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猫猫的美国宪法（转帖）
转帖理由：这是一本新书；作者文笔不错；所译著作值得一读；注意事项：后记作者可能太追求神不散，所以看起来形太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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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猫猫的美国宪法：（《隐藏的宪法》）译后记
一
阅读乃心智旅行。打开一本书，实则为打开一个世界，一个心智的世界，一颗心灵的世界。现代“知识分子”，很容易堕落成“识字分子”，而热衷于投机倒把式的贩买贩卖知识，并乐此不疲地作为体面的营生。在学术繁荣、学者著作等身的“形势一片大好”背后，在林林总总所谓“知识”的背后，很少看到心智的世界，性灵的世界。
当愤世嫉俗占据我们的内心，而随波逐流成为行动的主旋律时，背离原教旨主义犬儒的犬儒主义开始弥漫社会。可惜，生活的荒谬感，正像灵光一闪的《草泥马之歌》那样，与其说带给我们力量感，不若说见证了我们的无力感。当人们过剩的精力与智慧喷井而出，周而复始地倾泻到对社会不公的嘲弄发泄上，这“内需”怎么好扩大？
二
法律，表面上跟人的心灵没有关系，跟犬儒主义与“内需”更没有关系，往学理上说，它展现了冰冷的理性外貌，往功用上说，它呈现了打人的棍子样貌。当然，在某些情形下，“棍子”的譬喻还是颇为温情脉脉的。因为，恶法往往通过凶神恶煞的执法者之獠牙将人撕碎，那比捅人的刀子（比如修脚刀）还可怕。到那时候，再想起棍子，真是显然太小儿科，太温婉可人了。
这么说，法律背后的价值观，实在是太重要了。它界定了我们以何种姿态与形态，生活在没有天堂幻想的尘世上。宪法，作为一国根本大法，毋庸置疑，背后所代表的价值观，显得更根本、更核心，因而也更要紧。
三
弗莱切教授的《隐藏的宪法》，尽管并非专门应对2009年之中国读者而作，不过，他的确大体介绍了美国宪法中某些核心价值观“躲猫猫”之历史。弄得译者本人心痒痒，很想把原书题目篡改成《躲猫猫的美国宪法》。那样的话，无论是新左还是老左，将是多么的开心呀。但本人还没有达到惯于成人之美的“高龄”及人生境界，更看不出义正词严地鞭挞、批评他人的不完美历史，自己有何快感可言。在人权、自由、民主乃至宪政、法治等严肃论题中，最重要的一点，在讥嘲别人屁股沾屎之前，一定要把自己屁股的屎先搽干净。
弗莱切在本书中的确展现了一个新颖而严肃的论点。他认为，美国并非只有一部宪法（尽管文本表面如此），而是两部宪法。依美国内战为界，第二部宪法以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作为序言，以战后重建时期各条宪法修正案作为其核心内容。第二部宪法所包含的价值观——民族国家、平等及大众民主，与1787年制宪所张扬的人民自我选择（社会契约论）、自由及共和精英主义价值观是大为不同的。与一般宪法学者所强调的美国宪法一体性论点格格不入的是，弗莱切强调了两者之间的断裂。
更大的篇幅，弗莱切用来叙述这第二部宪法是如何隐藏起来，又是如何慢慢浮现出来的。这段历史，尽管作者阐述角度独特，他的描述也并非每个研究美国宪政史的学者都能赞同，但同样发人深省。这里面碰到一个关键词，作为译者，我不得不点出来。即所谓“法律工具论”，或直译为“法条主义”（legalism）的问题。
四
“法律工具论”或“法条主义”，其实跟中文语境中的“法制”一词相仿，但绝无中文“法制”一词之神韵无穷。“制”，《说文解字》中释曰：“裁也，从刀”。但我等不理许慎先生高论的衮衮“文”盲诸公，大可望文生义，解为“以刀制服”。这样的解读，在“法制”这一复合词中，“以法作刀，以刀制服”人民，含义尤其显得真切形象，动感逼人。这与一碗水端平的“法治”适成对照。怪不得上个世纪末期的中国法律学者，纷纷抛弃“法制”，而拥抱“法治”。因为，“法制”对于任何识读中文，又喜欢咬文嚼字的读者来说，其形象实在太凶恶了，有损国格。
可惜，词语并不能代表我们的生存状态。阳法治而阴法制的阴阳大法，弄得我们有时候甚至会犯晕，我们究竟是不是有法度的国度。因为，需要一碗水端平的时候，法却俨然变成了水，只往低处流，不往高处走。倒是要“以刀制服”人民的时候，法却挺身而出，一副正义凛然的模样。
不过，“法制”并不总是呈现出单调乏味的“刀子”形象。反之，在法理上，它往往表现出白骨精般的妖娆多姿。譬如，有时候它体现为规则主义，显得专业、理性而平等。许霆案就是一个明证。但不管它如何善变，抱定一条，不必具备齐天大圣的火眼金睛，也能看透它。这一条就是：法律只是刀把子，它背后是否包含关切人的生命、尊严、自由、权利的价值观，那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效率，是肃静，是“奉旨出朝，地动山摇，逢龙锯角，遇虎拨毛”的威严。
五
当然，本书中所描述的美国宪政史的某些篇章，尤其涉及legalism的部分，能否对应于中文语境中的“法制”，读者诸君自有明断。这也是我为何迟疑，不将legalism对译成“法制论”的一大缘由。而同样，我也不会越俎代庖，对原作者的各个论点一一归纳总结（新主流译者常出现），或作臧否性质（老商务汉译名著中常出现）的评论，尽管作为原著读者及译者，我拥有自己的私论。这些都留待读者自己去仔细阅读、去细心体会。
在本人的理解中，译者的角色就一配角而已，任务单纯而明确，就是把原著者的思想用译者自己的母语尽量忠实地传达出来。任何所谓精深研究的归纳总结式或臧否性质的译序，都容易喧宾夺主，尤其是那些花哨冗长的译者序，就好比丫环打扮得花枝招展头先出场，大有要比大小姐赚取更多眼球的气势。事实上，对于懒惰或者心智深度不够的读者而言，译序构成了快餐消费的主食，正主大餐反倒晾在一边。
六
本书有些核心词，如nationhood、peoplehood，包括nation本身，都不太好传神地翻译成合适的中文。煞费苦心，只好用“民族国家”、“人民主义”之类的词将就。我们中文里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都显得含义狭隘，用到美国式的nation或nationhood语境中，都显得突兀而不准确。好在书末附有索引，读者自可去检对。当然，最完美的做法是出中英文对照本，但最完美的往往不可行，因为出版成本太高了。
最后，要借这个机会，真诚感谢跟我合作过两本译著的责任编辑白丽丽小姐（私底下我称之为“公子小白”）。她的认真、细致，令我避免了不少的翻译疏漏。她的一些修订、更正，更承得起“一字之师”的美誉。她还是上一本译著《地铁里的枪声——正当防卫还是持枪杀人》中文书名的创意人。尽管有严肃的朋友，似乎觉得这样的改译，不够严谨或学术化。但我的确欣赏她的创意，并依从她的建议。如此愉快的合作，减轻了译书的艰辛困苦之感，让生活沾染喜悦的亮色。
陈绪纲
2009年端午节后在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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