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馨斋读史 之 唯一的清官（原创首发）
唯一的清官崇祯十一年（1638年），明督师杨嗣昌制定围剿农民军的“四正六隅”之策，各部农民军的损失都很大。此时，负责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的熊文灿一面坚壁清野，一面对农民军采取招降政策，各地的农民军纷纷投降。被左良玉击败的张献忠虽然捡得一条性命，一昼夜狂奔700里攻陷谷城，但情势仍然十分危急。在这个关键时刻，张献忠选择了暂时投降。他听说救过自己性命的陈洪范现在是熊文灿手下的总兵，就派孙可望带着一尺多长的碧玉两块，直径一寸以上的明珠两颗，走陈洪范的关系向熊文灿乞降。熊文灿很高兴地答应了。
由于张献忠是农民军中与高迎祥齐名的领导人，他投降后，各地的农民军投降的更多。到崇祯十二年，陕西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在潼关原打败李自成，李自成仅率18骑逃入商、洛山中。在崇祯看来，流寇已经扑灭殆尽，所以他马上调洪承畴任蓟辽总督，孙传庭为保定总督，将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关外的满洲人。
张献忠投降后，狮子开大口，要求把襄阳地区全部作为他的驻地，要求朝廷发给他十万人的兵饷。熊文灿自然不能答应，只让他呆在谷城，给他两万人的兵饷，还派监军张大经来约束他。张献忠哪里会受监军的约束，他虽然表面上尊敬地方官员，不仅给他们行大礼，还给他们行重贿，甚至派人到朝廷馈赠当权的太监和外戚；暗地里却积极地制造兵器，练习阵法。他一不放兵，二不应调，三不会见上司，担心被谋害。
包括熊文灿在内，几乎所有的明朝官员都知道张献忠肯定会再次造反。早在张献忠准备投降时，巡按御史林铭球、分巡襄阳道王瑞栴就和左良玉商量，伺机抓住张献忠。但熊文灿不答应，他担心破坏了招降的大局。
崇祯十二年五月初六，投降一年多的张献忠终于在他盘踞的谷城重举义旗。他杀掉谷城知县阮之钿，拆毁谷城城墙，在离开谷城之前，他将接受他贿赂的的明朝大小官员的名字，受贿时间和数量统统写在墙上，最后写上一句：“不接受我的贿赂的，只有襄阳兵备道王瑞栴一个人！”离开谷城后，张献忠挥师西进，攻下房县，汇合罗汝才。自此，原来投降的十几支农民军纷纷再举义旗，直到推翻腐朽的明王朝。
明末官员到底有多贪，很难量化统计，但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一般人都说明末百姓困于辽饷，但当时的兵部尚书梁廷栋不这么认为。崇祯三年秋因军费开支准备增加赋税，一般人都反对，梁廷栋认为：“今日闾左虽穷，然不穷于辽饷也。一岁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按查盘、访缉、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而曰民穷于辽饷，何也？臣考九边额设兵饷，兵不过五十万，饷不过千五百三十余万，何忧不足。故今日民穷之故，惟在官贪。使贪风不除，即不加派，民愁苦自若；使贪风一息，即再加派，民欢忻亦自若。”也就是说，税重不成问题，关键在于各级官员中间揩油太多。这话崇祯爱听，他就是喜欢责备臣子，而不愿意自掏腰包。梁廷栋还说贪污腐败是陕西流寇的起因，要求重惩将吏贪污者以纾军民之愤，塞叛乱之源。看来贪污腐败才是明末最大的问题，而不是三饷。
应该补充说明，梁廷栋的品德没有问题，他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出身，天启七年调永平兵备副使。当时总督巡抚无人不为魏忠贤建生祠，他不去凑这个热闹，辞官回家奉养父母。这也是后来崇祯重用他的原因。崇祯九年，清兵穿过天寿山，攻克昌平进逼京师。天寿山是梁廷栋管辖的地方。时任兵部侍郎的梁廷栋与兵部尚书张凤翼既无力与清军战斗，又害怕清军退去后受到法律制裁。两人天天吃大黄，只求一死。读历史时读到这两位吃大黄自杀的国防高官，心里真不是个滋味。而这不是个案，明末自杀的高官还有很多很多。
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无疑是明末的一件大事情。但我关注的不是明朝官吏的养虎为患，不是张献忠的曲线自救，而是张献忠留在谷城的那份受贿名单，还有那个唯一不受贿的清官王瑞栴。
王瑞栴，字圣木，浙江永嘉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一生做过四次官，三次都因为得罪人做不成，另外一次则是因为父母去世而离职。
第一次是苏州推官，王瑞栴的表现不错，不仅很好地解决了军民之间的矛盾，还制定合理的制度，为国家节约了大量不必要的开支。上级认为他的做法值得学习，就将其作为法令刻在石头上。但王瑞栴因按照法律惩办了有后台的犯法者，不仅没有得到奖赏，反而被罢官。
