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试读
因为没有试读，怕我也求不到，又狠不下心来花58元钱来买，竟然发现网上有部分阅读，高兴并分享之……链接：http://book.ifeng.com/book.php?book_id=698
中文版序
四十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但遗憾的是，目前人们在讨论我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几个论点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从《诗经》到鲁迅，中国文学传统无疑属于世界文学，是世界文化遗产坚实的组成部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包括中国人)却不了解这一点。但以貌似客观、积极的方式来谈论1949年以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却是无益的，这也与观察者缺乏应有的距离有关。评论一位唐代的作家比评论一位2007年的女作家显然要容易得多。此外，相对于一个拥有三千年历史的、高度发达而又自成一体的文学传统，当代文学在五十年间的发展又是怎样？它依然在语言上、精神上以及形式上寻求着自我发展的道路。这不仅仅在中国如此，在德国也不例外。当今有哪位德国作家敢跟歌德相提并论？又有哪一位眼下的中国作家敢跟苏东坡叫板？我们应当做到公正。在过去鼎盛时期的中国也有几十年是没有(伟大的)文学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期待每一个时代都产生屈原或李白这样的文学家吗？一些文学家的产生是人类的机遇。一个杜甫只可能并且只可以在我们中间驻足一次，他不可能也不会成为大众商品。
1967年我在大学学习神学时，首先通过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的译文发现了李白，因此，中国的抒情诗便成了我的最爱。这种最爱不仅仅局限于悠久的中国文学史，而且超越了中国文化的界限。早在第一批德国诗人开始创作前的两千年，中国诗人就已经开始写作了。在经历了几个世纪之后，德国才有诗人可以真正同中国诗人抗衡。
我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的三卷(诗歌、戏曲、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散文卷中的将近半部都是由我亲自执笔的。事实上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能独自一人完成这么多卷书稿。其间又有其他的事情发生，个中缘由我在此不便细说。对我来说写作有时并不困难，特别是诗歌史这一卷更是如此。我很庆幸可以在此回忆一下往事。20世纪70年代初我有幸在波鸿鲁尔大学师从霍福民(Alfred Hoffmann， 1911—1997)教授，他于40年代在北平和南京跟随中国的先生们学习过解诗的方法。胡适也属于他当时的先生和朋友之列！几乎在每节课中霍教授都向我们少数的几个学生讲解分析古典(唐)诗的“三步法”(破、转、结)。霍教授解唐诗的视角使我铭记在心，一直到今天我还在用这些方法。他所拥有的这门艺术似乎在汉学界(在中国也不例外)几近失传，而正是在这一艺术的基础之上，王国维提出了中国抒情诗的两种意境之说，而刘若愚又在此之上扩展为三种境界的理论。
正是借助于这三种境界的理论，我在书中描述了中国思想的发展，因此我的中国诗歌史并非一篇简单的论文，而是对中国思想的深度和历史之探求！我前面提到的其他两部半著作也可作如是观！我所写的每一卷作品都有一根一以贯之的红线，这点我在每一部的前言中都提到了，在此恕不赘言！
德国汉学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可谓硕果累累。从1902年以来，德国汉学家一再探讨中国古典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其中不少汉学家也将哲学和历史纳入其中。因此，作为作者和主编，我只是这无数汉学家中的一位，绝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想，之后的来者不再会想写一部整个的中国文学史了，而只是断代史，以及具有典范作用的有关古代，或中世纪，或近代的文学史。我和我的前辈们在文学史书写方面最大的不同是：方法和选择。我们不是简单地报道，而是分析，并且提出三个带W的问题：什么(was)，为什么(warum)以及怎么会这样(wie)？举例来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它会以现在的形态存在，以及如何在中国文学史内外区分类似的其他对象？
在放弃了福音神学之后，我接受了古典汉学的训练，也就是说我成为了一位语文学家，尽管我能读现代汉语，但既不能说，也不能明白是什么意思。1974年11月我快30岁的时候，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给我提供了一个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现代汉语的机会。在北京的一年里，我认识了鲁迅和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价值。一年之后，我于1975年到了日本，在那里更加勤奋地阅读了大量译成日文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从而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今天我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来回首往事：1967年我是从李白开始慢慢接触中国文学的，1974年通过现代汉语的学习，我对中国文学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意外的深度，这两个年份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二者都与语言和文学有关，其核心当然是中国了。这一切不是偶然，而是命运！
顾彬
前言
