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成长经历不同，感悟就不同！
评价评价标准不同，结论就不同！
文学作品优劣与否，全凭主观！！
今天在这里看到这么多的老师对《平凡的世界》阐述自己的见解，不觉中心弦被拨动，忍不住也来说说我的感受，说得不对的还望各位老师多提意见！我最早接触这部小说是从收音机里，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李隐墨的声音深深的吸引了我，好像那时的我是读高中吧！也就从那时开始记住了这部小说，曾一度为主人公孙少平的喜怒哀乐而牵引着，那个时候正是年少不更事的阶段，所以给自己留下了特别难忘的印象！而后到大学了，有幸自己买了这套小说，又重新细读了一遍，当然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的思维方式都有不同的评价的，反正我仍旧被深深地吸引和打动着，我们要设身处地的站在作者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来看问题，这其中也难免有很大的偏差，但个人依旧认为这部小说非常真实、质朴，对人物细腻的刻画描写非常值得我来学习和崇拜！既然楼主是写得自己的观点，我们也就来阐明一下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了，毕竟这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好作品，个人认为它的存在价值还是非常大的，具体用什么“伟大”之类的词来进行剖析大可不必，相信当时的路遥先生如果活着也不愿意这样来评说他的倾心力作，喜欢的就多看看，能带给一代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曾经激励、鼓舞了一代人就可以称之为伟大；不喜欢的，不看就好啦，也许文人都是这样的要说东道西，嫌人家写得不好，自己来写好的啊！没必要如此激动吧！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两面性，各抒己见就可以了，说明这部作品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啊！当然纯属个人观点，我就特别喜欢这部小说！
我来说几句，本来是潜水的，不想做过多的评论。文学作品既然有政治性，那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红楼梦如此，水浒传如此，西游记亦如此。回到文革时期的文学，我不知道楼主是否经历过文革，人云亦云说灾难，跟着说就是人类的浩劫。似乎不跟着那帮小资们把文革批个臭，就跟不上时代了。历史自有后人评说，浩然的《金光大道》自有其闪烁的光辉。说及此，忽然想到可以比对的浩然后来的作品《苍生》，与《平凡的世界》的故事有点类似，其中可以看到两位作者的文学功力。《平凡的世界》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现实，他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人思考人生，这就够了。这就是伟大，评论再好，你影响过谁？不过是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摇尾巴的狗而已。
在这里更正一个错误：上面提到的“李隐墨” 是我当时从收音机里听广播的播音，是我的听觉的差错，应该是叫“李野默”！在这里深深感谢 欧阳静茹老师，是这位老师给予指正的！也对此给“李野默”老师道歉、跟这里的各位老师道歉啦！
最字是有点过了，书中的人物是理想化了，但不妨碍其感动读者，我大约在20年前读过，现在回想起来，本书给我的影响还是满大的，所以，说他伟大不为过。
及长，偶尔看了看其他的一些所谓名著，现在的小说叙事的风格千变万化，读小说已经不是关心其纯粹的内容，其风格也必须要出彩了。
平凡的世界也许是属于风格“土”了点的小说，但其精神是伟大的。
你要说杜拉斯的小说伟大吗？《情人》的内容讲述的仅是一个女人的情感经历。说卡夫卡伟大吗，他的一连串的晦涩的小说原本就不是写给我们看的，觉得理解他的小说的人凤毛麟角。王小波伟大吗，除去他的风格，小说的主题简直是猜谜，以俗写雅，以性喻世，要费脑筋
《秦腔》：方言叙事与信息传播
一
