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氏兄弟在藏书史上的贡献
丁氏兄弟在藏书史上的贡献在中国数千年藏书史上，丁丙、丁申兄弟是享有盛名的，他们以藏书著书闻名，其藏书楼“八千卷楼”与常熟瞿绍基“铁琴铜剑楼”、湖州陆心源“皕宋楼”、聊城杨以增“海源阁”并称为清末四大私人藏书楼。而《四库全书》“南三阁”之一杭州文澜阁也赖丁氏兄弟补钞抢救，得以阁、书保存至今。丁丙，生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七月二十日，卒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初五，享年六十八岁。字嘉鱼，别字松生，晚称松存，别署钱塘流民、八千卷楼主人、竹书堂主人、书库抱残生等。二十三岁入杭州府学，后一心属意于地方公众事务及文献书籍的搜集保存，著有《谈礼私记》、《礼经集解》、《说文部目详考》、《说文纂韵谱集注》、《武林金石志》、《宜堂小记》等；丁申，生年不详，卒于光绪六年冬（1880年）。字竹舟。辑录有《武林掌故丛编》、《武林藏书录》二卷，其中《武林藏书录》一书中记载了文澜阁建造修复经过，北宋以来杭州地区刻书、藏书、采书情况，以及自三国至清的杭州文献家轶事，具有极高的史料文献价值。
一、“八千卷楼”藏书
八千卷楼藏书，其实始于丁氏兄弟的祖父丁国典，他因仰慕其南宋时先人丁顗有书八千卷之雅事，于是在杭州梅东巷筑小楼以藏书，并请当时的名士梁同书（乾隆二十七年进士）题写了“八千卷楼”的匾额。至丁氏兄弟之父丁英时，他也勤于读书，且喜藏书，曾往来山东、山西、河北、湖南、湖北等地，遇到珍籍善本，则载购而归，藏书达数万卷，这其中有很多乾嘉学者与诸藏书家之秘藏，如其所得宋本有旧时怡亲王邸物品数种，皆有怡亲王印章，极为可贵。丁氏兄弟在祖辈、父辈的影响下，也酷爱藏书，四处抄购，藏书数量更为宏富，而且其中不乏珍籍秘本。而且这些书籍大都经过藏书名家的校审，因此文献价值极高。但不幸的是，咸丰十一年冬（1861年），太平天国起义军第二次攻克杭州，八千卷楼藏书受到重创，积三世所藏图书被扫荡一尽，仅存丁氏兄弟祖父丁国典日夕披读的《周易本义》一书。
战乱平息后，八千卷楼藏书的恢复和发展，是与丁氏兄弟抢救、钞配文澜阁《四库全书》相伴而行的。这时购藏主要以《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书籍为主，并没有刻意追求版本，也因此使他们与许多真稀古籍善本失之交臂。四库抄配完毕后，购藏书籍开始逐渐讲求版本。讲求版本需要很多资财投入。为了有足够的钱买书，他们摈弃了车马、衣服之荣，饮食起居也与贫寒之家没有什么区别。恶衣恶食也心甘情愿，一心一意地将资财用于他们所热衷的藏书事业。他们朝访夕求，无论何时何地，一听到有善本，就去信邮购，意在必得。“乱平之后，两先生即奋身以救护阁书，复慨然于旧家之中落，益锐志搜求，以阁目为本，以附存为翼；节衣缩食，朝蓄夕求，远自京师，近逾吴越，外及海国，或购或钞，随得随校，积二十余年，聚八万卷，较楼额已逾十倍”。“内而秘殿所存者，外面岛夷所蓄，力之所致，鲜不征求。”就这样，在丁氏兄弟的努力下，八千卷楼藏书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原来的藏书。
