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对集权体制的选择
原创首发论中国对集权体制的选择
内容提要：本文从人性的政治哲学出发，试图探讨人性和政治体制选择之间的关系，并通过1840－1949年中国的历史来认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集权体制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笔者认为，人性虽然和政治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但是我们无法从人性论中直接找到令人信服的关于政治选择的答案。人性是通过决定人的基本需要，即人性需要来影响政治选择。人性的基本需要有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两个方面。这两方面的需要层次不同导致了各国政治体制的不同选择。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说明，中国人的社会需要中对得到尊重和得到承认的需要是中国最终选择集权体制的根本动因。
关键词：人性 人性需要 政治体制 中国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开始从政治体制上反思中国的出路。期间经历了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式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在清政府封建皇权体制下的维新变法；推行君主立宪制的清末新政；学习欧美民主制的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体制几经变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对中国的正式治理。
从权力的分配和占有的角度出发，政治体制可以分为集权体制和民主体制。集权体制是指一种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集于一体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有的称为极权体制、威权体制。的封建皇权体制、神权统治等属于典型的集权体制。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也是一种集权体制。民主体制是指一种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分立和相互制衡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为了方便论述，本文中的民主体制可以认为等同于欧美的代议民主制度，尽管作者并不认为欧美的代议民主制度是很完美的。
中国在1949年前的近百年的政治体制变动中，民主体制和集权体制有着反复的斗争，为什么最终选择了集权体制而没有选择民主体制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目前主要的认识有这样三种：一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解释：农民运动、改良运动、君主立宪的清末新政、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都试过了，没有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成功了，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的选择。这里似乎回避了关键的问题：中国历史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呢？二是西方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是因为苏联的支持。问题是，美国给予了中国跟多的支持，为什么国民党也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体制呢？第三中观点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合理，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同样的问题还是：中国人民为什么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呢？本文就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论述中国对共产党集权体制的选择根本原因。
一、政治中的人性与人性需要
几个世纪以来，中外政治哲学家们一直在孜孜不倦的探求政治中的人性和人性中的政治问题，希望从人性中找出复杂的政治动因。然而，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比起政治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这方面的争论也是难有定论的。
在中国古代先哲就明显的分为性善论者和性恶论者，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治国之理。儒家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也，我固有之也。” 所以“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因此，国家应该实行开明君主式的治理。法家则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 。因此，法家坚持主张以法治国。
此外，也有人提出，人性无所谓善恶，只是后天的影响；或者认为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
西方的哲学家们也不另外，大多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来论证政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与中国先哲相同的是，西方也存在着性善论和性恶论之争，争论也是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
性恶论在西方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从圣经上的原罪说到最典型的代表的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他们认为人是自私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 。即使是洛克等西方的乐观主义者也认为，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 人并不总是自私的 。
总之，古今中外无数先哲们没有定论的争论，并不能给我们一个完整的答案：几千年来，人性并不见有什么改变，为什么人类的政治体制确几经变迁呢？对于地球上的人类来说，人性并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各个国家却选择了不同的政治体制呢？即便实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代人之中，政治体制的变化也是时常发生的，那人性有该对此作怎样的解释呢？人性是怎样决定政治的？为什么人性相同，政治却千差万别？为什么人性不同，政治却殊途同归？显然，看来单单从人性的本质上去寻找政治差异的根源是徒劳的。