作为当代中国最为厚重的文学大奖——“茅盾文学奖”，从来就是非不断。即便是此届（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之一——《秦腔》的作者贾平凹，也吐露出了强烈的怀疑气息。不过，贾平凹所怀疑的不是自身的写作能力和《秦腔》所展现出的整体水平，而是担忧读者是否能够通过全新的话语系统，领会作者所企达的那种美学追求。在《<秦腔>台湾版序》中，作者称“《秦腔》简字版在大陆出版后, 我当然希望尽快出版繁字版，能使更多的华人阅读。这是汉语写作最起码的一步。但是，正如我在该书后记中写到：这本书，农村人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能进入，城里人能进入吗？陕西人能进入，外省人能进入吗？而繁字版的出版，海外的华人能否读懂和理解书中的另一种人群和这群人的生活状况与情绪，这更使我不无惶恐。”①究其根源，作者所担心的除了他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因而城里人、外省人甚至台湾人难以理解和忍受外，另一个原因就是，这是一部以作者家乡方言写就的45万言的长篇小说！②另一个可作佐证的事例是，贾平凹在接受上海《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也说，他害怕上海读者读不懂《秦腔》，因为他使用了许多陕西土话。③
这就涉及到一个信息传播问题。尽管《秦腔》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不同于惯常的新闻作品，然而，我们也可以从广义的角度说，任何一部（件）作品，作为一个信息源，都会实施信息传播的。更何况文学作品要起到认知、愉悦和教育功能，就必须进行“信息传播”。现在的问题是，《秦腔》中作为传播“介质”的语言并不是我们所提倡并且惯常采用的普通话（语言文字），而是作者家乡的方言！据报道，评论家李敬泽、王干、谢有顺等人就遭遇到了这种信息阻碍——《秦腔》一书中使用的大量陕西地方方言，对他们进入小说产生了相当的烦恼。李敬泽甚至说，他为读《秦腔》竟一度发火，不得已只好请一位陕西朋友用陕西方言为其朗诵，这才深得其意蕴；而谢有顺称其读了九次才将小说读完。④众所周知，传播学理论强调，信息传播必须具备以下基本要素：传播主体、传播信息、传播介质和传播受众。而介质是关乎传播效果的要件之一。我们现在想问：作为《秦腔》传播的介质——迥异于传统普通话文字的方言，由其所建构的小说，何以传播成功并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大奖？要知道，一百多年前（1892年）问世的韩邦庆以吴语写就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可是大败而归！
细细考究起来，《秦腔》不同于《海上花列传》之处，就在于贾平凹有效地利用了方言“文字”，而不是纯粹地利用“方音”写作。我们知道，从阅读方式上讲，《秦腔》是属于案头文学的（如《红楼梦》）；而源于中国小说“讲史”传统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则更多地属于“传唱文学”。就是说，我们是用眼睛阅读《秦腔》文字，而不是用话语吟诵作品，更不是在勾栏瓦肆里说唱小说！说到底，“小说是写给人看的，不是写给人听的。”⑤这样，即便出现了多处方言文字（“毛草”、“嘬饭”、“圪蹴”、“麻达”、“舔尻子”、“日塌”、“忒色”），也并不妨碍读者知晓文意，进行信息交流。譬如：
梅花说：“那再给你十元！”夏天礼坐在厦房里一直朝院子里看，看不下去了，说：“你把
他身上掏得光光的，让他出门在外寒碜呀！”梅花说：“爹，要过生日呀，钱不抠紧些，这生日
一过就该喝风屙屁呀！”夏天礼说：“生日待客谁不行情，行情钱花不了还赚哩！”梅花说：“爹
知道这个理儿，我说最少待十席，你还说两席三席就够了？再说，他身上装那么多钱干啥呀，
你让他犯错误呀？就是不能给他三百元！”雷庆说：“你净听上善（人名——本文作者注）唆唆
哩……”
在这里出现了“厦房”、“掏”、“寒碜”、“抠”、“喝风屙屁”、“待客”、“行情”、“唆唆”等方言土语，但是结合上下文，完全可以明白梅花与公公夏天礼、丈夫雷庆在交流什么信息。
话说转来，方言土语毕竟或多或少地成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信息交流与传播的障碍，那贾平凹为什么还要冒险使用他的家乡方言呢？当年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中有个说法：“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⑥而贾平凹也称“在叙述的过程中, 语言的狂欢又使我常常忘乎所以, 不顾了一切”。正是这方言（文字）的“狂欢”，促使作者别有洞天地进行信息传播——“尽可能地写出我所生活的所熟悉的那片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生存经验, 又尽可能地表现民族审美下的华文的作派和气息”。⑦我们不可不细细揣摩之。
二
