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儒鸣道集>原刻年代考 原创首发
**** Hidden Message ***** 不错，好好看看 承xinghuit兄雅意，寄赠原文电子档。对宋代理学颇为陌生，不过，文章内容主要是考证问题，也是自己感兴趣的，不揣浅陋，提出一些阅读后的感想。文中从避讳、刻工、思想史角度等因素综合判断，考订此书刊刻时间为宋孝宗乾道二年至四年之间，较顾廷龙、陈来先生的论断又进了一步，贡献颇大。然而，假若此说能够成立，此书刊刻时间仍在孝宗年间，确定此点，对文中所云「该丛书的……原刻年代不详，…影响了…对它的研究与应用」状况的改善，不知在何处？文中并未有所说明，在此想向x兄请教。
其次，x兄撰文根据齐鲁书社《孔子文化大全》影印宋本，而文中开首云：「《诸儒鸣道》（今人多称之为《诸儒鸣道集》，此以出版社的书名为准）」，其实此书目录标作「诸儒鸣道」，书中或作「诸儒鸣道集」（如卷十一），黄状猷跋文亦称「诸儒鸣道集」，不始於今人，「以出版社的书名为准」之说明，似属多馀。文中又云：《诸儒鸣道》「是我国第一部丛书」，也觉得有些疑虑。历来所知第一部丛书，是宋人所编《儒学警悟》，若以刊刻时间而言，应在《诸儒鸣道》之后。但也仅就目前所知的文献资料而言。文中指《诸儒鸣道》「是我国第一部丛书」，缺少相关的说明，似嫌突兀些。又，《诸儒鸣道》是否可称作「丛书」？这是另一个问题。起码获见此书景宋钞本的傅增湘氏，未视其为丛书，顾廷龙先生亦未称其为我国第一部丛书。
又，第三小节「从思想史角度看《诸儒鸣道》的原刻时间的上限」，与内容似乎不太贴切。因为光就章节名称来看，原以为x兄是就所收各家文集或语录的观念用语来做考证，但内容是就《横浦日新》、《横渠经学理窟》、《上蔡语录》、《二程语录》等著作，考察其形成时间下限，间接断定《诸儒鸣道》原刻时间的上限。虽然一时想不出合适的章节名称，但感觉「从思想史角度」云云，不甚妥贴。其次，x兄文章在考订「《诸儒鸣道》原刻年代」，但翻看《诸儒鸣道》影印本，发现所收诸家文集、语录，颇多字体不同者，不知x兄的看法，是《诸儒鸣道》编纂者鸠集刻工，重新刻板刊印？抑部分内容，其实是根据所得原书刊板翻印，仅在目录及书口添入书名及卷数？感觉后者的可能性似不能排除。若此点可能性存在的话，「原刻」之说，便有点问题，起码不是很精确。
第四小节「从反证角度看《诸儒鸣道》刻印时间的下限」里提到，「有哪些书出现了更新、更好的版本，但是却没有被《诸儒鸣道》所采用。那么，这些新版本出现的最早时间，可能就是《诸儒鸣道》原刻时间的下限。」虽然也是一个考证的方法，但感觉有些板滞，如同您在文中提到，书籍刊刻到流传，需一定时间，是否一定为编者所见，也是一个问题。其次，版本新旧和好坏，也不必然为一事，每个人判断不尽然相同，如兄在文末所云，在部分文字上，《二程语录》有优于《程氏遗书》之处。故就兄所举《二程语录》、《上蔡语录》之例，实也不太好断定，《诸儒鸣道》编者一定未见到《程氏遗书》或《上蔡语录》后定本。
另外，对文中一些小地方略有疑问，也一并提出向x兄请教。
文中略称《上蔡语录》第二次刊本为「盗印本」，感觉有点奇怪，因为这个版本也经朱子校定过，只是未定本，经好事者刊刻；这和一般印象里的盗印本不太相同。文中虽仅简单找一代称，但仍觉不尽合适。
页4注2,引及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未注出版年。
页9注8，「笔者另有专文有详述」，多一「有」字。
拉杂一堆，颇多吹毛求疵之处，还请x兄海涵！又，此书应该没有电子版吧？起码我没找到。值得留存一份的。 蒙y兄批评，小弟感激不尽。
