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应芹增编《东原文集》评介
前日买了杨应芹增编整理的《东原文集》一书，是黄山书社去年底出版的新书，大概翻看了一下，下面简单做个评介。
戴震在乾隆年间，即是学界公认的「大师」（），近代以来，又受梁任公、胡适等人的推崇，其思想与著作，一直以来都受到学界的提倡与重视。以「文集」而言，清代有孔继涵和段玉裁二人所编的「微波榭」、「经韵楼」本；今人点校整理的，则有赵玉新点校的《戴震文集》（中华书局），汤志钧点校的《东原文集》（收于《戴震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还有收录于黄山书社的《戴震全书》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戴震全集》中的东原《文集》（后者将文章打散，依性质分入各册中）。若以著作整理发行的状况来评量一位学者受重视的程度，东原所受的礼遇是远超过清代大部分学者的。
杨应芹教授是《戴震全书》的主要编校者，于〈前言〉中说明增编出版《东原文集》有二个目的，一者想把东原的文章尽量收全，故以段氏「经韵楼」本为基础，增辑了34篇文章，并加上东原手札11篇和四库馆校书提要16篇；〈附录〉则为杨氏所撰《段著东原年谱订补》。不过，这些增辑文字在东原《全书》或《全集》中多已收录，仅部分因性质和分类因素而划入他册，此次将其聚拢为一编，主要为方便读者计。稍事比对，似乎未有超出《戴震全书》中所收文字，〈附录〉亦然。二者，做必要的校勘以消除错误，特别是影响大的错误。引起个人兴趣的是这一部分，特别是杨氏〈前言〉中所揭示，因文字校勘上的发现所可能纠正学术史研究上一些重大问题。
其一，经韵楼本收有〈书水经注后〉一文，乃是东原于乾隆三十年校定《水经》后的自记文字。懋堂将其编于〈水经郦道元注序〉后，且因〈书水经注后〉的一些内容已见于〈水经郦道元注序〉中，故将其删去二百馀字。杨氏认为此文应题为〈书水经后〉，且其写作早于〈水经郦道元注序〉十年，依时序编排，二文位置应互换，方能显现东原早期治《水经注》的成绩与发现。杨氏并认为，若非懋堂编排此文时的颠倒删削，后来所谓东原《水经注》抄袭赵一清的风波便不会发生了。
其次，经韵楼本〈毛诗补传序〉：「先儒为《诗》者，莫明于汉之毛、郑，宋之朱子。」杨氏查阅国家图书馆藏《戴氏经考》（即《毛诗补传》）序，「宋之朱子」作「宋子朱子」。杨氏认为「子朱子」之称是东原私淑朱子，以朱子为师的明证。东原后来批判程朱理学，并非对朱子的背叛，而是清代朴学学风所决定的，因”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也。
就闻见所及，漆永祥先生曾于上海图书馆藏江永《善馀堂文集》书后附录，发现东原所撰〈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一文（文刊《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1期）。此篇文字是考证江、戴师生关系的重要文字，杨氏似未注意到，故在其订补的东原《年谱》里，仍强调二人初次相见在乾隆十八年，且关系在师友之间，或说忘年之交，后来所谓东原背师一事并不确实。其实东原于此寿序中称江永为「吾师」，自称「及门」「门人」，且撰文于乾隆十五年。可见杨氏关于江、戴初次相见时间及关系的考证，完全错误。漆氏发现并公布此文已有多年，未能注意及之，实属可惜。
其次，吴修所编《昭代名人尺牍》一书中，收有东原致钱大昕书信一封，谈及与惠栋相见后的印象，略云：「晤惠定翁，读所著《明堂大道录》，真如禹碑商彝、周鼎齐钟，薶藏千载，斑斑复睹。微不满鄙怀者，好古太过耳。」（蔡锦芳《戴震生平与作品考论》一书已引及），其实是考见惠、戴治学态度不同的好材料。此次增编，亦未收入此封信函。
