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经济的破产
搜遍google,未见有“大学经济”这样的专用名词。在总部经济、假日经济满天飞的当今,却未见有“大学经济”的提法,着实让人有些诧异。也许是因为有些东西是可以明说的,而有些东西是只管做不能明说的。这正如某位教育部官员所言,“教育部从来未提过教育产业化”,但这并不妨碍中国的教育已经变成一种赤裸裸的盈利事业。于是,既得利益者们都保持沉默,但却都在争相分食大学这块肥肉。自1999年以来,在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知名经济学家汤敏的“大学扩招可以拉动国内需求”的理论感召下,大学所发挥的“经济”功能丝毫不比火爆的假日经济逊色。
回顾这六年,尽管反对之声此起彼伏,但在精英们的推动下,大学的超常规扩招和普遍的高收费得以“顺利”推进,但当初所设想的“大学经济”的繁荣似乎并未如期而至。随之而来的,却是公众对大学教育日益表现出来的强烈不满和质疑,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按理说,随着大学录取率的提高,上大学本该变得更加容易,可对于某些群体来说,现在上大学却变得比先前愈加艰难,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几乎每年的初秋,我们都会在媒体上看到因大学学费问题而引发的各种各样的人间悲剧。而更多的现实是,大量落后地区的农民由于贫穷,只好让他们的子女放弃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也由此失去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贫穷的代际锁定似乎越来越成为当下中国的现实。
“大学经济”幻象
将大学扩招作为拉动消费的手段,也许除了中国,世界上再无先例可循
中国经济在达到1993年政治经济周期的顶点之后,开始一路下滑,1997年刚刚稍有起色,却又遭到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的当头重击。作为拉动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外贸出口,从前一年的21%增幅猛跌至1998年的0.5%;外国投资也跌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而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国家决定人民币不贬值,但也由此导致了国内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的严峻形势。
为了扩大内需,国家在实施了一系列刺激出口和投资的措施之后, 开始不遗余力地刺激消费需求,延长节假日,实施所谓的“黄金周”假日经济正是始于此。在此期间,可谓急病乱投医的决策层竟将目光投向了大学。当时任职于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汤敏博士在1999年提出,三年内我国高校招生扩大一倍,且实行全成本收费,那么总共可以拉动的直接和间接消费约为1000亿元,这将对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此言论一出,即刻引起了高层决策者的重视和青睐。因为其所包含的经济学原理太容易理解了——大学生数量的增多,必然导致大学规模的扩展,从而需要增加大量的投资,如加盖教学楼、图书馆、增加师资等等;而且随着大学生数量的增长,家庭及个人将被迫进行更多的教育消费,同时大学生还会有其他一些间接消费,银行里的庞大储蓄就有了出路。这一既刺激投资又推动消费的政策建议,真可谓一举两得。将大学扩招作为拉动消费的手段,也许除了中国,世界上再无先例可循。
于是,一个根本未经充分审慎研究证明的经济推论,竟然导致了一项最让人不可思议的荒谬政策的出台。而且,决策层从决定扩招到召开部署扩招会议落实计划仅仅用去20多天的时间,在中国的官僚系统中能有如此之快的执行速度着实令人“刮目相看”。这当然体现出决策高层试图通过大学扩招刺激内需的急迫心情,但也充分凸显出,如此关系重大的民生政策的出台竟是何等的草率。于是乎,自1999年起,中国开始了近乎大跃进式的大学扩招。
经济学者高辉清认为,现在回过头来看,大学扩招以及普遍的高收费政策存在很大的问题。高认为,其实“高收费”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就出在“普遍”二字上。因为被扩招的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特招”来的学生,对“特招”来的学生实现“特价”,以此来弥补教育经费不足,实际上合情合理。但是,在利益的驱使下,高校并不只是对“特招”来的学生实现“特价”,而是取消了普通价格,对所有的学生都实施高收费。这一念之差就使得一个本来很好的政策走上了歧途,许多落后地区的孩子因此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并且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而且,很多家庭为了支付高昂的学费,不得不压缩日常开支而增加储蓄,使得内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先前,大学一直被视为一个财政性部门,纯粹依靠国家的投入。现在,把大学扩招作为刺激内需的重要经济手段,这说明政府已经把高等教育彻头彻尾地看作一个产业了。但是,大学扩招对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实际上非常有限。据北京大学高教所对1999年高校扩招的经济效应的研究表明,大学扩招的短期经济效应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根据他们的计算,如果扩招200万人,并且每生年收费10000元,那么高等教育带动的国民经济增长约为572亿元,远低于1000亿元的水平。另外,由于受到高校本身资源不足和个人支付能力的限制,扩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要低于这个数字。与此同时,由于大学教育成本的上升与居民收入的增长极不相称,使许多家庭在面对日益提高的教育成本情况下,必然要缩减其他方面的消费开支。近期公布的社会调查一再显示,“为孩子攒钱上大学”已成为绝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储蓄的首选目标。
当然,也有很多人鼓吹,人们更应关注大学扩招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普及大学教育有利于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并将在中长期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所谓的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难道真的可以实现整体大学生素质和人力资本的提高吗？有一件事一直让笔者非常困惑,按常理说,大学生数量的增长,必然会强力带动相关文化消费的增长,比如对图书的消费需求。可是,大学生的图书消费和阅读时间却在日渐滑坡。据2005年9月《中国青年报》驻甘肃记者站在兰州9所高校就“网络时代大学生读书状况”的调查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大学生,除了课本,一学期的购书费用不足50元,有17%的人几乎一学期不买一本课外书。难道是图书太贵吗？显然不是,因为根据此次调查,如果按照每小时1.5元的上网费计算的话,大部分学生一学期的上网费用就相当于购书费用的4.2倍。更让人吃惊的是,有10%的大学生每天除上课外,读书时间不超过半小时,读书4小时以上的占不到13%。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近30%的人每天上网,其中有接近10%的大学生每天上网超过3小时,40%的男生、20%的女生上网的目的是玩游戏,60%的男生、70%的女生则是为了聊天。
这种现象绝非仅仅出现在兰州一地。在全国各大城市,很多大学生上网聊天、打游戏的时间远远超过读书的时间已经成为事实。大学周边除了饭店,最多的就是网吧,而且几乎家家爆满。据说在南京方山的一所大学新区,竟然有专门的客车接送大学生去网吧上网。难道这就是大学的大众教育对精英教育的胜利？难道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人力资本？
谁受益,谁受损？
事实证明,大学不仅没有拉动经济,而且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诸多改革一样变成了剥夺大众的代名词
现在回过头来反思这六年的大学改革,笔者不得不直言,大学教育被美其名曰为一种投资行为,是经济学家用所谓的人力资本理论给大学生编织的最华丽的谎言,它无非是被用来说服大学生应该为个人未来的收益增长承担大部分的教育费用。可是,大学生在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投资之后,根本未获得与其投资成本相匹配的收益。我们不妨来对比一下1993年和2000年入学的大学生相关数据。1993年全国高校的生均学费是500元左右,而到了2000年则是5000元左右,住宿费在1993年是每年100元左右,而2000年则是1200元左右。教育成本在大幅增加的同时,大学生的薪资水平却并未见同步增长。以飞利浦公司的彩电销售部门为例,1997年该公司引进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水平是800元左右,而2004年同样职位的起薪是2000元左右。不足两倍的薪资差距与相差近10倍的教育成本之间真是鲜明的对比。如果我们仍然把这种行为叫做投资,那只能说这是最不具经济理性的赔本投资。
