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
内容简介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者以新颖独特的叙事手法,通过数十幅相互街接的场景,形象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变迁波澜壮阔的另一个历史侧面.在这些场景中活动的人物既有西医传教士、助产士和社会改革者，亦活跃详 坐堂中医、顶香看病人和走方行医者，还有各类政治家和赤脚医生的身影。本书力求在一种“情境化写作”的状态中充分展示近现代政治演变与传统医疗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博弈关系。
作者简介
杨念群，曾就学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和清史研究所，1991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1997），《杨念群自选集》（2000），《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2001），《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主编，2001），《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2003），《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主编，2004），《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2005）等。主要的学术兴趣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并致力于探究打通中国近代思想与政治社会关系的解释途径。
目录
导言：医疗史的另一种叙事
第一章 求不了灵魂的医生
第二章 对陌生空间的恐惧与接纳
第三章 “公医制度”下的日常生活
第四章 现代城市中的“生”与“死”
第五章 乡村医疗革命：社区试验
第六章 追剿“巫医”
第七章 中医自救面面观
第八章 防疫、社会动员与国家
第九章 在政治表象的背后
结论：医疗史、“地方性”与空间政治想象
看完下面的评论，我再说就属多余了！
都说，杨念群的帅在人大是出了名的。
一顿饭吃下来，我似乎可以冒然定论：现在,没有几个史学教授可以有他这样的博学雅致；没有几个四十岁的男子可以有他这般翩翩风度；没有几个名家后代可以有他这般低调从容。
“我也是做过几年少爷的人。”他打趣道，眼睛里闪过几丝顽皮。
都说，文如其人，风度尤甚。
年前，初次看他的《再造病人》，睡前信手乱翻，如坠到一条通往陈年的出口。书在手里，你很难放下，眼前是晚清与民国政治风潮，中西医的碰撞，以及由此折射的世人心态。它不是一种宏大叙事般地说教造势，更多是一种来自微观体恤的娓娓道来。没人乐意错过有趣的东西，何况它不时点拨着你心头的脉络。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读些史书，至少《再造病人》是难得的一本可以让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看下去的书，行间有很多人祖辈父辈的身影，清晰到触手可及。它无关刻板生硬，语言可爱却不失严谨，将手举过头顶，空气中，沉淀在内里的文字上面有灰，可以不朽。
此言尽不了，其文诉不了，何许不了了。
我说，终此一书的心随如斯，终究是没有什么后悔的。 全书梗概
全书除导言和结语外,共分九章。《导言:医疗史的另一种叙事》主要介绍作者的研究思路书的布局。首先以故事的方式引出身体的问题,借用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的思路,指出,一般中,近代以来中国人贫弱的身体其实象征着中国国家的衰败,“得病的身体作为一种文化的隐体,内涵和边界日益扩大,甚至暗喻着中国国土疆界被频繁侵害。”(导言,第3页)经由身体,将同国家和政治联系了起来。通过这一联系,作者似乎希望表明,他的研究将从文化和后现代的出发,以疾病与医疗为切入点来探讨中国近代的空间政治,而将其与传统疾病医疗史研究过于科学主义理念和线性的现代化叙事模式区别开来。
第一章《救不了灵魂的医生》叙述了1832年西医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宗教色彩日渐淡为了拯救灵魂的纯粹传教到更加注重世俗的作为科学的医学的转变过程。从19世纪到20基督教内部“预言精神”“秩序精神”的此消彼长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前者心是在摧毁异端偶像和制度的同时寻求一种超越性的终极体验和希望,而后者则倡导更有耐在世俗范围内进行工作,并能相对容忍世俗中不完美事务的存在。进入20世纪后,随着美国“福音派”影响的增强,西医传教士开始比较现实地面对“灵魂难以拯救”的状况,将注意力更多中到了医学本身,与此同时,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也强烈抵御灵魂的被拯救,加上西方现代科学霸权地位的全面奠定,终使“西医传教士的双重角色发生了更加严重的错位,宗教承担的神圣在世俗氛围的浸淫下似已变得无足轻重。”