关于“改善”：其实陈老师的说法跨越了高宗绍兴年间到孝宗隆兴、乾道时间段，而顾先生的说法则跨越孝宗到光宗的时间段。都不确定在乾道时间段。
第一部丛书之说，是窃自陈老师的说法，也不敢多加展开。
第三小节「从思想史角度看《诸儒鸣道》的原刻时间的上限」，标题的确有些不当，应该调整，容弟再想想。“所收诸家文集、语录，颇多字体不同”，基本上是由刻工的不同造成的。因为该书除了端平二年补刻的部分外，基本上每页都有刻工的名字，从刻工的名字及年代判断，该书的刻印年代是一致的。由于兄没有见到中华再造善本丛书的《诸儒鸣道》，可能对此了解不多吧。但是确实有部分内容，如《经学理窟》，每页都没有刻工的名字，很可能是借用了此前的刻本。但目前还只能考虑《诸儒鸣道》作为一个整体第一次刻印的年代问题。
“有哪些书出现了更新、更好的版本，但是却没有被《诸儒鸣道》所采用。那么，这些新版本出现的最早时间，可能就是《诸儒鸣道》原刻时间的下限”，此方法陈老师也使用过。我的直觉，该书的编者似乎对朱子的成果比较关注，也非常了解朱子的最新成果。他能在第一时间得到《二程语录》，表明其与朱子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因此能在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上蔡语录》和《程氏遗书》，并不令人奇怪。 二兄讨论得精彩，看不到书，瞎掺和几句凑凑热闹。
x兄说刻工不同造成了字体不一，这个很有意思，看您说有一个刻工只负责几页的，那么难道是一本书里跑出来几种字体？我们所见宋本有刻工名姓的，多半不是一人包干，也有比这个集子规模更大的书，而字体都是一律的，这儿也说是一个整体一次刻印，怎么会因为刻工不同而字体也跟着变呢？
y兄（汗……x兄，y兄……我是插队的，下面还得找个z兄来……）所说：
其次，x兄文章在考订「《诸儒鸣道》原刻年代」，但翻看《诸儒鸣道》影印本，发现所收诸家文集、语录，颇多字体不同者，不知x兄的看法，是《诸儒鸣道》编纂者鸠集刻工，重新刻板刊印？抑部分内容，其实是根据所得原书刊板翻印，仅在目录及书口添入书名及卷数？感觉后者的可能性似不能排除。若此点可能性存在的话，「原刻」之说，便有点问题，起码不是很精确。
看不大懂，我想即使有覆刻某些种书的话，作为《诸儒鸣道》整体而言似乎也还是可以说原刻的吧？因为字体不同（如果仅仅是字体的话，好像就更值得注意了）怀疑是由更早的底本覆刻，是有理由的（但是我对于南宋覆刻本的了解不多，只能从后来刻丛书的通常做法来揣测），从刻工名字和年代的角度并不能解释这个疑问，后来的刻工要算钱，当然不会原样刻上底本刻工的名字（如果有的话）。另外这如果是覆刻的话，也可能和对刻工的考察有些矛盾，覆刻大概都是以一种书作单位的吧，但刻工又不是一人包干一本书，其间（书-字体-刻工）对应关系如何呢？ 给p兄看个图，就清楚了。 多谢，兄这么早就开始干活儿啦？这个东西是奇怪，行格字数一样，如果都如此的话，假设是覆刻比较麻烦。但是这个现象（对我这样见闻少的人而言）毕竟是奇怪的，兄看看能否给个解释呢？这两页似乎没有刻工姓名，也不好说就是因为换了人吧？我得睡去了，明早还得陪人跟律师谈案子，y兄应该会再回帖的，到时候再来拜读二兄的高见。 谢谢x兄的回覆，不过，仍然有些许的疑问，再提出请教。