崇祯七年王瑞栴再从河间推官干起，一直做到湖广兵备佥事，分巡襄阳道。崇祯十一年春熊文灿答应张献忠乞降，王瑞栴认为不妥，他说：“张献忠这是在愚弄我们，我们不能被他愚弄。现在左良玉及诸将贾一选、周仕凤所率将士都在附近，如果一鼓作气，围而歼之，不愁不能得胜！”熊文灿不听，反责备王瑞栴干扰招降的大局。王瑞栴说：“流寇没有受到致命打击就招降他们，他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对待流寇，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剿灭的决心，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所恐惧。我不是干扰招降大局，而是要消除招降的后遗症呀！”熊文灿还是不听。招降张献忠已成定局后，王瑞栴仍打算挽救，献上从征、归农、解散三策，意思是对于招降后的农民军，最好编入正规军，如果不行就送他们回乡务农，如果仍然不行就马上解散。但熊文灿担心激起变故，三策都不能用，听凭张献忠盘踞在谷城，休养生息，日夜练兵。王瑞栴见熊文灿太固执，还将他的三策告诉张献忠，但张献忠有熊总理这个后台，懒得搭理这个秀才。张献忠再次造反时，王瑞栴因为父母去世，已经不在襄阳。因为张献忠留在谷城的那一句话，使王瑞栴名声大震。但等他脱下孝服准备再次为国家效力时，北京城已经被李自成攻下，崇祯自缢于煤山。
第三次做官是在弘光小朝廷，王瑞栴做太仆少卿，他上书愤激地陈述官吏虐待民众的情状，很快就丢官回家。
第四次做官是在福建唐王麾下，仍然是太仆少卿，没多长时间就回到家里。
清军占领温州后，王瑞栴隐居于大山之中。有人打算荐举他出去做官，他不愿意，又无法逃避，只有自杀。
王瑞栴的一生实在太平凡，他的坚持也没有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从他简单的经历我们可以知道，无论弘光、隆武，还是崇祯的失败都不是偶然。国破家亡之际，腐败现象很容易被人遗忘。当整个官僚机构都烂透了的时候，惩治腐败几乎等同于打倒这个国家。
如果王瑞栴知道，让他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不是别人，而是杀人如麻的张献忠，不知他将做何感想？
无独有偶，另一个清官杨继宗之所以得名，不是因为上级的揄扬，而是因为他瞧不起的太监汪直。杨继宗是天顺初进士，做嘉兴知府的时候，有太监来揩油，他就一本正经地奉上菱芡、历书。太监要钱，杨继宗说：“要钱可以，但要开收据。”当权的太监汪直听说杨继宗的名声，专门去见他（《明史》本传说杨拒绝见汪，这里采用另一个更生动的版本），见到杨继宗后，汪直说：“人们都夸杨继宗，没想到长得这么丑陋。”杨继宗冷笑道：“我虽然丑一点，却没有损伤父母给我的身体。”这等于说汪直是个阉人。不过，汪直似乎并没有生气。因为后来明宪宗问汪：“朝觐官孰廉？”汪直回答说：“天下不爱钱者，惟杨继宗一人耳。”
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贪官遍天下不独明末，各代皆然。试举一例：
南朝时，贺琛给梁武帝萧衍上书，指出当时四大社会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天下官吏一般黑：
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举二条，言其尤者。夫食方丈于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儛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锡，良待和戎。今畜妓之夫，无有等秩，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故为吏牧民者，竞为剥削，虽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便已消散。盖由宴醑所费，既破数家之产；歌谣之具，必俟千金之资。所费事等丘山，为欢止在俄顷。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费之多。如复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余淫侈，著之凡百，习以成俗，日见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
没想到梁武帝根本听不进去，因为他是“天下宰守”的总头子。不过比起动辄杀戮的暴君相比，梁武帝还是文明的，他采取的方法是辩论，他说你说“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就他们都是谁呢？你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贺琛是个聪明人，马上闭上嘴巴。他自然不会去开贪官名单，只有张献忠才会做这样的事。
类似的事情在崇祯年间又重演了一次。崇祯元年，刚当上户科给事中的澄城人韩一良向崇祯进言：
陛下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语，而今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给事为纳贿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督取，过客有书仪，考满、朝觐之费，无虑数千金。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臣两月来，辞却书帕五百金，臣寡交犹然，余可推矣。伏乞陛下大为惩创，逮治其尤者。
崇祯非常高兴，让韩一良当众宣读，并说：“一良忠鲠，可佥都御史。”不过，崇祯要求韩一良将贪官名单开出来，他好一一查办。韩一良哪里敢那么做，就说自己是风闻言事。崇祯说：“那你就说说五百金都是谁送的吧！”韩一良还是不肯说，结果被革职为民。
当奢侈淫靡已经成为风俗，贪污腐败已经成为习惯，不论萧衍、朱由检，都没有能力改变，能改变这些的只有天崩地裂。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