没有哪个时代的中国文学像20世纪中国文学那样,如此详尽地得到记录,如此一再地被翻译,如此深入地被文学研究者所挖掘,可谈到其文学价值,也没有哪个时代像它那样多地招争议。从1912年民国成立开始,中国作为一个正式成员积极地参与到了世界共同体和世界历史之中,因为中国从世界帝国(天下)转变成了民族国家(国家)。自此以后她在政治、经济乃至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上都在国际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文学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是这一转化的基本见证,不管是说它参与了促成中国的变迁,还是说给出了关于这个变迁的讯息。这一事实到现在导致了一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深入得不成比例的探究:其他所有时代不论是怎样璀璨,都只能远远居于其后。在此期间的西方出版物——不管是翻译还是研究文章——甚至在单行本中,不光那些二流作家触手可及,就是三流作家的代表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反之,那些毫无疑问应归入世界文学之列的古代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在西方常常是除了大学毕业论文外就压根无人问津。过往的一切均已逝去,对许多人来说接近中国的丰富传统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可想而知,许多因为政治和时代因素主要是在1979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后才被译介到西方来的20世纪中国作家也终将要或已经迈入被遗忘之途。图书市场和文化产业通常不会对哪个作家保持超过十年以上的记忆。就在现在,最近25年里的许多作品就已经只有专业读者知悉了。属于其列的自然也包括高行健(1940年生)的作品,他仅仅因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才得以在短时间内重返公众视野。同中国大陆其他领域一样,权威的失落也波及到了文学研究。有一种自90年代时髦起来的做法现在更演变成了普遍行为,即压低那些国内乃至国际上公认的现代中国文学代表作家,同时抬高那些过去看来不太重要或干脆属于通俗文学的人物,从现代中国文学之父鲁迅(1881—1936)到当代武侠小说代表作家金庸(1924年生)的范式转换在这里具有典型意味。要发掘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理所当然地需要距离,这个距离目前还不够充分。而对一个可能的评价问题而言,下一个难题则是常常欠缺对中国以外的现当代文学的了解。譬如谁要是关注德语当代文学的话,就会出乎其意料地发现,它比起华文文学来并不见得好多少,当然也不是糟糕许多。
如果不想把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得枯燥乏味,如果不想毫无评论地罗列事实,就一定得和评价沾点边。不过,我在以下行文中给出的评价都是个人的主观见解,并不图普遍有效,尤其不奢望经久不灭。每个人都有权利作出不同判断,特别那些被涉及到但没有得到显赫位置的作家,如果他们还在世,并不需要对我的选择程序私底下感到不满,而只需要把这种遴选看成是为了写成一部文学史所必备的前提。我的偏好与拒绝都仅代表我个人,如果它们更像是偏见而非判断的话,肯定也要归咎于中国在20世纪所处的那种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今天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及汉语区域如新加坡或北美的华人圈,全都有它们的华文文学,人们不可能同时地,在同样程度上和不分时代地去欣赏它们。某些必要的删减也属于文学研究者的批评工具。我本人的评价主要依据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性精神的穿透力这三种习惯性标准。在这方面我的榜样始终是鲁迅,他在我眼中是20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中国作家。除了他的重磅作品之外也有其他的零散之作能经得起时间考验,这对我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对一个综合评价来说起决定意义的是全部创作的整齐性问题。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的论断总是能成立的,即不能根据某个作家的单部成功之作就对其整个创作下结论。就算某个中国作家真能有那样长一个创作期,标准在几十年中也会变得面目全非。
呈现于此处的文学史要追溯到我从90年代中期到2002年初在波恩大学于不同场合所作的讲演课,听众在多数时候是少之又少。我的努力是,尽量做到不要重复自己,那就是说:所有我迄今为止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写的论文,除了某些受时代局限的评判不算,都继续保持其有效性。我在行文中不能也不该总是提到它们。然而,如果它们还是时不时地被引用到的话,也请尊敬的读者见谅,因为自我引用乃是迫不得已。从1977年到1985年我在柏林自由大学、从1985年到1995年在波恩大学的东方语言学院主要从事现当代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其间某些翻译和研究已经完成,它们一直还没有失却其有效性。同时,这也和那种状况相关,即1989年后,许多人将我的研究对象——在80年代可是一个热门话题——将我,连同我全然以批判为己任的热情(几乎是)独自地遗留在那里。我本该寄望于其他人的研究之处,就只能如此遗憾地以引述形式取自我本人的出版物。这样我就得在文本中从内容上重复自己,而且没有什么比将自己说过的话再写一遍更让我难受了。
在中国文学明显遭受冷落的不利情形下,这些演讲录的撰写伴随了相应的怀疑甚至绝望,也是事属必然。如果不是同陈思和(上海；1954年生)、翟永明(成都；1955年生)、欧阳江河(北京；1956年生)、王家新(北京;1957年生)和肖鹰(清华大学;1962年生)这些作家学者们持续的交谈,我可能永远无法完成写作计划。除了对问题的深入看法之外,我还要感谢他们一贯的鼓励。否则我已经屈服于既在我们国内也在中国唱响的悲观论调,他们均声称,现当代中国根本没有(好的)文学可言。这些谈话常常是在我由设在波恩的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资助在中国的多次客座访问期间进行的。对此谨向该中心致以应有的谢意。
为方便计,我保留了通行的分期法。就像其他文学研究者那样,我把20世纪中国文学分成近代(1842—1911)、现代(1912—1949)和当代(1949年后)文学。当然,这样一个区分背后,是一个主要以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为参照的阐释模式。尽管也有其他种种划分,但它们到目前还没有得到普遍的公认。