X兄将《诸儒鸣道》刊刻时间缩限在乾道二至四年之间，诚然较陈、顾二先生的说法又进了一步，这是值得认可的贡献，前文已加提及。不过，严格来说，数说之间相差的时间在十数年间，而确定此书刊刻於孝宗乾道初年，相较您文中所举前人，如田浩等从「该丛书来研究道学早期多元化的历史面貌」的论点，是否有其它推展的作用？比如符云辉「《诸儒鸣道集》述评」（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07），在此书成书时间的考察上，基本上承袭二位陈先生（详後）的意见，并无进展。是否因此影响其对此书的评述，自己并不清楚。X兄若能依据考订的成果，对此点略加叙述，应该可以让论文内容更加丰富。否则考订此书刊刻年代虽有其贡献，就研究成果来说，似嫌单薄些。当然，也许受论文字数或其它因素所限，x兄未就此点展开论说。但对读者而言，终究是一缺憾。
其次，〈景印宋本《诸儒鸣道》弁言〉中说：「此本原刻当在孝宗时代无疑」，而您转述为「顾先生的说法则跨越孝宗到光宗的时间段」，似不太准确。手边有《顾廷龙文集》，在未见到《诸儒鸣道》影本前，曾翻看目录多次，皆未见〈景印宋本《诸儒鸣道》弁言〉一文，原以为《文集》失收，後来在陈先行《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一书中，发现有〈宋浙刻本《诸儒鸣道》〉的介绍（页60-61），其文末云：「後闻山东欲影印出版，正合顾廷龙先生的意愿，所以也向山东提供了复制件。当时因顾患病，出版前言由我代笔，但我至今未看到所印之书，再说本人水平有限，故未将这篇前言收入《顾廷龙文集》中。」其疑始解。所以这篇前言，其实是陈先行先生代笔的，著作权应归还其人。
至於「第一部丛书」之说，我也知道您是根据陈来先生的说法，学生援用老师的研究成果，说窃便太过严肃了。呵呵！此问题只是一点疑问，并非认为其完全不能成立。只是，若较严谨地来说，也许称此书为现今所知，中国第一部丛书，应来得稳妥些。
又您认为此书所收诸家文集、语录，字体不同的原因，基本上是由刻工的不同造成的。可能前帖的说明不够清楚，所以您的回覆也没能对应。昨天从图书馆借出《诸儒鸣道》一书，匆匆翻阅，感觉全书虽如陈先生所言，大体皆为仿欧体字，但不少卷数的字体不同，今天细检不同之处，发现主要在卷二《涑水迂书》，卷十一至五《横渠经学理窟》，《二程语录》卷二十六至三十三（《二程语录》在全书卷十九至四十五），这似非如您所言，纯然因刻工不同所致。即以《通书》为例，刻工虽有数人，字体大体是一致的。我想，造成此数卷字体不同的原因，可能如黄壮猷所云「年久板腐字漫」，乃端平二年重新修补的结果；其次，也可能如同前文所猜测，是由不同来源的底本覆刻？昨天因发现部分卷数字体不同，故怀疑是由更早的底本覆刻，主要因为大家多称此书为「丛书」或「汇编」，故想入非非，以为此书乃汇集不同作者文集或语录覆刻而成。呵呵！
您又说：「该书除了端平二年补刻的部分外，基本上每页都有刻工的名字……由于兄没有见到中华再造善本丛书的《诸儒鸣道》，可能对此了解不多吧。」因兄的提示，今天也去借了「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本《诸儒鸣道》」，和《孔子文化大全》底本相同。我略微翻看了一下，发现「基本上每页都有刻工的名字」的说法，稍嫌夸大了些，并不如此。但这并不重要，只是稍微说明检视二个本子的结果。
今天有点儿忙，大略回覆x兄，并再说说自己的想法，若有其它意见，得便再写出请教。 y兄看的好仔细。
关于第一点：兄看田浩先生的这段话： “南宋的第一时期(U27—1162年)，道学士人有多种个性和不同的思想。在朝廷政策颇带敌意的情况下，学者如胡宏(U05一H61年)、张九成(1092—1159年)仍然致力培养道学的传统，使之日趋于成熟，并向各个方向发展。这时期外有金人人侵的忧患，内有朝廷的高压政治，使道学领袖间的联系比较少。比起程颐时期的情况，这时期的道学缺乏一统的权威，所以具有较多样化的倾向。谈论这时期的道学领袖人物，必须提到张九成。下一代的道学人士虽然试图把他从道学的传统中剔除，但他的影响还是保留在早期道学人士所编的著作选集中，现在才开始受到注意的《诸儒鸣道集》可以为证”。
