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售欲望的关键词文学
请斑竹扣除发贴所得老愚
三则新闻颇有意味。一是，中国官方扫黄打非组织查禁了1100余本色情淫秽小说；二是，被网友人肉搜索拉下马的房地产官员周久耕在狱中写作官场小说；三是，两名90后“贱女孩”在打赢“潜规则”官司后准备进军文学。
扫黄打非官员定期发布战报，更多的是提示自己的存在。黄与非早已经成为常态，打或扫，清理的只是低级制造商，智商高的早就学会了深入虎穴。色情淫秽是一种极易识别的东西，欲望则要隐蔽得多。小说的整体基调，转向或升级为欲望描述后，也就更容易过关，且讨得较高级别读者的欢心。
腐败官员狱中炮制官场小说和“贱女孩”写小说，似乎可以说明，文学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时尚。内容为王的营销方式，促使一种新型文体横空出世：半新闻半虚构的“关键词写作”。一把手、二奶、三陪、按摩小姐、老板秘书、机关干部、领导干部、省委书记、市长、县长、驻京办主任、接待处主任、煤老板、操盘手，诸如此类名字的小说，占据了中国畅销书的半壁江山，且有汹涌泛滥之势。对权势阶层和带有暧昧色彩人群的窥视，是其主题。出版商迎合人们的某种心理需要，主题先行，大肆制作该类文字产品。至此，小说蜕变成一种欲望文体，变成弱者的愤怒想象与意淫物。不论是纯文学作家还是行业小说家，在他们的笔下，泄露的是如出一辙的欲望主题，文学之贫乏令人触目惊心。
因为民间社会的极度萎缩，全社会的核心都放在官场上。权力、财富与性三者之间的勾兑转换，生出巨大的想象空间，构成大众乐趣的重要来源。红墙内外、中南海秘闻，一直是经久不衰的阅读热点。官场的神秘感，对无权者而言，一直就是砸吧品味的源泉。或许可以说，不透明的中国官场哺育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权力粉丝，几个人甚或一批人、一群人占据了个人闲暇生活的重心位置，这些官人和那些诡异的明星，一明一暗构成人生的娱乐南北极。
对某个级别以上官员描写刻画的禁忌，造成一系列替代品。一身正气或自以为一身正气的主旋律作家，比如柯云路、陆天明、周梅森、张平等等，他们以补天的姿态完成了对省级权力的偷窥和调度，于此获得了政治情结的纾解。这个级别的权力场，决定了他们的正义主题：反腐。仅仅在政府收拾了一系列省委书记后，作家们才敢触碰副书记，把他们写成腐败分子。这样的处理，还得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为前提，副书记是坏的，正书记一定是好的。即使是小说，也必须遵循现实原则。重庆打黑只打到副局长一级，此中消息意味深长。正的收拾副的，或者上级出面收拾局面。坏人活动的空隙在于，正职的缺位或者上级里的同谋后台，最终，正义的力量总会出山，收拾旧山河。此类编剧的逻辑多出于黑格尔三段论，腐朽的东西只是表象，是历史过程中必然被扬弃的垃圾，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凸显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历史主体精神。对自以为占据历史必然性地位的执政者而言，再多的腐败也不过平添了些塑造自我形象的材料。如此才可理解，他们为何有放任腐败描写的“雅量”。
精明的书商看中的正是这一块肥肉。他们及时聪明地把主人公下放到无足轻重但却更加神秘的职务上，比如驻京办主任、接待处处长等等。至于用来暗示性的丰饶的二奶三陪之类，实际上相当安全。他们早就学会了披着胜利者外衣展示腐败者内衣的技巧。对他们而言，只要有了胜利的结局，就获得了展示腐烂的赦免权。
大众为何愿意欣赏这样的作品呢？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孔道，从中可以认识所不熟悉而又充满诱惑力的世界。每一部小说似乎都会带来某种新奇感，权力的重复诱惑过程，会给人美妙的快感。重复产生快感，这是最简单也最重要的技巧。
权力对性的支配，其实是支配读者阅读的隐秘驱动力。大部分关键词小说，皆可看作官场小说。他们表现的是脱离不了世俗性的“官性”而非人性，他们在虚构一种“标准官性”，看似各不相同的官场人生，其实只是同一个套路。因无力刻画人性或社会的真实面貌，退而以这种反腐揭黑的模式写作，表达自己的人文关怀，显示其出淤泥而不染的文人品格，但出于金钱刺激的所谓写作，无一例外排出的是一堆犬儒主义的粪便。关键词写作顺从欲望需求，同时又制造更多的欲望需求。但与文学无关。窥视每一个职位权柄可能拥有的别样人生，满足中国底层百姓可怜的窥视欲望，可称之为宫女闲坐说玄宗的解乏文学。标榜小说，毋宁称作纪实更为合适。杨显惠记述一批右派死亡史的《夹边沟纪事》，明明是调查，却被迫披上小说的伪装才可问世。这或许就是这个时代文学的真相。
