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民主建设的思考
一民主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化追求中的主要目标之一，进一步说，是上自戊戌变法下至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但是民主建设之艰难，仿佛使我们置身于“二难推理”的困局：在传统社会基础上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以建设民主制，就当时的现实说，似乎有点与虎谋皮的味道，至少概率太小，前途渺茫；采取激进的抗议方式乃至暴力革命，结果却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引起党派纷争、军阀混战、外寇乘虚肆虐，这与民主建设的目的和旨趣又相去甚远。如何走出这一困局仍是今天民主建设的一个难题。
二
近代以来国人推进民主的方式被当代学者称之为“激进主义”。洋务运动破产后，人们似乎朦朦胧胧感到，中国社会的症结不在技术和经济，也不在军事，而在政治。于是有了自维新到革命越来越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这些斗争的结果，总体上看，与其说是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现代化，不如说政权的更替。这一悲剧性的结局，反激进主义者早就看出来了。反激进主义的思潮可以上溯到康、梁、严复等大师，继之有陈寅恪等先生。90年代中国民主化和现代化课题的重新提出，反激进主义思潮再一次复活。他们批评近代人物的感情和激情冲动等非理性色彩，对社会和历史缺乏冷静和理性的思考；批评激进主义浓郁的理性主义和乌托邦陶醉，离开了现实性和客观性；批评他们重破轻立、只破不立的片面性，没有把主要力量用于社会和价值的正面建构；批评他们以单纯的政治斗争代替现代化运动，不懂得民主和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全方位的整体；最后，反激进主义强调民主建设的有序性，证明自发的、凭激情的运动只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无疑，这些充满睿智的见解切中了激进主义的要害，也道出了100多年来中国民主和现代化建设陷入困局的原因。这于今后的民主建设将深有裨益——如果国人认真听取的话。
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反激进主义是完善的救世良方。我觉得反激进主义的前提——在保持清王朝形式性统一的条件下迫使其改革云云，很难成立。可以说历史是一维的，无法退回去按“假设”运行一番。但是它这么发展过来，即有一定之必然，至少它的起始条件中包含了后来结局的极大概率。这概率取决于深层的社会基础。
从表层看，清政府末期确曾颁布某些改革法令，学界鼓吹新潮也很活跃。但是中国社会表层与深层、口头鼓吹与实际生活之间反差巨大：表面可以呼喊极时髦的口号，深层里却无动于衷。对旧制度中层层顽固而野蛮的官僚、军阀、强权人物来说，表面的新潮并不影响他们实际的横行霸道；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来说，什么“德先生”、“赛先生”，与他们相距也太远。我不相信那些被逼得家破人亡、走投无路的穷汉能耐着性子等待残忍的主人有组织地改良，我也不相信激进主义者有那么大的能耐，凭空把亿万人鼓动起来一次次冒抛头颅洒热血的危险。一方面是于社会基础几乎毫无触动的标榜和鼓吹，另一方面是生存危机达到迫不及待程度的实际生活，这种巨大的反差使中国很难如英、日及后来的泰国等国家那样自上而下改革。因此反激进主义此路不通。
不仅如此。如果无原则地为“组织性”、“有序性”辩护，把任何积极的抗议一律斥之为“激进”，并要它为分裂和内乱负责，这又走上民主和现代化的反面，堕落为专制主义辩护。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的统一控制是专制主义，内乱分裂也是专制主义，是同一机制表现出来的两面。中国的民主建设是要超越这两种类型的专制，而不是借口反对其中之一种而为另一种专制辩护。令人不安的是，当今反激进主义思潮中隐约有一种为统一控制型
专制主义辩护的调子。
四
中国不同于西方甚至不同于东方许多国家的特点在于：1、表面的时髦鼓吹、标榜与深层基础的反差，科学理性建构的困难与民众困难的矛盾，使中国社会难以理性地有序地进行民主建设；2、民众有序的抗议基本不能促成统治者的让步和改良，多是惨造镇压，并出现短暂的倒退，除非进行暴力革命；3、革命后也不能立即组织统一的新政府，而是陷入动乱和权利斗争中。激进和革命的动机与效果反差太大。这又是一个严峻的事实。于是我们又陷入了困境。出路何在？
我认为，要把思考引向深入，我们应该把激进和反激进的话题转换成这样一个话题：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象英、俄、日、泰那样自上而下有序地改革？中国革命为什么会造成无休止的动乱和内战而不能立即产生新的政府和法律？中国社会为什么总在统一控制型和内乱分裂型两中专制中徘徊而不能自拔？是什么机制和原因使然？这种机制今天还起作用吗？今后的民主建设如何超出这一怪圈？