田浩先生显然认为《诸儒鸣道》的编者是“早期道学人士”，但却认为朱熹是“下一代道学人士”。其实，《诸儒鸣道》的编者就是朱熹同时代的人。田先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假象，就是因为他对《诸儒鸣道》面世的年代没有自觉吧。至于符云辉的论文，我就不评论的（不知兄的评价如何）。
关于第二点，景印宋本《诸儒鸣道》弁言〉一文的著作权，我一定在出站报告中予以明确说明（这篇文章恐怕是改不了）。
关于第三点，字体不同应该是端平二年修补的结果。覆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二程语录》最早面世的时间也不会早于乾道二年（我的另一篇文章有详述《论鸣道本二程语录与二程遗书的渊源》）。
关于第四点，有些刻工连续刻了几页，只在第一页和最后一页标明自己的姓名，其实中间连续几页也都是他刻印的，这种情况在宋代也很普通。 我想，把《诸儒鸣道》部分内容字体不同的原因，归因於端平二年重新修补的结果，是比较直接也方便的做法。不过，一来，感觉修补为何集中在其中所收三部书（卷二《涑水迂书》，卷十一至五《横渠经学理窟》，《二程语录》卷二十六至三十三），且卷数已然不少，这种修补的现象比较奇特。其次，这部分字体，又与黄氏跋文字体不同，这也是另一个奇怪的地方。照理说，假如都是同时补刻的，字体应一致才是。
把这部分的内容，各选一页扫描上传，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至於至于符云辉的论文，只因为查找相关资料才知道的，也只翻看了前面的部分，不好评论。呵呵！ 呵呵，x兄不来回帖了，下午我折腾半天，反复来观察比较这些书页，觉得疑点太多，头都大了。
《迂书》、《理窟》的字体这么看只能说是写刻，有赵体的笔意，该是元以后的本子，很难说是南宋的；《语录》较规整，可涂改卷数这个现象极可怪；x兄说《理窟》没有刻工姓名，则《迂书》尤其是篇幅更巨的《语录》大概就有，于是它总归是刻本无疑；那个总目页的字体和版式都与众不同，或许是另有来源……莫非这是好几个本子凑成的百衲本？
可是如果是刻本，而且可能是多个来源的配补的话，三种补入著作的板框书口怎么可能一模一样（尤其注意板框右上角）？再进一步，要讨论端平补刻的话，黄跋这一叶有年份，当最可靠，可是该叶书名卷数九字却与卷一字体相类而迥异三种补入的著作（当然也可以假设后面的跋语是在原版空地上的挖补，但可能性小得多），他既然讲究字体的一致，怎么会对这么多卷听之任之？陈先行先生是古籍名家，怎么写文章对这么大的版本问题只字不提？难道真是只做”书皮的学问“？
结果傍晚跟Y兄聊天，一边聊一边继续写回帖一边在网上搜索，就赫然从google结果里发现了这么一条：
00216 诸儒鸣道七十二卷 宋刻端平二年（1235）闽川黄壮猷修补本[迂书一卷理窟第五十一卷二程语录第八至十九卷配清抄本] 上海图书馆
http://www.library.sh.cn/shgjbh/list/list.aspx?id=35
于是下午的一切疑问烟消云散了，原来写的没用了，脑细胞也白死了，好在自己的判断算是没有被完全颠覆。跟Y兄核实的结果，这个著录应该有些错误，但清抄本的定性大概不会错的。另据y兄说，两个影印本子都没有说明这个情况，不禁想破口大骂这两套书的所谓编集者了，这还幸亏是个孤本，版本情况稍微复杂一点的，他们影印的没有底本信息的本子让人怎么用啊？
