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和利用《长短经》必须考源（《〈长短经〉校证与研究》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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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和利用《长短经》必须考源
（代前言）
本书定名为《〈长短经〉校证与研究》，全书分上下两编。上
编是《长短经》校证，“校”是指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进行文字
校勘，“证”是指考源。《长短经》约十九万字（含标点符号），
其中明抄暗引自前人著作的文字就达十八万，考索出这些明抄暗
引的文字的来源，而后再以他校法进行文字校勘，是本书与其它
多种《长短经》整理本的最大不同之处；通过考源，可以断定
《长短经》是编述文献而不是著作。下编是《长短经》研究，主
要介绍《长短经》作者赵蕤的生平，《长短经》的流传与版本，
《长短经》的行文特点，《长短经》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清以
来《长短经》的整理概况，以及从《长短经》看兵书三大疑案，
这些都是其它《长短经》整理本没有做过的工作。书末是三个附
录：一是赵蕤《嫘祖圣地》碑铭辨伪，二是校证与研究参考文
献，三是根据考源结果编制的一个《长短经》引书索引，以便利
读者利用此书之大量引文（含暗引）校勘传世古籍或辑佚散亡古
书。
一
《长短经》九卷，唐人赵蕤撰。原为十卷，今仅存九卷，末
一卷《阴谋》已佚。据《长短经·三国权》，作者写作此书卷六
时，是唐玄宗开元四年。据此书《自序》，作者是“唐梓州郪县”
（今四川三台）人；而据孙光宪《北梦琐言》载，是“梓州盐亭”
（今四川盐亭）人。作者博学韬钤，不求仕进，开元中，召之为
官而不赴。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作者与李白为蜀中双璧，益州大
都督府长史苏颋在《荐西蜀人才疏》中说：“赵蕤术数，李白文
章。”①据宋人杨天惠《彰明逸事》载，李白曾师从赵蕤岁余②；
而从李白的《寄赵征君蕤》诗来看，他们之间不像师生关系，倒
更像朋友关系。
赵蕤在该书卷一末写到：“欲论长短之变，故立政道以为经
焉。”则所谓“经”即“政道”，乃“明版籍，审什伍，限夫田，
定刑名，立君长，急农桑，去末作，敦学敩，核才艺，简精悍，
修武备，严禁令，信赏罚，纠游戏，察苛克”，此暗引仲长统
《昌言·损益》以作全书纲领。所谓“长短”者，即论古代帝王兴
亡霸业及诸子百家经国济世之术的优劣、是非、长短。作者认
为，是行王道还是霸道，须看时势的需要，他说：“当霸者之朝，
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势，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
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纶通变
者。”③诸子百家之术，王霸孔墨之略，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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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人杨慎《升庵诗话》卷二引。
② 《唐诗纪事》卷十八引。
③ 《长短经·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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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在于时势，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变而通之，存乎其
心。而古人大多以为“长短”取自《战国策》别名，而以“纵横
术”视此书，愚以为非是，《长短经》以儒术为主，兼及百家，
而非仅“纵横”可以包容得了。
该书汇聚诸子百家学说，撮叙历代更迭史实，而断以己意，
论述王霸机权正变长短之术，涉及知人、论士、政体、君德、臣
行、图霸、兵谋等，可谓治国治军的文韬武略之书。
《长短经》引先秦至唐朝之书百余种（参本书附录《长短经》
引书索引），所引书的文字，多能补正各书今日通行本之讹脱，
部分已散佚书的残篇断章，亦赖此书得以保存下来，故文献价值
极高，是唐代《艺文类聚》、《文馆词林》、《通典》、《意林》、《群
书治要》、《初学记》之外，又一上古中古文献的渊薮。《长短经》
中的有些史事，为现存各种史书所不载，故史料价值亦极高。
二
《长短经》有三种刻本，即宋刊本、清刊读画斋丛书本和函
海本；抄本中最常见的当数四库全书本，此外尚有多种其他旧抄
本；铅排本中最重要的要算丛书集成初编本。由于条件所限，整
理者只能见到清刊读画斋丛书本、清刊函海本、台湾影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并以四库本为底本进行校勘，而
最有版本价值的宋刊本，海内外只剩下一个孤本，且流入海外多
年，直到2000年方由上海图书馆以重金从美国的翁万戈先生手
中购回，整理者无缘得见。
由于手中无宋刊本以资对校，整理工作似乎陷入了“山重水
复疑无路”的窘境。幸好《长短经》一书是编述文献，使得另辟
蹊径对此书进行整理有了合理性；且清人顾广圻的“搜其所出而
参互以定是非”的校勘思路①，为此书的整理指引了一种以不同
版本进行对校以外的另一种校勘方法，即先考源，而后据其所引