大学生的低薪当然是缘于中国越来越高的大学生失业率,正是大学生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格局,决定了大学生必然成为大学扩招政策的最大利益受损群体。经济学者高辉清认为,大学扩招要为大学生失业的增加负主要责任,但是不该为总体失业负责任,因为它只是把一部分农民失业和工人失业,转化为了大学生失业。依笔者看来,六年前,决策层将大学扩招作为一种缓解当时失业压力的措施,是何等荒谬。因为大学扩招的数量与结构,必须充分考虑到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如果二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匹配,就只会导致更为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片面发展大学教育而忽视职业技术教育的短视后遗症,在当前被彻底地暴露了出来。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大学扩招的负面效应具有极强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特征。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大学生失业,决策层只有继续重复先前的老路,不断再继续扩大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提高研究生的收费,以延缓财务危机的爆发。但这一无异于慢性自杀的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那极为短视的大学扩招政策。
从政策经验层面上看,一项政策可能使某个问题得到改善,但却导致了其他问题的产生;或者可能使现在的某种状况得到改善,却为未来产生某种问题埋下隐患。完全可以判断,大学扩张不仅不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而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益再分配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一部分人失去的正是另外一部分人所得到的。这与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诸多改革一脉相承。长期以来,中国高度垄断的大学供给使大学教育的供求之间长期处于极度不均衡状态。而在这种条件下扩大招生和提高学费,无疑会给大学教育的需求者带来最大的利益损害。公众持有大量储蓄,不拿出来消费,或许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如果将其作为大学扩招和普遍收费的理由,那无异于使用近乎“抢劫”的手段来逼迫公众进行教育消费,从而导致社会财富的重新再分配。经济学者赵晓认为,大学扩招绝不是扩大内需的好方式,提高居民消费的关键是提高收入,在居民收入增长持续低于GDP增长的情况下,着重于挖老百姓口袋中的钱以刺激内需是有问题的。
一位有心人曾经对中国大学的学生宿舍的租金做过仔细的计算,他的计算结果让人相当吃惊:如果按照四人一间房的标准计算,中国的大学向学生收取的租金竟然是市场平均水平的三倍之多。只不过,平摊到每一个学生身上不那么显眼罢了。号称公益的大学,竟然经营着比房地产商还要丰厚的房地产买卖,实在是对公共产品的一种绝妙讽刺。
“大学经济”在给大学生带来利益损害的同时,却给另一部分人带来了颇多收益。现在,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各大学的基建部门和教材部门已经成为中国新的腐败重灾区,这无疑是拜“大学经济”所赐。如今,在全国任何一个大中城市,“大学城”都是一个颇为吸引人的房地产概念。早在2004年年初,河北廊坊即曝出“东方大学城”非法占用大面积耕地,开发建设“亚洲最大的高尔夫球场”和开发别墅的问题。随后,南京的“江宁大学城”、“仙林大学城”也先后被曝出违规用地。房地产开发商拿着教育部门的批文,违法占地大搞房地产开发,赚的也可谓是盆满钵满。这当然也是拜“大学经济”所赐。经济学者赵晓认为,在主要城市的房地产泡沫中,大学城建设确是一个因素,大学城建设所导致的大学负债率过高的问题将成为今后的一个隐患。目前,很多城市的大学城建设都与地方政府息息相关,政府也热衷于推动大学城建设,以带动所谓的地方房地产经济。大学已经被彻底纳入到地方政府的GDP政绩链条当中。这一切的真正根源均在于大学在短时间内的超常规膨胀。
“大学经济”的另一部分受益群体无疑就是我们所谓的知识精英们。甚至有评论认为,知识精英是大学扩招的最大受益者,而且已经被彻底赎买了,他们正在逐渐失去公共知识分子的应有气质。现在的大学校园和大楼是越来越气派了,可是大学的精神却日渐堕落,大师也是越来越少。梅贻琦先生那句最著名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也已经被当前的大学现实彻底颠覆了。大学再也不是原来人们所想象的精神家园和象牙塔,其内在的经济冲动丝毫不比任何一家商业性的公司逊色,创收已经成为大学校园内当之无愧的关键词。
教育部的官员们虽然一再重申,中国的大学教育改革是成功的,但眼前的事实却并不像官员们所想象的那么乐观。公众已将大学教育改革与医疗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并列为当下老百姓身上的新“三座大山”——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提前给你送终。难道这就是大学扩招政策制定者当初所设想的“大学经济”的愿景？对于某些人来说也许是的,但更多的人似乎希望“大学经济”的泡沫越早破灭越好。
其实,所谓的大学经济早已经破产了,而且“破”的是如此彻底,只剩下大学表面华丽的外衣。残酷的现实证明,大学不仅没有拉动经济,而且和1990年中期之后的诸多改革一样变成了剥夺大众的代名词。 欧美大学的资金筹措
美国
政府拨款
美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是建立在以国家投资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公立高等学校的经费来源一半以上依赖政府的财政性拨款。近几年来,公立大学的经费来源中,政府拨款仍然占据主体地位,约占55%。仅科研费一项,美国政府每年拨款即达100亿美元以上,占全国高校科研经费总额的60%。政府采用合同拨款方式,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需要拟定课题,由各高等院校自行申报,然后政府再与相关学科研究水平最高、条件最好者签订科研合同,从而促使各校为获得科研经费而努力提高科研水平。
扩大招收外国留学生
随着世界各国到美国留学人数的剧增,招收外国留学生也成为美国高等学校缓解办学经费紧缺的一个重要举措。如宾州的拉塞尔大学尽管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校长却明确表示,在未来的几年内,要使外国留学生的人数从目前的2%提高到10%。据统计,过去20年里美国高等学校中的外国学生人数增加了三倍。留学生人数的剧增,为美国高等学校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美国商务部在统计资料中,将美国高等学校招收外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列为第五大出口行业,其地位排在货物运输之后,银行之前。外国留学生的到来,不仅交纳高额的学费,而且要交房租、伙食费,另外还有不菲的日用品、娱乐开支。近年来,美国高等学校从外国留学生身上获得的经济收入还在不断地上升。
发行债券
在美国,1995年发行债券的高等院校已经达到160所, 债券总额达26.7亿美元。1996年,发行债券的学校又增加到189所, 债券总额达到41.4亿美元。债券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债券,一种是免税债券。债券偿还期分中长期和长期两种。中长期债券的还贷期在25—30年间,利息在5%—6%之间。而长期债券的还贷期要长得多,利率也要稍高一些。例如耶鲁大学于1996年发行的“跨世纪债券”,100 年到期。发行债券募集的资金可以用于学校大型项目的建设。 例如哈佛大学弗德学院曾经于1996年发行了总额达2400万美元的债券,用于该学院的楼房改造工程。对于大学,特别是有一定声誉的名牌大学,美国人不仅有感情上的认同感,而且也明确知道这笔钱的用途。因此,人们不仅觉得安全,有收益,而且觉得对社会发展有贡献。
利用科研专利筹措办学经费
在一些科研设施好、技术力量强的大学,利用科研专利筹措资金,正在美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亚利桑那大学获得了高产杂交棉花的专利权,康涅狄格大学的科学家们设计出塑料滤层排水器和钛制正牙线,伊利诺伊大学向企业颁发了假耳骨节许可证,内布拉斯加大学培植出一种无需频繁割草、浇水和施肥的草……这些专利,分别给上述高校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