另外又看了下顶楼的论文，倒是没提到这几卷，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要算给Y兄了，哈哈。我对理学和这部书完全没概念，但觉得x兄目前对这个本子的理解因此可能有了一些新的问题。兄原来以为这三种是端平年的补刊，那么剩下部分当然就是所谓“原刻”，最多经过了”剜蠹填梓“的小修补而已；但现在想从刻本本身分清楚哪些是原刻，哪些是”剜蠹填梓“，哪些又是”随订旧本锓足其文“的大改动，已经基本无望（真有机会仔细研究原本的话，或许还能找到些部分蛛丝马迹吧），而研究应用时候该有的自觉，恐怕也该相应调整，不知兄意下如何呢？ 真是大跌眼镜，现在看来，除了标明有刻工的页数为原刻部分无疑的话，也只能从字体是否统一来判定那些属于原刻的部分了。不过，除了这三处外，基本上都应该是原刻的。 P兄說：「又看了下顶楼的论文，倒是没提到这几卷，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要算给Y兄」，确实如此。不过，还要再承认一点，因为自己看书不仔细，又没回头细检，在msn随口漫应，又误导了p兄，骂错了人。其实陈先行先生在〈景印宋本《诸儒鸣道》弁言〉里已提及：
总目首页上、《涑水迂书》、《横渠经学理窟》及《二程语录》八至十五残缺，係由清人钞配。
除了「总目首页上」，自己无法分辨，其它的部分，和自己检视的结果是相符的，也比上图馆藏目录的注录精确。此处所云「清人」，没指名道姓，不过，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曾记及见过清初宋筠荣光楼景宋钞本（藏北京图书馆），上图本钞配部分，不知是否源於此本。不过，这点已不是那麽重要了，呵呵。昨天p兄在线上告知此讯息，即感惭愧。其实很简单基本的查核动作，自己也没去做，空自猜疑，实在於事无补。不过，x兄曾读过〈景印宋本《诸儒鸣道》弁言〉及《诸儒鸣道》集，也没发现这问题，在回帖中也没指出此点，不免要拉来与我同受责难，呵呵。
p兄又说：「从刻本本身分清楚哪些是原刻，哪些是”剜蠹填梓“，哪些又是”随订旧本锓足其文“的大改动，已经基本无望」，以我浅薄的版本学知识，确实如此。认定《诸儒鸣道》刊於孝宗年间，黄氏刊本只是「剜蠹填梓」，「随订旧本，锓足其文」，对x兄的考订当然是最有利的。不过，我想，在上面相关讨论过程发现的一些问题及讯息，若能在文中相应处补充上，应该会让论文札实些才是。
随帖再附上个八卦，也不知道谁在吹牛了，呵呵。
符云辉《诸儒鸣道集述评》（页6,注1）
陈先行《打开金室石匮之门 古籍善本》（页61）
朱维铮先生在〈杂忆跑上图〉（（《新民晚报》2002年7月17日）如是说：
与上图打交道，不消说还有值得纪念的例证。这里只提一件，即南宋刊本《诸儒鸣道集》。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不知怎样得知上图有孤本，但当时有个奇特的规定，即善本珍本概不容许外国人借阅。于是我找上图商量：由我借出，与杜教授同阅，可否？竟获默许。那个冬天特别冷，上图特藏部的善本阅览室仅有方桌长凳，四壁萧然，犹如冰窖。我与杜先生，接连三天坐在其中，读毕此书。尽管冻得够呛，我却感谢上图为学者解忧的热心，因为这部书解决了宋代理学形成的一个大问题，即在朱熹以前，北宋道学系谱承认的先驱者有司马光，并非只如朱熹编排的‘五子’。以后那个奇特规定消失了，杜先生终于将这部孤本影制回美。岂知没过几年，此书在山东某出版社印行，称原本来自哈佛燕京社，典型的‘出口转内销’，在我只好称‘呜呼’而已
我查山东友谊出版社《诸儒鸣道》影本，也没见到称「原本来自哈佛燕京社」，所以，也想学朱先生，来”呜呼”一声了。呵呵！ 晕，总目首页上后面居然是顿号“、”，以前一直当逗号“，”来着
