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xinghuit兄来啦，好像更热闹了。
看到上贴兄提到“道问学很难代表朱子学的精神”，恩，一般来说，常常用“道问学”来区别朱陆或者说理学内部异同的标志吧，要说代表整个朱子学的精神可能确实是不够的，不过话说回来，“道问学”这个标签确实常常是贴在朱子头上的，呵呵。
老兄得空来说说朱子学精神究竟是啥吧，呵呵。。。。
停运兄给出小弟难题了。
朱子学的精神的确很难概括。不过，从程朱理学在对话者与反对者当中，或许能找出一些线索。小程子提出《颜子所好何学论》，似乎给“圣人之学”和俗学画出了界限，这个界限无论是朱、是陆，还是王都还是认同的。简单的说，朱子学更强调本末之辨（这个本无非是道德性命吧），强调为己之学。基于此，获取知识要服务于个人的道德之学。朱子的态度也很明确，道问学要服务于尊德性。不过离开了道问学也就做不好尊德性，这也可能是他和陆王的差异所在吧。
做一回翻帖党！
章实斋质疑东原不该批评朱子，这种观点正不正确，且不去说它，不过，他在〈朱陆〉和〈书朱陆篇後〉所云的朱学传承，虽然有些许错误（叶瑛校注已指出），不过，应不专指理学派别而言，即强调门户师承，一来包括有地理学风的理解在内，如他在晚年把自己归入「浙东学术」中。另外，也包括他对「道问学」观念的个人认识。举例而言，他应该明白顾亭林要在朱子後学的传承里插个位置，是有点困难的，尤其於师承的承接上。亭林个人的理学涵养如何不好说，起码他是反对讲学的，也不与人讨论心性理气等形而上的问题，更何况阎若璩。若是如此，因不和理学派别密切相关，这些学术史上重要学者不被哲学史家看重，似乎也并不奇怪了。
X兄又提到「道问学」的问题，此一概念确实不能涵括朱学全体，在不同学者的理解中，此一观念所代表的意义也有不同，余英时先生在〈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里已做了分疏，便不再多说。但实斋将东原归入朱子後学中，除了东原以皖人而濡染当时徽地共有之学风外，即在儒学之大体理念上宗主朱子，而在其学术取径上近於朱学，只是其後来思想的发展已和朱子不同。学术经久而变，东原後来的发展既然与朱子不同，何必一定要强调其为朱学学脉，我想实斋应有另外於其它的考量，值得深究才是。
杨先生在黄山书社网上发了一篇质疑《江先生七十寿序》的文章，说明增编《东原文集》未收该篇的原因，可参考。
yangyq？
汗……真是杨先生的话，别嫌我们上头说话无所顾忌啊。
您说的文章找到了，我转过来。
关于增编《东原文集》未收《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一文的说明
黄山书社 阅读次数:71发表时间:2009-5-12
杨 应 芹
漆永祥君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1期上的《新发现戴震〈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佚文一篇》，在增编《东原文集》出版之前我曾拜读过。读后很兴奋，但亦颇有疑虑。
一、查阅潘景郑先生《著砚楼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未见《善馀堂文集》。又查《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上图，1957年印），也未见《善馀堂文集》。蒋元卿先生《皖人书录》（黄山书社，1989），是一本凡古代皖人著述不论存佚，见名皆收的地方著述书目大全，其中收录江永著述38种之多，却不见《善馀堂文集》。我还查阅了其他多种书目，唯有《清人别集总目》（李灵年、杨忠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著录有“江永
谢谢yangyq 先生提供的讯息。到黄山书社网站上查看杨先生翻拍的东原所撰寿序，发现杨先生「关于增编《东原文集》未收《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一文的说明」发表於今年5月12日，是在自己评介文字发帖之後，因类似的说明并未在增编的《东原文集》中提及，故拙文对此点有所质疑，似不为大过。
不过，感到好奇的是，杨先生既然在增编《东原文集》出版之前即已知晓此篇文字的存在，虽因有所疑虑而未加收入，为何不在「前言」里稍加说明，以避免类似的误会？其次，杨先生提及「今年2月，我有机会去上海图书馆获睹《善馀堂文集》」，已在增编《东原文集》出版之後，文中又云：「消除了不少疑问」，和p兄的疑问相同，不知道消除了那方面的疑问？