比利用科研专利筹措资金更进一步的做法是,通过校企合作解决经费不足。美国政府科技政策的引导与倾斜对美国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一些企业深受科技和教育之益,投资教育的热情大增,美国高等学校亦非常注意与企业的合作。
制度化和规范化募捐
199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接受了惠普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休利特的3亿多美元的个人捐款。如此之大的捐款,对于大学发展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1994年,美国大学所接受的捐款总额为124亿美元,占高校总收入的7%。美国纽约大学于1985年制定了一项15年筹募10亿美元的计划。这项宏伟的募捐计划于1995年3月15日提前5年实现。
依靠募捐筹集到如此巨额的资金,和美国大学庞大的募捐体系息息相关。这个体系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目标分解。例如纽约大学将15亿美元的募捐目标分为15年完成,这样每年募捐目标便是1个亿。然后大学再将目标分解到各个院系。第二,建立相应的大学募捐机构。再以纽约大学为例,大学设立学校发展部,由一名副校长亲自挂帅,学校发展部下设集资处、基金会集资处和个人集资处。第三,充分发挥大学董事会的作用。在美国一些大学,能否担任大学董事,关键是要看其能否为学校创造财源。第四,扩大大学的募捐范围。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不仅在东京雇用了兼职筹款人,而且还在香港、韩国、日本、台湾和泰国等地建立校友会。麻省理工学院也在几年前就着手与1万余名海外校友建立联系,以期将潜在的捐款变成现实。最后,大学的募捐还得到了政府鼓励性政策的支持。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给捐款人提供适当的税收减免,要给捐款人以经济和名誉上的双重回报;二是制定特殊政策鼓励大学募捐。
欧洲
政府年度拨款
欧洲国家的高校分为私立和公立两类。大多数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同样得到长期的政府拨款,甚至和公立大学的建制完全一样。
大部分国家的高校每年按期得到来自政府的年度拨款,在资金的使用上具有相对更多的权力。因为学校的财务支出主要是花在人员的工资上,而人员的结构是难以短期内变动的,所以实际上高校的财务预算在很大程度上是固定的。只要学校在部门和任务安排上有很大的自主性,他们就可以灵活地按照自己的策略和目标调整人力资源。不过法国高校不在此列,因为法国的大部分教学人员都是被国家教育部直接指定任命和支付报酬的。
德国是唯一一个由中央政府直接向大学分配资金并直接安排相应的使用范围的国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德国大学使用资金的自由度相对比较小。
大多数欧洲国家对高校的拨款都是以一年为期的,根据上一年的入学人数和毕业生人数进行调整。只有瑞典为了保证其金融机构相对的稳定性,年度拨款的期限长达三年。
在欧洲国家里,政府对于高校用于教学的拨款和用于科研的拨款是分开的。用于科研的拨款由科研委员会决定。在比利时、德国和荷兰,政府款项中同时包括用于教学和科研的拨款。这三个国家还可以向其科研委员会申请科研拨款。
以学生和员工数目为基础的内向型拨款制度在许多国家广为应用。而外向型拨款是以授予的学位数为基础。只有丹麦使用了外向型拨款制度,荷兰和瑞典将内向和外向的两种模式整合在了一起。
其他收入来源
欧洲高校乃至全世界高校的一个普遍趋势是,提高学费、自主经营、向社会及企业提供咨询服务这些自主筹款的方式正在超过政府拨款。
学费收入对于大部分欧洲国家的高校来说是其收入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过,公立学校的学费是受国家法规限制的,而且学生们也可以通过国家的助学系统得到奖学金抵补高额的学费支出。在英国,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可以得到学费减免。
欧洲大学变得越来越市场化,高校内部的和独立的科研机构积极寻找外部投资者。为了适应教育市场上对研究生阶段的需求,欧洲大学正在调高价格合理“出卖”其硕士课程。
另外,许多研究所或者科研机构利用强大的专家学者资源,将顾问咨询作为大学扩大收入来源的手法之一。 中国高校盲目扩张规模思考 我们的大学会倒闭吗
热火朝天的扩建，完全缺乏财务约束的借债，日甚一日的入不敷出，大学可能正在纷纷踏上“破产”的不归路
张立是某大学的一位新生，在位于市郊的新校区上大一。前不久，张立听到了一个坏消息，学校要卖掉在市区内的本部，全校将迁到位于大学城的新校区，这将他们在大学的后两年去“城里”上学的理想击了个粉碎。据说，起因是学校建分部欠了银行一笔巨额债务，必须卖地偿债。然而，即使是卖了本部也难以还清债务，张立和他的同学纷纷议论着学校 “破产”的风险。不过，这并不是这所学校单独面临的尴尬，众多大学其实都游走在“财务破产”的边缘。
大学会破产吗？20年前，这似乎是一个不值得一问的问题，然而，就是这个原本有着绝对否定答案的问题，今天正在中国逐渐变成一种现实的危机。民办大学艰难求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占全国90%的公立大学也纷纷坠入了重重财务危机。原来，大学也有入不敷出的一天。
大学，又一个高危行业
“你们学校借钱了吗？”这是近年来大学领导们相互之间最为流行的“问候语”，其中虽然不乏“戏言”的成分，却也十有八九地概括了当今大学的财务状况：举债“兴教”已成为大学的一种“时尚”。
20世纪末，国内高校的扩招高潮一浪胜过一浪。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以下简称“蓝皮书”)，1999-2004年期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增长了2.2倍，其中研究生人数增长了3.1倍，而此前1993-1998年的6年间，分别只增长了34.4%和86%。
显然，原有的教学条件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学生对教学硬件、软件的需求，于是，高校的扩张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学城”这个新名词也应运而生。大学城不是在一天建成的，与大学城一起壮大的是大学的招生规模，还有巨额的银行贷款。
自从1999年年初，各高校获准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后，大学和银行之间的联系就愈发紧密，在银行的“大力支持”下，一座座大学城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南京的仙林大学城的规划面积达70平方公里，投资达50亿元;同属南京的江宁大学城占地30平方公里，投资达40多亿元;位于广州小谷围岛及其南岸地区的广州大学城占地超过43平方公里，投资竟高达120亿元……除了上述大学城中的“巨无霸”外，还有众多“小型”大学城零散地分布于全国各地，它们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功不可没”。
一边是大学扩张带来的大学教育的欣欣向荣，一边却是自身的负债累累。2005年6月28日，李金华曾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指出，在对18所中央部属高校2003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和调查后，发现不少高校大规模进行基本建设，造成债务负担沉重。截至2003年年末，18所高校债务总额72.75亿元，比2002年增长45%，其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占82%。
根据国家审计署于2005年5月30日发布的《四城市高教园区开发建设情况审计调查结果》(以下简称《调查结果》)， 四市(即杭州、南京、珠海、廊坊)高教园区建设计划投资中的银行贷款占近三分之一，截至2003年年底，实际取得银行贷款152.76亿元，占已筹集到建设资金的59.42%。其中，南京中医药大学新校区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堪称贷款建校的“楷模”，它们分别已贷款7亿元和6.28亿元，分别占已筹集到建设资金的93%和94%。从1999年开始，银行与大学的合作成为一种风潮。“开发和建设大学城所需的资金额绝非一个小数目，都是上亿、几十亿，甚至百亿。这些资金主要是靠银行贷款。”
江苏省审计厅曾对全省省属高校负债情况进行了一番调查。在正式的审计报告公布之前，审计厅已经向外界透露，一批省属高校由于建设新校区等原因，欠下巨额债务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南京财经大学贷款规模达8亿元左右，南京邮电大学也有7亿-8亿元，南京工程大学也有3亿元之多。
问题是，如此高的负债率，大学有能力偿还吗？事实是，它们已经陷入了深深的还款陷阱，不提本金，每年的利息已足以让它们气喘吁吁。
有消息称，南京中医药大学为在仙林大学城建设占地1500多亩的新校区，目前除欠银行7亿余元贷款外，还欠各施工单位款项上亿元。该校领导也曾经向媒体承认，学校每年的收入除正常开支外，只能还清银行贷款的利息，还本金不大可能。因为学校每年学费收入为1亿元左右，政府年拨款6000多万元，除去1000多名教职工一年内近亿元的工资奖金和教学、科研、行政开支，所余款项只够偿还贷款的年利息。学校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据一位老师介绍，近年来，学校教职工的待遇明显走了下坡路，不但原定的教工工资的调整迟迟不能到位，连原先的课时费也一降再降，助教的课时费由原来的40元降为25元。