其实《弁言》说明的更详细些就不会有此误会了。
符与朱先生的文字都显示了一点，即认为《诸儒鸣道》的编者在朱熹以前。说他们对此书的刊刻时间没有自觉，这话应该没问题吧。现在看来，该书刊刻之时，朱熹有三十多岁是没有问题的。符的文章……就不说了。
另外，“在朱熹以前，北宋道学系谱承认的先驱者有司马光”，除了《诸儒鸣道》以外，几乎没有旁证。因为，北宋五子以及其弟子们，还没有谁认为司马光属于道学先驱。 恩，二兄就使劲解释和推卸责任吧，哈哈哈，我正好落一个外行看热闹～～
《弁言》网上好像看不到吧？我还以为收进陈先生书里的是个改写呢，看来还是有关键的不同，陈先生的书大概是普及介绍为主的，但不管怎么样有配补（总卷数的近五分之一吧）还得说是个大问题，再普及也不该省掉这十几个字的，傅增湘的衲本通鉴也是配补，北图每回都说半天的，哈哈。另外总目首页从字体看，我总还是觉得它像是个刻本，上面有坏字，似乎也是刻本常见的，但放大看“窟”字越出界格，综合考虑还是算它是抄本吧；但它跟后几卷的行格不一样（字体不考虑），说明这两部分可能不是一个来源，当然因为就这一页目录，可以不去追究了。
总目里哪可能说到“八至十五”那么细的嘛，剩下我觉得依然有另外朱维铮先生认为编者在朱熹以前，但这好像不一定表示刊刻也是同时吧？编者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万一跟刊刻时间差个十几二十年的话，朱熹不就只有十几岁了？这么一本书，没有旁证，直接扯到什么道学系谱去，未免太快了些，说这个佚名的编者认为司马光属于道学先驱，都不是没有抬杠的余地，说不定人家就是为了树个反面典型，要不怎么体现大鸣大放嘛。 现在看来，除了标明有刻工的页数为原刻部分无疑的话，也只能从字体是否统一来判定那些属于原刻的部分了。不过，除了这三处外，基本上都应该是原刻的。
嗯，出门前想起来x兄这几句忘了评论，但愿要买的门票不会在差的几分钟里卖光，要卖光了的话，以后维也纳爱乐去中国我得让x兄报销门票～～
标有刻工姓名的大略分三种情况：
一是确实原来版片完好；
二是有损坏或者错误，做了挖改，这里头就有是否旧刻原貌的问题了；
三是旧版不堪用而据印本覆刻的，这里的问题同上。
没有刻工姓名的，情况就更复杂：
一可能是上面有刻工姓名的三种情况；
二是作了大改动，从而新刻上板的。
中间还有一种情况，因为有一部分刻工题名不能确定年代，也就说不定有补刻时的刻工在内。
这当然都是理论上的分析，实际是否如此复杂不好说，它甚至可能十分简单明确，但关键是我们应该已经完全没有办法知道实际的情况了。
至于x兄还在说的字体标准，我想已经很不好用了。刻工自己刻的两个字，或者不同刻工所刻的两块版片，都会存在一定的误差，所以不可能做到像今天电子化的字体一律。补刻或者挖改既然如我们已知 的要模仿旧刻，那么刻工的目标就是让人看不出来，南宋后期刻工的手艺也是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点的。事实上我们看几百年以后明清的影刻宋元本，字体方面也基本可以乱真（不知道x兄去没去过北图文津馆里的雕版博物馆，里头有时请了扬州师傅在演示（可惜我没能碰到），而今天影刻的作品，其佳者字体也是很像原本的）。我上面所说的蛛丝马迹，主要是印本上可能有些挖改的痕迹，这是雕版工艺没法避免的，但是又远不能说挖改的都有痕迹，而且即使原刻也很可能挖改过错字而留下痕迹。
综上而言，对于这个孤本的版本学考察虽然可能有提示价值，但局限非常之大。我目前的估计，是只能把它当成端平年间的文献来用，就理学研究要求的精确性而言，要把其中的材料上推到孝宗朝，几乎不可能有足够的证据。
