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职有权的吴宓？
《南方周末》在西北的分印点主设在兰州，在报摊上买报纸既迟缓数日又经常扑空。10月初回到北京，总算及时买到1日出版的报纸，注意到王兴运先生的文章《我所了解的吴宓教授》，又检索阅读了此前陈仲丹教授的《背诵助教的讲稿》一文。自己读过《吴宓日记续编》，又对于百年来的大学史有些兴趣，心有所感，聊作几点回应。从吴宓日记里的记载看，王兴运先生的确是当年挟马列以令教授、导致吴宓痛楚不堪的急先锋之一。对此，王先生作出了抗辩，他说必须以1957年和“文革”开始的时候分界，认为在1957年之前的吴宓不仅是“有职有权”的名教授，而且还“恣纵、骄横”，试图通过向院系当局反映情况而迫害自己在内的年轻学者。这样的说法不免“见木不见林”，完全忽视了当时整个教育界和舆论气候的大背景。1949年之后，外交上向苏联“一边倒”，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全盘苏化，这已经是现代史上的常识。新中国成立伊始，马上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这也是每一个经历者都记忆犹新的。读吴宓日记，几乎每天都看得到那场改造运动如何令他这样的旧学者朝不虑夕的心情记录。所以，虽然在职称甚至职务上，吴宓还有些残留的优势，但是在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那套知识话语模式上，却是王先生以及孙甫儒那样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话语武装起来的新晋小将占居着巨大的强势。“权力”在谁手里绝不能只看表面的头衔。否则，你就很难想象红卫兵小将何以胆敢揪斗当时还是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就吴宓而言，英美文学已经不能教了，被迫改行去教世界史，但用非所长，内心对一派独大的局面又心存抵触，于是只能左右支绌，动辄得咎，正是大势使然。
实际情况不正是如此么？这位1920年代就名满天下，1941年即成为教育部部聘教授的大牌学者此时可谓虎落平阳。一向心高气傲的他不得不接受所谓集体备课制度，不仅讲稿要接受审查，三番五次地修改，而且讲稿的序言也就是第一讲居然要王兴运来执笔，而后者只不过是东北师大刚刚研究生毕业的“小萝卜头”！想想已经61岁的吴宓教授在25岁的王兴运助教面前接受其耳提面命，“如法官之断狱，类严师之训蒙”（吴宓日记里的话），那是多么大的羞辱。无奈之下，他只好在日记里发泄怨气，憋不住时也会跟学院有司申诉，实在忍无可忍，也会跟几个欺人太甚的年轻人当面爆发。这位恪守斯文的学者竟然说“我就是想杀王兴运”，爆发出已经接近刑法所谓“犯意表示”的激烈言辞，可以想象吴宓是处在怎样的羞辱感和怒火之中了。
在那个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洗脑”有其更高更广的背景，过多地指责一些具体层面的参与者并不公平。但是，当历史已经翻过一页，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历史学家，就应该对于过往的一切有所反思和——如果他曾经为亏心之事的话——悔悟。遗憾的是，在王先生的文章里，我们看不到丝毫这样的表现。例如，他回忆当年与吴宓的激烈冲突，原因在于他引为依据的斯大林对查理曼帝国性质的概括，王先生一方面否认自己曾经像吴宓日记中描写的那样“剌剌不休，坚持己见”，另一方面又把孙培良和吴宓的激烈反应说成“完全是过去旧大学旧体制和旧教授的恶习”，这样的说法显示了何等强烈的优越意识。他自诩“不但深懂马列，更掌握了世界古代史的深厚知识和俄、英、日资料的译读能力”，吴宓呢，不仅不了解情况，“更严重的是他的史学观点远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这样就谈不上历史科学了。”如果说在当时这样的想法尚有可以理解之处的话，如今为文，仍然持此论调，未免令人遗憾。一个刚刚研究生毕业的助教，居然摆出一副“深懂马列”的架势，指责吴宓史学观点“远离……指导”云云，坦率地说，不过是少年轻狂，借势压人而已。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就极度复杂，列宁的学说又与马克思有相当偏差，被王先生奉为圭臬的斯大林究竟算不算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争议多多，不用说作为助教的王先生，即便如今已是资深教授的王先生，说自己“深懂马列”也怕是有大言欺世之嫌呢。
最后，我还想就王先生文章中的一个判断提出质疑，他解释1950年代向苏联学习的背景，说“在当时西方全面封锁条件下向苏联学习有积极的一面”（转者按：王教授果然是具有了不得的高级辩证历史科学常识的认知水平），如果说这指的是工业技术领域尚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实际上是我们对西方全面封锁，或者说我们在全面否定从前以及西方的学说。图书馆里西方出版的著作都在架上，西方学说的载体也就是那些王先生所谓的“旧教授”人还在，但是，西方学说已经贬值如粪土，“旧教授”必须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哪里有出头之日？把学术界全方位学习苏联说成是“西方全面封锁”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不知王先生是运用哪门子“历史科学”得出来的？
出处：南方周末文：贺卫方 根据文中的线索找到了王兴运先生《我所接触和了解的吴宓教授》（全文转载）（http://tieba.baidu.com/f?kz=654187702），读后有一事不明，即王先生云：
最近，我看到吴宓《日记》才知道，在系务委员会上郭豫才和邓子琴两位老教授的表态（11月24日和11月29日的《日记 》：“琴在会中发言，谓兴之对宓为‘深文周纳’。余人亦有不直兴者。”）。这说明，在老教授当中，也并不都赞成吴宓和孙培良的所作所为。
吴宓先生日记中所载邓子琴教授的发言明明是对王兴运先生的批评，王先生何以当做是对自己的维护呢？
难不成是我搞错了“深文周纳”的含义？ 多谢swb学士兄捧场。
真还没读过王文，不过想来不读也罢。
至于深文周纳，许是在辩证法的高等逻辑时代有了新解也未可知。总之，新世界许多事物都有了新意。 在学术研究领域，实际上是我们对西方全面封锁，或者说我们在全面否定从前以及西方的学说。
这些还是需要从当时的国际背景来谈更贴切一些，不是我们要封锁，而是西方国家要封锁我们，也主要是当时的冷战（意识形态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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