如果将大学当作公司，以中国今日大学资产负债率之高，财务风险之大，中国大学显然已经成为继银行、证券业之后的又一个高危行业。
大学会破产吗？
“唉，肯定还不起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大学财务处工作人员感叹，该大学在大学城里新建的校区看起来气势磅礴。
如同一个蓄水池，如果出水管总是比进水管粗一圈，即使有源源不断的收入进账，也会因过于高额的支出而早早干涸。收入来源难有保障，支出却节节攀高，大学入不敷出并不是天方夜谭。
在大学的收入这一栏中，国家财政性教育资金理当排在首位，不过这也会因大学的“出身”而命运各异。国家教育部部属院校，可以直接获取国家财政拨款，经费相对充足，只是这类大学只占全国大学很小的比例，而由地方政府拨款的大学，则要看地方财政的状况了。
总体而言，近年来，国家财政拨款的总额虽呈上升的趋势，但是占大学收入的比例在逐年下降。教育学者郭海的统计表明：1990-2002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来源的比重从93.5%下降到50%，而这也符合国际惯例。世界各国都把基础教育作为政府财政投资的重点，由政府承担其主要投资义务，政府财政的公共投资占基础教育投资的比重达到80%-90%。相比之下，我国财政投资占基础教育投资比例显然太低。因此，增加投资基础教育的比例显然是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资方向。对于大学而言，虽然这部分资金来源尚有保障，但上升的空间已经很有限。
学费是近年来大学增加收入的一大“法宝”。近几年来，中国高校学费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学费占教育成本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有统计表明，学生及其家庭负担的高等教育成本从人均GNP的1.65%上升至51.87%，一些地方性大学甚至达到71.8%，普通百姓对学费已经不堪重负。因此，大学学费的增长空间已经所剩无几。虽然2000年以后高校对扩招的研究生收费，成为高校的另一大重要“财源”，但这仅限于研究力量较强的大学，对于那些教学型大学而言并无多大意义。事实上，近期研究生、本科生频繁拖欠学费的事件开始时有所闻。为了控制大学学费急速上升的势头，政府已经逐渐对收费标准开出了“指导价”，即使部分高校按教育部门规定可高于普通标准收取学杂费，但未必能按照预期招收到足够的人数。如北师大珠海分校2002学年学杂费入不敷出，亏损892万元，而贷款前预测的是收支相抵结余700万元。考虑到以上种种事实，中国大学继续以盘剥学生为手段的“挖潜”能力显然也已接近极限。
更为尴尬的是，高额收费也很难保证学费的持续增长，因为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随着高校不断增加供给已逐步得以满足，已经度过了“井喷式爆发”的阶段，而高考适龄人数也将在2008年以后走下坡路。根据教育部的测算，到2008年，高考适龄(18-22岁)人数将达到最高峰。也就是说，2008年以后，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将逐步下降，大学的学费收入增长前景可谓极其黯淡。
外来收入的增量有限，大学自身造血的功能也未见起色。根据《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校办产业统计分析报告》，2004年，全国高校校办产业实现收入总额、利润总额、对学校的回报分别为969.3亿元、49.93亿元、17.53亿元，其中科技型企业占比分别为82.23%、82.07%、47.06%。即便不考虑虚报因素，也可以看出，中国高校创收收入总额非常有限，且利润集中在科技型企业，这说明少有几家大学有能力依靠科技创收。高校的上市公司中，业绩平平的占大多数，而像南开戈德之类则早已难以为继，无奈将壳转到他人名下。
除了各种名目繁多的正式收费之外，乱收费也是大学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如今，大学的收费已经实现了“创造性”突破，各类费用可谓五花八门：有未经批准的进修费、MBA学费，有辅修费、旁听费，超标准、超范围收取的学费、住宿费;有强制收取服务性、代办性收费;还有重修费、专升本学费……2005年，部属18所高校收取的上述费用竟高达8.68亿元，比2004年增长32%，占当年全部收费的14.5%。不过高校显然不能对这类收费的可持续性报太大希望。教育产业化所激起的天怒人怨，让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成为中国最恶名昭著的行业之一。其监管的日益收紧，收费的规范化已势在必然。
由此看来，大学的收入似乎已经接近天花板，很难再有突破。但在另一方面，大学支出的刚性增长还会长时间持续。
新校区的开辟、配套设施的完善、大学的基建支出、大学员工不断增长的收入要求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旦陷进去，就难以爬出来。南京中医药大学分别耗资亿元的图书馆和体育馆就让笔者触目惊心，前者终于在建建停停后交付使用，而后者则因为经费匮乏，仍然尴尬地矗立在校门口的左侧，正式启用不知是何年。
不过，在一轮又一轮大规模基建之后，更让大学头疼的估计还是滚滚而来的利息，这些巨额贷款的利息像一座大山，将它们压得没有翻身的余地。位于南京江宁大学城的南京工程学院新校区总面积达2250亩，预计投入11亿。除了一期工程4.2亿的投入外，学校还有7亿的融资缺口，而在已经投入的4.2亿元中，该校已先后向工、农、建行借款3亿多元。面临每年2000多万元的利息，学校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巨额的利息支出是它们为了扩张而疯狂贷款后必须吞下的苦果。
由于教学规模的扩大，高校的设备购买、教职工的工资支出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不知不觉间，大学教师们的抱怨渐渐无声无息。国家教育部的数据显示，1984-2004年期间，我国高校教师年平均工资增长了17.8倍，更何况，在公立高校中，行政人员通常超编，许多高校的行政人员数目甚至高于教学人员。随着高校之间的“人才战”越来越激烈，惊人形成了攀比之风，你用百万元聘一个教授，我花千万元加别墅引入一个学科带头人，但对这些引入人才是否能做出相应的贡献并没有具体的评判体系，以至于这些所谓人才中的大部分只是装扮了门面，并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经历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升级”过程，专科升为本科，“学院”升为“大学”，大学还得进入“211”……就在这场运动中，高校之间也要为“名分”争得你死我活，带有“中国”二字的大学名称，稀缺的“211”名额，都需要众高校拼个你死我活，当然，由此带来的“公关性”支出自然也少不了。某师范大学为了跻身“211”，曾不惜一切代价，借来巨款以备送礼之需。为了使评审团的工作更加便利，各高校之间千方百计，斗智斗勇。为了避免评估的书面资料过重，将大学资料的电子版装入笔记本电脑并赠予评估人员已是个惯例。美其名曰是为了方便评估人员了解学校的概况。此外，本科教学评估，申报学位点(尤其是博士点)，申请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等等，也是高校需要力争的项目，因为这不但关系到未来的收入，更关系到学校的脸面。于是，评审人员收到的礼遇可想而知。南方一大学为了热烈欢迎评审领导，所有校领导亲自到机场迎接，在最高级的酒店下榻后，校领导还要逐一探望，其中的腐败不必多说。但是要旁听哪位老师的课，系里早在前两天就已通知到本人了。对于高校而言，这类费用不可小视。
高校的支出项目中还有一项，可以称作“无奈的浪费”。如今，多数高校的老校区均在城区，而新校区都在郊区，二者之间的距离少则十几公里，多则几十甚至上百公里，住在城里的教师们为了去新校区上课，搭在路上的时间远比上课的时间长，撇开这隐性的浪费不说，这每天来回的班车费用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据南京大学一位老师介绍，由于来往鼓楼校区与浦口校区要过长江，很不方便。仅过桥费在内的班车成本，“每年要跑掉一幢楼”。
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大致可以判断，中国已经有不少大学达到技术性破产的边缘。中国大学普遍的财务危机已经迫在眉睫。换言之，在未来几年中，大学的破产或者债务重组将是高概率事件。
软预算之祸
“不建教学楼，怎么进入‘211’呢？”这是一位大学校长的困惑，虽然这不是“211”的本意。“211”工程的原意指的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其中心任务是：提高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科研水平、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但是到了现实中，申请进入“211”就成为众高校领导下达的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唯有进入“211”，学校才有未来，自己才有面子。