书进行他校。这两点结合在一起，才使得整理此书的工作“柳暗
花明又一村”。
这种先考源而后据其所出进行他校的方法，虽然清人顾广圻
早就提出来了，但他并未明确说出《长短经》是编述文献，所以
顾氏所谓的“搜其所出”应当只是指《长短经》中的明抄前人著
作部分，而不包括暗引部分。尽管如此，顾氏此语对整理者来说
仍然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他给整理者指明了一个大方向。而且
古籍校勘主要采用他校法在实践中并不多见，整理者起初也不无
疑虑，常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正是顾氏此语给了我继续
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勇气。
《长短经》是编述文献，全书约十九万字（含标点符号），而
赵蕤自己写作的成段文字不过数段而已，其余均是抄自先秦至唐
代的各种书籍，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书百余种。赵蕤引用前人著作
的形式有两种，三分之一是明抄（写出书名或作者名），三分之
二是暗引（不写出书名和作者名）。赵蕤在引用前人著作时，常
以简明的几个字或设问、或总结、或说明、或承上启下，这类文
字的数量要比赵蕤自己写作的成段文字的数量多得多，但这两类
属于赵蕤写作的文字加在一起，也不足一万字。而《长短经》的
其余十八万字，均是明抄和暗引自前人著作。
历代目录学著作均将《长短经》著录于子部杂家，说明其思
想的来源和构成是复杂的。不仅如此，上述情况还表明，《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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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广圻《思适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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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文字来源同样是复杂的，涉及先秦至唐代的百余种书。在
思想来源与构成及文字来源这三个方面，《长短经》的“杂”比
之《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均有过之而无不及。
《长短经》中明抄和暗引自前人著作的十八万字，从理论上
说，只要找到其来源，就完全可以据其所出进行他校。所以，
《长短经》编述文献的性质，使得运用他校法整理该书具有了合
理性。但要让运用他校法整理此书具有可操作性，必须有一个前
提，即考索出《长短经》明抄和暗引自前人著作的文字的具体而
明确的来源。所以，在手中无宋刊本以资对校的情况下，先考源
而后进行他校无疑是整理《长短经》所必须的。
二
误，此处当为“三”，下各章节数当顺延。
下面举一些例子，以证明先考源而后据其所出对《长短经》
进行他校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长短经》卷二《理乱第十二》有如下一段文字：
何谓九风？君臣亲而有礼，百寮和而不同、让而不争、
勤而不怨、唯职是司，此理国之风也。礼俗不一，职位不
重，小臣谗疾，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君臣争明，朝廷
争功，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上多欲，下多
端，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以侈为博，以伉为
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拘，守法谓之固，此荒国之风也。
以苛为察，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此叛国之
风也。上下相疏，内外相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
之风也。上不访下，下不谏上，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
风也。
此段文字首言“九风”，而其下只有八风，读画斋丛书本
《长短经》和四库全书本《长短经》均缺一风，大陆和台湾所出
各种《长短经》整理本也均未将所缺的一风补足；岳麓书社
1999年所出上下册《长短经》整理本注“九风”曰：“下文所列
共八风，与九之数不合，疑有误。”探此书整理者之意，似乎
“九风”当是“八风”之误。实际上，通过考源可知，此段话是
暗引荀悦《申鉴·政体》，经比勘，知是“此衰国之风也”下脱一
风：“君好让，巨好逸，士好游，民好流，此弱国之风也。”
又如《长短经》卷九《还师第二十四》有如下一段文字：
故曰：“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非
丧其身，谓沈之于渊。沈之于渊者，谓夺其威，废其权，封
之于朝，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中州善国以富其心。”
此段文字中的“中州善国以富其心”难解，必有讹脱，然而
四库全书本与读画斋丛书本《长短经》（其底本经清人周广业校
勘过）此句的文字全同，用对校法不能解决问题，现今的各种
《长短经》整理本亦未加补正。通过考源，知此段文字暗引自
《三略·中略》，经比勘，原来“中州善国以富其”下脱了“家美
色珍玩以说其”八字，补此八字并在“家”下标逗号，便成了
