教育的影响很大，不仅有教师为美国新闻教育的毕业学生或者曾经赴美留学，而且课程设置上直接以美国新闻学教育为参照，注重人文基础学科。强调新闻实践，要求理论和实务并重。
虽然有外在因素的影响不过由于办学宗旨的差异和新闻教育本土化和时代的局限，几所新闻教育机构又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类型。
第一、以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重庆新闻学院为代表的政党新闻教育思想
政党新闻教育要以三民主义为宗旨、要求学生树立为国民党党业和新闻事业服务的志向。
中央政治学校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党校，以培养党务干部为己任。被时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教育长的张治中称为，“和中央陆军学校一起是国民党文武两兄弟”。与一般大学不同，中央政治学校在学校设有国民党特别党部，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学校设有训导制度，专管学生思想；学生入学后，必须进行国民党的军事训练和管理。这种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政党新闻教育思想”与其他同时代新闻教育机构的差异。
重庆新闻学院因为直接由国民党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参与创办，政党新闻教育方面与其他新闻教育机构的差异更加明显。
另外，为培养军队政工工作和战事宣传人员的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新闻研究班、中央新闻专业专修班、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停办时创办的新闻事业班和新闻专修课都体现了同样的政党新闻教育思想。
第二、以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代表进步新闻教育思想。
他们的新闻教育思想，主张新闻教育必须讲求坚持和宣扬真理、推动和改革社会。
夏坝时期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为陈望道先生，他被称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报刊活动家和新闻教育家。曾经先后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共青团的筹建、出版我国第一本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担任《新青年》杂志主编等活动。他倡导民主办学，以“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作为办系的指导原则。他鼓励学生坚持真理、有胆有识、广泛学习、学有专长，并把“好学力行”作为新闻系的“系铭”。在他的影响和推动下，复旦大学新闻系将培养学生的进步人生观和坚持真理的作风作为重点来抓。
在课程设置上，先后把《哲学原理》和《论理学》（逻辑学） 作为必修课程。先后主讲《哲学原理》的张今铎和张志让教授，在讲课时都专门讲授辩正唯物主义和辩正法的内容，让学生接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
新闻系的学生在不断的教育和影响下，于1943年秋开始举办每周一次的“新闻晚会”，晚会以时事讨论、学术研究的形式出现，有报告、讨论、辩论，气氛热烈、活跃。晚会的主题常常为“新闻与政治”、“我们的出路何在”、“中国将向何处去”等关系国家社会的问题。而这正是中共复旦地下支部以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名义组织的。晚会前后100多次，成为学生寻求真理、渴望进步的真实写照。
利用新闻系新闻馆的收音设备，学生还组织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广播，并且积极传播给学校其他学生，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馆也被称为“夏坝的延安”。 在新闻馆楼上的新闻系图书馆中，还有相当的马列主义著作，而这些书也成为很多后来成了共产党人的青年，第一次接触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源泉。
第三、以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为代表的实用新闻
教育思想。
即主张新闻教育以培养新闻实务人才为培养目标。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创办之初，就是以为中国报纸培养中国记者为办学目的的，设立的编辑、采访、报业管理三个系都是以培养新闻实务人才为培养目标的。以1943年重庆时期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新闻专业课程为例，在编辑、采访、宣传、广播、摄影、报业管理、新闻学概论中，仅仅只有一门新闻理论课程。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创立的宗旨就是“为推动社会教育的新闻事业而培养人才，着重满足各省区培养能采会编并具有管理理论的新闻工作者”。“能采会编并具有管理理论”直接规划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的新闻教育思想。
当然，这种以培养新闻实务人才为目标的教育思想除了与美国新闻教育的熏陶有关外，联系当时战争的时代背景以及新闻人才紧缺的状况，这种思想就不足为奇。
三、重庆新闻教育的师资配置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当时的“陪都”，成为了国内的文化中心和新闻传播中心，也云集了形形色色的报纸、刊物和著名的报人、新闻教育家等。得益于这一条件，抗战时期重庆各新闻教育机构的师资力量都非常强大，许多教师都是各家报社的名记者、名编辑，甚至是报社的直接负责人。这里以其中几所教育机构为例分别介绍当时各院系的师资情况。