随着藏书量的不断增加，原来的书楼已不能容纳日益增多的藏书。1888年 ，丁丙为了完成父兄的遗志，检校家藏后，扩建了藏书楼，筑“嘉惠堂”五楹。正堂之上悬挂时任浙江巡抚谭钟麟手书的“嘉惠堂”匾额，堂之上称为“八千卷楼”，藏原来八千卷楼的藏书，大都为《四库全书总目》已著录之书。堂之后五楹，名曰“后八千卷楼”，藏四库未收之书。在堂西另辟有一室，上下三楹，名曰“小八千卷楼”，又曰“善本书室”，专门收藏善本书籍，其中所藏宋元刊本达二百余种。“所储或宋元明刊本，或精抄孤行本，或经某旧家珍藏，或为某名儒校勘，整比朗列，难更仆数。”因为其藏书楼都冠有“八千卷楼”之名，习惯上人们一般仍惯称其藏书楼为八千卷楼。
八千卷楼藏书都钤有“八千卷楼藏书记”、“钱塘丁氏藏书”、“丁氏八千卷楼藏书记”、“嘉惠堂藏阅书”、“四库附存”、“四库著录”等印章。四库著录的藏书，在其上标有得书年月，或标上得书地点。封皮上按照四部分类盖朱字印文于左上方，诗文集则印集或总集类木戳，其部字均径寸大小篆书，类别则作较小端楷。书皮衬页，则往往有二丁先生或其子丁立中手书题识。
丁氏藏书，并没有像很多私人藏书家那样，将之深藏高阁，秘不示人，而是利用藏书支持文化教育事业。杭州府学“尊经阁”因战乱，藏书损失殆尽。丁氏就把藏书中有副本的都拿出来，充实“尊经阁”。“府君复举藏书之副本，并购经史有用之籍，置之郡学，备痒生阅读。”浙江书局所刻古籍，也大都赖八千卷楼所藏作为底本，使得所刻之书精品辈出，深受好评。
丁氏还特别注重教育后世子孙爱护藏书。在嘉惠堂书楼建成，藏书入库后。丁丙特将丁申儿子丁立诚和自己的儿子丁立中等人叫到楼上，感慨地对他们说：“此吾祖吾父之志，吾兄未竟之事，而吾勉成之，小子识之！”并让侄子丁立本将此语写于书楼墙壁上，让丁氏后人铭记于心，爱护并保护好这些来之不易的书籍。1908年，丁氏后人因经商亏折，资金耗尽，无奈之下，决定变卖藏书。以丁立诚为代表的丁氏家族，愿以较低价格（据说当时只是日本人开价的十分之一），卖书给国家的图书馆。与吴兴陆心源后裔将皕宋楼藏书全部售给日本人的行为相比较，表现出可贵的爱国情怀。
二、重建文澜阁，抢救阁书
文澜阁是乾隆时建立的管家藏书楼，用来收藏《四库全书》的抄本，允许读书人入内借阅，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天国起义军第二次攻占了杭州，文澜阁在战乱中坍塌，阁内藏书全部散出，有的散落在残垣断壁中，有的被焚毁，有的被人拾捡用作他用。当时丁英刚去世不久，丁氏兄弟也正避乱在城外。他们有一次在买东西时，发现包裹食品的纸竟然是四库书的散页，随地拾捡竟得数十册。这对一向嗜书如命的丁氏兄弟来说，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他们遂痛下决心，搜寻四库书籍。除奔走书肆及残垣断壁间继续搜集外，他们还冒着生命危险，以为父营葬之名，潜回杭州城连夜进入文澜阁中，将残留在阁中的书籍搜集起来。同时还委托书商代为搜集。最后将所有搜集到的书结束成捆，共结成八百余捆，每捆高约二尺左右，近一万册。俞樾《丁君松生家传》：“留下市中卖物，率以字纸包裹，取视皆四库书也。惊曰：‘文澜阁书得无零落在此乎？’随地拾捡，得数十大册。君之蒐辑文澜遗书，实始此矣。于其间偕竹舟君至福岩村拜扫祖墓，因自绍兴至定海，而上海，而如皋，仓皇奔走，犹托书贾周姓者间道至杭州，购求书籍。其装订成本者十之一，余则束以巨縆，每束高两尺许，共得八百束，皆载之至沪。”之后，他们又冒险，每天往返数十里，把这些书送出杭州，送至西溪，后又经辗转，将这些书运到上海、定海等地寄存，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才运回杭州，暂存在杭州府学尊经阁。搜集到的文澜阁散佚图书共有9062册，除《古今图书集成》残本673册外，残存的《四库全书》约8389册，约仅为原书的四分之一。