另《文集》中收有〈记洞过水〉一文，又见于懋堂《经韵楼集》中，文字内容完全相同，其作者权归属，学者间颇有争议。杨氏考证此文作者应是段玉裁，故在编辑《戴震全书》时，曾将此文剔出。此次虽将其收入，但仍坚持原意。此一问题，台湾陈鸿森先生亦有〈记洞过水非段玉裁所作辨〉（《史语所集刊》第73本第4分），认为〈记洞过水〉原作者是龚导江，东原则为修改者，因修改幅度颇大，故懋堂刊刻东原著作时，将其收入文集中。比观二人所考，个人认为陈先生的说法较为可信。简而言之，杨氏认为懋堂因敬爱其师，故将此文收入东原文集中，从情理而言，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作为。
其次，东原早年从学江永，私淑朱子之学，即便没有「子朱子」之称，亦是学术史上人所共知的事实。后来转而批评程朱理学的原因，学者间推测甚多，但东原于义理上树异于朱子，有其个人思想转变的因素，与其心理上是否尊崇朱子，实没有必然的关系。欲于此一字之异上做翻案文章，实属无谓，可信度亦不高。
又从东原整理《水经注》抄袭赵一清的公案来说，此案甚为复杂，近代不少学者皆有考辨文字，闻见所及，陈桥驿先生的研究（〈水经注戴赵相袭案概述〉、〈论戴震校武英殿本《水经注》的功过〉），颇能总结此中问题。所谓东原抄袭赵氏疑案，在于二人整理《水经注》的校勘成果十同九九，而东原于四库馆整理《水经注》的校上案语中，诡称新发现《永乐大典》本《水经注》的优点，并标榜殿本校勘上的成果，对已进呈至四库馆中之赵书未着一语，实有掠美之嫌。与杨氏所称〈书水经后〉一文中，东原厘清《水经注》经文、注文混淆的成果，关系较小。欲从文集中二篇文字编排与内容多寡上来推翻此事，也是没有太大说服力的。
故总结而言，此次增编《东原文集》，在东原文字的搜辑上，尤有遗漏，实为美中不足。历代大儒中，在身后引起如此多的非难，如东原者，实属少见。做为东原著作的主要整理者，杨氏集中全力对东原身后诸多疑案做翻案文章，欲为东原辨诬的心理，可以理解。但就所标举的证据及考证结果而言，说服力及可信度皆不高。这是另一令人遗憾之事！东原学术思想的贡献与价值，学术史上自有公评，但对其人格上的争议，恐怕仍会是个持续不断的话题。不知此一现象，是幸抑或不幸？ 拜读中
引用第0楼yngwie于2009-05-02 05:01发表的 gdi v杨应芹增编《东原文集》评介 :
；〈附录〉则为杨氏所撰《段着东原年谱订补》。.......
段著？是简繁转换的问题吧。 呵呵，一篇很到位的书评，谈谈对读后感的读后感。
引用第0楼yngwie于2009-05-02 05:01发表的 杨应芹增编《东原文集》评介 :
[戴震在乾隆年间，即是学界公认的「大师」（），近代以来，又受梁任公、胡适等人的推崇，其思想与著作，一直以来都受到学界的提倡与重视。以「文集」而言，清代有孔继涵和段玉裁二人所编的「微波榭」、「经韵楼」本；今人点校整理的，则有赵玉新点校的《戴震文集》（中华书局），汤志钧点校的《东原文集》（收于《戴震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还有收录于黄山书社的《戴震全书》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戴震全集》中的东原《文集》（后者将文章打散，依性质分入各册中）。若以著作整理发行的状况来评量一位学者受重视的程度，东原所受的礼遇是远超过清代大部分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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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yng兄所言“若以著作整理发行的状况来评量一位学者受重视的程度，东原所受的礼遇是远超过清代大部分学者的”，的确如此，除了yng兄提到清代和今人点校的，还有民国（38年之前）时期的许啸天等人的整理。当然，还有一些单行本著作，可以说从戴震之后，对其著作的整理就没有停止过。