虽然关于人性对政治的影响和作用无法说服对方，但是，经验的事实告诉我们这里面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人们坚信，人的政治行动是由他的本能冲动、思想、欲望和他处在其中的环境决定的 。由于个人的政治行动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选择。因此，政治哲学家们还是舍不得远放弃人性这个解释政治工具。那么，人性到底是怎样对政治起作用的呢？于是，我们可以相信，在二者中间不是直接的联系，而是有着一个联系二者的桥梁，这个中介桥梁就是：人性决定了人的最本质需要，而正是这种人的本质需要决定了政治选择。
荀子说过“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性情也。”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性由意识、潜意识和有部分意识的愿望及信念组成。人的个性由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本我依据的识快乐原则，它追求原始冲动的满足。自我是现实原则。可见，正是这种根植于人性中的本质需要影响了政治。诚如拉斯维尔所言，“政治运动产生于将个人情感转向公共目标”。
那么，人到底有那些本质的需要呢？马克思说过，人不仅是一个自然的人，还是一个社会的人。 因此，人有着作为自然的人的本质需要和作为社会的人的本质需要。作为一个自然的人，生存下去人的最基本的需要。要生存下去，基本的温饱问题要满足。在满足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之前，人还谈不上更高的生活要求。也就是说，自然需要的第一层次就是温饱。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人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只有在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尊重的情况下，人才会有更多的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要求。即社会需要的第一层次就是被承认与被尊重。
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存在着这两种需要，毫无疑问，这两种需要是同等重要的，缺一不可。但是，二者存在着矛盾的一面，当矛盾发生时候，二者就会出项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谁应该排在前面，谁应该首先急需得到满足？
尽管我们人性之中存在着这两种本能需要，但是我们并不是就一定会自觉的按照这种本能的需要去做。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这种需要，并且把这种需要转化为追求满足的行动。这就需要社会的精英去领导和发动，灌输，启迪。只有当这种人性的需要成为了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成为了一种社会大多数人的有意识的时候，大多数人就会付诸行动，决定了这个国家政治体制的选择。
从美国的民主体制的选择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美国的精英，开国诸父意识后做出的一种选择。美国民主体制的设计者则明确的指出，正是由于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因此政府的权力绝对不能集中。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固然会产生独裁专制，集中在大多数人手里，也会产生民主专制，造成多数欺负少数的现象。 为了阻止权力的集中，他们选择了“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民主体制。
既然人性的本质需要决定了政治选择，那么什么样的人性需要会选择什么的政治体制呢？我们不难看出，当人的自然需要处于首位的时候，人们会选择一个快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政治体制；当人的社会需要处于首位的时候，人们也会选择一种强有力的政治体制。随着人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得到了满足，人们会进一步提高需要的层次，这时，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就会使得他们愿意选择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就像利普塞特 在《政治人》说的那样：“除非一个人对食品住所和安全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他是不可能按照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所应该的那样自由的实现他的选择。” 也就是说，一个落后的国家和一个受到外界侵略欺凌的国家更愿意选择集权体制；而一个国家安全有保障，政治稳定，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更会选择民主体制。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国家的政治体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本质需要本不总是相适应的。这更多的是一种外力作用的结果。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外力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违背这种适应人民本质需要的政治体制往往会起伏不定，出现动乱、政变、军人政权等现象。
二、集权体制与民主体制的功能比较
一个国家无论是实行集权体制还是民主体制，其实是这个国家对集权体制或者民主体制的一种选择，也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对这种体制的选择。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为什么会选择这种体制呢？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本国的人民有某种本性的需要；二是这种体制符合本国人民的这种需要。因此，我们应该明确的说：是人性的需要而不是人性本身决定了政治政治选择。
既然一国的政治体制是人性需要选择的结果，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会选择集权体制，有的国家会选择民主体制呢？这就要求我们比较一下集权体制和民主体制对不同需要的满足和适应。
如果我们不带着价值取向来评价集权体制和民主体制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更清楚的认识集权体制和民主体制。作为一种体制，本身只有优缺点之分，而不要总是先入为主，判定那个是好的，那个是坏的。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好坏的评价标准，关键看是否符合中国国家的发展的需要和这个国家人民大多数人人性的需要。因此：“符合需要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集权体制的有点是“集中精力办大事”；缺点是，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集权体制适合不发达国家，面临着安全和社会危机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出现这种情况，即使他实行了民主体制，也只是表面上的形式民主，而且总统的权力并不比国王的权力小多少。
民主体制的优点是：一定 程度上相对来说体现了对个人的尊重和自由，但是，牵扯，效率低，因此，一个个人物质需要充分满足的国家，人民对自由需要，就会出现对民主体制的选择渴求。即使是有一个集权体制的国家也可能向民主体制转变。