“中州善国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说其心”，如此则豁然贯通。
此是通过考源校补《长短经》脱字之例。
《长短经》卷三《是非第十四》有如下一段话：
狐卷子曰：“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兄贤不过周公，
而管蔡诛；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况君之欲治，亦
须从身始。人何可恃乎？”
又《长短经》卷八《难必第二十八》有如下一段话：
魏文侯问狐卷子曰：“父子君臣之贤足恃乎？”对曰：
“不足恃也。何者？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子贤不过舜，
而瞽瞍拘；兄贤不过舜，而象傲；弟贤不过周公，而管蔡
诛；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
久。君欲理，亦从身始，人何可恃乎？”
《史记·管蔡世家》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拟，文
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夷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
公旦，次曰蔡叔度……。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
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
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据此，上引两段《长短
经》的文字明显有两个错误，一是周公于管叔为弟而非兄，二是
周公仅诛管叔而未诛蔡叔。又考此两段文字之源，皆暗引自《韩
诗外传》卷八。经比勘，第一段文字中的“兄贤”，《韩诗外传》
作“弟贤”；第二段文字中的“瞽瞍拘”，《韩诗外传》作“瞽瞍
顽”；两段文字中的“管蔡诛”，《韩诗外传》作“管叔诛”。据
《韩诗外传》改字后，则与《史记·管蔡世家》所载悉合。
此是通过考源校改《长短经》讹字并发现异文之例。
读画斋丛书本《长短经》的底本是吴骞拜经楼所藏旧抄本，
经清人周广业校勘过。周广业在《跋》中不无自信地写道：“讹
者改之，阙者补之，疑者证之，两通者仍之，虽不能悉合，庶可
上口矣。”然而清人顾广圻对周广业的校勘并不满意，顾氏说：
“省斋黄君收得钞本《长短经》见示，因取读画斋丛书本互勘一
过，彼用海宁周广业校吴槎客家本开雕，所更改处大有失当，非
见钞本，末由知之也。至于钞刻同误，沿而未觉者又往往尚多，
安得熟于群籍之人，细校而重刻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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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广圻《思适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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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对周广业所校不满意，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校改时末考源
或考源错误而擅改古书，以致“更改处大有失当”。
比如，《长短经》卷三《正论第十六》引孔子曰：“”六艺于
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
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此是引《史记·滑稽列传》。
而周广业却改为孔子曰：“六艺于理一也，《礼》以节人，《乐》
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
道义。”这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话。大概周广业以为《长
短经·正论》是引《史记·太史公自序》而有讹误，故据之以改，
殊不知《长短经》此处却是引《史记·滑稽列传》语。这是考源
错误而致“更改处大有失当”。
多一双引号右半。
又如，《长短经》卷一《知人第五》引太公曰：“天下所贱，
圣人所贵，凡人莫知，非有大明，乃见其际。”此是引《六韬·龙
韬·选将》。此处“非有大明，乃见其际”明显有讹误，《六韬·龙
韬·选将》作“非有大明，不见其际”。而周广业却改为“惟有大
明，乃见其际”，通则通矣，实则臆改。可以肯定，周广业未去
考索此语之来源，而是仅据文义擅改。这是未考源而致“更改处
大有失当”。
周广业此类失误甚多，难怪顾广圻要对他的校勘不满意了。
周广业的教训不仅从反面说明了校勘《长短经》需考源的必要
性，而且还说明了一旦考源错误，就会导致对古书的误改错改。
这不禁让人想起宋人彭叔夏在《文苑英华辨证·自序》中所写的
一段话：“叔夏尝闻太师益公先生之言曰：‘校书之法，实事是
正，多闻阙疑。’叔夏年十二三时，手抄《太祖皇帝实录》，其间
云：‘兴衰治□之源。’阙一字，意谓必是‘治乱’。后得善本，
乃作‘治忽’。三折肱为良医，信知书不可以意轻改。”
四库全书本与读画斋丛书本《长短经》的错讹甚多，甚至连
《长短经》所引文献的书名、作者名都经常被弄错，而现在国内
所出的各种《长短经》点校本与注译本对这类错误也未加改正，
无异于以讹传讹。
如卷三《是非第十四》引“《淮南子》曰：东海之鱼名鲽，