只是不知道yng兄为何要在大师二字上打引号，想是为了和现在的大师区别一下吧，哈哈。
下面觉得老兄写的略显凌乱（有两个“其次”哈），可能是俺今天有点晕的缘故
引用第0楼yngwie于2009-05-02 05:01发表的 杨应芹增编《东原文集》评介 :
其一，经韵楼本收有〈书水经注后〉一文，乃是东原于乾隆三十年校定《水经》后的自记文字。懋堂将其编于〈水经郦道元注序〉后，且因〈书水经注后〉的一些内容已见于〈水经郦道元注序〉中，故将其删去二百馀字。杨氏认为此文应题为〈书水经后〉，且其写作早于〈水经郦道元注序〉十年，依时序编排，二文位置应互换，方能显现东原早期治《水经注》的成绩与发现。杨氏并认为，若非懋堂编排此文时的颠倒删削，后来所谓东原《水经注》抄袭赵一清的风波便不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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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对杨氏这个论点，和y兄后面的看法类似，如果东原能接触到“赵书”这一点上没有问题的，那无论如何，自己整理水经注时未提“赵书”都是可议的。
引用第0楼yngwie于2009-05-02 05:01发表的 杨应芹增编《东原文集》评介 :
其次，经韵楼本〈毛诗补传序〉：「先儒为《诗》者，莫明于汉之毛、郑，宋之朱子。」杨氏查阅国家图书馆藏《戴氏经考》（即《毛诗补传》）序，「宋之朱子」作「宋子朱子」。杨氏认为「子朱子」之称是东原私淑朱子，以朱子为师的明证。东原后来批判程朱理学，并非对朱子的背判，而是清代朴学学风所决定的，因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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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到这时，也想到戴震早期私淑朱子是公认的事，〈毛诗补传序〉写成于1753年，似尚未去京，即y兄所谓“早年从学江永，私淑朱子”之时，离作《原善》创新说之时尚远，以此论证东原私淑朱子并无太大意义，更不能以此证明东原后来批判程朱理学并非是对朱子的背判（叛？），除非杨老先生坚信一个人在中年后决不可能背叛他年轻时的想法。可见，讨论哲学家的思想，绝不能忽视他本人的人生经历与思想演变，否则便成妄谈。
另外一点，yng兄并没有详细谈，我认为杨老先生这个认为“东原后来批判程朱理学是清代朴学学风所决定的”，也是可议的。似乎比起历来对戴震的思想渊源讨论，如江永说，颜李学派说，唐甄说，惠氏说，西学说等论证阐明思想家之间的学术传承并不完全一致，后者要合理而理智的多（这方面yng兄倒谈了不少，足见扎实的文献基础）。
所谓乾嘉朴学，虽然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以此为萌芽，但真正论奠基者，戴氏本身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朴学学风引导者们如钱、章诸人与戴氏师友间，朴学大将们（如段，王，孙、焦、阮、俞、黄等等）或是亲炙，或是私淑，或是推崇，或是研究。研究朴学者常提到东原影响一代学风，而研究东原者又提受朴学学风的影响，可谓碾转相证，看似合理，其实议论粗俗。
从反面来说，当时朴学尚未一统学术，何来受其“决定”之说。当时程朱仍然有市场呀，皇帝都亲自推崇，当时也有朱筠等理学大家，门生也不少。假如说戴氏一直坚持以程朱为是，我们同样可以说成时“东原后来一直坚持程朱理学，是受清代官方学风所决定的”，这里的“受**学风决定”有意义吗？