不可否认，中国的大学并不是独立的教育机构，而是隶属于中国庞大的行政体系，因此，虽然冠以“大学”之名，但往往带有中国官僚结构的“特色”。校长是谁任命的？他们的业绩评判标准由谁来定？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到高校的决策。
目前，中国各大高校的主要领导遵从的是由上而下的委任制，他们的个人能力、办校成果都必须遵循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规则，他们的任职期限，职位的升迁或调动，都掌握在这些部门手中。在这种体制下，高校的领导者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官僚人格”。众所周知，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教学质量和科研能力，但是这些“软件”因素不但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和维持，见效慢，而且不能都在直观上被察觉，这对于追求“立竿见影”的高校领导者而言，显然不是最优选择。在现行的机制下，在有限的任期内，很多高校领导与地方官员一样，开始盲目追求数量上的增长，而忽视了质量上的提高，而高校也走上了“粗放型发展”之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显示自己的业绩，高校纷纷大兴土木，圈地造楼就不足为奇了。
客观上看，鉴于位于城中的校区面积小，而且难以向外扩展，扩招后的高校纷纷在城郊建立新校区是一种较为理性的发展方向，可是在一阵“大干快上”之风吹过后，许多高校犹如脱了缰绳的野马，在冲过了本该止步的终点后继续狂奔。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的资料，全省已经开工或计划建设的大学城达9座，如果每座大学城平均容纳5万名学生(这只是保守估计)，全省大学城可容纳45万名学生。而江苏全省每年的考生人数只有20多万人，即使所有考生都选择省内就读，这些大学城的规模也要浪费一半。与此同时，高校的基建费用也是扶摇直上，从2003年起，江苏高校每年的基建费用从以前的大约10多亿元升至80亿-90亿元，投资规模仅次于交通建设。
为何高校的扩建如此缺乏计划性？追根求源，高校扩建在规模上的一味求大，是因为其资金使用的软约束。一直以来，高校并无公布其财务状况的义务，其资金往来几乎完全不透明，资金的使用也鲜有监督。多数大学领导都怀着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宏愿，无论如何，在气势上要高人一筹，在开支上就缺乏远见和成本意识。一旦贷款到手，扩建、装修便更加肆无忌惮。办公楼、教学楼要尽量豪华，体育馆内的设施要尽量先进，操场要尽量大，校园要尽量美化……大学城内的校园可谓你拼我比，竞相绽放。即使超出了预算也没多大关系，也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有消息称，1993年南京某大学浦口校区动工，由于基建材料价格上涨，当年出现了400万元的资金缺口，不得不求助于江苏省政府划拨，而这笔款项最终也以核销而了之。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四城市大学城的占地中，高尔夫、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和山体、绿地、水面及闲置地等就占42%。更有甚者，大学城中的项目已经完全超出了人们正常的想象。
此外，在高校扩建的浪潮中，地方政府也“功不可没”。在“211”工程的评选体系，一些对教学硬件的要求成为地方政府追求当地GDP业绩的工具。根据国家教育部相关规定，对于进入“211”工程高校的拨款，只能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如此一来，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出让土地的办法以“支持”教育，银行也开出了诱人的贷款条件，以弥补学校建设经费的不足，于是三方相见恨晚，一拍即合。
只是目前大学城的开发建设，已经脱离了原先单纯解决高校扩招压力的初衷，成了诱人的“蛋糕”。对于政府，利用银行贷款来支持高校扩建可谓“一石二鸟”。银行在政府的隐性担保下，似乎找到了优质客户，为多余的存款找到了相对“安全”的去处;政府则不但解决了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问题，还坐收了由高校扩建带来的GDP增长以及周围地区的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地方政府虽然低价向高校出让了土地，但是早已在其周围的土地出让中赚了个盆满钵满。以南京的江宁区为例，随着大学城的安家落户，当地商品房价从几年前每平方米千元左右上升至现在的每平方米3000多元。面对这一即将到来的多方共赢的局面，岂能错过？
中国高校盲目扩张规模的原因在于其官僚行政单位的本质，而这种属性所带来的，则必然是财务上的预算软约束。
谁将为大学坏账埋单？
“你们借那么多钱怎么还？”
“在借钱的时候，我们压根儿就没打算还。”
这是一段发生在两所著名大学负责人之间的对话。毫无疑问，这肯定会让中国银行家们暗中叫苦。
公立大学大量向银行贷款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根据“蓝皮书”，2004年，按照高校贷款最高估计是2000亿元。但是如果公立高校作为非盈利性机构，少则上亿元，高的达数十亿元的贷款，其还贷能力从何而来？这不得不让人顿生疑问。
前文已述，众多高校由于过度借款，现如今已经沦入有力付息、无力还本的境地。如果收入来源发生波动，那么其付息的能力也要大打折扣，银行面临的贷款风险将大幅上升。有消息称，一些当地的银行纷纷接到总行通知，暂停对高校的所有信贷、授信业务，包括已经签约和正准备发放的贷款。内地的大学城项目已经被排在“钢材、水泥、电解铝”之后，成为又一个高风险贷款项目。
但是据记者采访的结果，银行方面的态度并非如此消极，它们认为高校贷款均有土地作为抵押，如果高校发生财务危机，银行理论上可以通过拍卖高校事先圈得的土地甚至其他固定资产以收回贷款。不过，这也许只是银行表面乐观的理由罢了。因为土地的价格波动性很大，从根本上讲并不具备保值能力，加上这两年土地基础价格被大幅炒高，土地的实际抵押价值更是可疑。即便剔除上述因素，如果“高校”概念不复存在，这些郊区的土地也没有多少增值潜力。
可见，银行并非要依靠卖楼卖地来收回贷款，其真正赌的是政府肯定会来“救火”的。如果银行和高校之间发生借贷纠纷，作为当初力促“银校合作”的地方政府会袖手旁观吗？对教育负有终极责任的中央政府会不出来干预吗？在银行看来，由于大学城项目多受政府支持，政府似乎已经成为这些巨额贷款的“第二背书人”，即使没有明示的担保，也做了隐性担保。如此一来，政府就要被推到风口浪尖。高校的疯狂扩建，银行的热情解囊，在这背后是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假设——高校还不起债务，自有政府来填窟窿。这是否也是一种你请我愿的“银校合谋”呢？
当然，政府充当救火队长也不无可能。如果没有政府的及时赶到，那些国有银行、券商们的不良资产早已够它们破产数次了。鉴于高校“破产”具有极强的外部性，政府不但不会见死不救，甚至会拨出巨款，以示安抚。到头来，只剩下迷惘的纳税人，一边为高额的学费苦苦挣扎，一边为偿付高校的贷款而默默贡献。
大学作为当今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之一，不仅吃银行、财政，也同样吃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其一家通吃的能力比之传统国企以及新型金融大盗有过之而无不及。 学殇 逝去的大学精神
如果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有众多大学还不够，还必须有伟大的大学，至少要有一两所。“伟大”主要是就它的精神气质而言，要挑战世界，而又包容世界；立足本国，而又面向全球；传承过去，而又超越过去；把握未来，而又脚踏实地
中世纪的欧洲，有三个机构是并列的，一是教会，二是世俗政府，三是大学，由此可见大学的重要和独立。大学不但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更是塑造和发展人文精神的地方；因此大学教育的两个基本使命:一是人类创造能力的挖掘和提升，二是人类文明的延续和提升，前者只是就专业人才的培养标准而言，后者则涉及到大学对精神世界的关照。
大学之本
在世界上多数伟大的文明里，很早就有了高等教育机构。古希腊有柏拉图执教的“学院”。中国有“太学”、“国子监”等，后来还有“四大书院”。这些机构都不是今天“大学”的直接来源。今天的大学来源于中世纪末。公元11世纪，“大学”最亲近的祖先在意大利中部的博罗纳出现。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大学”在法国和英国先后出现，然后逐步传播到西班牙、葡萄牙、德国以及美国等地。