对我的写作而言,那些迄今为止出版的系统性文学史当然起到很大的辅助作用,尽管我对它们经常采取批判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学史书写热潮在质量上并不如数量上那样可观。尽管一个详尽研究是读者所要求的,我却必须防止材料的漫漶无边。在大量文学史书籍中,下列著作应该作为代表被提及,它们对我特别重要:杜博尼(Bonnie S. McDougall)和雷金庆(Kam Louie)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钱理群(1939年生)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陈思和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我得益于这些文学史之处,并非全都被一一地指出。
我没有选择将我在这些年中汲取的所有参考文献和所有作品一一引用、列举或加以评论。我宁愿尝试去呈现一条内在一致的上下关联,就好像是借文学这个模型去写一部20世纪思想史。我完全清楚,这样一种上下文关联是人为的。它的产生当然要归之于一种阐释,而这种阐释顶多是也只能是许多种可能阐释中的一种。我有意识地要避开那种将标题和名字任意地照单罗列,由此而制造一本新的参考手册的做法。当然,所有引用到的作品我都阅读和查看过原文。但也不是总能找到最初版本,有时只能满足于重印和新版本,这一情况显然也会带来问题。
尽管有违政治立场的正确,我还是选择中型的“男性”定冠词,而这就一并包括了阴性和中性。所以我讲作家而不是男作家或女作家,否则我可能还被迫要在“他”和“她”的人称代词外再引入“它”,因为儿童也不甘被撇在男人和女人之后。这里的说法跟德语名称分为阳性、阴性和中性的语法特点相关。言下之意,如果像现在流行的处处顾忌男女平等,又会形成新的僵化,如同作者戏谑的说法:是不是也要照顾到儿童(人称为“它”)的语言地位呢?这一“闲笔”实是顾彬针对美国汉学界中过度强调的女权主义观点而发,顾彬曾讲过,他所属的波恩学派一致认为:“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来区分第三人称的‘他’和‘她’是不科学的”(见顾彬《略谈波恩学派》,《读书》2006年12月,119页)。——译者注
我遵循旧的正字法,同时使用通行的汉语拼音注音系统。其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总是能清楚地解决的。某些不一致之处因此就不可避免。首次发表时间也并不总是能在原稿完成、杂志上首次登载和以书本形式面世之间作出明白区分。所以在年代标注上可能会有所差异。
Nicola Dischert为原稿付印提供了技术和语言方面的协助,她除了版面设计外还制作了索引,还要感谢René Weiler、刘导和 Sinda Kapp?Matsukawa女士帮助处理了某些办公事务。在有关民国时期文学的细节问题上,我得益于鲁尔波鸿大学的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关于港澳台文学,香港科技大学的郑树森(英文名William Tay)解答了我许多问题。我同时要感谢他这些年中无私地寄给我许多材料。马克·赫尔曼(Marc Hermann)详细校阅了全部原稿,纠正了一些错误。也承蒙陶泽德(Rolf Trauzettel)提出的批评建议,即我作为(文学)史家也要去处理我不喜欢的作家作品,只要他们具有历史意义。我还要对张穗子表达感激之情,自1981年9月以来,她一直陪伴我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提出批评意见。很多东西都是她为我阅读、发现和思考的。
我同现代中国文学打交道始于1974年10月,那是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我作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生赴华一年,学习现代标准汉语。授课中经常有些最近的文学作品作为示例,于是我知道了鲁迅和浩然。时过境迁,这期间发生了种种变化,当年的教师也不大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了。对他们和我而言始终如一的,只是多年来彼此的互相关怀。这段时间是否过得有意义,就请尊敬的读者在接下去的阅读中自行判断了。
原稿经过许多人多次校阅，可能仍然存在的错误应全部由作者负责。
顾彬
波恩,2005年圣灵降临节
导论：语言和国家形成
民族国家的产生同语言形成有一定关系。因此,语言规划不仅对于许多年轻的民族,而且对一些出自于一种宇宙性(universal)状态“宇宙性”形容传统中国思想和文化所追求的那种与天地交融的“天人合一”存在状态,落实到政治社会层面,就成了西方人眼中中国政教、家国不分的状况。“Universismus”(宇宙主义)是西方汉学用来描述中国的一个经典概念,如高延(J.JM. de Groot, 1854—1921)的名著《宇宙主义——中国的宗教和伦理、国家和科学之基础》(Universismus. Die Grundlage der Religion und Ethik, des Staatswesens und der Wissenschaften Chinas, 1918)。顾彬在本书中所暗示的,即从宇宙主义到辩证斗争,从笼统的“天下”到个体性的民族国家是迈入现代的标志,正是西方汉学界的主流看法。——译者注且演变成某种独特物的(世界性)帝国而言,都是身份规定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特别适用于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期的中国。作为“天下”(普天之下的一切),中央帝国一度就是寰宇,所有居于其边缘者都要向它纳贡。于是它的文字就是所有人的文字,它的文献就是世界的文献。在一个狭隘的意义上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学从前并不属于世界文学,因为它作为天下的文学自身就是世界文学。只有当帝国的这种自我意识遭到了彻底质疑,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经典开始被重估时,这种情形才开始改变。从中国传统向西方现代性过渡的决定性阶段随着国门被强行打开而开始。大不列颠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导入了一种演变,接下来越来越多地迫使满清政府将沿海地区和交通路线向国际性商贸开放。