比目而行；北方有兽，名曰娄，更食更候；南方有鸟，名日鹣，
比翼而飞。夫鸟兽鱼鲽犹知假力，而况万乘之主乎？独不知假天
下之英雄俊士，与之为伍，岂不痛哉！”按《淮南子》无此文，
而是引自《韩诗外传》卷五，故“《淮南子》曰”当是“《韩诗
外传》曰”之误。
又如卷八《卑政第三十三》小字注文引“《文子》曰：夫治
国在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过此而往，虽弥纶天地、缠络万
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飨抱，圣人措而不言也。”按《文子》
无此语，而是《尹文子·大道下》语，故“文子曰”当是“尹文
子曰”脱一“尹”字。
又如卷三《是非第十四》引“《孟子》曰：‘天道因则大，化
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按《孟子》无此文，而见于《慎
子·因循》，故“《孟子》曰”当是“《慎子》曰”之误。
又如卷九《将体第十一》引“孙子曰：将者，勇、智、仁、
信、必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人，
必则无二心。”按《孙子兵法》无此文，文出《六韬·龙韬·论
将》，故“孙子曰”当是“太公曰”之误。
又如卷八《卑政第三十三》小字注文引“刘安曰：日月至光
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于万物之上也；灯烛至微至小，而
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四蔽。”（读画斋丛书本《长
短经》“刘安曰”作“刘厉曰”）汉淮南王刘安无此语，“刘安曰”
当是“刘廙曰”之误，其文见于刘廙《政论·下视》。
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近十处，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字讹误
的问题，如果利用《长短经》辑佚，遇到类似情况而又不加详
考，定会误辑而造成失真（详后）。
尽管整理者未见过宋刊本，不能信口雌黄地说四库全书本
《长短经》的诸如此类的错误全部沿袭自宋刊本，但起码可以肯
定其中的相当一部分错误是宋刊本就有的。因此，就算手中有宋
刊本可资对校，先考源而后据其所出进行他校也仍然是必须的。
三
除了校勘《长短经》的文字必须考源以外，给《长短经》一
书断句标点也必须考源。
首先，不考源难以发现文字上的衍夺讹倒，而对文字的衍夺
讹倒不加删补改乙，则断句标点必然会相应地存在某些问题，从
而导致对文本理解的偏差。比如卷一《论士第七》“有富贵恭俭
而能威严有礼而不骄”一句，此是暗引《逸周书·官人》，经查
对，知“能”字下脱“施”字，当据补，从而当在“威”“施”
二字间断句并加逗号。但《长短经》的丛书集成初编本及近年出
版的各种点校本与注译本，“能”字下均不补“施”字，而在
“威”“严”二字间断句或加逗号。
其次，不考源则不知引文的起止，所标后引号的位置就会不
当，从而导致引文未完而后引号已标，或者是引文已完而后引号
尚未标；躲懒者的办法就是干脆不加引号，从而避开引文起止的
问题。这些现象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出版的《长短经》点校本，
都严重而普遍地存在。
比如《长短经》卷一《大体第一》有如下一段文字，1999
年岳麓书社所出的《长短经》整理本（长春出版社2001年9月
出版的一个《长短经》选注本亦同）就这样标点：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
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
这句话中“故曰”后前两个分号中的句子暗引自《说苑·君
道》，后两个分号中的句子暗引自《战国策·齐策四·齐宣王见颜
斶》。以上这种既不考源以让读者明了引文起止，又不设法用标
点符号让读者明其起止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一种避开引文起止问
题的躲懒的办法。
又如《长短经》卷一《品目第三》有如下一段文字，台湾世
界书局所出《长短经》及1999年岳麓书社所出上下册《长短经》
整理本（长春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的一个《长短经》选注本
亦同）就这样标点：
故孔子日：“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
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实际上，末句“则治道毕矣”以下，还有“所谓庸人者”、
“所谓士人者”、“所谓君子者”、“所谓贤者”及“所谓圣者”五
段，均是暗引《孔子家语·五仪》，均为孔子语，故后引号当后移
五段。
又如卷一《政体第八》有如下一段文字，台湾世界书局所出
《长短经》及1999年岳麓书社所出上下册《长短经》整理本就这
样标点：
管子曰：“措国于不倾之地，有德也。”
实际上此下的大字正文，从“积于不涸之仓，务五谷也”直
至“审于时，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都是引自
《管子·牧民》，故后引号当后移。
这是不考源导致的引文未完而后引号已标，而且类似的情况
在各种《长短经》整理本中还不在少数。
又如《长短经》卷一《论士第七》有如下一段文字，1999
年岳麓书社所出上下册《长短经》整理本就这样标点：
黄石公曰：“罗其英雄，则敌国穷。夫英雄者，国家之
干；士民者，国家之本①。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
怨。知人则哲，唯帝难之。”慎哉!