因文澜阁在战乱中倒塌，丁丙上书当时时任浙江巡抚谭钟麟重修文澜阁，得到谭的赞同。光绪六年（1880）九月，丁丙拟好了修建文澜阁的草案，谭钟麟就委托丁氏兄弟和地方人士负责重建的事务。当时的文澜阁经过战乱仅存一些残垣断瓦，周围建筑，也只保留下池塘、池中两峰和池边的太湖石，因此修建任务十分繁重，丁丙从严要求，一丝不苟，不仅把书阁建的焕然一新，而且把围墙、假山、御碑亭等附属建筑物及存放书籍的书橱、夹板等配置齐全，还配备了供士子阅读的阅览室。
文澜阁修复完毕之后，鉴于阁书损失殆尽，丁氏兄弟自光绪八年（1882年）起，又着手补钞《四库全书》的工作。他们首先拟定了补钞阁书章程十七条，除详陈补钞所需经费与来源外，还均酌纸张，对钞补的避讳、格式、书写要求等做了严格规定。其间分别全钞、补钞。详审底本是否与提要相符，继而又在东城讲舍设立书局，掌管书籍收发出入之事。为了解决补钞所需底本问题，他们不仅全出“八千卷楼”所藏书籍，又广搜当地藏书家藏书备用。据《文澜阁志》记载，所借善本的藏书楼有“歏郡范氏天一阁，卢氏之抱经楼，钱塘汪氏之振绮堂，孙氏之寿松堂，海宁蒋氏之别下斋，山阴沈氏之味经堂，慈溪冯氏之醉经阁，长沙袁氏之卧雪庐，常熟瞿氏之田裕斋，宣城李氏之瞿硎石室，钱塘吴氏之清来堂，仁和朱氏之结一庐，湖州陆氏之皕宋楼，金华胡氏之退补斋，丰顺丁氏之静持斋，南海孔氏之三十有三万卷堂”等不下数十家。整个钞补工作持续了七年之久，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大体完成。共计补钞缺书2174种，缺卷891种，阁书恢复到34769册，抄而未得之书，别刊书目，继续访求，随得随抄，这样又补钞38种，最后没有补钞完成的，仅剩90余种。之后又经过1911年钱恂和1923年张宗祥主持的两次补钞，终于将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补钞完整。而这其中，首功当推丁氏兄弟。
由于补钞《四库全书》所用底本与原书所用底本不尽相同，而且这其中避免了很多封建社会下不必要的诸多忌讳。因此，文澜阁《四库全书》补抄本，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原本，有其独立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如辛文房《唐才子传》十卷。《四库全书》采《永乐大典》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明初尚有完轶，故《永乐大典目录》于‘传’字韵内载其全书。今‘传’字一韵之内尚杂引其文，今随条摭拾，裒辑编次……谨依次订正，厘为八卷。”丁抄本则采用别的善本作底本，十卷齐全。
三、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
出于对家乡杭州的深厚感情，丁氏兄弟热衷于对杭州本土文献的辑录和整理。他们从小就对杭州的名人轶事表现除浓厚的兴趣。正如丁丙在《武林坊巷志》自序中写道：“下学之次，时为道里中故家遗事，谨识之不敢忘。稍长，即好掌故诸书，偶订小册，录其闻见。”丁氏兄弟对地方文献的热爱达到一种痴迷的程度。在丁丙去世前39天，已经重病不起，但当他得到一本新的书目时，仍亲笔在卷端题写端识，字迹潦草倾斜，可见其当时身体虚弱至极。正是因为这份对地方文献的执着热爱，丁氏兄弟一生辑录出版了很多具有地方史料价值的文献：《武林掌故丛编》收文献187种，内容十分丰富，把分散各处的杭州史地文化资料辑录在一起，为人们研究杭州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杭郡诗辑》208册，凡与杭州有关的诗词搜集无遗；《武林往哲丛书》66册收书50余种；《西泠五布衣丛书》内收金农《金冬心先生集》、吴款芳《临江乡人诗》、丁敬《砚林诗集》、魏之琇《柳州遗稿》、奚冈《冬花痷烬余稿》五部著作；《西泠词萃》为仇山府、朱淑真等人词章的合刊等等。