其实最多可以称之为“影响”，其实更恰当的应该说是“选择”，受一个学风影响就意味着不受另一种学风影响，尽管是有所谓主流学风，但任何一个时代的学风都不是单一的——有的时候，选择本身就是学术发明。对于戴震这样有着超乎时代的哲思探究，开一时风气之先，在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是不适合用杨氏这种观点来说明其思想产生根源的，这样是等于变相抹杀了其思想独创性。如国外的康德、尼采、维特根斯坦，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荀子，都是这样。
大陆学界常常习惯于外部决定论，以前受马恩列斯的影响，习惯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来看待某一思想家的观点，后来大概又受观念史之类的影响，习惯将某一思想家的观点说成是受当时学风的影响，如这里的杨氏，而不从思想家自己的独创性方面来看待问题。泛泛而论，这些观点都是有道理的，但具体到某一位具体思想家，却往往似是而非。这里便是如此。
哈，今天废话扯多了。 谢谢停云兄的指教！一些因繁简转换和疏忽而致错误的字句，虽已改了些，总是粗心。昨天也是写得有点累了，便没再细加琢磨。汗～
简单地回应一下，虽然停云兄较多地是批评杨先生而不是我的说法。
在「大师」二字加上引号，确实是开玩笑的意思，因为这个词汇已经泛滥到没有意义了。不过，从现在可见的资料来看，惠、戴二人，确实是乾隆朝学界公认的二位大师，後代学术史也多如是看待。可见以前的舆论品评，比现在可靠多了。一笑！
赵、戴《水经注》案确实很复杂，没有专门研究，其实不应该发言的。只是因为杨先生在「前言」里提及，所举证据又很薄弱，才略为说说。大致上，我也觉得东原在这件事上是犯了过错，但以常理推断，以他当时的学术地位，何必来做这种不光彩的事？所以很多爱护他的人，想尽法子要替他辨诬，如胡适、杨先生。记得陈桥驿先生曾在文章中提及杨向奎先生曾去函请问他这个问题，陈先生也尝试做了解释。比如东原所做的是官方交办的事，为了迎合上意并争取时效，故说了些不老实的话，挪用他人研究成果等等。而且以前要求没那麽严格吧，没法子在书里一一交待。。。说到底，人会犯错，都有些苦衷，好像也没什麽事不可谅解的！我自己还不能被这些说法说服！当然，不是去苛责谁，只是警惕自己，人在还未实际行动前，心里已替自己找了很多理由了。。。
至於东原批评朱子一事，我也觉得从一个称呼要来论断此事，未免轻忽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东原会在晚年转而批评程朱，如兄上文所提各种说法，杨先生的解释，反倒是最没说服力的一种。这里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便是杨先生未专研或说关心义理思想，故对此种问题的理解，仅从外在学风，或不直接相关的文献材料，便轻易做出推断。另一个原因，便是因为爱护东原之心过切，遇到新发现的材料，便不能客观看待，以致於做出过度的推衍，远超出文献所能提供的讯息。以「前言」所述整理增编《东原文集》所欲达致的目的而言，恐怕是很难获得大部分研究者的认同的。就这点而言，我觉得是挺可惜的。其实，在整理古籍时，实在没有太大必要去牵扯这些问题，要重新讨论，不如专门写文章去期刊上发表。免得因论断有误，减损了辛勤整理的功绩。呵呵！ 再细看了一下停云兄的帖子，所云：「当时也有朱筠等理学大家」之说，不知是否误记？若此处所指「朱筠」指章实斋的老师，朱竹君其人，在乾隆朝是提倡汉学最有劳绩的人，说他是理学大家，似正与事实相反？ 汗，y兄说的是，朱筠竹君是伸张朴学的朝中显贵。俺指的是朱珪石君，晕倒，把弟弟打成哥哥了，前面提到章学诚，便联想起这对兄弟，一时没留神，结果把石头弄成了竹子。好像纪晓岚有“兄弟同车共一驴”之句吧，这会俺把他俩共一帖了。
对了，上面提及戴震思想渊源，呵呵，我对西学说很感兴趣，不知道海外学界在这方面有什么出色的论述或批评，y兄要得空，还请指点一二。。。
呵呵，再附张图，即y兄提及的《昭代名人尺牍》东原致钱大昕书信，一起瞻仰一下“大师”遗墨。
Re:
谢谢停云兄贴出东原手札。有了电子版，找资料真是方便许多！想当年，是到fu图查阅扫描的电子档，手抄下来的。虽然没几个字，仍然是有颇大的差别的。兄提到海外汉学界是否对东原思想渊源，尤其西学说，有什麽出色的论述或批评，印象中没有，翻查一下手边相关书籍，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不过，这是我所知及藏书所限，并不一定代表没有。 以我个人的理解，就东原的学术思想渊源来说，还是受江永及徽学学风的影响较大，在他至北京受钱竹汀等人揄扬而成名之前，学问根基大抵上已经确立了。只是後来学问更为精深，而部分主张，也因与学界的互动而有所激化或说扭曲。这牵涉到东原个人处境和心理状况，余英时先生《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里谈得很多，兄也该注意过，我觉得是很有趣的。由朱子之学要转向经史实学的，较诸陆王是较为顺当的，不过，这只是就学术方面而言；就思想方面，像东原的例子，便比较特别了。江永及东原其他徽学学侣，便少见批评朱子的。而他的转变，也不必一定要从他处得来，或说受了前人的影响，如兄前面所言。因为朱子的书，有兴趣且欲用心者，皆可自得之；而若对朱子理学思想有所批评，在不少观点上，一定有相近的地方，不一定是受谁的影响，如颜李、程廷祚等等。因为即便某些观点相近，在整体的学问系统上，他们之间也有大不同。东原後来思想的发展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不过，自己理解不深，大概都从拜讀某位老师的著作得来，便不在这里学舌了。
说了等於没说，还请兄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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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麽每次直接回复，都会在标题上出现「完善PDG magician FAQ手册之奖励活动」？
我已买了魔术师了，广告似乎不应做到我身上才是。。。 哈哈，二兄说得真好，学习了。
我想以论代史算是近数十年的一条潜流吧，引进观念史之类的东西，算是新瓶装旧酒，春风吹又生了。
有个小问题，“因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也”这句，是这位杨先生自己写的吗？ 哈，本来还以为y兄也加入了深海集团，原来不是，呵呵，深海集团财大气粗，y兄应该向其董座索要广告费用才是。
刚刚看到兄的新贴，提及戴氏学术、思想，似将二者分而论之。学术与思想之分野，今人论著屡见不鲜，乾嘉时虽无此名称，然有所谓考据、义理之说而大体近之，故持此时观念讨论彼时之人与学亦未为不可。不过，戴氏之学重在义理、考据之不当二分，兄必熟悉，故不详举，此颇类今人所谓学术与思想不当割裂之论。如此，兄分别述之，恐有不契之处。愿兄得暇，为更进一解。 停云兄言及，东原之学强调义理、考据之不当二分，确实没错。不过，我觉得理论上如此标举，实际操作时能否达到这个目标，在不同学者身上，也有程度不一的显现。而在从事研究分析时，分类而论，也并不代表彼此之间没有关系。兄应该能同意才是！以东原而言，他在考据和义理二个领域上的成就，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何，也不容易论。简单地说训诂明而後义理明，这句话便有些争议。呵呵！
先把漆永祥先生多年前公布的资料上传，稍後再把杨氏的「前言」扫描上传。兄也可以针对里面的说法，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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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原文集 前言》已补上！ 呵呵，兄提及漆文，想起老兄以前得大作，其实没有太多的好说，基本赞同兄那个帖子里的看法，不过劳老兄上传，还是多扯一二句。