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占领,然而中国并没有成为殖民地,甚至半殖民地这个术语如果考虑到国土的幅员辽阔也是可疑而非可信的。然而逼人的形势导致皇室终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后开始采取应对措施。1861年总理衙门和同文馆的建立标志着开始同那种“天下”意识形态告别,以及逐渐地向另一种观念过渡,即必须且愿意像其他国家一样也成为众多国家中的一个成员。这里和以下见耿德华(Edward M. Gunn, jr.):《重写中文: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风格和革新》(Rewriting Chinese. Style and Innov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rose),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Stanford UP)1991年;刘禾(Lydia H. Liu):《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001937),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
还在1911年帝国倒台和1912年民国成立之前,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取消,传统的儒家典籍就走到了尽头。新的知识通过居留于当地的外交使节和军事人员、商人和传教士进入了中国。同耶稣会士在17和18世纪的沟通尝试不同,这一次的知识传输并非同朝廷中眼光敏锐的精英相联系。而是所有阶层——即使不是所有的个人——不管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都同样被卷入进去。因为新知识很少以原文形式,而是通过对西方著作的翻译被介绍过来,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德文的Moderne,顾彬在这里的使用方式有“现代”、“现代性”、“现代派”等多种,中心意思是一种同中国的儒家传统相对立的以进步、科学和怀疑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性。但从顾彬的用法来看,其中也包含了西方的现代主义那种碎片、非中心、虚无的倾向(这其实已接近了后现代某些主张),是十分宽泛的概念。所以在本书的使用中,我们必须警惕,不要和专门的流派“现代主义”(如后面讲到的戴望舒那种“现代主义”)混淆起来,这种现代主义流派和思潮只是较广义的顾彬意义上的“Moderne”的一部分或一种表现。——译者注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从本质上因翻译而生的现代。翻译的艺术不仅对中国精神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发生了作用,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标准国语的形成。许多概念、指称和观念本来并没有真正的对应物,而是经由日本中转进入了汉语中。这个岛国更加迅速而彻底地仿照西方模式开始了自身的现代化,从而在1895年割占了台湾,1905年又赢得了对俄战争。东京在世纪之交时即已成为中国革命的青年的秘密首都。这里和别处一样,人们开始使西方科学适应于日语,而且尝试利用中国字符和借用来的汉字双音词。那些新鲜的表达法看上去常常就像是先前的中国术语再生和一次向中国的重新回输,而其实际意义已大相径庭。如此这般地,陌生者就以表面上的本土形态发挥其效能。特别对于句式和语法规则更是如此。不管是文学的还是科学的翻译都不应当、也不再能仅针对老派的精英层,而开始越来越多地舶来异域的语言资产并改变业已经典化了的文言。另外就是对于白话的缓慢承认,这种白话几个世纪以来作为东北部的口头语言越来越书面化了。关于这个复杂话题,特别请参见司马涛(Thomas Zimmer):《白话:中文口语书面化问题——基于敦煌“变文”的形态特征做的描述》(Baihua. Zum Problem der Verschriftung gesprochener Sprache im Chinesischen. Dargestellt anhand morphologischer Merkmale in den “bianwen” aus Dunhuang),奈塔尔:斯泰纳出版社(Nettal: Steyler)1999年
言文分离曾是帝制中国的一个标志。人们并不照所说的那样去写,也不照所写的那样去说。试比较Erhard Rosner:《书面语:现代中文中的言文并列现象研究》(Schriftsprache. Studien zur Diglossie des modernen Chinesisch),波鸿:布洛克迈耶尔出版社(Bochum: Brockmeyer)1992年。然而这种规则其实还在语言改革之前很久就遭到了破坏。这里有两个演化特别重要:戏剧和小说文化的形成,它们很少遵照文言文而开始适应于当代的语言情境,还有就是一种通常被西方人称为“Mandarin”的官话的使用,官员们为了更好地实现交流,把它从北京地区携带到了外省。普通话,即所谓北京方言,在最近一千年中的形成史过于复杂,这里不能详述;在此参见林焘:《北京话是如何形成的?》(“Wie entstand das Beijinger Mandarin？”)，由Elke Spielsmanns?Rome和Huang Humin译自中文,载于《东方/方向》(Orientierungen)1／1990,53—79页。书面语和交流语言相互调协而生出的一个自然的、然而也是典型的结果,就是一种混合了两类不同风格的形式,这种形式首先在文学中可以碰到。小说《红楼梦》(1792)在这方面可被视为代表。这里试比较司马涛的文章《白话的一个早期先驱?在经典传统和民间现代性之间》(“Ein früher Vorl?ufer der Baihua? Zwischen klassischer Tradition und volkstümlicher Moderne”)，收入顾彬编:《红楼梦研究》(Hongloumeng. Studien zum “Traum der roten Kammer”),伯尔尼:彼得·朗出版社(Bern: Peter Lang)1999年,109—129页。人们应该认识到,由一种混合语言形式取代言文分离已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它在唐代(618—907)就已开始,至今还没有最后的结果。