探究传统体制的机理并反鉴民主建设的方法时，我们不能不上溯到秦统一中国的影响。秦始皇开除的社会模式可以称之为“一元垄断模式”。垄断，独占也。“一元垄断”有两层含义：1、一国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威集团一个至高无上的孤家寡人。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即此。由最高权威往下是一层层的宝塔式权力体系；2、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 化、宗教、道德生活以及所有其他社会生活全部纳入这个宝塔体系中，从而归根结蒂纳入
这个最高权威人物（集团）手中。任何游离于这个体系之外的因素都被视为异端或不轨行 为而加以剿灭。秦以后两千多年的这个历史一直为这种一元垄断欲的冲动所支配：历史上的统一并不是基于“团结”、“凝聚力”之类的原因，而是这种一元独占力量支配的结果；历史上的分裂并非象世界上其他民族那样，是因为宗教、民族、地缘等差异自然形成的小邦，而是最高权威失控或消解后群雄逐鹿的混乱。各“雄”均被这种独占欲所驱使而想消灭其他“雄”，以便爬上宝塔之巅，但又暂时无力消灭所有对手时，这种吞并的冲动就一直存在和斗争下去，直到最后形成一元垄断局面为止。
一元垄断的模式导致两大后果：
1、统一控制型专制与内乱分裂型专制交替出现，即所谓“天下国家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现象。一元垄断的宝塔体系中，权力控制关系是纵向而非横向的。这样，当社会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它能有效地控制整个社会时，中国就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制；一旦最高权威失控，就会出现以次级、次次级等权威为首的众多的小宝塔体系。他们每一位都为这种一元垄断欲所驱使，试图吞并所有对手，于是混乱就不可避免。
2、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各方面因素全被纳入唯一正统的官方体系中并被严格控制，这固然有利于统治，但也把社会的各种矛盾都聚集到政治斗争这个焦点上，各种矛盾的解决都牵涉到政治和政权，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指向了这个宝塔式的权力体系。结果，当一元垄断模式以过度的压抑获得了暂时的稳定时，却为更大的危机埋下了种子。控制→危机→更严厉的控制→更大的危机……恶性循环，社会朝野双方相互对峙地患着政治权力的神经过敏症 。
五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民主建设没有理性的沉思不行，没有激情的鼓吹也不行；过激会导致不良后果，片面反激进又会助长专制主义。准确地说，民主建设不是激进与不激进的问题，而是如何超越一元垄断模式。超越的实质是对一元垄断模式进行解构，为此，国人第一步是要争取经济和人格上的独立。有独立才有自由，有自由才有民主。你什么东西都操在人家手里，你凭什么民主？连你的人本身都是人家的一块砖、一颗螺丝钉，那你就只能按人家的指令去运转，哪来的民主？
有了独立的人格和生存手段，我们才能从一元垄断模式中游离出来，开辟一块相对自由的生存空间。这块空间的巩固和扩大，一方面会引起新旧力量的消长变化，另一方面则会产生多方面的社会效应和文化辐射。非政治因素从权力宝塔体系中游离出来，既有利于这些因素本身的发展，也有利于政治权力的定位。政治权力越是摆脱越俎代庖的困局，也就越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和改善。这也许是中国民主建设的希望之所在。 中国进行民主首先是一种政治的博弈过程，说白了就是需要出现第二种政治势力，否则很难实现民主，而第二种政治势力，在集权体制下很难出现的或者存活下去。 引用第1楼hao5250于2009-11-05 23:34发表的 :
中国进行民主首先是一种政治的博弈过程，说白了就是需要出现第二种政治势力，否则很难实现民主，而第二种政治势力，在集权体制下很难出现的或者存活下去。
在一元垄断模式没有解构时，第二种政治势力只能引起“剿灭”或“混乱”。
但是，如何解构？这是一个问题 看怎么理解民主这个词，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有不同的含义，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的内涵还会不断地丰富。
因为民主这个词在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解释，所以很容易被政治家利用，即使在他人看来不那么民主的社会，它的政治家也一定说他的社会是民主的。就像中国，中国的政治家一定说中国的社会是民主的，而在西方一些国家的眼里，中国远不是他们所认为的那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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