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第18楼lwzlyyy于2009-04-28 23:38发表的 :
中国目前的教育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楼主的“中国没有悲剧”只是在说现在吗？
没有信仰，何来悲剧精神？一向如此。（相较而言）
潜规则盛行，悲剧常遭耻笑。
几千年下来，总有几个悲的。可那不足以说明什么。
引用第17楼lwzlyyy于2009-04-28 23:32发表的 :
中国古代有“士为知己者死”；“愿意牺牲“个”，而为“众”去换来点什么”的人中国未必比西方少..............
知己者养着他吗。不死的话，以后没人肯养着了。“契约”在前，死是交易。
殉道者，道指心底的信仰。为了守望它，不惜以死明志。
引用第19楼lsg003于2009-04-29 00:01发表的 :
曾看过一篇文章，是《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写的：
由印度知识分子想到的
李 少 君
.......
楼主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堕落了，说明他们先前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确实，目前的某些“精英”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引用第20楼lsg003于2009-04-29 00:15发表的 :
没有信仰，何来悲剧精神？一向如此。（相较而言）
潜规则盛行，悲剧常遭耻笑。
.......
中国人没有信仰？
信仰什么？
马列主义？
儒教？儒教是实利的生存技巧。
达时儒，穷时道释。怎样活得好受就信什么。
困了。明天见。
引用第24楼lsg003于2009-04-29 00:28发表的 :
信仰什么？
儒释道、无神论、民间信仰等.....................
引用第25楼lsg003于2009-04-29 00:33发表的 :
马列主义？
儒教？儒教是实利的生存技巧。
达时儒，穷时道释。怎样活得好受就信什么。
未必，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功利，不管信仰什么的都有坏人和好人，似乎不必拘泥于此，善、美、真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您对儒家的看法似乎比较偏激，有什么依据吗？
和西方相比，中国的能够称得上所谓知识分子，少之又少。本来就有奴化的的儒家文化传统文人们，在一个自我宣称掌握了真理的权力利益集团的威权治理下，其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责任皆被功利荼毒酸化得无影无踪。中国式的悲剧文化大多是在不对等权力的结构秩序的笼罩下的利益正义方面的悲剧。至于中国的屈原、岳飞之死的所谓悲剧，根本上不属于悲剧性范围。
引用第28楼lwzlyyy于2009-04-29 00:39发表的 :
未必，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功利，不管信仰什么的都有坏人和好人，似乎不必拘泥于此，善、美、真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您对儒家的看法似乎比较偏激，有什么依据吗？
功利的人的多少，一定时间内所占一个族群的比例，能够说明这个族群的一些特性。追求真善美与信仰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属于模糊的泛化的东西，比如善，本身就是主观性很强的一个“好”。信仰是明确的精神崇敬，并身体力行的人生实践。
儒教能否成为教？儒道里面比较杂，您可能更多取的是好的部分，我则相反。我以为诸子之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难分伯仲。只是儒被统治者利用了，才成为显学。
转一篇：
儒家思想长期在中国占主导地位，与宗法制保留下来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包括在民间，实行的还是宗法制，比如父家长制、嫡长子制、一夫一妻多妾制。你保留这样一个结构的话，就得讲儒家的那些东西:忠、孝、悌，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儒家思想既来源于社会组织和国家制度，同时又是支持社会组织和国家制度的，这是它最后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肯定强化群体意识，绝对不允许你出现个体意识。
在农业社会肯定就是这样，现在我们一下子面临了市场经济，文化传统中又没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维护社会秩序、人际关系的传统，就必然会出现问题。比如三聚氰胺事件。唯利是图、人情淡漠，很多人痛恨的这些现象就出来了。于是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说，哎呀，复兴儒学吧。
《了望东方周刊》:你说的这些当下的社会现象，可以说是因为信仰的缺失吗？
易中天:我不太喜欢“信仰”这个词，而且我认为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信仰。没有宗教观念，哪来的信仰？儒学也不是信仰，是规范。现在的问题不是失信，是失范。所以他们就提出复兴儒学，但他们不知道，儒学救不了这个世。
我对儒学有个说法:儒学是党参、黄芪、茯苓、枸杞、六味地黄丸。你经常吃没坏处的，补身体啊，救命是救不了的，只能养生。
有人问我儒法之争，一个主张以德治国，一个主张以法治国，你觉得谁对？我说都有道理。因为，德治是靠不住的，德治诉诸良心。良心是自律啊，不是他律。道德一旦成为他律是非常恐怖的事情，伦理道德杀人——祥林嫂就是这么被杀的。自律就更靠不住了。所以只有法治才靠得住。但法治治标不治本，就是孔子说的“民免而无耻”。按照法家的办法，以法治国，老百姓不敢犯罪，不等于心里不想，你要让他不想犯罪，还得靠道德，而且最好的法也要由人来执行，法官不道德，那后患也是无穷。所以各有各的道理。怎样统一呢？我的观点是以法治国，以德育人。德是不能用来治国的，德是用来育人的。
引用第30楼lsg003于2009-04-29 07:26发表的 :
功利的人的多少，一定时间内所占一个族群的比例，能够说明这个族群的一些特性。追求真善美与信仰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属于模糊的泛化的东西，比如善，本身就是主观性很强的一个“好”。信仰是明确的精神崇敬，并身体力行的人生实践。
.......