仅仅是那些很少被书面化,也许根本无法书面化的方言如广东话、福建话或上海话的存在就证实了这一点,这些语言从来就没有像北方中国话那样得到官方支持。然而在这一漫长过程中也可以分辨出不同的若干阶段来。清代(1644—1911)末年的语言实践被民国的改革者提升为规范。白话教育是一种新民教育,要为新国家形态的统一服务。但我们不能把这种教育想象成多么有系统性。白话在语言发展上毋宁说是一种半成品。它在其间(1926)被国语,在今天又被普通话、被标准汉语所取代。这同1949年后才在大陆开始推行的,直到最近才在台湾、香港以及澳门显出影响的语言规划有关。这里试比较马汉茂(Helmut Martin):《中国语言方案》(Chinesische Sprachplanung),波鸿:布洛克迈耶尔出版社1982年。然而1949年这一休止符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言改革成了应用于世界范围的,规范今天中国人共同语言的标准,而这也将重要的注音系统“汉语拼音”一并包括在内。尽管继续有不同的中文语言和注音形式被日常使用,然而它们绝不能指望获得约束力甚至普遍效力。
自然,中国之迈入世界历史、世界市场、语言共同体和世界文学并非是在过去100余年间骤然发生的。这里不言而喻地已经有了一个很长的预备阶段,大体上最迟可以算作从1517年葡萄牙人抵达南中国海开始。即使在“新时代”(Neuzeit)为了和我们的习惯概念区别,我把这个词——本可以译成“近代”——翻作“新时代”。西方汉学在传统上把宋以后看作“近代”的开始,先秦是上古时代,秦到唐宋是中古时代,这自然是对西方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划分法的挪用。——译者注伊始、从南宋(1127—1279)以来,中国就总是做出闭关锁国尝试,然而同西方的零散接触总有发生,留下的痕迹也比迄今所设想和证明了的要丰富得多。要把中国新近的发展从遥远的过去推导出来的想法,因此并非全然不合情理,可是像那种在美国倍受青睐的对内源性因素的过度强调,也是不合适的。在我看来“挑战和回应”(challenge and response)模式至少到1839年前要比一个完全自发的现代化的命题来得恰当些。反之,欧洲的“新时代”在多方面受惠于中国影响(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的事实,同样很早就得到了承认。因此,在两种情形下,我们都最好是说一种或多或少的共同发展,它在深层发生,而不是像今天那样完全在表层上显现出来。
隐藏在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内源或外源因素讨论背后的,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是经由一个断裂还是再发展而发生,是经由革命还是进化?这里见仁见智,一个最终的答案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真相大概居于两者之间。我们拿文学体裁的转换来作例子,普实克极其敏锐地把这个转换指为一种现代文学在中国发生的表征。普实克(Jaroslav Pru°?ek)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Studien zur modernen chinesischer Literatur. 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柏林:学院出版社(Berlin: Akademie)1964年,12—13页。这个转换并非随“五四”(1919)新文化运动才发生,而是在之前几个世纪中,当仕途无望的文人们开始转向戏剧和小说时就已出现。诗歌和散文适合于闲适与冥想,因此对于拥有田产的士大夫文人来说就是最雅致的表达手段。而当进仕同文学在明代(1368—1644)开始分离时,一种新的艺术家类型出现了。简单地说,这类人开始为“市场”工作和“出售”其产品。然而这一时期出现的小说戏曲的流行,还不能仅由作者地位的改变来解释。随新时代的开始,中国生活变得日益复杂。发达的货物流通有利于城市发展,因而导致一种“城市”文化形成。现在出现了一个数量可观的观众群体,将生活中的种种纠葛作散文式而非诗意的加工处理更受到他们欢迎。连作者们自己似乎也更偏爱一个行动的而非沉思的主人公。于是,在中国就如同西方一样,诗歌艺术开始让位于小说和戏剧,也就是非偶然。由此看来,似乎从世纪之交肇始的体裁转换就可以解释为纯然内生型的了。然而这样一种观察未免太过形式化。因为传统的中国小说叙述并不会集中于一个唯一的主人公、一个唯一的事件,也不会允许超出体制内批评的范围去探索国家和社会。
于是短篇小说的引入——不管是作为一种专门体裁,还是作为短小的故事来看待——在“五四”时代就相当于一次革命。单一的主人公就和作者一样(他们之间自然不必是同一的)成为了颠覆者。社会关怀和社会分析不再为了去费劲地调和矛盾,而是要引发人们渴望的对现存关系的颠覆。所以在年轻的共和国的小说中,在那种对于一种民族语言和国民文学的要求里面,总是潜藏着一种反叛之音。体裁转换于是就不仅仅是从一种文学体裁向另一种的变更,它同时还一定在语言及典范变迁之外包含了一种意识形态转换。这自然涉及到中国社会精神上的承负者们。撇开少数尚存的保守派代表人物之外,在科举考试取缔后产生的新精英层把自己看作是一类受西方影响的、反传统的、不安分的知识分子,它同过去本质上以平衡为宗旨的精神相区分。他们以批评性分析为务,而非优美的静观。他们的目标是中国的未来,一个他们还将一直执迷到今天的目标。这种“对中国的执迷”(obsession with China)——夏志清(1921年生)夏志清(C.T. Hsia):《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纽黑文和伦敦:耶鲁出版社(New Haven u. London: Yale)1971年,533—554页。在这个上下文联系中也可比较仇恨所扮演的角色,见:Hans Kühner:《关于仇恨在文学中所起的(非)促进作用：一些中国实例》(“Von der (Un) Produktivit?tdes Ressentiments in der Literatur. Einige aktuelle chinesische Beispiele”)，收入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和Jens Damm编:《中国文学:梅薏华七十岁生日纪念作》(Chinesiche Literatur. Zum siebzigsten Geburtstag von Eva Müller),明斯特:LIT出版社(Münster: LIT Verlag)2005年,29—40页。用此说法言简意赅地命名了这个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如此典型的态度——也向文学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性特征的问题。我的以下论述遵循李欧梵的《文学趋势Ⅰ:现代性的找寻(1895—1927)》(“Literay Trends Ⅰ: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18951927”),见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编《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12卷(中华民国)第1部分,剑桥等地: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a.: Cambridge UP)1983年,451—452页,499—504页。