大学从其在近代出现直到今天，人们就没有停止过对大学“应该是什么”这一理念的探讨和争论，其间的演变，至少经历了从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到服务机构三个阶段。但是对于什么是大学精神，却是百年来一以贯之:它就是1852年英国红衣主教纽曼说的: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创立，要追溯到20世纪初。虽然起步(以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的成立时间为标志)相对较晚，但现在大家公认，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却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这一切应当归功于20世纪初那一代传统读书人，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等，虽然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环境中完成的，然而他们又是眼界开阔之人，出去走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世界的潮流，从而实现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由于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直接与现代教育接轨，这使得中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派生机。清华大学自1928年正式建立国立大学，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时，只用了约10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知名大学。她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她在开始之时就能够吸取现代大学的精华，那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这是现代大学的命脉。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在其开学典礼上有过一个演讲，足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之本。他说:“诸君皆学问中人，请先言学问之事。我认为诸君修学当以三事为准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致用分离。夫学术之事，自有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此后，此宗旨又为烽火中西南联大所秉承、发扬。以至于20世纪前几十年，诞生多位中国百年来的一些学术大师，一些可以比肩世界的煌煌学术成果也多出自此时。
大学之乱
虽说在建国后的四十年，中国大学未出过几个学术大师，但多数大学仍秉以“教书、育人”之精神，多数教授们仍秉承前代的衣钵，专心于“学术、授业、解惑”。然而，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大学发生了让人瞠目的改变——各种乱象登堂入室，几欲成为主流态势。
乱象之一，学术腐败无穷尽。言学术，自然离不开大学，言大学自然离不开教授。有人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描述上世纪90年代末之后中国大学教授们的学术生活:“他们突然间由谦谦君子一下子变成了小偷强盗。”中国学术腐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截至2005年12月31日，在互联网上以Google检索“学术腐败”这一关键词，可以看到中文网页有909000之巨，其中中文简体网页占86.4%，说明它们绝大多数与大陆学界有关。要知道，一个时代的学风，从本质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确切地说，中国的学术腐败还不是单纯的“学术方面的腐败”，而应该定义为“学术界的系统腐败”，而且表现为一个渐进的三个层面:一是学术行为的腐败，这是个人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者在从事学术工作时不遵守科学道德，或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从事不道德、甚至非法的牟利活动；二是学术权力的腐败，这是集团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在学术界，权力运用的实质就是瓜分、掠夺学术资源，也就是进行对自己有利的利益再分配；三是学术原则的腐败，这是学术界系统的整体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打着“学术”的幌子，与贪官为伍，与奸商勾结，把攫取利益的黑手伸向政府和社会。
乱象之二，“菜”教授与“水”博士齐飞，“烂”校长共成乱一色。以过去的教授为研究对象的谢勇说过:“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如果一个社会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 确实，在中国的大学，教授人数之多、教授等级之繁杂也是旁无邻舍。据说一个大学校长的司机竟被评为副教授，而一个大学的膳食科长都不稀罕当教授，而要当博导。这也许是坊间笑话，但在中国的大学里，任何人，只要稍微有点手段，并且靠够了一定的年头，就可以得到教授的头衔却是事实。“大学教授太多太滥”，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鉴祖做出的结论。
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的。如果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之有愧才对。就目前而言，中国大学教授整体学术水平之低劣，不论是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还是与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纵向比较，都可谓创了历史新低。中国的教授到底有多“菜”？没有真才实学的商人吴征，竟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北大清华的客座教授，或可说明一些问题。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学术界多得不仅是教授，还有博士。博士多到了什么程度？据说目前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达到12万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稳居世界第三。按教育部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每年将有5万人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第一。而眼下博士的教育几乎可以与牧童放羊相媲美。一个博导同时指导几十名、上百名博士研究生的例子已经算不上是新闻了。据说某大学的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一位博导的8名弟子同时上阵，一举拿下了8个博士学位。这也难怪人们把这些新科博士称为“水”博士。中国的博士到底有多么“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在七天之内完成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世界之最。
那么中国的大学校长“烂”到了什么程度？看一看下面这个榜单读者就自己做结论吧。涉嫌上海交大招生黑幕的有其校长在内的4名中国一流大学校长；涉嫌抄袭剽窃的有东南大学校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公开嫖娼的有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参与经济犯罪的有延安大学校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院长、同济大学副校长、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成都大学副校长、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如此大规模的大学校长腐败，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乱象之三，“招生黑幕”次第来。大学手中有什么特权吗？有！第一，他们有招收学生的特权；第二，他们有授予学位的特权。在我们这个重视知识、重视学位、喜好攀比、讲究“面子”的国度，这两大特权自然可以得到出神入化的运用。
中国大学使用授予学位特权的招数是五花八门，什么专升本，什么函授硕士生，什么学位博士，其本质，与贩卖学位毫无二致。最近有消息说，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个研究生班录取了一名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并且接连催促对方交纳两万多元的学费。所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有实权，什么样的学位都能够得到；只要肯交钱，什么样的学位都可以买到。
利用招收学生的特权来搞腐败，我们已知的有，被央视曝光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自家BBS上现形的上海交通大学，能让没有绘画基础的人在美术系高考专业课中得到第一、第二名成绩的海南大学。大学招生到底黑到了什么程度？一位经常采访高校和地方教育部门的记者坦言，就他所知，以上曝光的招生丑闻，仅是高校招生黑幕的冰山一角。