“功利的人的多少，一定时间内所占一个族群的比例”，也许只能说明这个族群在这一时间的某些特性。
不同信仰的发光之处也许都是对善、美、真的追求。
引用第29楼yyg680于2009-04-29 00:43发表的 :
和西方相比，中国的能够称得上所谓知识分子，少之又少。本来就有奴化的的儒家文化传统文人们，在一个自我宣称掌握了真理的权力利益集团的威权治理下，其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责任皆被功利荼毒酸化得无影无踪。中国式的悲剧文化大多是在不对等权力的结构秩序的笼罩下的利益正义方面的悲剧。至于中国的屈原、岳飞之死的所谓悲剧，根本上不属于悲剧性范围。
是否属于“悲剧性范围”要看悲剧是如何定义的。另外，为什么说“奴化的的儒家文化”？
中国的悲剧太多了，只是我们都麻木了！所以感到的都是平和
文人一张嘴，死人说成仙
记者一只破笔，灾难竟成幸事----某干部诗人写的那首“做鬼也***”的伟大诗句让人感慨
我同意楼主的观点。
我认为中国没有悲剧，所以中国也没有伟大的哲学家。当看到国内介绍莫些人是哲学家的时候，我真替他们难过，唉。
没有哲学家的国度是不会产生一个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那么，有人会说老子孔子孟子毛泽东是哲学家吗？？
答案是否定的。
老子等没有继承人没有经典没有一系列后人的研究支撑。
毛主席呢，我认为他仅仅是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而已，所以中国的研究者都说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评价是对的
我们期待中国的悲剧家快点产生吧，最好在我活着的时候，和一个哲学家在一个时代相处时一直是一种幸福。
(ZT)如果从哲学就是明智之学、明理之学、明道之学的观点看问题，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出现的儒学、道学、理学就是哲学，中国本土确实有哲学。
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指出：“凡研究人生且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求一个且要的解决”这样的学问叫做哲学。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出自己的哲学定义：“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中外哲学的产生皆起源于疑虑与惊讶。
http://baike.baidu.com/view/3330.htm
转一篇谈中国缺乏悲剧精神的文章：
中国文化缺乏悲剧意识 （原载于教育在线——语文沙龙）
不知是个人阅读趣味的差异，还是审美层次的低迷，我很难读到中国文学中的充满悲剧精神的作品。中国文学天生缺乏悲剧精神吗？非也！任何一种文学创造都离不开它所赖以成长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儒家学说对人的一整套规范性的约束，使得礼教成了束缚人们精神的绳索，一方面扼杀了人的成长中的个性和个性所散发的熠熠光辉，另一方面这套礼节对人伦的钳制和秩序的形成不亚于灵丹妙药，屡试不爽而被统治者乐于借用，成为麻醉中国一代代文化人的精神鸦片。
在这貌似规规矩矩大一统体制之下，对统治者的“有用”和“无用”，成了鉴别文人才干和功能的主要标准。人的个性在政治矛盾的倾轧中磨合了突兀的部分，代之以平和圆滑，塑造了两性人格，人成了政治利益的工具，成了统治者的牺牲品。钱理群先生说：“知识者的‘思想’与‘语言’一旦与‘权力’相结合，成为大一统权力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功能就不再是进行交流，而成为一种思想与语言的专制，走向它的反面。”这时文人也就成了拥有话语霸权的御用文人，这种堕落是有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浑然不觉的，反而视这种文化为国学和国粹，一边津津乐用一边弘扬光大，背负着厚厚的传统文化的包袱，充满着光荣感使命感，并表示誓死捍卫，“生为文化人，死为文化鬼”，认真执著义无返顾，为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效忠卖命而屈死的冤魂还少吗？
中国文化就是着意于人的整体性规范的建立，人的个体性被忽略消解而不予重视，于是人性分裂为双重性格，一阴一阳互为表里，人在成为形而上人的过程中也成了意识形态中的人。从具象落脚点——人的个体上说，人的血性和个性被剪切，代之以被复制的约定俗成的被统治者奉为圭杲的框架中的范式，人成了一堆堆众生一面的骷髅骨架；从抽象归宿点——人的整体上说，因为范式的建立，人的精神有了一个皈依的模式和样板，个体意义绝对服从于整体意义，这种实质上被御用的工具价值，无论如何也上升不了天地境界，充其量只是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所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难以超越自身和由自身构筑的文化，他们缺乏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缺乏终极关怀大悲悯境界，缺乏对人类共性的关注和个性的洞悉，缺乏相以濡沫的人性精神。