“对中国的执迷”表示了一种整齐划一的事业,它将一切思想和行动统统纳入其中,以至于对所有不能同祖国发生关联的事情都不予考虑。作为道德性义务,这种态度昭示的不仅是一种作过艺术加工的爱国热情,而且还是某种爱国性的狭隘地方主义。政治上的这一诉求使为数不少的作家强调内容优先于形式和以现实主义为导向。于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艺学探索经常被导向一个对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和时代经常是紧密相联的特性和世界文学的观念相左,因为后者意味着一种超越时代和民族,所有人都能理解和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文学。而想在为中国目的写作的文学和指向一个非中国读者群的文学间做到兼顾,很少有成功的例子。
这里触及的问题自然与在一个改变了的世界中的身份制造有某种关系。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还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相联结。这就是他律和自律(Fremd?und Eigenbestimmung)的复杂情结。现代性期待单个人的自我设定。为此需要自我的强健(Ich?St?rke)和承受能力(Durchhalteverm?gen)。然而现代性的特征同时又是由于缺乏自我的强健,大多数人宁愿选择他律。这种他律在文化和文化之间、国与国之间各有不同表现。在中国的情形下是民族国家、祖国提供了身份获取的可能性,在时间进程中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作家和艺术家都俯伏于此。这是西方不满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实质性原因。
那么“对中国的执迷”在狭义上又会意味着什么呢?这后面隐藏着两重意思。第一,把中国看成一个急需医生的病人。医学的隐喻手段因此就必不可免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在这层关系中机械的归类就带来了灾难性影响:疾病和传统被划上等号,以至于现代性成了推翻偶像的代名词。直到今天中国的语言空间中还存留着一个被低估的过去和一个被高估的当代观念的影响。第二,因为政治理由和社会危机才向现代转向。现代对于文人们来说其价值通常不在自身,而在于它服从于实践的需要。它似乎是治愈病夫中国的保证。那就意味着,首先并非是艺术冲动促使作家同过去作别,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衡量。文学因此主要被看作为社会抗议的手段和实际变革的工具。现代在中国也就具有了同在西方不太相同的含义。它绝不表示那种两重性的互相对立的概念,就像它从工业化及浪漫主义以来在西方世界开始形成的那样,即:一方面现代被理解为一种科学技术进步的保证;另一方面又被当作对苟安的市民阶级所承载的物质主义唯利是图思维作根本批判的工具。而现代在中国毋宁说完全是单边性的含义,几乎单单只是为政治服务的科学和技术。所应当做的是塑造外在物,而不是在同社会的斗争中,把内在作为一种有意义与持久性改变的唯一可能的安全之所加以维护。自从浪漫主义以来在西方文学中如此明显的悲观主义与绝望感,对于现代中国文学来说当然并非陌生,然而它在现代中国被赋予了另外一种价值。夏志清德文引文译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536页。这样来勾勒一位西方作家和一位中国作家间的区别:
他(指现代中国作家)和现代西方作家一样都有一种恶心、甚至绝望的幻影。然而因为他的幻影没有超出于中国,他就同时为希望、为西方或苏联体系的输入敞开了大门,这些体系能够将他的国家从当前的颓废状态中解放出来。要是他有勇气或洞察力,能够将他在中国所遭遇的,同现代人的局限性并置等观,他就成为了普遍性现代文学的固定的一分子。然而他没有勇气这样做,因为这样就剥夺了自个儿生活改善、人的尊严复生的希望。
苦痛因此对于一位中国作家来说就不是意味着为人类生存而苦痛或苦痛本身,而是为了祖国的现状,这种苦痛相应地也就不是原则性的持久存在的,它迟早会通过积极活动而被克服。面对这样的一种态度人们不必非要去批评,也可以从好的一面来看待它,因为西方艺术所要求的那种绝对自由,也并不是自动地就会导向美学上的成功,这就像一种干预性艺术本身也不一定就会招致失败一样。在具体情形下导致一件艺术作品事实上伟大与否的是其间的转化。从这里的观点看来,西方针对中国艺术的指责,就像反过来中国对于一类孤芳自赏的艺术家的漠然都同样可以理解。在以下穿越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行程中,在我看来其他两个观察角度对于艺术成就的中肯评判倒具有远为重要的意义。一是一个迟来的民族国家的问题,另外就是历史篡改的问题。
美国的文学研究者奚密(Michelle Yeh)有一次讲到,在现代中国文学的事情上有一种“延迟性”(belatedness)现象。她的意思如下:从世纪之交以来开始以新文学名义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并没有同西方文学当时的状态接轨,而是在18和19世纪西方文学那里找到了其开端。这些自然也是现代的一部分,但它们提出的问题于百年之后,对于理解一个新世纪已不再具有绝对的中心性了。于是从西方角度看来,中国文学根本还在它能成为现代之前,就已经是老朽锈蚀了。如果没有斯洛伐克汉学家马利安·高利克在其作品中如此强调的一个比较性视角,对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协奏中的定位简直就不可能。一种系统内研究出于另一个理由可能也是必然失败的:就像中国近现代历史始终是阐释者的争论对象一样,现代文学的演化迄今为止仍未能从阐释的政治轨道中完全挣脱出来。一种重新书写,就像文学杂志《今天》所尝试的那样,显得确乎必要。然而只要档案还未曾全部开放,人们就没法摆脱受偏爱的观点与偏见。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抱着其有待检验的看法,各执一端。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是一件事情本身,而是一幅取决于阐释者及其阐释的形象。