其实，与研究生招生相比，高考招生还算是比较公正的。研究生招生有保送推研、代培扩招等多种名堂，而每个名堂下面都有各自的肮脏勾当。不久前，武汉大学的“推研”黑幕被揭:该校新闻与传播学院专业学习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在“推研”时竟然全部落到前三名之外。至于原因呢……其实，就是在通过正常考试这个途径来招收研究生，很多大学做得也不干不净:由于专业课考题由招生的教授来出，而考卷也是由他来判，再加上所谓的“复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教授想招谁，谁就能够考上；如果他不想招谁，即使是累死，考上的希望也不大。这在中国的很多大学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位博导就恬不知耻地这么炫耀:他招的研究生，或者是局级干部，或者是美女。
乱象之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噪。从创立国内一流大学的“211”工程到创立世界一流大学的“985”工程，可以看出政府对于建设高质量大学的决心。但从教育学的角度来审视，“985”工程是非常有悖常理的。首先，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由中央政府出面、如此大规模地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先例。其次，仅靠金钱不能够造就世界一流大学，这已经是国际高等教育界的共识。第三，目前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几乎都是自己成长起来的，而推动他们成长的动力有两个，一是坚持学术原则，二是拥有充沛的资金。中国的大学放弃学术原则在先，要靠金钱进入一流大学行列，无异于缘木求鱼之举。
这一幕无疑让我们看到某种相似之处，只不过上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当下的是在教育界。大跃进的实质与结局，已经被历史充分地证明了它的盲目和失败。而在当时，中国的一些学术领袖就曾为那场运动提供“理论依据”，甚至推波助澜。而同样在 “985”工程开始后的几年间，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也就是北大、清华的校长书记们，罔顾历史事实和现实条件，先后提出了北大、清华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时间表”。事实上，开列进入一流大学行列时间表，在性质上与在大跃进年代提出“亩产万斤”理论是一样的。历史的悲剧正在重新上演。
大学之叹
以上中国大学校园内的种种乱象，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大学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成为“主旋律”，倒是恪守学术根本、学人底线的教授反倒成了“珍稀”之品。对今天的中国大学而言，大学精神为何物，恐怕已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了。在这样的氛围下，大学校长似乎首先不是教育家，而首先是一个官员。且不说上世纪上半叶蔡元培、胡适时代的中国大学氛围，就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氛围，今天的中国大学也已远远落后了。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大学还能够教书育人吗？更不要说堪当本应该承担的“科教兴国”的重任了。
2001年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二十四位滑至第二十九位，科学技术由第十三位滑至第二十八位，国际竞争力由第二十四位降至第三十一位。清华大学教授就此进行调查后认为，这与中国高等教育素质严重下滑有关，主要原因是高等院校教师中出现“断层”、行政干预过多、高校创新受限制等因素制约。
根据2003年年底发表的《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的全球“增长竞争力”下滑了十一位。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由2002年的第三十三位，降到2003年度的第四十四位，排在波兰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其中以技术和公共机构两个单项最为落后。该份报告的负责人、经济学家Augusto Lopez-Claros强调:“全球竞争力报告并非着重在目前的经济水平，而是以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为准。”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的源泉，正是大学。
2005年10月8日的英国《金融时报》以“中国高素质大学生短缺有碍经济增长”为题，报道了咨询公司麦肯锡就中国大学生质量所做的调查:中国缺乏训练有素的毕业生，这可能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发展更先进的产业。大学采用的是基于理论的、教科书的、事实的、导师传授的教育方式，既未教给学生为全球企业工作所需的实用和团队协作技能，也没培养出学生创新能力的潜质。
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很清醒地指出:“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在沾沾自喜，因为国际上有很多人都在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不知道这话的根据在哪里。在我看来，要想21世纪成为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必须要有几十所世界级的大学。”而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在研究了世界众多大学的兴衰与大国的兴衰之后的结论是:“要想成为一个大国，必须有众多的大学。这里的大国不一定指疆域辽阔——‘大国’在英语里不是‘a big country’，乃是‘a great power’，是指在经济规模、创造的物质财富、全球竞争力、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对全球都有重要意义。而如果要想成为一个伟大国家，有众多大学还不够，还必须有伟大的大学，至少要有一两所。‘伟大’主要是就它的精神气质而言，要挑战世界，而又包容世界；立足本国，而又面向全球；传承过去，而又超越过去；把握未来，而又脚踏实地。”显然，拥有这样的大学，对于当下的中国可能只是一个美丽的梦。 好贴！是反思的时候了，不仅仅是大学经济，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几乎所有的政策！大学以前是寒门子弟进入上流社会的门径，拼的主要是智力和天分，现在这个门前却需要以金钱垫脚！ 大学一般来说破产的可能不大，只要肯裁员，就算剩下校长一干办公室的管理者，就靠校园周边的校产房屋出租权或者租赁就能活的很好
学生就是流水，水少了，就筑坝蓄积，水多了就开闸放水
教师也是一样的道理
门路大家都有自己的后备，所以不是特别担心中国的大学，因为都是属于国有资产！ 比起大学经济的破产，我想我们更应该考虑得是近几年大学生的素质。这些年很多大学都一直在扩招以获取“大学经济”效应，但大学生的质量却明显地趋于下降趋势，这是近几年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所以，大学的校长们，请你们把更多的时间思考提高本校学生的能力上来吧，毕竟这才是教育的宗旨所在。 引用第6楼qingyuan于2009-07-18 16:20发表的 :
比起大学经济的破产，我想我们更应该考虑得是近几年大学生的素质。这些年很多大学都一直在扩招以获取“大学经济”效应，但大学生的质量却明显地趋于下降趋势，这是近几年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所以，大学的校长们，请你们把更多的时间思考提高本校学生的能力上来吧，毕竟这才是教育的宗旨所在。
学校的破产一般有这么两种：
第一财政上面的破产，这样的案例日本已经有了
第二声誉上面的破产，就是学校高级职员出现不荣誉的事情，有违学术道德要求的重大事件，这样的学校在声誉上面已经破产，但是不妨碍这个学校继续运行。
学生质量下降今后也会是一种经常出现的问题，原因是上个世纪教师待遇过低导致的所有学生教学质量下降的普遍后果，这个校长们解决不了，但是现在教师待遇好了，学校教学质量也上升了，但是效果要慢慢看，现在没法立杆见影
出现教书的收入不如卖鸡蛋的是1988年那时候的事情，出现教育产业化是大概1999年的事情，所以说教师待遇的问题跨度十多年，学生受影响的这些年大学生质量下降也是很自然的了 如果真的在经济上破产，对大学教育反倒会是一件好事吧
不知道国内有几所大学把精力放在教育上，现在国内有些教授或导师其实是自己学生的老板，学生负责制作虚假论文，老板签名即可。
这种教育的产品就是没有专业能力（造假能力还是比较强），而且道德低下的教师和学生。