第二章《对陌生空间的恐惧与接纳》主要处理的是西方医疗空间在进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何因应中国社会的“地方感”而逐步加以调适。对西方封闭医疗空间的恐惧和医院治疗“委托不理解,伴随着当时风起云涌的反教运动,在晚清社会形成了众多诸如“采生折割”之类的想象。面对本土文化的抵制,西方医疗空间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比如有限度地公开医疗空间,治疗中营造虚拟家庭氛围等,以赢得中国人的信任。从而,进入中国社会的西医也不再是原本上的西医,而打上了许多中国社会的烙印。作者希望借此摆脱以往西医传播史研究中预设非世界只具备被动接受西方影响能力,而不具备反作用可能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表明“西医的并非一个‘纯净’的过程,而是与当地社会文化反复互动后达到某种平衡的结果”。
第三章《“公医制度”下的日常生活》主要讨论了在医学“国家化”的构架下,西方医疗空间渗透至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之中的情形。民国以降,在“强国”必先“强种”这一理念强烈驱动下,开始了由国家来全面操控医疗卫生事务的医疗“国家化”的改革进程,在此背景下,西方医学人过引入“社会服务”理念(在治疗的同时,为病人提供相关的社会服务),和依托地方自治网络,走出医院、走进胡同的“兰安生”模式,力图将西方的医疗空间渗透至城市的各个角落和民众日活之中。在这里,作者再次强调了中西之间的互动,认为西方医疗走出医院这样相对封闭的空逐渐融入当地社区乃是纯粹的精英西医模式(“协和模式”)与中国社会状况开始发生互动契合。
第四章《现代城市中的“生”与“死”》考察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城内传统掌管人们生的产婆和阴阳生的生存空间日渐被压缩直至最终被现代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所替代的历史。产阴阳生在传统社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行为不仅是一种技艺,而且也是一种彰显与伦理的仪式,他们主要处理的“生、死者的亲属与传统社区人群的协调关系问题”,这与现代上的生命控制有着明显的区别,现代的生命控制“则企图通过生命的数字化和严格的量化分传统社区中的道德实践问题转变成与国家现代化目标相联系的行政管理与机构控制问题”。随着“兰安生模式”的推行,医疗社区的逐步建立,他们也逐渐被视为文明与科学的对而受到控制并最终被取缔。在这一过程中,原本伦理化的自然社区也开始被行政化的卫生社代替。其改变的不只是生死控制本身,还有城市空间的管理控制机制。在此,作者并未高举科大旗对非科学的产婆与阴阳生给予贬斥,而是努力对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的声音做了一定的“复原”。
第五章《乡村医疗革命:社区实验》则将视线从城市转向了农村,介绍了1930年代协和医的毕业生陈志潜在定县的三级医疗保健实验和乡村中的“巫”、“医”之争。陈志潜是兰安生的他秉承预防医的理念在定县开展的三级医疗保健实验(县、乡、村),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兰医疗社区计划在乡村的延伸。在实验中,陈志潜特别注意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以便让村民能够得起,同时还注重三级医疗保健人员的“在地化”训练,以避免出现外来专家送医模式中的“雨皮湿”效应,这一点与兰安生模式有所不同,但两者同样都排斥中医,而这妨碍了保健员“在地度的深化。因为在当时的乡村,不必说西医,就是中医,有时也未必有更为草根的“巫医”更受在这种情况下,陈志潜提出了“社区医学”的概念,“强调医学应基于所有人的需要和条件,而非那些单独的个人;基于治疗和预防方法相结合,而非单独依赖治疗技术。”(第196页)以求与巫社区中扮演的多功能角色相抗衡。它不像兰安生的卫生试验区那样试图取代原有的自然社是希望借助原有的网络,力图与地方资源包括民众的“地方感觉”相协调,以求逐渐将西医导入本土化的运作轨道。
第六章《追缴“巫医”》关注的是京郊及京城的巫医。首先介绍了京郊农村的“四大门”(胡门、白门和柳门)信仰和作为巫医的“香头”在“四大门”授意下为人顶香看病的情形。乡民对神信仰几乎完全以是否灵验作为取舍的标准,“四大门”作为“分散性宗教”虽然不曾像“制度性样取得官方的认可,但其往往利用制度性宗教作为自己的门面而喧宾夺主,在塑造地方意识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顶香看病的盛行具有重要的文化因素,和在一个社区中乡民把精神自觉归属于非医疗的神的治疗范畴有关,“香头”在社区道德伦理秩序中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香头’网络并非一种严密主动支配乡间生活的权力系统,而是通过自己是否灵验的能力支配民处理日常事务时的选择意向,随机性、即时性的色彩较强”。(第226页)巫医作为制度外的一直不为官方与正统医学所认可,不过在传统社区中,“巫医”和中医并非完全相互排斥,而有相互倚重和包容的关系。直到20世纪以后,随着西医“科学”地位的确立和国家卫生行政的巫医才作为官方着力取缔的对象,生存空间受到行政力量的强力挤压,在北京等城市中逐渐失