现在我们正式进入《秦腔》小说文本。《秦腔》通过采用“我”——“疯子”引生的视角，将清风镇一年时间里所发生的鸡零狗碎的“泼烦”琐事浑沌道来。换句话说，清风镇舞台上所上演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是与引生相关联，是由其所见、所闻而展开的。从这个角度讲，“疯子”引生就是《秦腔》中各类信息（事件）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有一个为人质疑当然也为另一部分读者所欣赏的话题是，“疯子”引生视角是否能够承担这部号称“中国当代乡村史诗”、“这个大时代的生动写照”（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词）的小说的重任？
传统的中国小说，通常采用的是全知全能视角，所使用的是第三人称代词“他”或者是相应的第三者姓名。其好处便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贾平凹其前的《浮躁》、《废都》等小说皆是如此。而就小说《秦腔》看，引生乃一疯疯癫癫之人，为小说中的第一人称拥有者，按照惯例，引生受限于所见所闻，就是说，当引生非见非闻之时，信息就无从传播，故事就无法展开。那么，作者当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贾平凹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方面，他借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疯子”、阿来的《尘埃落定》中的“傻子”视角（还可想到福克纳《喧嚣与骚动》中的白痴班吉、方方《风景》中的“亡灵”老八），让引生时而癫狂时而清醒，不断制造信息和传播信息；另一方面，作者又借助于作家夏风和乡村医生赵宏声，将引生的“受限”视角拓展开来。就是说，让夏风和张宏声也成为清风镇内外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我们先谈谈引生的“疯子”属性。作家为什么将引生设置为一介“疯子”？其实就是要超出传统第一人称限制——试想，作为一介有着某种灵异功能的人，有什么事件不知道、不清醒的呢？引生在小说中并不是真正的神志不清者，恰恰相反，他在诸多事情上体现出了“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的智者风范。当然，也正是因为具有了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质，所以才会被常人（庸人）看作是“疯子”。小说中有了这样一个“好事者”和“无所事事者”，应该说比那些平常的第一人称写作就少了许多拘束和限制，就多了诸多灵动和自由。而这，显然就是《秦腔》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平凹制造”。
还应该提到的是，作者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以弥补“我”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在信息制造与信息传播上的必然缺陷。譬如事后追叙、“物化”叙事等。例如“夏雨在事后给丁霸槽说时我听到的”；“关于整个下午发生的一切事，都是陈亮后来告知我的”；“乐师说的这句话，事后是赵宏声告诉我的”；“染坊的人路上碰见了我说闲话，才告知了我”等等。而对于无法以“某某告诉我”这种形式加以补充的，作者则以灵异思维方式譬如变成一只蜜蜂、一只苍蝇什么的，让其充当事件的观察主体和信息的传播主体。
尽管作者公开声明“《秦腔》不是我的自传”，但由于“我是带着自己的真实感情来写的”⑧——贾平凹与夏风在家族排行、作家身份、婚姻情况、父亲历史、时代现状等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让我们认定，夏风不是贾平凹，夏风又是贾平凹。
我们想要说明的是，夏风的另一重功能就是，他是作为引生的“视角补充”而存在的。准确地说，引生、夏风和赵宏声三者融合，构成了完整的信息传播源。引生是一介时疯时好的好事者，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说者，尽管有着灵动的叙说权力（信息传播和制造能力），但毕竟只是生活在狭小的清风镇上，无法独立完成“中国当代乡村史诗”、“这个大时代的生动写照”的重任。而作为省城来的见多识广同时交游甚广的知识分子夏风，就可以有效地将清风镇以上的上流社会如官场等连接起来；同时，引生所无法完全进入的白雪世界（白雪与夏风曾是夫妻）及夏氏家族内部，就可以由夏风堂而皇之地加以叙说。也就是说，从传播学角度讲，当传播遭遇“障碍”之时，可以借助于“分众传播”形式得以继续下去。《秦腔》中，关于邻县及省上信息，关于夏家内部“信息”正是通过夏风制造和传播出来的。