此段话来源有三，“罗其英雄”至“政行而无怨”出自黄石
公《三略·上略》，“知人则哲，唯帝难之”出自《尚书·皋陶谟》，
末二字“慎哉”为赵蕤语。由此知，引号内的“知人则哲，唯帝
难之”并非黄石公语，故后引号当标于“知人”二字前。这是不
考源导致的引文已完而后引号尚未标。
第三，如不考源，会导致《长短经》连续引用的数种书的文
句，却被当成一种书的文句而置于一个引号之内。
如《长短经》卷八《定名第四十》有如下一段话，台湾世界
书局出版的标点本《长短经》是这样标点的：
古语曰：“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以
贤代贤，谓之夺；以不肖代贤，谓之伐；缓令急诛，谓之
暴；取善自与，谓之盗；罪不知愆，谓之虐；敬不中礼，谓
之野；禁而不止，谓之逆；（又曰：恭不中礼，谓之逆。又
曰：令而大行，谓之障。）禁非立是，谓之法；知善不行，
谓之狂；知恶不改，谓之惑。”
按：圆括号中的两句“又曰”是《长短经》的小字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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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原作“半”，据《三略·上略》改，下“本”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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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被置于一个引号内是不妥当的，因为这段话引用的
是多种书籍的文句：“谓之和”与“谓之同”两句暗引自《后汉
书》卷八０下《文苑传下·刘梁传》；“谓之夺”、“谓之伐”、“谓
之暴”及“谓之盗”四句暗引自《孔子家语·辩政》；“谓之虐”
一句暗引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景公诛骇鸟野人晏子谏第二十
四》；“谓之野”一句暗引自《礼记·仲尼燕居》及《孔子家语·论
礼》；大字正文“谓之逆”一句暗引自《管子·法法》；小字注文
“谓之逆”一句暗引自《礼记·仲尼燕居》及《孔子家语·论礼》，
且“恭不中礼”当作“勇不中礼”；小字注文“谓之障”一句暗
引自《管子·法法》；“谓之法”一句暗引自《傅子·法刑》；“谓之
狂”与“谓之惑”两句暗引自《鬻子·曲阜鲁周公政甲第十四》。
又如《长短经》卷一《知人第五》“揆德”一节的小字注文
有如下一段话，而岳麓书社1999年所出上下册《长短经》整理
本是这样标点的：
桓范曰：“夫帝王之君，历代相踵，莫不慕霸王之任贤，
恶亡国之失士。然犹授任凶愚，破亡相属，其故何哉？由取
人不求合道，而求合己也。故《人物志》曰：‘清节之人，
以正直为度，故其历众材也，能识性行之常而或疑法术之
诡；术谟之人，以思谋为度，故能识策略之奇而或失遵法之
良；伎俩之人，以邀功为度，故能识进趋之功而不通道德之
化；言语之人，以辩折为度，故能识捷给之慧而不知含章之
美，是以互相非驳，莫肯相是。凡此之类，皆谓一流。故一
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
则亦能兼达众材矣。’”又曰：“夫务名者，不能出己之后，
是故性同而材倾则相援而相赖也，性同而势均则相竞而相害
也”此又同体之变，不可不察也。
以上一段话本来层次明晰，是赵蕤先引桓范《世要论》，再
两次明引《人物志》（“故《人物志》曰”与“又曰”），末了赵蕤
加了一句说明语（“此又同体之变，不可不察也”）。而以上标点
在“夫帝王之君”前用前双引号，在“故《人物志》曰”以下用
前单引号，“又曰”前先用后单引号，再用后双引号，实际上是
误将“故《人物志》曰”以下一段（赵蕤引自《人物志·接识》）
当成了桓范《世要论》引用《人物志》，而将“又曰”以下出自
《人物志·七缪》的文字当成了桓范《世要论》中的话。后引号的
误标及几个讹字未加改正，说明点校者没有查对过引文。
第四，如“管子曰”、“荀子曰”这类句子，一般情况下“管
子”、“荀子”既可以当成人名而不加标点，也可以当成书名而加
书名号，但个别情况下只能用其中一种，而不能用另一种处理办
法，至于到底用哪一种，只能取决于考源的结果。
比如《长短经》卷一《知人》有这样一段大字正文：
《庄子》曰：“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
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智；急与之期，而观
其信；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通过考源可知，这段话是《庄子·列御寇》引孔子语，则这
里的“庄子曰”之“庄子”二字不能不加书名号而当成人名，因
为当成人名而不加书名号，就会让读者觉得这是庄子的话，而不
是庄子引用孔子的话。
第五，个别的朝代名在《长短经》中实际上是书名的省称，
如不察，则会漏标书名号，导致语不可解或致人误解。
如《长短经》卷三《是非第十四》有如下一段文句，岳麓书
社1999年所出上下册《长短经》整理本是这样标点的：
后汉范晔论耿弇曰：“三代为将，道家所忌。而耿氏累
叶以功名自终，将其用兵，欲以杀止杀乎？何其独能崇也？”
此是赵蕤引用《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论》。文中“后
汉”二字当标书名号，否则如上述标点就会将生活于刘宋王朝的
范晔变成东汉人。
四
注译《长短经》也必须考源，否则就会闹笑话。
如《长短经》中有如下两段话：
袁子曰：“夫仁义、礼制者①，治之本也②；法令刑罚