（一）复旦大学新闻系
程沧波担任系主任的时候，就聘请了一大批新闻界的著名人士来学校担任教师。譬如：重庆地方报纸《新蜀报》总经理周钦岳被聘请主讲《评论写作学》、《国民公报》采访部主任傅襄谟被聘请主讲《新闻采访学》、胡健中（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主讲《报业管理》、《中央日报》总编辑刘光炎主讲《新闻编辑》和《报馆实习》、路透社记者赵敏恒主讲《新闻英语写作》、后担任《光明日报》主编的储安平讲授《新闻编辑》，程沧波本人也曾经负责《新闻评论》、《新闻采访》等课程。
陈望道接任系主任后，除亲自讲授《修辞学》、《论理学》等课程外，还与讲师李光诒合开《评论练习》课程。师资方面，专任教授有毕业于伦敦大学的新闻学硕士、《大美晚报》重庆版编辑曹享闻、加尔各答《印度日报》主笔祝秀侠，兼职教授有后来担任上海《申报》副总编辑的赵君豪、《大公报》任采访主任王文彬、后任《南洋商报》总编辑的冯列山等，兼职副教授有曾任苏联塔斯社记者的舒宗侨、《时事新报》总编辑王研石、儿童文学一代宗师陈伯吹。
另外在复旦大学曾经短期任教、作过专题报告、临时讲学、做过座谈的还有于右任、邵力子、周谷成、陶行知、田汉、黄天鹏、潘梓年，王芸生、胡秋原、萧同兹、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和英国路透社驻华首席记者等。
（二）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
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系主任马星野毕业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负责讲授《新闻学概论》、《新闻史》、《社论写作》、著名记者俞颂华负责《新闻写作》、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新闻研究室研究员陈固亭讲授《报业管理》、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讲授《通讯社组织和经营》、知名新闻学学者黄天鹏讲授《广告与发行》、王逢幸讲授《报业会计》、陈固亭、许孝炎讲授《新闻法令》、陈博生（中央社总编辑）、王芃生讲授《敌情研究》、中央社英文部主任杨德臣讲授《英文新闻》、国民党教育部电化教育司戴公亮讲授《新闻摄影》、原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王平陵讲授《副刊编辑》。
另外，潘公展、董显光、曾虚白、赵敏恒、刘光炎都曾在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担任教师。成舍我、顾执中、彭乐善、储玉坤等许多知名报人、新闻学专家和学者都曾经前往讲演。
（三）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师资上，有冯玉祥将军教授《军事理论》、做过外交使节的虞和端讲授《国际关系》、作家舒舍予主讲《新闻写作》、作家郑振铎讲授《新闻文学》、名记者陆诒、金华亭讲授《新闻采访》、陈伯翰教授《新闻编辑》、《大公报》记者高集教授《新闻编辑》、摄影专家杨需明教授《新闻摄影》、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台长彭乐善教授《广播学》、国民党驻伦敦参赞陈尧圣教授《宣传学》。顾执中则负责讲授《新闻学概论》等课程。
综上所述，在当时新闻理论还不是特别发达的情况下，专业的新闻学教师非常有限。如何为教学配备良好的、有效的师资，成为阻碍新闻学教育发展的一个极大困难。为此，几家新闻教育机构不约而同地都做了相当大的努力。
第一、师资的“专职”和“兼职”搭配
以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为例，当时专职教师只有马星野和俞颂华两人，但是却有一大批兼职教师走进了新闻学教育的课堂。兼职教师不仅能够直接指导学生的实践，而且在自己的领域都有所建树，这符合了师资的配置要求，也与新闻教育专业教育的特征相互吻合。
第二、师资的“理论”和“实践”交叉
从上面列出的一系列名单，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既有理论知识丰富的知名学者，也有实践操作的高手能人，而且许多教师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兼而具备。学生在这样的教育下，理论和实践则可交互相长，理论和实践统一结合。
第三、师资的“长期”和“短期”联系
师资配置上，有教师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也有短期任教，更有报告、讲座、座谈等短暂的教育形式。可以说，这是解决师资不足的“无奈之举”，但是，不可否认，这样的师资配置不但解决了师资短缺的燃眉之急，也有效地丰富了学生的知识，扩大了学生的认识层面，这一点，对于我们当今许多新开新闻专业的院系来说，非常值得学习和效仿。
四、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
重庆时期，各个新闻教育机构的必修一般课程和专业课程设置基本差不多，这里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设置的课程为例，介绍一下重庆时期相对比较完整的新闻教育课程设置：
（如下表）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课程
必
修大一三民主义、伦理学、国文、外文、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
学生在学校四年修业期间，必修学分为132—148分。
大二新闻学概论、新闻采访、新闻编辑、国语速记、中国诗文选读
大三新闻事业史、报纸经营和管理、新闻写作、英文选读和翻译、无线电及广播、
大四新闻学专题研究、摄影电影与印刷、英文写作与编辑、社会心理学、法学通论、毕业论文
选
修