丁氏兄弟还重新刊印了许多杭州地方文献，其中有历代杭州方志，如乾道、淳佑《临安志》，嘉靖《仁和县志》，万历《钱塘县志》，杭州府学及仁钱二县学志等；有关于杭州历史的专门著作，如《吴越备史》、《捍海塘志》、《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南宋馆阁续录》、《建炎复辟记》、《钱塘遗事》、《南宋院画录》、《南屏百咏》、《吴山遗事诗》、《西湖修契诗》等；还有杭州先贤的遗著和传记资料，如《武林往哲遗著》、《杭郡诗辑》、《西泠五布衣丛书》、褚遂良父子集、张杨园（履祥）先生年谱、于忠肃公祠墓录、《钱塘先贤传赞》、《武林高僧事略》等。“……先生又以杭州文献首推吴退龕学博《国朝杭郡诗辑》及其孙仲云制府《续辑》，兵燹后板毁于火，既与竹舟公重刊之，复广录遗诗，编成《三辑》百卷。……惟吴氏之凡例，断自国朝，复编成《历朝杭郡诗辑》，上自李唐，下迄前明，兼收并蓄，征录无遗。又得吴志上先生《武林文献》残本，先生重加增补，分内、外编。又从庚申之劫，幸得脱险，安不忘危，爰集诸家纂述，删订纂修为《庚辛泣杭录》十六卷。”“校刊前贤著述以惠后学，积至数千卷，著《武林掌故丛编》、《武林往哲遗著》、《当归草堂丛书》、《医学丛书》、《西泠五布衣遗著》、《于忠肃集》，其大者也。”丁氏所刊之书，今在浙江省图书馆和博物馆多有收藏，为从事杭州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参考资料。
于丙还为修纂《光绪杭州府志》做了不少工作，他不仅拿出八千卷楼的藏书供编纂人员参阅，还经常与编纂人员一起讨论考订史实，“龚幼安太守知先生熟杭郡掌故，延请纂修杭府志。先生固学而后知不足者，举贤能任其事，而以八千卷楼书为续纂之资。”志稿写成后，在丁丙的要求和坚持下，又再度详加考订，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底才定稿，可以说，丁丙为这部府志的修纂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同时丁氏兄弟还写了许多有关杭州地方的著作，如《武林金石志》、《武林坊巷志》等，其中以《武林坊巷志》最具学术价值。“稽之图籍，证之史传，下至稗官小说，古今文集，靡不罗载。”所征引文献资料达1600余种，是我国最大的一部都市志。丁丙对编纂这部书极为慎重，再三考订，直到光绪二十五年去世前，将书稿交给友人孙峻，托付他再详加审核考订，最后定稿付梓，体现了对历史极为负责认真的态度。
丁氏兄弟终其一生，投身于他们所热爱的藏书著书事业，为中国古代典籍的继承流传作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在中国数千年藏书史上留下了极为浓重的一笔。 光藏书 不看书 光看书 不懂书 光懂书 不知道指导实践 全是白搭 不看不懂不知道指导实践，又如何？光藏书之功，对后世而言就已经无量了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