有什么样的民族神话，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古希腊的悲剧神话，造就了欧洲人的悲剧精神，或者作反向的逆推，正是因为古希腊人孕育了悲剧意识和悲悯情怀，才成就了古希腊人的悲剧精神和悲剧神话。文学评论家摩罗先生说，“一个民族崇拜什么人物，就会养成什么样的文化性格。在藏族的东方，有一个更为古老的民族，民间最崇拜的神灵是长于诡计和杀戮的诸葛亮、嗜杀成性的关云长等等，此间的奥秘，不可谓不深。”“可是，对诸葛亮和关云长的崇拜，落到实处就是帘后密谋和长刀相向，就是过五关斩六将，就是武松血溅鸳鸯楼，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该出手时也恶毒出手。”
中国人崇尚喜剧崇尚大团圆结局，与其说是创作者主题和技巧方面的设计，不如说是一种文学观念的外化和文学精神的传递。在这个崇尚喜剧的国度里，天生就缺乏悲剧的因子，悲剧意识不能积淀下来成为丰厚的精神资源，反而日益世俗化集团化工具化，成了政治集团喜怒好恶之间的翻云覆雨。俗世的悲欢离合在他们的笔下，最终只能成为宣泄浅薄和庸俗的典型版本，而这类充满着恩恩怨怨满纸杀气阴霾遍布的所谓经典，有着更为广泛的消费市场，因为它本质上抚慰了创作者和阅读者的心灵创痛，物质生活的窘迫之下，只能借助于这种题材得以逍遥，得到心灵的栖息和宽慰，文学不能独立地践行揭露黑暗与苦难的天职，而成为社会伦理主流意识层面的传声筒。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习惯于在强权专制下过活，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文学的自由精神被奴化，文学创作者的精神品格被钝化。即使出现了几个自由化分子，他们光芒四射的才情和不拘一格个性四处碰壁动辄得咎，行为乖僻为世俗所不容，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灰溜溜落荒而走。
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学工作者安安稳稳地享受着政府的俸禄，“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匆匆忙忙于感恩戴德歌功颂德，满怀感激之情的心灵轻而易举被俘虏过去，循规蹈矩不越雷池一步，感激皇天有好生之德的同时，又用这种快慰和舒坦情不自禁地去俘虏更多的后来者，他们居住在喧哗闹市的中央，忘记了边缘人群的苦难，与最底层的社会渐渐隔膜起来。我们文坛常常听到中国人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的种种理由：一是抱怨语言文字的翻译的困难和变味；二是说这个奖项应该安排给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作家，否则它将是一种缺憾；三是大声叫嚷着“越是民族化，越是世界化”的论调，或许我们民族化得还不够，暂时还不具备介入世界化之流的条件。然而，却不去反思自己的作品有没有这种资格去承受这个大奖，我们的作品既没有大视野大境界，更没有大关怀大悲悯。诚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安徽省青阳县教育局 施麒俊（2004/08/13）
也许以西方为准绳并不合适，转一文，供参考：
读熊元义《中国悲剧引论》
郑欣淼
2008年01月18日10:42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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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悲剧引论》是熊元义花费13年时间完成的一部重要作品。即使从1998年出版的《回到中国悲剧》(华文出版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算起,也已历经八年。蚌病成珠。《中国悲剧引论》可以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熊元义在文艺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中国悲剧引论》以中国古代戏曲悲剧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在方法论上贯彻了“史论结合”,贯彻了“中外结合、古今结合、文史哲结合”,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