不过，看了杨先生的说明文字後，还是不太能消除个人的疑问。理由p兄多已道及了，未成书的稿本，本来在文献着录的可能性便较低；其次，未正式成书前，东原是有机会看到江永著作稿本的；最後，认为《江慎修先生年谱》与《寿序》文字有相因之处，依杨先生指出者，也不过六个字而已，其实算是挺平常的文字，也许只是巧合，也许是《江慎修先生年谱》编者取用了，都有可能。不过，杨先生的意思应该是怀疑《寿序》袭用《江慎修先生年谱》的文字？一来，此点举证不易，因为只是有少数文字相同；其次，为何有人要假造东原之名撰述这篇寿序？难道只为了坐实其背师之名乎？呵呵，我觉得似乎过疑了。漆、杨二先生同样认为东原背师之说不可信，但对此篇《寿序》可信度与证据力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也是挺有趣。
p兄提及江永《答戴生东原书》一文，以前曾读过，不过，因为是讨论音韵问题，我这大外行看了便忘了，印象不深，好像收在《国粹学报》或那里，这个停云兄应该比较清楚。
哈，都说俺是票友啦，绝不敢当什么专家，或许可以成为砖家，哈哈。
《答戴生东原书》，《国粹学报》有吗？汗，还真没注意过，这个倒是蔡锦芳先生在《戴震生平與作品考論》引用过，不过出处仍旧是吴县潘氏宝山楼抄本。
楼上两兄的议论，俺基本上都同意。老实说，看了杨先生的这篇文章，有些吃惊，议论似乎太粗糙了些，大约是文字太少的缘故吧。我们现在所知的潘氏宝山楼抄本，好像有标注为据原稿抄本（当然具体究竟如何，那还得看看序跋，甚至仔细研读所收江氏文字看看）。但杨先生在看过《善馀堂文集》之后，既未能从版本角度提出此文是赝本的关键证据，又没有详细说明究竟消除了什么疑问，让人云里雾里。
第一点，我同意p兄关于未有著录的看法，其实有遗珠之憾很常见的，《戴东原先生文》稿本不就是胡适在1947 年“意外”“发现”的吗？何以那么多学者漏了眼呢。另外补充一点，私下觉得“两百年来，文献中不见其名，而突然出现了民国三十一年的抄本”云云未免太过轻巧。其实，像这样的辑佚之类的事其实并不少见，尤其是这种寿序和手札，往往是在很多年之后再浮出水面的——别的不多举例了，仅提戴氏：他的《经考附录》也是在许承尧编订《安徽丛书》（时间也和潘氏差不过十年）时才被世人所知，在很长时间内也并不见著录，却未见质疑。何以差不多的情况却采取二种标准呢？甚至杨先生自己参与辑录的戴氏佚文，也有打《湖海文传》淘来的，此书印成也到了很久以后的同治五年(1866)，这期间也未闻著录，是否也可以同样予以质疑呢？我想，最起码也得拿出《善馀堂文集》中有窜入的佐证，或至少有潘氏常常造假或作伪的旁证吧。。。
至于第三点，我也同意yng兄的解读，不过数字相同而已，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而且“口讲指画”四字也是形容师弟之间切磋学问的常用语，换个角度来看，在这种地方，也没有比这四个字更恰当的词了。开句玩笑，要我来编个别人的谱，十有八九也会用到这个成语。
至于第二点，我基本上同意两兄的见解，成书之前很可能就已有稿子了。另外再多提一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杨先生并没有提到对于这篇寿序而言很有利的证据，如王昶的《江慎修先生墓志铭》等，甚至在其所引用的的谱书中就有的情况下。
我看，如果再加上这篇贺序的话，甚至可以对年谱本身做个修补。因为江谱本身是很简略的，也未必十分可靠性。
顺便提一句，年谱标点有误，当为“《圣祖仁皇帝推步法解》成。”按：《推步法解》即是对康熙《时宪历》的辩证说明。
呵呵，您这票友不是就差下海了么？您要是不下海呢，再熬几年，迟早也会有内行跟您请教来的。
至于您说吴县潘氏作伪，这动静可就大了（我知道您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本来也想那么写的，后来想想就算是假设也很过分的，哈哈），强烈要求您把什么三松堂滂喜斋的都查个底儿掉，再牵连上黄丕烈啊叶昌炽啊，这样出本儿书，把近三百年藏书史搞一天翻地覆，就算是正式下海——或者更贴切的，哪吒闹海了。
不过如果是真心作假，似乎还应该写个题跋收到《著砚楼书跋》里去，这么谁都不知道，玩着有什么意思嘛。
ps. 上面说那些目录遗漏的情况不稀罕，倒不是要说这些编目录的先生不认真，事实上一方面他们所能依据的材料质量参差不齐，所涉及的领域也太宽了；另一方面在国内“访书”，实在也不是普通学者能够随便去干的，而由这后一点，对于新发现而普通学者难以利用的材料，还是希望已经取得而又有机会刊布的先生们多加传播，即使疑为伪作，收到附录也是举手之劳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