Wolfgang Kubin先生1974年10月开始学习汉语，迄今却不曾用汉语写作，因此最好怀疑一下他的汉语能力。Dasha读过他讨论庄子的文字，汉语的，看来也是译文，他引用的里尔克第一哀歌的诗句，译文无疑是错了，但根据他对里尔克诗句的解析并与庄子文本的比较，应该说他的德语能力同样可疑——并不是会说汉语的人都能读明“'离骚”一样，不是每个操德语的人都能读懂里尔克。“不是每个操德语的人都能读懂里尔克”，一直劬劳为Dasha购买德语书籍的、德译过《诗经》、《孔雀东南飞》、《古诗十九首》、《唐诗》的德国大大姐曾多次对Dasha这么说。所以：
Wolfgang Kubin先生的书不读也没有太大损失。 各花入各眼呀，书是个缘分，不妨看看他的书再做结论，没有到过日本的叉叉不是也写了《菊与刀》？没有去过德国的鲁迅不是也翻译了不少德国文学作品?没有去过美国的我不是也想弄张绿卡？
老大多推荐好书，我们好有个比较呀。 引用第3楼bulunuo于2009-03-18 13:25发表的 :
各花入各眼呀，书是个缘分，不妨看看他的书再做结论，没有到过日本的叉叉不是也写了《菊与刀》？没有去过德国的鲁迅不是也翻译了不少德国文学作品?没有去过美国的我不是也想弄张绿卡？
老大多推荐好书，我们好有个比较呀。
这个恐怕用“各花入各眼”来解释只能归结为“和稀泥”。当下，夏志清、Kubin的风行，只能说明“远来的和尚好念经”、“媳妇是别人的好”……比如夏志清，远在米国，时局所限，对大陆1949年以后的文学作品读过的甚少，就胆敢率而操觚……可能更说明其人“为学”的动机。Ruth Benedict的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究竟有多少价值，傻不敢妄议，但Dasha宁愿多看几部NHK的“大河剧”。 没有去过德国的鲁迅，其人的德语未必不济，就像朱生豪没出过国，但并不减损其译莎剧的经典。这里，bulunuo兄其实在偷换概念，Dasha前贴说Kubin的汉语值得怀疑，与到没到过所及语种的国家无关。Kubin多次到过大陆，与许多诗人和所谓诗人过从甚密，但到过中国并不能证明其汉语过关。相反，鲁迅先生、朱生豪，没去过德、英，未必其人的德、英语不佳。
好书，自然很多，傻以为，首先，最好不要流连于不着边际的译作、夏志清、Kubin之流这样的自己都一头水雾的神奇的文字。
关于前贴Dasha提及的Kubin的可疑之处（更正一下，岁数大了，记忆有误，Kubin那时引用的是“孟子”而非“漆园”），请移步：
http://www.douban.com/note/14582977/ 前面本来写了些措辞激烈的话，后来给删去了，换成个委婉你一点的话，不过是敬重你来得早。你不通的地方更多。比方说，他不能用汉语写作，就读不了汉语文学了？就理解不了了？举鲁迅的例子无非说，人的理解能力很强，我也没有见过鲁迅的德语作品，但他未必理解不了德国人的作品。我又怎么偷换概念了？
至于远来的和尚会不会念经，好说呀，你举个比顾彬这个优秀的大陆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来，大家看看你的优秀是个怎么样。夏志清为年轻的研究者所热爱，怕也不是什么秘密，如果怕，不妨写出更优秀的小说史来。
不过，嘿嘿，如果兄能够提供一些原版的理论著作（英语呀，德语我看不懂），就更好了，毕竟是中级认证，而且现在又是读书节。
至于动机不动机，又不是破案；至于雾水之神奇文字，不妨先放一下，关键是要找那些能看懂得先，这是我们英语老师告诉我们的。
呵呵。得罪得罪，关键是原版书，听说中级的技术水平高，远非学士能比……兄能搞到这本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电子版乎?还有一些书，都可以商量呀。 http://www.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2605190&d=B666587B479E760F71B1BEDCDA58BC4E#ctop
【作 者】罗青著
【丛书名】尔雅丛书
【形态项】 290 ; 19cm
【出版项】 尔雅出版社 , 1985
【ISBN号】 I207.25
【原书定价】 TWD100.00
【主题词】新诗(学科: 文学评论 地点: 中国 年代: 现代)文学评论
【参考文献格式】罗青著. 从徐志摩到余光中. 尔雅出版社, 1985.
没有试读。 文学理论入门与实践
作者: （德）奥斯特海默, （德）克拉维特
isbn: 756007393X
书名: 文学理论入门与实践
页数: 382
定价: 39.9
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8-3-1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 (English Language Series)
ISBN: 9780582550131
定价: GBP 22.99
出版社: Longman
装帧: Paperback
出版年: 1973-03-12 另，兄谈谈冯至早年间对里克尔的翻译 呀。
又名: Geschichten vom lieben Gott
作者: 里爾克
译者: 黃瑞華
副标题: 里爾克寫給童心未泯的人
ISBN: 9789576074974
页数: 158
定价: NT$ 190
出版社: 究竟
装帧: 平
出版年: 2000年8月
这些都是电子书就成。 葬我于雪
作者: 洛夫
ISBN: 9787505700826
页数: 160
定价: 3.10
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1992 德国文学史(第1－5卷)2007-10-08 tags: 德国文学史 [ 7人 ]
卓越。安书祉的汉语不甚高明，但对德语的理解绝对是一流的，无论是当初为“Nibelungenlied”正名还是本书对人名中的“von”辨析、对“Meistersinger”的考据。总之，读安书祉的书，能够安心在书中得到福祉：学到好东西。
第1－2卷读秀有试读。
http://www.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168261&d=DFF1AC509E65C1223E86D8DF88D50FB8&fenlei=0906#ctop 世说新语校笺