第七章《中医自救面面观》探讨了民国至1950年代,面对强势的西医,以个体为单位从事活动的中医为了自救,经过痛苦的抉择,而最终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纳入现代防疫卫生体系的中西医论争是中国医学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不过作者认为以往的研究“仅仅强调从医学体系识差异上进行比较,而没有考虑到中医在近代受到攻击的最核心的原因是医疗行政能力的阙别是在预防功能上与西医的最终差别”。中医只具备个人救护的资格,而无力集体的保健和防疫。面对西医的日渐强势和“政治正确性”的确立,中医不得不奋起自救,一方着西医的知识体系来论证中医的独特学理和现实价值,另一方面,则尽力改变自身传统个体、的诊疗形态,努力向组织化、行政化的诊疗体系靠拢,积极加入到国家的医疗和防疫组织之中别是在1949年以后,由于国家对中医的提倡,中医暂时摆脱了在制度上被废除的危险,从而大快了这一进程。
第八章《防疫、社会动员与国家》讨论的是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对发生在朝中国部分地区的“细菌战事件”的应对。1952年2月以后,在中国媒体上出现了美国战机在朝中国东北、青岛等地区投掷细菌,开展“细菌战”的报道,尽管对于这些报道在细节和真实性方有待进一步厘清和证实,但作者显然没有着力于此,而是巧妙地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政府的应面。他指出,一开始,中国政府和军方基本上采取一种单纯的战时防疫策略,但很快就发现这策略所面临的困境:或者导致社会的恐慌,或者不被重视。故而,国家很快改变了策略,开始将为一种激发爱国主义、开展社会动员的契机。通过构建一种“颠倒的想象”(即本来人们认为,人身体的贫弱与不卫生乃是因为西方现代医疗卫生机制的缺失造成,而现在则将这种想象颠来,认为我们现在的疾病乃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投掷的罪恶的细菌造成的),使爱国主义和卫生联系了起来。这样国家不仅有效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也通过社会动员,即开展爱国运动,推进了现代卫生机制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确立。“因此,‘群众’自发行动实际上是空间规训与调控下的一种结果。”
第九章《在政治的表象背后》探讨的是1960年代以后的赤脚医生制度。作者认为赤脚医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陈志潜在定县的“在地化”试验,只不过,后者只波及定县的数个村庄,而却成为乡村医疗变革的一场全国性的“制度化”实践。另外,赤脚医生实践对中医的包容也与潜的试验明显不同,更有利于充分利用农村的现有资源与降低医疗成本。作者认为,赤脚医生践虽然兴盛于“文革”期间,但绝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产物或表现形式,而有着许政治性的因素,其一开始就被置入了人情和利益的网络之中。赤脚医生在当时良好的医疗表然与他们在乡村社会网络中相对丰厚的报酬与较高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是相对较为优厚酬、较为严密的监控机制和乡土亲情共同编织出了一幅赤医成长图景”。这一非常化的运动,其实包涵着对传统的融合。到1980年代,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合作医疗体制,赤脚医生也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而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结论《医疗史、“地方性”与空间政治想象》是对全书的总结和对研究思路、理念的提炼。作医务传教士与现代‘帝国’殖民品格的形成”、“‘地方’是如何被感知的”、“疾病隐喻、社会动国家意识’”和“跨区域运动与‘地方性’的重构”四个方面对全书的内容做了总结。指出,“近来医疗领域发生的所有变化,与其说是中西医冲突和融合的历史结果,毋宁被看做‘现代中国’基本构造和建设任务的一个重要步骤。”(第409页)“本书从现代‘帝国’的殖民品格、‘地方性’认和重构,以及‘现代传统’的实践作用三个方面力图诠释‘医疗’行为与‘政治’变化的关系。”从而表明作者的医疗史研究主要是希望从医疗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与运作。他认为,以往的研究尚未能综合地考虑以上三个方面的互动,而该著则力图贯通这三素,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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