漆先生说“民国间学者以为戴氏不尊江氏之说，观此文亦当不攻而自破”。呵呵，我的感觉，非但没有破除，反而是加重了。因为戴氏著作中称江永“同郡老儒”，非弟子之言，故有学者以戴氏未曾及门而加辩解，现在这则材料出现，反而显得那些替戴氏翻案的人是曲护了。
顺便提一下，清人已有批评戴氏不尊江氏者，不是到民国才有。而且民国时，戴氏名气日隆，反而是批评的人少了，为其辩曲的多了。
另外，就漆文中二处标点向兄请教
一于文末
今年七月十七日，先生七十大庆……（中略）乾隆十五年岁在上章敦牂月，律中夷则，门人戴震顿首再拜撰。
似当作“乾隆十五年，岁在上章敦牂，月律中夷则，门人戴震顿首再拜撰。”
按：上章敦牂乃岁星纪年之法，即庚午，查乾隆十五年正是庚午。律中夷则见《史记 律书》，后世多作七月之典，即江永作寿之时。
另一处在开始
经学之难，或一代数人，或数千年一人。若汉之郑康成，宋之子朱子，其学皆殊绝之学，其人皆亘古今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人。然而窃犹有憾者：郑氏之学，无所不通，一洗专门固陋之习，唐贾、孔诸儒为疏义，犹或未能尽；中朱子上接邹鲁，下继濂洛，理精义明，群言有所折中。而踵其学者，或鲜博物考古之功，非学力之有所限，盖能兼之难也。
觉得读“郑氏之学，无所不通，一洗专门固陋之习，唐贾、孔诸儒为疏义，犹或未能尽中；朱子……”顺畅一些。否则感觉戴氏像在说朱子是在“邹鲁”和“濂洛”之中，呵呵。不过也不是解释不通，或者说朱子在郑玄和“踵其学者”之中，不过还是有些别扭。
呵呵，不过贴出后面这段，用意倒不完全在讨论句读。因为看见了很熟悉的“子朱子”，呵呵，顺着杨教授的角度去看，似乎在研究戴震对朱子思想态度的转变方面也有意义，其增补的文集没有收这篇文章是很可惜的。当然，如兄所说“与其心理上是否尊崇朱子，实没有必然的关系”。
哈。最近废话是越来越多了。杨文来不及看了，等晚上有时间再拜读吧。
匆匆一览杨文，杨文提到标点依全书而略有改动，不知道改动多不多？ 继续打岔。看来这个”中“，还得是河南”中不中“的”中“啊。以”中“字属后，我是觉得把朱子放到两晋之际了，哈哈。
”子朱子“一句，云兄真是目光如炬，不过可以解释说因为老戴不小心前半句写了五个字，后边只好凑数了。相对而言，杨先生找的例子因为别扭，连两位戴集的编辑者都忍不住把”子“改成了”之“，所以他从北图找来的证据才能发两百年来未发之覆嘛，呵呵，其实也蛮有可能抄写北图那本的同学背”子朱子曰“背多了，顺手写了这么一个…… 对於东原所撰寿序，我的看法和停云兄相同，包括个别文句的断点。当年看了也觉讶异，好不容易找到的文献材料，怎麽得出来的看法完全相反呢。不过，也要感谢罗，不然那有材料去写点东西呢！
不过，漆先生整理这时期文献，尤其为了笺释《汉学师承记》，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像他在文章里提到江永《善馀堂文集》，便没机会拜读。兄有空去上海图书馆逛逛，若能查阅材料，应该有些东西可做才是。乾嘉时期学者极多，像东原这麽幸运的，大概也没几个。呵呵！ 哈，像《善馀堂文集》这样的善本，我怕是无缘一见了。倒是兄，机会可能还大些。
为了避免灌水之嫌，多扯一句。我看了杨文第一部分后，和兄质疑杨文〈记洞过水〉方面观点的感觉不太一致：在我看来，杨氏在此文的观点主要在于查了原稿，因戴氏“作了亲笔修改”，有“许多眉批”，故而“段玉裁把戴震修改的文章说成是戴震所作”，而后人因“文章的底稿毕竟是段玉裁的手迹”而收入段集。前者和陈鸿森先生的观点似乎并无太大差别。至于后者，由于没有看到陈文和原稿，不敢妄加评论。不过，这是个小问题，顺便提出。
Re:
