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的一些认识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文化形态学说，试图把人类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即从世界性的角度去看待它，继承了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思想，并使之进一步深化，斯宾格勒考查了八种文明，强调各类文明的横向比较，反对把文明纵向排列为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汤因比则考察了二十六种文明，分为成长发展的文明，停滞的文明，消亡的文明等几种类型，各个文明在哲学意义上都是平行的，同时代的是可资比较的，每个文明都有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灭亡五个阶段，在价值上是相等的，疏离了西方传统史学中的西欧中心论的陈说，同时，也提出历史不是循着进步的直线发展的，而是多线式的展现在一系列文明及其变嬗中，由于人性一致的原则，不同的民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当生活需要某些发明的时候，许多重大的文化成就可以在彼此距离遥远的地区，间隔漫长的时间一次又一次被不同的民族创造出来。汤因比认为文明起源于：挑战与迎战，这与以往的“冲击——反应论“有相似之处，来自外界的挑战，若某个文明能够成功的应对挑战，则能存在发展，否则这个文明就趋于灭亡。文明的生长并不等同于地区的扩张，也不等同于技术的进步，文明生长的尺度是在一系列的挑战与应战的过程中，场所发生了转移，即从文明的外部环境转入到了文明的内部，在这种逐渐生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决力才是文明成长的标志，而文明生长的动力，则是哪些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通过退隐与复出的双重活动，实现了这个目的。文明生成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这个社会内部自决力的不断增长，而这正是由那些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所促成，文明的衰落则是自决力的丧失，创造性的少数人成为了统治者，多数人（无产者）脱离了前者，社会各部分之间丧失了和谐状况，导致了社会有机体的分裂，直至灭亡。
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对众多文明的考察，宗教因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在原始社会时期均产生过原始宗教，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在西方，宗教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中世纪的欧洲是神学的世界。而在东方尤其是在中国，原始宗教并没有发展形成类似于基督教那样的宗教，也未使中国社会进入到神权社会，其原因何在？主要在于东方各民族的民族心理与精神，中国长期以来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耕社会，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农耕生活，导致中华民族具有一种务实的群体趋向，，发展了实用——经验理性而不太注重纯粹科学性的玄思，中国人在宗教问题上的状态是重实际而黜玄想，使中国人基本上没有陷入全民族的宗教迷狂，世俗的入世的思想始终压倒神异的出世的思想，中国人的主体关怀即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并未导向去彼岸世界求解脱而是在此岸世界追求做圣贤，以求得人生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说，把历史的发展等同于文明的的发展，而忽略历史上其他因素的作用，其对历史现象的分析与考察流于表面化，只是从现象上去分析与总结，而未能通过现象深入内部求其本质与规律，例如在考察西方历史上的宗教改革宗教矛盾以及战争，还有多次出现的圣像破坏运动时，他只是简单的认为宗教纷争起源于各个教派在宗教信条与理念以及宗教仪式上的分歧，双方无法调和，水火不容最终导致自相残杀。当然，西方的宗教冲突尤其是在宗教改革时期，战争的起因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其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以罗马天主教为首的西方教会盒世俗的封建统治集团极端的腐朽严重阻碍了新兴的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改革以及相应的宗教战争实际上就是早期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而圣像破坏运动固然也有新旧教派的矛盾，但其主因还在于封建统治集团内世俗的贵族与教会贵族之间利益纷争所致。
另外，汤因比虽说从整体上研究世界历史，抛弃了西欧中心论的观点，但是他对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的了解，从其书中相关的章节来看，并不怎么深入透彻，可以说并不十分的了解，还有具有一种以西方人的眼光与态度来看待的意味，总感觉缺点什么，不是那么回事，例如，在分析中国的文官制度时，在秦国，通过商鞅变法，用国君任命的职业官僚取代了传统的贵族阶层，将权力集中于君主政府手中，秦国迅速强大，最终在秦始皇时统一了六国，这是秦国迅速崛起而获得胜利的原因，同时他也认为这是导致秦始皇死后不久秦国迅速崩溃的原因。秦始皇用赢得胜利的工具（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严密的官僚制度）来巩固胜利的成果，将原来六国的行政权转交给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职业官僚，并推行郡县制，，给被征服者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仇恨更加强烈，乃至忍无可忍，群起反抗，最终导致秦朝的崩溃。事实上，汤因比的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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