作者: 杨勇
ISBN: 9787101051100
页数: 4册
定价: 88.00
出版社: 中华书局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6 我一直做梦能当上图书馆采编部门的头头，列张书单让他们给我买书……
现在有了电子书，多少欲望减少点，希望有牛人送电子书。以上列出都是傻兄读过，如果有可复制粘帖的，兄勿吝啬呀。我辈穷且无所依托，找本书比登天还难；每次买书心里都要盘算半天。真的很辛苦呀。 请楼主注意，此地不是求书版。版面资源珍贵，请您规范自己的发帖内容。谢谢。 尊兄明指，这是我在读书参考最后一个主贴了，呵呵。 变调的帖子，怎么求起书来。。。
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议事时，感慨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乃到园地，则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慼无异庸人。虽布鲁诺公不免此累。 没有办法，先要吃饭才有力气搞点东西；现在混到吃饭艰难，自然想法多了一点。这一点参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论痛苦一节，他说人生就是痛苦，无非是一种痛苦代替另一种痛苦（痛苦的变形）。又可参考尼采关于本能的论述，一家人吃饭，火灾了，赶紧逃命，火扑灭了，继续吃饭。又可参考李泽厚关于文艺的论述：先解决了吃饭问题，才能考虑文艺。又可参见鲁迅所持有的文艺起源的说法：工作累了，休闲一下，搞出个文艺，就是所谓劳动起源说呀。又可参考王国维的论述：文艺有吃饭的文学与锦绣的文学，他力主游戏的文学。没有力气游戏个啥呀。 引用第5楼bulunuo于2009-03-18 15:38发表的 :
前面本来写了些措辞激烈的话，后来给删去了，换成个委婉你一点的话，不过是敬重你来得早。你不通的地方更多。比方说，他不能用汉语写作，就读不了汉语文学了？就理解不了了？举鲁迅的例子无非说，人的理解能力很强，我也没有见过鲁迅的德语作品，但他未必理解不了德国人的作品。我又怎么偷换概念了？
至于远来的和尚会不会念经，好说呀，你举个比顾彬这个优秀的大陆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来，大家看看你的优秀是个怎么样。夏志清为年轻的研究者所热爱，怕也不是什么秘密，如果怕，不妨写出更优秀的小说史来。
不过，嘿嘿，如果兄能够提供一些原版的理论著作（英语呀，德语我看不懂），就更好了，毕竟是中级认证，而且现在又是读书节。
至于动机不动机，又不是破案；至于雾水之神奇文字，不妨先放一下，关键是要找那些能看懂得先，这是我们英语老师告诉我们的。
呵呵。得罪得罪，关键是原版书，听说中级的技术水平高，远非学士能比……兄能搞到这本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电子版乎?还有一些书，都可以商量呀。
Dasha不怕“措辞激烈”，只怕胡搅蛮缠。
兄反问说Kubin“就理解不了了”，Dasha前贴给的链接恐怕已经说明他至少读不懂孟子和里尔克。
兄说：
你举个比顾彬这个优秀的大陆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来，大家看看你的优秀是个怎么样。夏志清为年轻的研究者所热爱，怕也不是什么秘密，如果怕，不妨写出更优秀的小说史来。
如果抛开对大陆现当代文学史中所含的“党性”的固执的反感，没有一本，至少在资料掌握上会比他们二人的逊色。至于某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才是“各花入各眼”的问题，但是，如果管中窥豹就敢月旦人物，立论的根基本身就是空的。相反，就是按照“阶级论”书写出的不被你看好的文学史，也是言之有据的。你可以从情感上否认其结论，却无法从逻辑、学理上驳倒其结论。
WOI版提醒你这里不是求书的板块，你也不必大动肝火，Dasha倒一直有好书与人分享的坏毛病，在此先得罪一下WOI版，违反一下版规吧，认罚：
1. Kubin此书，Dasha毫无兴趣，不可能买纸本，等CX日后电子化吧
2. 《从徐志摩到余光中》，Dasha没有读过。
3. 《文学理论入门与实践》，卓越购书时凑数买的纸本，Dasha在豆瓣里对其并无好感。
4.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 (English Language Series)
ISBN: 9780582550131
下载地址：http://rapidshare.com/files/46171668/leechpoetry.rar.html
解压密码：englishtips.org
5. “Geschichten vom lieben Gott”，大陆有多家译本，黃瑞華譯本并无高明之处。此书纸本，为本坛一位台岛书友惠赠，没有心思扫描。
6. 洛夫《葬我于雪》，Dasha在豆瓣里贴出了OCR并初校的文本，那时ABBYY FineReader还未升级到9.0.0.1019，还不能OCR中文。PDG如果需要，请PM兄的邮箱给Dasha。
7. 范大灿主编《德国文学史》，纸本Dasha都有，CX目前电子化了第一、二册，Dasha下载了大图JPG，如果需要，请PM兄的邮箱给Dasha。
8. 杨勇先生的《世说新语校笺》，CADAL上有台北正文书局2000年版的DJVU，Dasha手中的纸本是一位台湾大兄惠赠，此外，也买了中华书局版。DJVU如果需要，请PM兄的邮箱给Dasha。 果然是大好人呀，嘿嘿。我最喜欢看书了，可恨一是要吃饭二是语言障碍，不及兄能看懂多门语言。读原著是最好了，翻译总不免有误差。特别是诗歌，刚才看兄谈里克尔的《佛祖》一诗，就感觉里克尔非常妙的诗人呀，将力与距离的感觉把握的相当好（读了兄的翻译及参考了英文）。特别是他是大星，光芒掩盖周遭小星，使我们不得见。(这种将佛比喻成太阳，让人想到鲁迅在翻译《如是说》里面查拉图斯特拉对太阳的话（他感觉自己也同太阳一般）。
至于出错，或者是美丽的误读（好听些），我看都难免，我常看日本汉学家读唐诗，也有“扭曲”的地方，但我只是欣赏，毕竟有别一种声音。
文学，在我看来总不免是审美活动，不是科学。所以我对国内文学史避谈作品好坏（或曰春秋笔法）感到好笑。审美总有差异，以显示审美者眼光的高低，^_^。
所以我就开始感谢yngwie 多次应助，感谢其他兄台赞助，感谢sha兄赐书。也许未来将证明，我们不过是伟人光芒下看不见的那些小星星，但至少热爱过，就够了（说不定什么时候日食了，我们也能露把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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