赵宏声作为另一个信息传播源，其实承担的更多是“信息评介”的任务。就是说，他所传播的不是一般的“客观信息”，而是已经“加工”了的信息。赵宏声在小说中是以乡村医生的身份出现的，他善写对联——他几乎承包了清风镇上所有活动所需的对联，因而被认作是一位智者。行医是为了救死扶伤，挽救患者的生命；作对联，同样是对清风镇人事作出明确的判断。譬如原村支书秦安病危，赵宏声拟就了以下一副对联：“一生正派爱村爱民心装群众愁苦乐于助人笃实谦让可怜英年早逝村民捶胸顿足皆流泪 半世艰辛任劳任怨胸怀集体兴衰廉洁奉公敬业勤奋痛惜壮志未酬父老呼天抢地共悲伤。”这其实就是对秦安的盖棺论定，从而直接间接地影响了人们对秦安的评说（信息制造与传播）。
三
整个一部《秦腔》，作者想表达（传播）出什么样的“信息”（主观意图）？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有效传播途径实现自身的目的？《秦腔》有着怎样的历史地位？
作者在《后记》中说：“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显然，作者心中充满了矛盾：故乡的道路是修起来了，但是儿时的老街被废弃，爬满了蜘蛛；晚辈长大了，曾经魂牵梦绕的父辈们却一个个逝去；人们走出了大山，却往往拖着残缺的身体返回甚至被棺木盛着送回；过去的温暖的记忆虽然还在，却随着衰败的现实在日渐淡去……“现在我为故乡写这本书，却是为了忘却的回忆。”⑨具体说，小说通过对一个家族（夏家）、一个镇上（清风镇）的“衰败”史的叙写，建构起转型期中国农村的现实“史诗”。
作者以一种“二元耦合”的比照方式，来体现世事的变迁，来表达作者的主观诉求。换句话说，“比照”成了《秦腔》“信息制造”的有效方式。
夏天义作为清风镇的老支书与现任支书夏君亭、现任支书夏君亭与前任支书秦安、省城作家夏风与疯子引生、喜好“秦腔”的退休小学校长夏天智与擅长演唱流行歌曲的外地人陈星等等，都构成了鲜明的比照和耦合关系。譬如夏天义与夏君亭，两者从伦理关系上看，前者是后者的叔父；但是，从文化关系上看，夏君亭又成了夏天义的“掘墓人”。夏天义是曾经的劳动模范，一生正派为人，具有极高的政治威望，然而，他所坚执的还是农耕经济观念，念念不忘的是“淤地”——最终也是死于泥土滑坡；而夏君亭，具有新世纪的发家致富观念，长于耍弄政治手段，却懂得在新时期如何发家致富。他甚至可以虚构信息调动武林（到邻县购买树苗），从而腾出时间与空间让刺头李三踅与武林老婆偷情，然后陪武林回家“碰上”淫妇奸夫，从而彻底降服李三踅整倒对手秦安，打垮夏天义。夏君亭作为支书可以在酒楼嫖娼，却兴建了农贸市场赢得了上级部门的高度称赞并改善了清风镇的财政状况……是耶非耶？这一切，不光让老支书老劳模夏天义无可奈何，也使得作者无所适从不知如何评说。这就是作者“充满了矛盾与痛苦”的根源所在，传达出了作者的迷茫、忧思和无奈心态。往大处说，清风镇不正是作者眼中的中国农村现实缩影吗？
作者在洋洋45万字的《秦腔》中制造了异常丰富饱满的“信息集群”，靠的的就是《秦腔》的超乎其常的叙事密度和缓慢凝滞的叙事节奏。作者在《秦腔》后记中说：“我不是不懂得也不是没有写过戏剧性的情节，也不是陌生和拒绝那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只因我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它只能是这一种写法……我惟一表现我的，是我在哪儿不经意地进入，如何地变换角色和控制节奏。”⑩从信息传播的角度讲，本书属于高密度、大信息量集束传播，而不是经过“典型化”处理后的“典型传播”。贾平凹在与沪上评论家郜元宝对话时作了明确的说明：“这种不分章节，没有大事情，啰里啰嗦的写法，是因为那种生活形态只能这样写……这种写法，生活中到处都是。比如咱俩说话，就咱俩说话，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同时发生，而这就需要像乔伊斯那种写法。比如咱俩对话：你说‘吃饭了没有’，我说‘吃过了’。‘吃的啥？’‘吃的饺子。’‘什么馅？’‘萝卜馅或是韭菜馅。’你一句我一句，说完拉倒。但乔伊斯的写法，是对话的时候看见后面的风扇啊，窗子啊，一边对话，一边想到那里去了，不停地游离，全部写出来。他觉得现实生活实际就是这个样子。现实的枝蔓特别多，我想把生活的这种啰嗦繁复写出来。不知道是谁说的，‘最分明的最模糊’，越分明的地方越模糊不清。生活中所面对的就是这样……” ⑪这种冒险的做法能否最终得到文学史家公认？想来应该可以！《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大奖不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还是引用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王鸿生的一段话来说明问题：“《秦腔》是‘反史诗的史诗性写作’。