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何则？夫礼教之
法，先之以仁义，示之以礼让，使之迁善，日用而不知。儒
者见其如此，因谓③：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于下，而
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赏善禁淫，居理之要。商、韩见
其如此，因曰：治国不待仁义。不知仁义为体④，故法令行
于下也。故有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怨则怒也；有仁义而
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
道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卷一《政体第八》）
或问袁子曰：“故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对曰：”可
谓直士，忠则我不知。何者？夫为人臣，见主失道，指其非
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⑤，未为忠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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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制：原作“智”，据《群书治要》引《正书·礼政》改。
②治：原作“法”，据《群书治要》引《正书·礼政》改。
③谓：原作“为”，据《群书治要》引《正书·礼政》改。
④不知仁义：此四字原无，据《群书治要》引《正书·礼政》改。
⑤谓：原作“为”，据《三国志·陈群传》注及《北堂书钞》卷五十四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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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号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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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谈语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外不知。君子
谓陈群于是乎长者，此为忠矣。”（卷二《臣行第十》）
以上两段话首句中的“袁子”，岳麓书社1999年所出上下册
《长短经》注译本均注释为晋代史学家、文学家“袁宏”，即《后
汉纪》的撰著者。实际上，这两段话中的“袁子”都是指由曹魏
人晋的“袁准”。上引第一段话出自袁准《袁子正书·礼政》，见
《群书治要》；后一段话亦出自袁准的《袁子正书》，《三国志》卷
二十二、《陈群传》裴注、《艺文类聚》卷二十二、《北堂书钞》
卷五十四及《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十七均引用过此段。
又如《长短经》卷一《论士第七》有如下一段话：
《论》曰：行远道者假于车马，济江海者因于舟楫。故
贤士之立功成名，因于资而假物者。何以明之？公输子能因
人主之材木，以构宫室台榭，而不能自为专屋狭庐，材不足
也。欧冶能因国君之铜铁以为金炉大钟，而不能自为壶鼎盘
盂，无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润众庶，
而不能自饶其家，势不便也。故舜耕于历山，恩不及州里；
太公屠牛于朝歌，利不及于妻子。及其用也，恩流八荒，德
溢四海。故舜假之尧，太公因之周文。君子能修身以假道，
不能枉道而假财。
这段话首句中的“《论》”，岳麓书社1999年所出上下册《长
短经》注译本译为“《论语》”。实际上，这段话除了“何以明之”
一句为赵蕤承上启下语而外，其余均暗引自《盐铁论·贫富》。据
此，则所谓“《论》”者，非《论语》，乃《盐铁论》也。
又如《长短经》卷一《论士第七》有这样一句话：
《记》曰:“夫骥，唯伯乐独知之。”
句首的“《记》”，岳麓书社1999年所出上下册《长短经》注
译本译为“《礼记》\"。实际上，《礼记》中并无此语，而是引自
《尸子·恕》。据此，则所谓“《记》”者，《尸子》也。
又如《长短经》卷三《正论第十六》有如下一段话：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人农
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又曰：“弃法律，逐功臣，杀
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又曰：“好治宫室，饰台
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又曰：“好攻
战，轻百姓，饬城郭，侵边城，则金不从革。”又曰：“简宗
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首句中的“《传》”，岳麓书社1999年所出上下册《长短经》
注译本译为“《左传》”。实际上，《左传》中并无此语。这段话之
前，赵蕤以“《汉书》曰”提起，而连续引用了数段《汉书》中
不同卷的文字，接着就是以上引文，而上述引文亦见于《汉书·
五行志上》，故此段文字赵蕤当是引自《汉书》。颜师古在《汉
书》注中并未指出“《传》”到底是何种书，今考其源，乃知班固