是的，p兄也提出类似的问题。这个要反省一下，首帖里批评的是他以前的观点，在文集的「前言」里杨先生没有再做论述。「记洞过水」一文是龚或戴作，可以争论，若说是段做，差异便大了些。陈先生的文章里有详细的引述和讨论，我答应p兄明天把陈先生的文章扫描上传。兄看了便比较清楚双方的观点。我这里一些评论混杂了前後的意见，p兄也提及了，不过，便不去改了，留个记录。写这个一时心血来潮，要细细琢磨，大概便懒得写了。请继续批评！ 嘻嘻，大学士就是不一样。一开始还以为是对魔术师的使用问答提意见或进行广告宣传呢，却原来不是。 扫描上传陈鸿森先生〈记洞过水非段玉裁所作辨〉一文。 呵呵，Y兄辛苦。粗粗读了几遍，觉得陈先生的文章还是很细密的，只是还有几处枝节不大想得通。
730页第二条讲懋堂编《东原年谱》说东原“代”龚氏作此一文，746页讲此文被懋堂收入戴集的理由“殆因东原增改者几及全文之半”，而没有提到其它的原因，那么似乎原文为谁所作并非主要。假如东原命懋堂起草，其后亲手增改近半，懋堂编集时难道就会弃之不顾了？（我想这件事或许适用著作权法第十二条：“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哈哈）——而且这样似乎才更合适用这个“代”字——这也是我昨天看杨氏序文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估计停云兄的感觉也类似？）的原因，如果只看陈先生结论的话，倒是增改龚氏原稿而称代作显得更奇怪些吧？陈文745页引段谱乾隆三十五年语，也似乎”点窜“与”代“略有区别。不过Y兄好像也觉得此文底稿龚作段作大有差异，我读书少，不知道戴震用研究生是不是那么狠，也不知道清人用“代”字有多少讲究，请二兄教正。
又741页介绍《戴氏杂录》，言“其余十四篇皆东原手稿或见于戴氏本集者”，但段氏手定戴集并没有将《记洞过水》打入另册，那么这样的比较又有什么意义呢？要说“以《记洞过水》为他人草成而东原改定，则其余十四篇或亦有如是者”不是也可以吗？
又陈先生细味戴氏评点，说两处”以寓意住“如以底稿属懋堂，则其岂不自知，而东原岂非多事，我读来却觉得未必如此：正因为东原在中间添入数语，点了”以考核住“，这两头的”以寓意住“才真有必要、也不得不同时点出。陈先生说”岂有作者于其文势寓意自未之觉“固是常理，但或许没考虑到东原修改之后，文势寓意已非原稿之旧。
其次，”见寿水之大，可为五水之一“，亦似陈先生仅见该句未加更动，即下断语，而我觉得这也非原稿作者所能想见的。称寿水之大，仅是为”五水“做铺垫（这里甚至可以连读而不在“大”字下点断），而”五水“乃因所补有关魏书地形志数语而发，否则就无的放矢了。
至于尾评，陈先生仅拈出前二点加以评论，却不及”名之隐显“这后补的一点，或许也有所未安。前二点固足见原稿作者人品施政之善，但于学问似犹有所待（我想东原所谓“学问”，在这里主要表现为考证，而意在补古人之缺。原稿全无考证文字，当不是其无力为之（能不能做到戴氏的程度是另一个问题），而是命意时未曾及此（或故意不及此）。由此，上面提到东原点出的“寓意”和“考核”的对立，原稿作者也就未必先有自觉），必得东原补笔，方足称兼美而成”杰作“（我私心还觉得，他夸原稿清婉有味之类，其实主要是要更衬得他这改笔的高明，呵呵）。
由上述几条，我觉得陈先生固然有理由说杨先生有误读，但他自己的也未必是唯一或最优的读解呢。
陈先生又言，该文收入县志艺文类，故戴氏目为杰作，但得入各地志书之文不知凡几，难道都算杰作？——况且这志书还是龚老先生自己编的呢（不过地理志之类约约稿也就算了，一篇艺文类里的文章还完全请别人写，是不是有点过不去？能想到原稿为龚氏作的理由，似乎只是这一个，但我对于古人代笔的风气实在是毫无了解的）。此段中，陈先生又说戊子戴段二人未赴山右，所以不能虚构其事（746页），那么前一页引东原代鄂宝所作序言戊子抚晋云云，又该怎么评论？莫非此文是巡抚打了草稿请东原改的？其收入戴集，莫非也是被他增改近半？