……它所包容的生活具有整体性，从政治、经济、权力一直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以及文化、信仰、习俗，展示几乎是全景式的……《秦腔》提供的叙述范式则具有现象学和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其实，竭力摆脱先验的或预设的观念，而致力于还原出生活的芜杂性、多层次和流动感，尤其在长篇创作中，会给主题和结构方面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以往有一些写原生态写得比较好的小说大多是中短篇。以四五十万字看似散漫的细节来聚焦乡村世界的巨大裂变，《秦腔》可说是唯一的。”⑫想来，贾平凹应该是心满意足了。
①《美文》2006年第11期
②⑦⑨⑩《<秦腔>后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③《我从来没想过封笔》，2008 年10 月30 日上海《青年报》
④《评论家对<秦腔>褒贬不一，贾平凹感觉遭剥皮》，2005年5月16日《京华时报》
⑤ 汪曾祺《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187页
⑥ 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⑧《贾平凹：<秦腔>不是我的自传》，《中华儿女》2005年第5期。有好事者，干脆认定“贾平凹写《秦腔》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表达对前妻韩俊芳的追念和怀恋，表达了一种懊悔和自责，以达到自我忏悔的目的。参见《<秦腔>：贾平凹在自责中对前妻的追念》一文，《商洛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⑪ 贾平凹、郜元宝《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谈》，《上海文学》2005年第7期
⑫《秦腔：一曲挽歌,一段情深——上海<秦腔>研讨会发言摘要》，《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
引用第45楼shenjiada于2009-08-03 09:40发表的 :
《秦腔》：方言叙事与信息传播
一
作为当代中国最为厚重的文学大奖——“茅盾文学奖”，从来就是非不断。即便是此届（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之一——《秦腔》的作者贾平凹，也吐露出了强烈的怀疑气息。不过，贾平凹所怀疑的不是自身的写作能力和《秦腔》所展现出的整体水平，而是担忧读者是否能够通过全新的话语系统，领会作者所企达的那种美学追求。在《<秦腔>台湾版序》中，作者称“《秦腔》简字版在大陆出版后, 我当然希望尽快出版繁字版，能使更多的华人阅读。这是汉语写作最起码的一步。但是，正如我在该书后记中写到：这本书，农村人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能进入，城里人能进入吗？陕西人能进入，外省人能进入吗？而繁字版的出版，海外的华人能否读懂和理解书中的另一种人群和这群人的生活状况与情绪，这更使我不无惶恐。”①究其根源，作者所担心的除了他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因而城里人、外省人甚至台湾人难以理解和忍受外，另一个原因就是，这是一部以作者家乡方言写就的45万言的长篇小说！②另一个可作佐证的事例是，贾平凹在接受上海《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也说，他害怕上海读者读不懂《秦腔》，因为他使用了许多陕西土话。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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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的每一本书都看过，但是说实话，写的确实不怎么地，我都是受到别人的影响才看他的书，其实看了都没记住什么，就记得 好像每个都有描写，每次喝完酒就狂吐的场面
当代中国文学也配称伟大？
从文学的思想性、审美性角度来看，也许说不上“伟大”；
但是从时代性来说，应该说路遥还是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不然也不会拥有那么庞大的读者群。
伟大与否，其实涉及到对文学性质定位、价值取向等的不同回答。
同意,评价的好,等待下文.