引自《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则所谓“《传》”者，乃《尚书大
传》或《洪范五行传》也。但须指出的是，赵蕤并非直接引用
《洪范五行传》，而是转引自《汉书》。
五
此外，利用《长短经》辑佚也必须考源。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辑佚）既须求
备，又须求真，若贪多而误认他书为本书佚文则劣。”清人在利
用《长短经》辑佚时就常有此类失误。
如《长短经》卷一《大体》有如下一段话：
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
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
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官，夔为乐正，
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
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
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
王天下。
这段话在严可均、傅以礼所辑的晋·傅玄的《傅子》辑本中
均被全部收录而当成《傅子》的佚文，实际上《傅子》佚文仅仅
是引号中的数句而已，“何以明其然耶”一句是《长短经》作者
赵蕤的承上启下之语，“当尧之时”以下则是引用《说苑·君道》
之文。
又如严可均辑《全三国文》桓范《荐徐宣》一文如下：
“臣闻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以策略为先，
分定之后，以忠义为首。故晋文行舅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
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也。古语云：‘守文之代，德
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窃见尚书徐宣，体忠
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确然难动，有
社稷之节。历位州郡，所在称职。今仆射缺，宣行掌后事。
腹心任重，莫宜宣者。”严氏并注明出处云：“《魏志·徐宣
传》、《长短经·任长》、《御览》六百三十一。”
查《三国志·魏书·徐宣传》及《太平御览》卷六三一，均无
“古语云”一句，即无“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
多者赏厚”一句，知严氏此句系辑自《长短经》。现将《长短经·
任长》的这段小字注文抄录于下：
议曰：魏桓范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
书策为先；分定之后，忠义为首。故晋文行舅犯之计，而赏
雍季之言；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古语云：“守
文之代，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
以上引文中，桓范《荐徐宣》文至“托后于周勃”为止，而
此下的“古语云”一句，从其与“魏桓范云”并列，且《三国
志》及《太平御鉴》皆无此句可知，并非桓范《荐徐宣》文，而
是别有所出。今考其源，知出《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
故“古语云”一句不是桓范之文，而是《后汉书》之文，严氏误
辑。
又如《长短经》卷八《势运第三十八》小字注有如下一段引
文：
《慎子》曰：“桀、纣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乱，关龙
逢、王子比干不与焉；而谓之皆乱，其乱者众也。尧、舜之
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治，而丹朱、商均不与焉；而谓之皆
治，其治者众也。”
明标为“《慎子》曰”，实际上是《尸子·处道》之文，今见
于《群书治要》及《太平御览·皇王部》所引，故“《慎子》曰”
当是“《尸子》曰”之误，清人汪继培《尸子》辑本对此有较详
细的考辨。而清人钱熙祚《慎子》辑本未加详考，就据《长短
经》所引此条而录之，从而造成了辑佚的失真。
严可均、傅以礼与钱熙祚利用《长短经》辑佚古书所造成的
“失真”，究其原因，皆不考源之过也。
六
《长短经》中明抄暗引的部分太多，难怪周广业在《跋》中
不无感概地说：“乃其称引繁富，核对非易，自揣固陋，久未敢
下笔。”
不要说《长短经》中暗引的部分，就是明抄的引文，要考出
其源，有时也会大费周折。因为《长短经》全书明引古籍只标注
作者名或书名，而不标注篇名和卷数（仅有几处例外），查对起
来极不方便。若遇书名或作者名相重（历史上有多个）而又不加
区分时，那就更麻烦了。如《长短经·自序》引“邹子曰：‘政教
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而唐以前的“邹
子”至少有四位，即战国邹衍与邹奭、西汉邹阳和晋代邹湛，要
确定究竟引用的是哪一个“邹子”的话，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又如，《长短经·势运第三十八》小字注引“《政论》云：‘虽有素
富骨清者，不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变。’”而唐以前之书，其名