可是，在现实中，由于政治宣传的原因，人们对集权和民主给予了太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在很多人的思想中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判断，也就是集权就是好或者坏的，民主就是好的。亨廷顿说过“ 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共产主义集权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一般都可归入有效能的国家的范畴，而不属于衰微的政治体制。”
三、1840－1949年中国人的需要
在明确了政治体制是一种人性需要选择 的结果后，我们又分析了集权体制和民主体制分别和不同人性需要相符合。那么，我们再回头去看看1840－1949年间在中国，看看它最优先需要的是什么？
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通过鸦片战争，中国被迫签订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曾经以世界中心自居，万国来朝的天朝上国开始任人宰割，西方列强尝到了发动战争的好处。自此，侵华浪潮便一发不可收拾，紧接着又连续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侵华、日本侵华战争。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更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
也就是从1840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富强成为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首选目标。帝国主义在中国为所欲为，拥有着几千年强大国家的历史自豪感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受尽外人的凌辱，在国外更是如此。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其亡国灭种之恨，城下之盟之奇耻大辱，均使中国国民刻骨铭心。一种强烈要求得到世界认可和尊重的本质需要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基本动因。也决定了中国的最终政治选择。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集权体制最大限度上符合了当时中国人性的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让所有的中国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扬眉吐气。得到世界各国尊重和认可的中国满足了中国人最基本的社会需要。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不断的灌输教育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不如说是集权体制在中国的归宿。
结论
总之，人性虽然和政治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但是我们无法从人性论中找到令人信服的关于政治选择的答案。人性是通过决定人的基本需要来影响政治选择。人性的基本需要有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两个方面。这两方面的需要层次不同导致了各国政治体制的不同选择。1840－1849年的中国历史说明，中国人社会需要中对得到尊重和得到承认的渴望是中国最终选择集权体制的根本动因。 人性具有普适意义，人性相对于物性和神性。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己政治体制的选择，既有黑格尔意义历史理性在起作用，但这种理性的作用，今天看来显得非常有限。更重要恐怕和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积淀有关。这一点，孟德斯鸠看得很清楚。人们经常嘲笑他的政治意义的环境决定论，但本人认为我们不应对此轻视。孟氏更是从一个民族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及其关联性中，透视一个民族对政治自由和奴役、民主制和集权制等政治理念的解读以及政治体制的历史选择。 楼主下笔太勇！
制度的选择，特别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体制选择，是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博弈结果。文中提要云：“人性是通过决定人的基本需要，即人性需要来影响政治选择”，这句话的主干“人性是通过……人性需要来影响政治选择”，把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权力模式的变迁“删繁就简”，仅仅奠基于“人性”问题，未免太粗陋了，完全无法支撑起论题所蕴含的理论与历史的重量。 人民和民族是非常抽象化的概念，这两样东西是否具有选择能动性实在令人怀疑。 窃以为，中国最倡导民主的国民党国父孙文都不太懂民主；而真正懂得民主的知识分子精英却没有实权。
中国真正缺乏的是民主教育。封建思想太深了。 “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说明，中国人社会需要中对得到尊重和得到承认的渴望是中国最终选择集权体制的根本动因。”
楼主此言差矣，中国何时“选择”了集权制？ 俺年过花甲，还不知从那儿领选票！ 说的都挺好可是做出来的总那么让人感到寒心 引用第2楼lf7098于2009-06-22 23:50发表的 :
楼主下笔太勇！
制度的选择，特别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体制选择，是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博弈结果。文中提要云：“人性是通过决定人的基本需要，即人性需要来影响政治选择”，这句话的主干“人性是通过……人性需要来影响政治选择”，把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权力模式的变迁“删繁就简”，仅仅奠基于“人性”问题，未免太粗陋了，完全无法支撑起论题所蕴含的理论与历史的重量。
非常赞同，似乎论据不足以支撑论题，另外人的基本需要与人性的基本关系是什么？
倘若从人的基本需要这个角度来讨论选择影响的话，很多选择都无不与人的基本需要有关，所以论题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按照lf7098的观点：制度的选择，特别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体制选择，是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博弈结果，我很赞同，
楼主如能就这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进行受力分析，论述这几种力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进行博弈，达到平衡，从而导致制度的必然选择，我想会客观很多，不至于空泛没有说服力。 好脚法，又一脚把球从人民选择踢给了人性选择 历史往往为偶然事件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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