期望大学回归到教育而不是产业，可惜这只是一种梦想。 现在大部分学生上学完全成为一种功利手段,上大学就是为了找一份体面的或者是收入高的工作,为以后的生计而读书,介确实也有些是为了对某个专业的爱好,所以大学教育应该分划分为不同类型,有些是为了学术而设立,有些为了职业技能培养而设立,再就是打破在人们心目中职业教育为低人一等的观念.这样学生在选择方向,用人单位在选择毕业生时都不再会有现在尴尬的局面.当然职业教育是为了培训某种生存技能可适当收费. 所以近两年有很多高中生毕业 不考大学了。 开始回归理性了。 没办法，被逼的啊。 前几天看新民网，说上海一个大学破产，原因是没有通过资质审核，现在的有些大学也是有各种说法，不过就像楼主说的本质上还是经营不善资不抵债！
上海经贸学院突然“倒闭” 致上百学生无学可上
新民网・独家报道全国各地数百位家长携孩子来沪求学，不料院校突然宣布“倒闭”，令家长学生气愤不已。8月25日，位处上海松江大学城内的上海经贸学院在新生军训前一天宣布学校“倒闭”，学校不再续办，数百学生求学之路被判“突然死亡”。
事起
希望而来失望而归
在松江大学城文汇路716号一座不起眼的小楼二层，上海经贸学院在松江大学城内的办学点正设于此。
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家外语教学机构和几处餐饮、娱乐场所，上海经贸学院的法人代表罗女士不无委屈地告诉记者，要不是那张被“卡”掉的证，学校早就开办了。
事实上，此地被作为“经贸学院”广招生源，也不过是在前后几个月内发生的事情。租房，装修，制作官方网页，在一连串的熟练动作后，一所让人感觉保质保量、整洁宽敞的“学校”就此诞生。在25日的事件发生后，学校网页上所展示的光明透亮的教室，已经作为临时休息点被来自五湖四海的家长们分而占之，在满地泡面残羹、废弃矿泉水瓶的衬托下，倍显颓势。而一度气派、宽敞的招生办公室内，进门处摆放的一张黑色长几已经被愤怒的家长“一拍两散”，露出内里的三夹板芯子。
学生家长甘女士坐在已经断成两截的茶几前。她说，高考失利后，自己带着女儿从江苏赶来上海，“这也是女儿选的，因为女儿喜欢的某个明星曾经为这个学校代言。我们关于这个学校的所有信息都是从网上得来，还有就是招生老师天花乱坠的一番赞美。”甘女士的女儿高考分数600多分，并不算差，但因江苏省激烈的竞争，这个成绩并没有把甘女士的女儿进入理想的学校。“我看了介绍觉得这个学校还不错，于是在7月5日交了万把块钱的学费。本来通知我今天来报道，明天开始军训。”但让甘女士及她女儿傻眼的是，当长途跋涉来到上海、到达松江后，她们看到的是一群愤怒的家长。
“完全没了方向，校长事到临头说学校办不下去了。这个时间，回老家读书根本不可能，我准备要是这里不行，就在上海随便找个学校先读两年，再谋出路。”在采访中，甘女士对赔偿并不那么在意，她把注意力放在了留在上海继续读书的可能性上，而她的女儿已经在变故过后先行离开，去别的自考学校碰碰运气。
71岁的李老伯主动要求接受采访。李老伯是江苏溧阳人，他告诉记者，在他们那儿，一个孩子上了大学，那可是一等一的大事。“得摆酒大宴宾客，亲戚朋友逐个来塞红包，绝对是喜庆事儿。”为表重视，这次李老伯是亲自送孙女来上海读书，但“酒也摆了，面子都给足了，现在孩子上不成学，叫她回去怎么做人？！”
李老伯的孙女报考的是上海经贸学院的空乘专业，她告诉记者，选择这所经贸学院是抱着对上海的向往的。但拉着行李来到上海却无学可上，李老伯的孙女说:“不要说爷爷有些激动，我自己也感到前途迷茫。”
在经贸学院此前招收的名单中，生源最远的来自甘肃、黑龙江，近的有来自河南、江苏、安徽、浙江，外加上海本地生源，学生来自近10个省市。
将他们挡在求学之路门外的，是校方通知的:学校因不可抗拒因素不得不停办学校。这一说法在25日上午还仅是“可以解决”的床铺紧张问题，但到了25日中午，校方高层出面解释――因种种原因，学校办不下去了。
那“种种原因”是何原因？与办学者罗女士所说的没办下的“证”又有何关系？
・记者调查・
不可抗拒因素是什么？
上海经贸学院的法人代表兼校长罗女士在现场被家长团团围住，禁止离场。新民网记者在现场与罗女士展开对话，“学校的住宿问题没有解决，如果开学，学生们将无处可住。”这是罗校长给出的答案。(以下罗校长简称罗，新民网记者简称新民网
新民网: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罗:由于管理松江大学城学生公寓的物业公司拒绝我们入场，因此我们学校的住宿问题不能解决，学生没地方住。
新民网:为什么物业不给你们进驻？
罗:我们学校的注册地是虹口区，虹口区的教育管理部门对于我们在外区设立办学点的申请不予批准，所以松江教委也就不认可我们的资质。
新民网:也就是说处于松江大学城的上海经贸学院是不具备办学资质的对吗？
罗:可以这么说。我们本来以为松江这边学校的办学资质能够很快下来。
新民网:上海经贸学院其他的校区有资质么？
罗:有，我们是有一份虹口区教委的书面认定，表示我们将在未来40所学校资质审批的第二批获得资质。
新民网:那这次主要为何不能办了？
罗:这次主要是不能跨区办学，我们这个资质没有得到。
新民网:既然没有资质，又为何提前招生？
罗:这是违规了，本身没有资质，但还是想先行招生。本以为可以办下来办学资质，地方也租了，现在是肯定不能办了。
新民网:有什么处理措施？
罗:在和教育局商量，看有没有别的学校可以接收学生。同时，从200多个学生处收到的约70万学费将全部退还。
明知没有办学资质，却仍招生，上海经贸学院的一位徐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行为方式其实就是“先招生，后补办学资质”。
事发后，上海经贸学院不宽敞的走廊里，家长围住学校工作人员纷纷要求退款，经贸学院的工作人员则是疲于应付，至深夜22时，仍有40多位家长因未拿到退款而迟迟不肯离去。上海经贸学院罗校长表示，此事最终将由上海教育部门牵头进行妥善解决，而许多已经拿到退款的家长也在苦等，苦等一个解决问题的说法。（新民网记者萧君玮 薛骁翔）
记者手记
一次典型的“先上车，后买票”。
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心急的商家早早准备好了华丽的产品包装，只待产品合格证到手，就要进行酬宾热卖。没想到，上海经贸学院办学者苦等的“产品合格证”最终还是没有到来，办学者更没想到的是，教育产业利润虽大，其责任也重如泰山。被辜负的家长和学生，岂能被一句简单的“抱歉”打发？
在松江大学城文汇路716号，正值开学在即，记者看到最多的是三三两两拉着行李箱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在二楼与校方激烈理论，他们则在一楼广场上结对聊天。我旁听了一会，内容无外乎是上海如何大，对未来如何憧憬之类。这些拉着行李箱的年轻人，在不久的将来也将工作、赚钱、养家，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我突然觉得，一个不负责任的办学机构的“倒闭”并非坏事，尤其对这些可能在此受到教育的人来说。
因为这关乎“责任”的传承。
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09/08/26/2441029_2.html
"无资质"别成大学破产的遮羞布!
http://news.china.com.cn/chinanet/07news/china.cgi?docid=17528939307273489062,1489947286308582892,12479878916447723635,1489947286308582892,0&server=202.108.4.92&port=6666
日前,重庆一大学仅招到8名学生,开课八天便宣告破产。日前,重庆南岸区教委称该校并无资质。(《华西都市报》9月2日)
既然是一所无资质的大学,即便不破产,也本该被取缔。如此看来,重庆这所因为招不到学生而不得不宣告破产的大学,不仅是咎由自取,还省了相关教育部门上门取缔的麻烦,倒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过,一所仅仅招到8名学生的大学不得不因此而破产的事实,显然并不能全拿"资质"来说事儿,其背后的本质更不能被资质问题所完全遮蔽。
事实上,假如这所大学真的不具备招生资质的话,那么,相关教育部门其实早该在这所大学堂而皇之的对外招生之前便予以叫停和取缔,这不仅是教育部门维护教育秩序的基本责任,更是其对考生及其家长承诺的基本义务。然而,现实的情形却是,这所无资质的大学居然还是招到了8名学生,而且竟然还顺利开课了,直至开课八天后宣告破产了,教委才出来称该校无资质。这就好比问题食品已经把市民吃得犯病住院了,食品监管部门才介入查处食品的质量问题一样,如此"事后诸葛亮",显然已构成失职。不难设想的是,假如这所无资质大学侥幸招到了足够的生源,获取了足够的利润,不必因为入不敷出而有破产之虞的话,这所无资质的大学还真是极有可能把这出假戏真唱下去。
此外,长期以来,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考不上大学的落榜生不少,无人问津的大学却并不多见。既然僧多粥少,即便是名不见经传的三流民办院校,也同样不缺生源,人满为患。从这个角度来看,重庆这所大学仅仅招到8名学生,与其说是学生及其家长火眼金睛,预见到了这所大学未来会有的资质问题,毋宁说是暴露出大学教育产业泡沫化的冰山一角。曾几何时,大学产业化的确是个"钱多,人傻,速来"的地方,不过,盲目的产业化和规模化,以及鱼龙混杂的无序局面,不仅在透支着大学教育的质量和声誉,更吹大了大学教育的泡沫,一所大学仅招到8名学生的荒唐戏,大学产业化的泡沫显然才是真正的导演,至少也是不能被无视的幕后背景。
一言以蔽之,无资质并不能成为大学破产的遮羞布。一所大学仅招到8名学生的尴尬事实,不仅曝光了大学教育监管的失位,更映射出了大学教育产业中五光十色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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