国际法与联合国、比较政府、中国政府、新闻文艺、中国文学史、中国政治文化史、世界近代史、经济史、中国经济问题、国际形势研究、亚洲诸国史地、财政学、民法与刑法总则、美术与美学、戏剧概论、图书馆学、中国社会史、民俗学、中国风俗史、音乐欣赏、电讯学、事务行政、社会调查与个案研究、英文打字等
选修课为学生自选，必须修满24个学分。
备注1、体育、普通音乐、讲演术、注音符号是当然选修科。学分另记。
2、四年修完后，实习一年，所修课程、毕业论文及格以实习完成才能毕业。
评价：从上面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的课程设置，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当时新闻课程设置与之前新闻教育的一些差异和受到的美国新闻教育思想的影响。
（一）必修之中，一般必修课程与专业课程结合。
（二）整理设置，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相互结合。
（三）课程设置上注重人文基础学科，人文基础学科在整体课程设置中的比例较大。
（四）专业课程中着重操作性课程，纯粹的新闻理论课程很少，大部分为需要动手的实践性课程，强调学生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要求。
（五）课程设置上，将军事训练、教育制度、主修、选修制度、实习、实践制度、毕业论文、调查报告等制度纳入整体的教学规划之中。
五、重庆新闻教育的学生实践
抗战时期，尽管新闻学教育的开办非常艰难，但是广大新闻专业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非常之高。学术氛围浓厚、实践场所充足、实习机会充分是当时新闻学教育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一）开展学术研究
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有学生社团“新闻学研究会”，新闻系学生为若干会员。研究会设立总干事和干事若干，负责资料的收集、研究、出版等各项会务。经常活动为征集各地报纸、组织新闻讲座、出版实习报刊、组织新闻年会等。
1939年，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出版《新闻学季刊》，以新闻学术研究为目的，这是当时唯一的一份新闻学术刊物。每期12万字。第一期负责人为孙如陵。
复旦大学新闻系举办的“新闻晚会”也是新闻系学生开展学术交流的一项经常性活动。
（二）重视校内实践
1．1941年，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科创立，为了使学生校内实践制度能够延续下去，新闻系的学生出版了一份名为《南泉新闻》的刊物。
《南泉新闻》每周出刊一次，以南泉地方新闻和学校新闻为主，是重庆南泉唯一的一份新闻性刊物。并且，除了编辑、出版报纸，学生还将报纸拿到社会上销售。这样，在课堂理论学习的同时，《南泉新闻》为学生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因此，对于《南泉新闻》，政治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1944年，《南泉新闻》易名为《学生新闻》，正式成为学生实习报刊。
2．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的校内实践呈现出形式多、质量高的特点。1943年，为解决学生实习困难，复旦大学新闻系恢复停办的“复新通讯社”（简称“复新社”，全名为“复旦新闻通讯社”）。陈望道自任社长。复新通讯社出版社刊《复新社通讯稿》李光诒为总编辑，下辖采访、编辑、总务等三部，供新闻系学生轮流实习。每周五发油印稿一次，免费供重庆各大报社采用。编辑从高年级同学中选拔，刊物为十六开单面油印，每期页数不定，印刷数量也不定，视内容和具体情况而定。
新闻系学生运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参与创办“中国学生导报社”的社刊《中国学生导报》，另外，学生还参与办了多种小报，比如《榴红》、《夏坝风》等20多种小报。这些小报形式多样，有油印的，有石印的，更多则是壁报，但是质量都很高，成为当时复旦校园学生的眼球“关注点”。
3．相比而言，重庆新闻学院学生的校内实践最富有国际化的特点。重庆新闻学院创办后，学院创办了一份四开英文实习周报《重庆新闻》（Chongqing Reporter），每期4页。报纸主要内容为新闻，主要是国际新闻、国内新闻、本市新闻。国际新闻一般是中央社的英文稿件和外国驻渝通讯社所发新闻。本市新闻有翻译、改写本市报纸如《中央日报》、《大公报》的新闻，也有学生自己采访、编写的新闻。
另外，重庆新闻学院一项重要新闻实习就是参加国民党政府每周两次的外国记者招待会。一次政治、外交记者会，一次军事记者会。招待会上，发言、提问、回答都用英语交流，不用翻译。
4．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当时也成立了“民治新闻通讯社”，在校长顾执中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编辑、采访等实习。学生采访的新闻稿件，每天10点前送出一次，民治新闻通讯社每周还向全国各报馆和海外华侨报纸发一次特约稿件。这都反映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培养学以致用新闻人才的教学思想。
（三）注重学生实习
当时重庆地处全国的新闻中心，所以，各个新闻专业的学生实习相对容易。
以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为例，学生实习除在当时的“中国文化建设印刷公司”实习检字、排版、印刷外，也分发重庆各大新闻机构。尤以在《中央日报》各部门数量居多。
而重庆新闻学院的毕生除了大部分留在国际宣传处实习外，有的去中央广播电台实习，有的担任新闻检查员，有的甚至奔赴广西与滇缅前线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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