但另外一条路或许可以补救，那就是对这个刻本（以及其中补入的抄本）和北图或者别的地方存有的抄本做细致的对勘，如果万幸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有价值的异文的话，那么就有文章可做，甚至有把文本年代前移的可能。当然，这里所说的文本已经不是这个刻本上面的文字（不管是否与它相同），而是通过校勘重构的上层文本了，而校勘的结果也完全有可能毫无重大发现，或者更增加了一堆疑问——这倒又可以做文章了，呵呵。 p兄说该书的编订时间可能与刊刻时间有几十年的差距，这不大可能。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横浦日新》，大家基本上认为是在张九成死后才由其弟子编订的。就是说其成书年代怎么说也在1159年之后。那《诸儒鸣道》的编订时间自然也在此之后，这时候朱熹已经三十岁了。《诸儒鸣道》的编者又能有多大？朱先生认为该书编者的观念代表着道学早期的观念，至少要比朱子早一代，这其实不能成立。
关于刻工的问题，不管后来的修补如何变动，该书显示的刻工的姓名都不会改变的。事实上，该书所列的刻工都基本上是杭州一地非常活跃的，绍兴末年直到光宗初年的刻工，据现在的记录，没有一个人在端平二年还在刻书（绝大多数没有活到这一年）。我在判断刻工时，也曾考虑到了刻工重名的情况，所以考察的对象基本上没有和此前此后一段时间里的刻工重名的情况。
最后偷懒一下，对我们搞哲学的来说，后来的修补只要不走样，那么我们就等于看到了孝宗年代的文献是什么样的，这就足够了。 呵呵，我不大搞得清楚这些人的年代啦，不过有没有可能就是个老头，没事搜集理学家著作，一直没刻，等《横浦日新》出来以后，觉得差不多全了，才刻呢？或者有个年轻的，但是学的是老一套，他师傅这么主张的，所以把司马光也弄进来了？这固然是瞎猜，但这部书的做法确实跟朱子的不一样，总是代表了某人的观点吧？
我对黄壮猷补刊的分析说了只是理论上的，但是刻工不是有不少只有一个字的么？这些也能排除跟后来的重名，才算是搞定了吧？这里置而不论固然有理由，对于断代而言怎么说都是个小遗憾。
至于”不走样“，我就是不大搞得清怎么才能知道它没走样。黄壮猷毕竟写了“随订其文”，那么文字上的变动总是有的，我看兄在《渊源》文里，比较版本优劣，很多例子都是一字之差，这些比较出来的优胜归于鸣道本没问题，但到底能有多少把握说它是孝宗时期的呢？ 我推测这些人可能属于浙江学术圈子，一是该书最初在杭州刻印，二是浙学本身就有不主一家的学风，但是证据不多。但其年代不会比朱子早很多，其观念更不能反映道学早期的观念（只有属于北宋周张邵二程的观念或许才能称得上是道学的早期观念，这些人都南宋了甚至能算二程的三四代弟子了吧，朱熹是二程的四代弟子），怎么能说还是早期呢，而有偏偏说朱熹就不是道学早期人物呢。
至于黄到底改动了多少的内容，现在就纯属于推测了，呵呵。 嗯，谢谢x兄解答，不过”道学早期“一说不知兄是从哪里看到的？朱符师弟二人的文章好像都只说了“在朱熹以前”呢。
另外发现朱先生所说“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不知怎样得知上图有孤本”很好玩。我觉得蛮好解释的，因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就写了啊，这东西没什么奥妙，朱先生也应该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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