陈先生说，段氏在东原集中收入此文，又在年谱中略言其事，是为了后人“尚可考见端倪”，但写完上面这些不同的想法，我突然发现陈先生的文章里没剩下什么过硬的证据了（上面刚开始写的部分还是基本赞同他的判断的，也不打算改了，呵呵），而所谓的“端倪”，似乎也只有此文底稿非东原所拟一点而已。由此，杨先生的折中立场（隐去了明显不成立的理由，补回了这篇文章，却坚持原稿出于段氏的结论）在现阶段也难以遽以为误（如上所说，”代“字在我还是个心结）。当然，我上面的评论多是臆说（尤其说入县志而为杰作这点，我总觉得是我理解错了），只是想到了，也开始写，就一古脑儿都写出来请二兄批评指教。
ps. 这龚老先生也真是的，让人改了文章，收到县志里，自己也不说一下的？偶见数典上转朱季海先生关于此文的一篇文字（http://bbs.gxsd.com.cn/viewthread.php?tid=21885 ），讲戴集”雨甚“作”雨盛“（段校提及），不知道是否东原后来所改（段氏言“本作”，应该不是可以径改的错字），也不知道县志里的文字情形如何。 parivraj兄读书心细如发，向来是佩服的。虽也读了陈先生的文章，但觉得主要论点能够成立，其馀细节便没有仔细去推敲，这是不认真的地方，得检讨一下。其实，主要的原因也是觉得〈记洞过水〉一文没太大趣味，又不如背师或抄袭案那么复杂，故认为龚是原作者，东原为修改者的论点能够接受，便不再去细究了。
p兄在回复文字中指出陈文推论上不少的瑕疵，因不是原作者，便不代其分辨（部分质疑也无法为其分辨），呵呵。在这里还是回到问题本身，即〈记洞过水〉一文作者归属产生争议的原点，主要因为东原及懋堂二人的文集皆收有此文。但东原文集及年谱乃懋堂所编，皆说明在其认知里，此文是东原的作品，我想，这便是〈记洞过水〉非懋堂所作最确凿的证据了。所以杨先生主张乃懋堂所作，但对懋堂又将己作指为东原所作（且又指出乃代作）的原因，说为敬爱其师云云，我觉得是不合「情理」的。故在首帖单提此点！
其次，此文收在《戴氏杂录》中，和其它文章不同，乃懋堂手迹。此是杨先生主张此文乃懋堂所作另一原因。不过，细看东原的批语，我觉得陈先生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一种说法。我自己的推想是，东原乃替龚氏审定志书稿件，此文为其中之一，东原曾将修改稿转寄懋堂，而懋堂将修订稿誊写清本留存。後师弟子间论及此文，东原乃就懋堂抄稿批示作文之法。兄也分析了，东原眉批里特别提到”寓意”和”考核”的对立，而後者是其优於为之之事。至於东原改稿与龚氏收入《寿阳县志》中的文稿异同如何，需找《寿阳县志》比对一下，不知今日能否做成！
排除此文为懋堂所作後，要断定作者属龚或戴，便要回到兄另一问题，即古人怎么看待「代作」了。我对此没有研究，不敢妄说。不过，感觉标准是比较「宽松」的，如《戴氏杂录》中不少文字便是代人所作，和〈记洞过水〉不同的是，後者仅是修改，而非原作者。古代文人学士代达官贵人撰写文字，其例甚多，如汪容甫、章实斋便曾替不少人写过这类文字，若仅为应酬文字，并非特意之笔，有时便不收入，而可能为後人编辑时所收入。这兄也知晓的，便懒得举例了！而请人代笔者，是否也将文章收入自己文集中？举一个例子，朱筠文集中有〈说文解字序〉（名称不太确定了），便是其任安徽学政时，请王念孙代作的，章实斋曾言及。现今王氏的集子里，是否收有此文，不太肯定。不过，举这些例子来说明代作文字，多有两存之例，故《寿阳县志》收有此文，署名龚氏，懋堂编东原文集，又云此文乃代龚作，我觉得没有太多可疑之处。
拉杂写来，不免要埋怨一下。心血来潮之文，又花了不少时间。。。不过，还是要感谢停云和parivraj兄耐心指教，很多问题得友朋攻错，才能减少错误。真心感谢！ 查图书馆目录，乾隆《寿阳县志》收入《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 ，華北卷，第47册。找来翻看，才知道只收一部分，主要是宦迹、人物部分，白跑一趟！
上面有关古人文章代作两存的理解，挪之以解释〈记洞过水〉一文收入懋堂文集中的现象，也是可行的。所以，关键还是在於如何理解懋堂将此文编入东原文集中，并於年谱中说明乃代龚导江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