何为伟大？
伟大的评价标准是什么？首先应就这个评价标准达成最广泛的比较统一的认识，才谈得上以此来进行评价。
如果没有这个伟大的评价标准，随意的进行评价，那还有什么客观性和公正性？有什么信度？因为不是一个尺度，无法比较。
看了楼主的评价标准，似乎没有就这个标价标准与“伟大”二字进行连结，阐述这样就伟大的理由，由此楼主的结论根本不用看。
评价的标准有很多，比如最有影响，最受欢迎，最畅销，等等，评价的角度不同结果页不同，
受欢迎不见得有多大影响，最畅销不见得最伟大，最伟大不见得最畅销，
《平凡的世界》作为一部曾经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在当代文学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也颇受不少青年欢迎，应该说是值得一读的小说～～～
引用第47楼smartiman于2009-08-03 14:04发表的 :
当代中国文学也配称伟大？
你不知道吗？就等你了。。。。
文学要不要为工农兵服务？答案貌似肯定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定下来的。只到如今，也没说这个会的精神过时。
所以，从这一点来判断，这本书是伟大的。百花齐放嘛，好歹这本书没超出这百花范畴，成为第101朵，哈哈，否则就既不“伟大”，也无从为读者所知。
读高四的时候读过这本书。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伟大的当代小说，但是它却是我当时紧张学习的生活的精神支柱，主人公的奋斗历程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始终激励和鼓舞着我。
我没看过,可是听说这本书,.既然能耳闻,自然有它的可取之处,我没读过,不敢贸然评价.世上本来没有一件事是绝对的,都是相对的,也许时代不同,观念不同,写出来的作品不同.一个时代的作品真实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缩影,评论一部作品,不应该由自己的时代和背景去评论.而应该设身处地,换个角度去看.
不管怎么样，我非常喜欢平凡的世界
这本书有她的草根性,因为中国农民最多,不是家民的,也有90%其父、其母是农民。
最近连着看了几部老电影，尽管五十到七十年代拍的技巧和演的技巧今天看起来有些生硬，但看问题不能脱离时代。在那个时代，那样的作品已经可以满足广大观众读者的要求了。
怎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首先应该满足当时的读者观众的要求，而是不满足将来的读者和观众。《平凡的世界》在当时确实给一大批读者带来震撼共鸣，带来享受和思考，这样的作平，不用戴什么高帽，在文学史上，自然有其应有的地位。
写的不错呵呵
文学作品应该说是离不开生活的时代的，如果脱离了所生活的时代，那便是超人了，像哲学里的预言家。问题是作品有没有高度反映出时代的本质。〈红楼梦〉也好〈静静的顿河〉也好，如果不是他们对所处的时代的艺术的反映，便也不能成其为伟大。纵观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定评的作品，大多也是这样〈围城〉也好，〈暴风骤雨〉也好，都是揭示了某一历史阶段的人性。不能说否定了当时的政治，在当时政治背景下产生的作品都不可取。即使革命样板戏，其对京剧的改进（声腔伴奏表演等方面）也是不容否定的。对〈平凡的世界〉的评价也应该是这样，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刚刚离开土地的农民），就会看到其成功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