写作者找不到时代的脉搏，无力穿透，只好在真问题边缘徘徊、调笑、狐疑、张望。两年前我就说过，文学老大《收获》杂志上一部煞有介事的长篇小说，甚至还不如新浪一条社会新闻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与趣味。欲望的简化，社会心态的照相，网络图文比小说做得更到位。悲哀的是，新技术已经成功地瓦解了阅读，击溃了经典阅读的伟大传统。在一个精心打造的后喻文化时代，自我表述，自我阅读，自我认同，自我复制，越来越年轻的一代，挥刀割断了与传统之间的脐带联系，编织起自己的创世纪。浮夸、臆想、支离破碎式写作的文字奶牛，孜孜哺育着同龄人。这是后现代的奇观。
书写成为产业，书写者甚至成为消费者的奴仆。丧失了主体与自我的写手，以恒河沙数一般的码字，埋葬了文学。
职场小说、官场小说、青春小说，它们也许都被需要，可以被市场化，但一个社会主流小说是这样的内容，不得不说这是犬儒主义的产物。他们躲避现实，回避真问题或对真问题熟视无睹，一意钻进欲海里讨生活，传达机巧和苟且偷生的心得。在取消了道德束缚后，忠实信义诚恳敬业被小聪明式的机巧取代，见不得人的东西登堂入室，成为人生成功的圣经。这就是层出不穷的小说给我们揭示的社会现实。有成败之术，无正邪之分。这些小说虽然是“现实一种”的体现，但诡异的是，它们与现实一起，压迫着我们良善未泯的心。
脱离了道德与人性轨道约束的所谓小说，满足对权力、情欲的想象与狂欢，让无力者更加无力，让人们笼罩在颓丧奢靡的心绪里难以自拔。他们是人性腐蚀剂。
网上喧哗的点击分成，每日近万字的炮制，起初可能把作者变成臆想狂，然后就将他们变成工业机器上的一个个小螺丝钉，文学之独立、之美感抵不住轰隆前行的机器。工业化的文学生产，养肥了当代英雄——那些大腹便便贼眼滴流的网络创意家，留给社会的却是一滩又一滩垃圾。经由电视剧、小说和网游的全方位强塑，一种虚无而功利的病态人格充斥中国，这些为数日众的精神弃儿，贫乏而嚣张地生活着，未及开放便已萎谢。
有那么多的人走到文字的独木桥上，或许可以理解为生活的空间已经太小，无法在现实中释放的能量，通过最廉价的写作而得以宣泄。值得警惕的是，那些被资本组织起来的流水线式写作，他们臆造了的那个不曾存在的社会场景，在妨碍大众进行社会认知的同时，造成某种程度上的人生幻灭感和挫败感。
在日前结束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对外宣称，中国文学现在处于最好的时期。此语一出，一片哗然。王蒙所言绝对出自“老布尔什维克”的本能，也许他有自己的逻辑，比如现在组织部里新来的年轻人就可以自由上网、发帖子——大不了是匿名——从这个逻辑上，时代是有进步。但也许他们还以为中国文学就等于中国作协文学，不用考虑在主旋律生产的组织形式之外还存在什么文学。文学既得利益者或许还没有弄明白一个事实：那种“杂志发表—评奖—出书—加入作协—评论—进入文学史”的流程在此终结了。尽管还会有什么当代文学大系、茅盾文学奖之类的自我确认仪式，但通过出版与评论控制文学进程的企图失效了。真正的文学作品，那些以良知书写，传达对人类精神世界关照的作品，一定不在某某文学网鼓噪的文字流水线上，也不在交换发稿获取稿费的数种文学杂志里，他们在海底静静地生长着，被读者口口相传。他们注定是孤独者，与这个喧嚣奇特的体制文学时代无缘。当垃圾一般的文字窒息了心灵，真正的文学已经在远处闪现幽光。
体制内作家与体制外作家的对抗，已经有些年头了。人们越来越能看清楚两者的区别：前者乖巧猥琐，极少有发自心灵、想象力充沛的东西，更多是人性的赝品，花里胡哨或故作高深，难以消除那股怪味。被组织化了的思想，简单直接，以牢骚冒充思想，以过度思虑替代独立思考。抛开那些市场化的来路不明的畅销书作家，体制外作家的作品，直指人性荒谬的生存困境，在卑琐的生活之外，给予读者人性的关照，温暖那些独立前行的灵魂。
这或许是中国文学最卑贱的时代，道德沦丧还自以为行将不朽。
丧失了良心的体制内文学，正在权术和欲望的调教下死去。英国作家奥威尔用来自嘲的话，或许可以用在王蒙和中国文学身上：那些没有政治目的的书（出于公众精神），总是一些华而不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修饰性的词语和骗人的鬼话。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429?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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