深入地把握了中国悲剧的审美特征,提出了独特的中国悲剧精神和境界。熊元义概括了中国悲剧的三大特征和三大种类。中国悲剧的三大特征,为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在道德上完美无缺、悲剧冲突主要在邪恶势力与正义力量之间展开和悲剧人物在对敌不懈斗争中达到历史的进步和道德的进步的统一。中国悲剧的三大种类,是“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和“伯夷不食周粟”。由于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在悲剧冲突和悲剧人物的选择上的差异,所以在审美特征上便具有了不同的风貌。《中国悲剧引论》没有理论先行,而是深入而具体地解剖了中国悲剧作品在反映现存冲突和解决这个冲突上与西方悲剧的不同,这充分反映在对中国古典悲剧作品《窦娥冤》、《赵氏孤儿》与西方古典悲剧的作品《俄狄浦斯》、《汉姆雷特》、《麦克佩斯》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比较上。因此,对中国悲剧的“大团圆”结局、中国悲剧的种类的把握都是相当独特的。《中国悲剧引论》通过对中国悲剧作品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总结,基本构建出中国悲剧理论体系。
结合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文艺寻求中国悲剧在当代的发展轨迹。《中国悲剧引论》不仅是对历史上一种艺术形态的把握和总结,而且探寻了它在中国现当代文艺中的演变轨迹,提出了中国悲剧在近现代经历了否定与回归的历史命运。《中国悲剧引论》尖锐地批判了当代文艺消解中国悲剧的倾向,对当代文艺高扬中国悲剧精神的倾向给予充分的肯定。
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西方悲剧理论,把西方悲剧理论大致划分为两大类型和三大走向。两大类型即肯定历史正义存在的悲剧理论和否定历史正义存在的悲剧理论;三大走向即由亚里士多德所开创、中经席勒到黑格尔集大成的悲剧理论,由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到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悲剧理论,以及叔本华、尼采的悲剧理论,前两者肯定历史正义的存在,后者则否定历史正义的存在。比较而言,中国悲剧和西方悲剧理论的第一大走向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很大区别的;和西方悲剧理论的第二大走向则比较接近;和西方悲剧理论的第三大走向却存在根本的区别。认为我们可以吸收西方悲剧理论的精华,但是绝不能以它为准绳,裁剪中国古典悲剧,即削中国悲剧之足以适西方悲剧理论之履。否则,就背离了中国悲剧的实际,就会数典忘祖。
与不少人认为中国悲剧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悲剧精神淡化的产物不同,《中国悲剧引论》认为中国悲剧精神在“大团圆”结局这种艺术形式中得到了强化,而文艺的命定神话才是对中国悲剧精神的消解。
随着对中国悲剧的深入把握,熊元义在一些习以为常的现象中挖掘出了更加深刻的意蕴。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过去人们只是认识到它反映了个体和群体的矛盾,而他则深入地挖掘这则寓言所蕴含的深刻内容,这就是群体的延续和背叛的矛盾。孔尚任在《桃花扇》中为什么安排侯朝宗、李香君双双入道?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但是,孔尚任却相当认同这个结局。在《桃花扇》中,孔尚任为什么不写晚年侯朝宗的动摇呢?为什么不写晚年侯朝宗的隐逸呢?熊元义认为,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所写的侯、李二人,既是对历史上的侯、李二人的反映,也是对清初仍然没有放弃抵抗的时代遗民的集中写照。孔尚任对历史上的侯朝宗晚节不保的改写,就是对这种投降变节行为的抛弃和批判。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到侯、李二人双双“入道”,可以看出,清初那些没有放弃抵抗的明代遗民的拒绝更加坚忍,更加悲壮。侯、李二人双双“入道”虽然看破红尘,割断情恨,但仍然是对邪恶势力不妥协的抗争。熊元义的这些分析在前人的基础上挖掘出了崭新的内容。
http://www.booker.com.cn/GB/69365/6792004.html
视角不同，认识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