为《政论》者至少有三种，分别为崔寔、刘廙、袁准所撰①，要
想弄清该句到底是引用何人所著《政论》，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
的事情。
甚至连清代的大学问家也会感到考源之艰辛与困难。有人问
清代著名学者阎若璩“使功不如使过”出自何典，他一时答不上
来。此后，他翻阅查找了十五年，才在两《唐书》的《李靖传》
中找到了根据。原来是李靖犯了过错，唐高祖李渊没有处罚他，
而是让他戴罪立功，结果在开州一战中，李靖大获全胜，李渊高
兴地说：“使功不如使过。”但阎氏还不罢休，他要继续追查这句
话的最早出处。又过了五年，他终于在《后汉书·独行传·索卢放
传》中查到，才算完事。②大学问家为一句话尚且查阅了二十年
——————————————
①此三人所撰书之书名，各目录书记载不一，或作《政论》，或作《正论》。
②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一及阎若璩《潜邱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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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久，充分说明了考源的困难与艰辛。
经过约半年的严重睡眠不足，《长短经》的考源与校勘暂告
一段落。虽然考出了其中的绝大部分，但毕竟还有少量的没有考
出，所以心情并不轻松。没有考出的原因，既有主观方面的，又
有客观方面的。一是因为古书的散佚，以致今日无从查考，比如
卷一《察相》所引唐代及唐以前的各种相书，今已罕有幸存（世
传汉许负《相书》一卷系伪书，敦煌所出古籍中有《相书》一
种，整理者无缘得见）。尽管整理者从唐以后的各种相书中辑出
了唐代及唐以前的多种相书的佚文，但毕竟数量太少，离考出
《察相》一篇引文的全部来源仍然远远不够。二是整理者学识方
面的缺陷，也会导致个别暗抄的引文不能考出其来源。比如读书
不广，未见其文，只能标注“未详”二字；读书不熟，即虽读过
而不能记忆或再认，同样会导致考不出来，也只能标注“未详”
二字。
七
还有几个问题，也想在这个前言中一并交代。
值整理此书之际，我校图书馆线装书库因搬迁而闭馆，无法
以《长短经》所引各书的善本（比如四部丛刊本）进行校勘，只
能以手中现有的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版的各书的整理
本或影印本（即本书“凡例”中所谓的“通行本”）进行比勘，
如正史用中华书局标点本，子书用中华书局的《新编诸子集成》
本，十三经用中华书局影印的《十三经注疏》本，《孔子家语》
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艺文类聚》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
断句排印本，其它书凡有上述两出版社的点校本或影印本者，亦
同，此不一一说明。有些书，上述两出版社均无点校本或影印
本，则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及续修四
库全书本校之。佚书则取严可均、黄奭、王仁俊、傅以礼、汪继
培等家所辑者。
据王重民先生《敦煌古籍叙录》，敦煌石室所出古籍中，有
数种可资校勘《长短经》，如《六韬》、《星占书》、《相书》、《孔
子家语》、孔衍《春秋后语》、虞世南《帝王略论》等，然整理者
惟见《六韬》一种，其余皆无缘得见，是为憾事。
此书原来的校记条目至少是现在的三倍，之所以大量加以删
削，除了不想过多改字造成古书面目全非以外，线装书库的闭馆
使整理者不能用诸书之善本进行比勘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清人周广业校勘《长短经》时，是三十余岁，当然还没有到
他学术上的成熟期，所以其校勘难免有诸多不足之处。整理者也
是过而立之年不久的人，在学识上比起周广业来都还差得太远太
远，所以此书的考源与校勘也同样会存在许多不足，敬请各位前
辈方家及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本书是四川省教育厅、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并承蒙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四川师范学院科研处和四川师
范学院历史系资助出版，在此向以上各部门各单位一并表示衷心
的感谢。
周广业自称校勘《长短经》花了二十天的时间（实际上是大
约半年，详见本书下编），我大约用了半年的时间。我知道《〈长
短经〉校证与研究》这一项目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补贴的消息，
是在本年的六月。此前，整理者刚刚完成了《中华政典丛书》中
约两百万字的点校工作，满以为可以休整一段时间了。但听到这
个消息后，我的心情却很复杂，一方面我是非常高兴，因为古籍
（后缺，请手上有纸本书的朋友帮个忙，只要将前言部分的文字补足即可。） 您在ocr周老师的书？也许周老师会看见呢。
纸本书我到是有，可是远水无法解近渴啊。 引用第1楼天人合一于2009-09-02 19:54发表的 :
您在ocr周老师的书？也许周老师会看见呢。
纸本书我到是有，可是远水无法解近渴啊。
《长短经》是一本好书，这本校证与研究同样是一本好书，边OCR边读边校，也算是乐趣一件，呵呵。希望周老师不会介意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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